全球化、相互依赖与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互依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6)04-0075-11
一、引言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全球化”这一概念的含义和用法，探讨全球化的特点，并试图将这些特点与全球化带给教育的一些影响(仅仅是一些)联系起来。本文的讨论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全球性的相互依赖影响着教育的方方面面。这些讨论背后的基本信念是：面对着正在全球发生着的剧烈而迅速的变化，我们在教育方面投入的所有努力都必须重新审视。
关于“全球化”，学者们已经提出了很多的定义。其中戴维·郝尔德(David Held)提出的定义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他认为全球化就是“越来越紧密的全球联系，它使得某地区发生的事件受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的影响，同样该地区发生的事件也会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影响”[1]。吉尔·布拉克莫尔(Jill Blackmore)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定义，他认为全球化就是“日益加剧的经济、文化、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相互依赖，以及由于资本、劳动力和信息的全球流动带来的跨国金融和跨国政治的形成，中间同时伴随着同化和异化两种趋势”。[2] 上述两个定义都非常强调日益加剧的全球性相互依赖以及一个地区会受到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影响的可能性。布拉克莫尔还注意到全球化带来了两类结果，一是同化——它们使得世界各地的事件变得越发相似，另一类是异化——它们使得世界各地的事件变得越发不同。这种听起来很让人感到迷惑的两类结果是当今全球化复杂性的重要体现。
二、全球化的三种理论
本文的讨论以“全球化”的三种理论为背景知识，这三种理论可分别称为强势理论、怀疑论和转型论。
强势理论认为全球化最初是由全球经济领域发生的事件引起的，而后者又是由人为无法控制的全球力量所决定的，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世界各国都结构性地依赖于国际资本，而国际资本的产生和使用又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的行为所决定的。这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影响力代表了结构性权力和权威的重大转移，它从民族国家转向非国家代理人，从国家政治体系转向全球经济体系。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在各个领域都能找到，国际贸易常常被作为一个首要例子，在国际贸易中跨国公司的行为体现着它的市场控制力。目前跨国公司的贸易几乎占到了全球制造业贸易总额的80％，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贸易中略超过一半的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即跨国公司在一个国家的子公司与其在另一个国家的子公司进行的交易[3]。强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可能不会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遭遇毁灭，但它的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所得正被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和能力所左右着[4，5]。
强势理论有时被称为全球化的“趋同论”，由于布拉克莫尔的定义认为尽管全球化由跨国公司的行为所决定，世界正日益趋同化为一个共同的体系，有着相对一致的行为和特征。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决定力量本身就是全球趋同的一个证据：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抗拒跨国公司经济渗透所带来的影响力和资本。
而怀疑论认为世界各国已经趋同的观点既过分夸大又过分概括。整个世界，尤其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还远没有像强势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同质化，它们在行动上仍然是互相独立的。怀疑论者指出，如果认真分析数据我们会发现全球化带来了多种地区性的效应，贸易再一次成为有力的例子。尽管当今全球经济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高度统一的贸易制度或贸易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所规范，但同时世界各国也签订了数量空前的地区性贸易协定或双边贸易协定。事实上，一些证据表明当代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并不是前所未有的，与以前的世界帝国时期或20世纪帝国主义衰退时期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相比，当今经济的全球化程度从其所覆盖的地理区域来看还远远比不上。
第三种理论是转型论。转型论者指出目前全球化的水平和程度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反驳怀疑论的观点，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水平，尤其是市场相互关联的程度和消费者至上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然而，不像强势理论的支持者们，转型论者并没有找到充分有力的论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相反，他们看到了一个高度异质化的世界，虽然它的一些部分、一些国家或者一些地区变得越发相似，但其余重要的部分变得越发不同。转型论关注由全球化带来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看到了一种新的全球分层。这种全球分层最早是从1980年代的“新国际劳动分工”开始的，目前已演变成为一场彻底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国际资本总是无情地在全球寻找廉价劳动力从而给世界各地的劳动力带来了损害。[6]
转型论强调指出全球化的过程产生了绝对的赢家和输家。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派提倡一种不平等政治，它促进竞争的市场经济，提倡税收减免，但反对工会主义和对劳工的保护，提倡减少政府管制，以日益增多的私人部门替代政府部门。这些政策的总的后果是愈发严重的不平等。
我认可全球化的转型论，并以之贯穿本文始终。我相信历史终会认识到过去的四十到五十年在推动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工业革命一样的重大。
三、全球化的一些后果及对教育的影响
目前我们提供教育和理解教育的方式，不管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源自于工业化时代，源自于培养人们完成工作任务和适应组织化的社会结构的需求。当代的全球性相互依赖的一个重要产物就是知识社会，也可称为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7] 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带有信息社会特征的组织机构，例如组织扁平化的跨国公司，但我们还没有将这种全球化的视角延伸到学校和教育领域。
1.全球化使很多“界限”变得模糊而可以渗透，人员、活动和商品可以经此自由流动。世界变得越来越具有渗透性，界限越来越模糊，限制越来越少，如对人们去哪里，他们如何思考，得到怎样的激励，从事何种类型的工作，享受怎样的消费，如何分配家庭之外的时间，以及信仰什么等等这类问题的限制越来越少。这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要表达的含义，他说“地球是扁平的”，我们以各种方式“看见”彼此，这些方式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8] 由于移动电话、卫星通讯、计算机和网络等新技术的发明，我们得以互相“交流”——寻求知识和合作，提高了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相互作用的频率和效果。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如肥皂剧、网络游戏和国际事务一样的千变万化，它们以如此迅速而有效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以至于我们——无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常常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变化。
而我们的教育发展如此之慢，无法赶上并适应社会转型的步伐。当学校以外的世界——尤其是城市——已经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巨大改变，学校内的世界却依然一成不变。教育仍然是高度机械化的，通常建立在死记硬背的基础上，依据年龄划分学生群体，以课程的形式教学，这些课程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最后造就了一批批的毕业生，他们通常没有准备好怎样应对现实世界的问题和事件。[9] 在大学里，学生以院系为单位接受一定知识结构的教育，这种知识结构代表了我们用来组织知识的方式，即学科分类——历史、法律、物理、化学、经济学、政治学、艺术，即使我们已经认识到当今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所发生的大事—环境问题、国际冲突、过度移民、食物危机、能源使用和配置、卫生保健和疾病—都是跨学科多学科的问题，根本无法完全纳入到任何单一的学科范围内。
当现实世界不断变化、调整去适应这种日益明显的可渗透性(界限消融)，教育却远远落在了后面。几乎可以这么说：我们依然按照原来的方式组织和提供教育，培养和教育人们如何在社会中工作并取得成就，而这样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下面我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2.全球的不平等正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幅度在加剧。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产超过了最贫穷的54％的世界人口所拥有的财产[10]；五分之一的高收入者以牺牲其余五分之四的人口(尤其是收入最少的五分之二的人口)的利益为代价取得了自己的成就；世界上最贫穷的80个国家与它们在三十年前的情形相比变得更加贫穷。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各国也变得日益严重，尤其是在那些老工业化国家，他们取消了二战前的社会福利平等化政策，造成劳动者的相对收入份额下降，社会不平等加剧(图1.1说明了中国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新自由主义税收政策给穷人和中产阶级造成了与他们的收入不成比例的税收负担，使他们的相对社会地位进一步降低。
严重而广泛的不平等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影响了教育，最明显的是影响了穷人接受教育的机会。据全球教育运动(The 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估计，有1.25亿名适龄儿童，其中绝大多数是女童，不在学校接受教育。很显然联合国提出的到2005年为所有适龄人群提供教育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11]。大规模移民带来了双重后果：(1)数以百万计的人住进了没有学校的贫民窟；(2)造成了一个当地版的“末日迷踪”(Left Behind，美国热销的惊悚小说——译者注)：农村人口，原本从整个国家来看已经相对贫穷，又面临着精壮劳力被吸纳到城市地区导致精壮劳力缺乏的威胁，然而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却总是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带。疾病和恶劣的健康状况总是与贫穷相伴相随，世界各地的儿童不同程度地受到贫穷和疾病的困扰。关注一下水和卫生设施的提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全球性的危机：大约17.5亿人得不到足够的饮用水，21亿人没有适当的下水道设施[12]。这些不足和问题给儿童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每年超过500万的儿童死于水媒性疾病。
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我不想指责或批评什么，但是我想强调：随着世界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我们了解和掌握这些不平等情况的方式也需要随之改变。以前，国家间有很明显的界限，移民受到严格管制，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的限制，一国处理由社会不平等引起的公平问题的方式总是仅仅局限于该国内部。从某些方面来看，现在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但更重要的是，不平等已经渗透并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国际事务。例如，随着媒体的普及和广告的全球化，除了极少数人外，全世界人民被广告宣传的思想所淹没：当今是商品的世界，消费是首要目标，你的价值越来越多地由你的消费能力决定。这种思想迷漫到世界各地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期望，但是这种期望总是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所阻挠，由此导致了人们的不满并需要寻求一种政治体制来疏导这种社会不满。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长很复杂的争论，但我想说，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有合理的数据证明：正是这种相对不平等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导致国家无力维持一种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是“社会生存”所必需的[13]。如果不通过教育来改善不平等的状况，那么只有相对很少的一部分人有可能消费丰富的商品，社会不满情绪会更加严重。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为所有儿童提供教育是应对措施的第一步。
3.全球化使通讯发生了巨大变革，形成了一个数字化的世界，它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八家媒体公司(其中七家在美国)控制着全球媒体市场的生产，这通常被称为媒体公司的A-tier。考察一下发达国家的B-tier发现了类似的模式——一家或两家公司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媒体生产[14]。这种市场控制的方式赋予了世界新的通讯规则并造成了信号密集的通讯环境，使得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环境里。移动电话和无线通讯已经以令人叹为观止的速度遍布了全世界。菲律宾堪称世界人均文字信息之都，2004年它拥有0.28亿部移动电话，每天发送1亿条文字信息，移动通讯增长规模实现了预期每年20％的目标[15]。其他与移动电话/文字信息类似的通讯方式也在全世界广为流行，电脑游戏在全球的盈利额大大超过了电影；虽然互联网问世仅仅十年，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输和接收的方式，现在我们认为及时获得信息是理所当然的事。
更多的技术和突破蓬勃兴起汹涌而来。Google和Yahoo正考虑如何能使所有的纸质书籍通过它们的搜索引擎被人们访问和阅读。考察一下工程、医疗卫生和金融这几个行业的商业环境，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可以被数字化的信息都可以被传输，被使用，谁对哪些信息做了怎样的处理改变着整个世界处理事务的方式，而且随着企业不停地在全球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更少的能源或环境成本、更低的税收从而降低产品的成本，世界事务的中心也从一个地区转向了其他地区。对人类基因的研究开启了基因工程的探索，这项工程将使人们对疾病和健康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纳米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人们已经开始研究灵敏程度达到分子水平的感观设备……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每一位读者都能很容易地给出很多例子。
从上述讨论中我仅仅概括两点。首先，对很多地区来说，上述这些新技术及它们带来的影响尚不属于学校教育(高等教育除外)的范围。我们依然采取一百年前的那种教学方式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一位老师站着(通常站在教室前面以代表一种学术权威)给下面坐着的学生讲授课程内容，而学生被要求学习并掌握这些内容；有时学生可以接触到电影，电视传播或互联网，但这通常是例外；当跨出学校大门需要应对真实世界时，他们常感到无所适从。现代社会借助各种技术来促进通讯和交流，但这些技术和方式都被排斥在学校教育的范围之外。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找到论据说明学生觉得学校教育不仅枯燥无聊而且无用，它的首要目标只是教育学生应付考试，而考试通常被视为找工作或接受更高一等教育的通行证(但事实上考试已经不再胜任这些功能。印度前总理呼吁对印度的高等教育系统和整个考试结构进行改革，因为目前印度所提供的教育无法培养学生适应工作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了教育失灵的危机)。我们必须认识到外部世界是一个强大的教育系统，它有自己的一套规则、酬偿结构以及通向成功的路径。
我要说的第二点可能更具争议性，它是关于现有教育环境的一个假设。简单地说，教育的课程越落伍，对学生越没有用，我们需要花越多的努力来讲授它们而且效果越来越差。相反，我们要促进学生更加有效地学习就需要改善教学工具和改进教学方法，使它们与现代通讯方式保持协调一致。当然，这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进培训教师的方式，尤其要培训教师成为终身学习者和积极的技术应用者。
4.全球化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最初人们是为了寻找工作而移民)和愈演愈烈的城市化。我们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狂潮，绝大多数人从农村地区移入城市。2000年，城市居民的人数首次与农村居民人数持平。城市化的步伐造成了过度城市化问题，形成了很多巨型城市或者人口超过三千万有着卫星城的大都市。这次移民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政府提供居民基本生存条件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清水供给、足够的卫生设施、电力、交通、最低公共医疗保障以及维持社会秩序所需的条件。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也经历了惊人的人口增长和大规模的移民，这带来的后果或许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快速城市化使社会秩序严重受损，即使原本是为了全球化生产、贸易和消费的需要才在一些地区聚集了大量人口。
我的上述论述参考了联合国人居署(UN Habitat)关于过度移民的评论——《贫民区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lums,2003)。世界不平等的种种现状、越来越多的贫民窟，这些问题都凸显出为所有儿童提供最基本的教育这个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
5.全球化还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制度(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的传播联系在一起。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我认为，借助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它还将进一步在世界各地传播，而跨国公司也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受益者[16]。本文没有必要赘述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但需要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限定了必须有多大比例的国家资金进入私人部门(这是在那些新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的国家二十年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使得各级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更加难以解决，因为教育需要和其他公共部门竞争剩下的国家资金。市场竞争——新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也给予私人部门以特殊优惠，私人部门被认为是创新的源泉。此外，私人部门相对不受到管制，从这个角度来说，私人部门可以成为全球化教育进入社会领域的媒介。在亚洲，这种机制已经得到实施，它们将西化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产品引入本国市场并获得了认可。
6.社会变迁的主要压力除了来自外部力量(例如国际商品价格)，也来自国家内部的结构和压力。一个明显表现是相对年龄分层，年轻人总是比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更容易接受“全球化”的身份、角色和消费方式。从平常的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印记，它将年轻人与年长者区分开来——可以称为一种“全球化代沟”。从文字信息和游戏(这两者几乎都成了年轻人专有的文化活动)，从穿衣风格、毒品、音乐偏好等方面，简而言之，从所有瞄准年轻人市场的消费行为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年龄分层的现象。
7.全球化给教育改革带来的压力也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美国国际开发署、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等所倡导的经济和教育方面的项目紧紧联系在一起。毫不奇怪，这些项目倾向于把资金投入到与它们的组织使命一致的行动中去，对于教育类项目来说，就是把钱投入到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有利的项目中去。一个操作性的问题是这些机构所倡导的“改革”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需要进行改革的国家的需求。不论是何种改革压力，它们都随着全球化的思想和具体表现，通常还有教育学专家们一起渗透进了世界各地区。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全球化有很多特点，它们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层面同时发生着。为了更好地理解某一种全球化机制的重要性，例如劳动力外包及其影响，需要着眼于全球进行分析。资源外包的全球性后果是什么？谁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资源外包带来了怎样的全球性贸易？等等。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聚焦在某个地区进行地区性的分析，例如哪些地区从资源外包中受益，哪些地区因为资源外包而受损？地区性贸易和经济行为如何促进或阻碍了资源外包？地理上的接近如何影响或决定何种资源可以外包？等等。这类问题同样可以扩展到国家层面，例如印度和中国在促进或接受资源外包方面有哪些相似点和不同点？有时历史数据对国家层面的分析是很有帮助的。例如，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当老工业化国家已经非常依赖资源外包，日本却没有，仍然通过最优化地使用国内劳动力来实现经济增长；然而到了19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的成本部分地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而大幅上涨，无法继续与发展中的亚洲劳动力市场相竞争，从而日本经济也成为一个主要的资源外包型经济。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对国家层面的分析需要就劳动力成本和使用的迅速变化进行动态化的分析。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将分析扩展到次国家层面，在很多例子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次国家层面的变化是显著的。印度和中国都是全球制造业集聚的典型例子，然而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由此带来的利润都是高度集中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分配的。我们可以进一步追究这个问题，考虑它给群体或个体层面带来的影响，可以举例分析全球化的机制如何影响特定群体和个体的行为方式，例如个体如何进行职业选择等等。
这样的分析很复杂，还需要将教育考虑进来一起分析。有很多人已经朝这个方向做了很多的努力，并提出了一些细节性的建议(我在前面的全球化动态学分析中已经提到过)。为了完整地理解全球化如何影响和重塑着教育，我们必须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详细分析。
四、可能的前景
我想提出一些将要出现的可能的前景来结束本文关于全球性相互依赖与教育的关系的讨论。我也希望读者能自主思考由于日渐加剧的全球性相互依赖而带给教育的其他一些可能的前景。
全球化给教育赶上技术革新的步伐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很多研究技术变革的学生相信我们正站在另一场技术变革的前沿，这场变革主要聚焦在微处理技术和纳米技术领域，它会切实地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文中我讨论了一些已经发生的巨大技术变革影响了我们进行交流、获取数据、想象、生产和搜索信息的方式。过去二三十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只是这场变革的开端，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科技领袖米哲奥·卡古(Michio Kaku)作的一个远景展望。[17]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学生？如果假定学生5岁进入学校，17或18岁时离开教育系统，我们应该怎样预测多年后的世界以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保证他们毕业后能从容地面对现实世界？许多颇具思想性的教育者提出，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培养学生如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如何应对可能面临的困境，而不应该再放在课程内容上，它只注重抽象知识的掌握。这种预想的学习方式是否要求截然不同的理解和提供教育的方式？很多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还要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解读终身学习的理念。每一个教育者都必须紧跟技术变革的步伐，不断发展和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不能固守自己已有的知识而不思进取。工程师们(还有很多物理学家)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现在的电子工程教育一般是五年，学生毕业时在学校所学的绝大部分知识就已经过时了。这给教育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学校必须持续不断地在教学设施、仪器设备和人员上投入资源，以保证教育能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在美国，即使是最顶尖的大学，例如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意识到自己必须与他们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合作企业保持密切合作和交流，以保证自己的毕业生具备相应的能力去获取成功。此外，在整个美国和欧盟地区，当企业意识到传统的教育机构无法跟上知识更新的步伐，所提供的教育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时，“企业培训”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许多公司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大学，而且这种趋势一直在继续。[18]
从上述发现还可以得到另外两点启示：其一，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创造适应性学习和适应变化型学习环境；其二，需要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进来共同提供学习机会。我们可以从仿真教学工具的开发中感受到适应性学习环境的吸引力，在仿真教学中学生参与到有着动态变化的练习中，从中可以训练和提高对这些变化的反应。[19] 从计算机和网络游戏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未来教学工具的发展。除去其中的暴力和色情因素，网络游戏如此盛行部分地原因是它们设计很复杂，变化很快速，富有挑战性，并运用可视符号，从而人们觉得很有吸引力，它们其实也是一种仿真学习。虽然教育游戏和仿真学习在过去的十年里有了巨大发展，但是相比于整个游戏世界来说它依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插曲。但是我想说，游戏世界是教育所必须面对和与之展开竞争的世界，而且只要在时间、精力、资本和创造力上有适当的投入，教育是可以与之匹敌的。
私人部门在这个过程中会是一个积极有力的合作者，部分原因在于它具有目标市场的灵活性，可以为特定的教育环境和群体提供特定的解决方案，也因为它没有义务将它的产品普及化到所有的人。这些特征有着积极的效果：使得私人部门可以不断创新，这些创新日后可以被公共教育部门所采纳。同时上述特征也有着消极的后果：私人部门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系统的分层，使得有经济实力的人们能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从而对社会和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而缺乏经济实力的人们则无缘享受这样的教育。
这种新的社会分层是新颖的，可能造成新的知识精英。复制原有的社会分层模式会导致当前相对处于优势的人们会永远地保持它们的有利地位——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我们都知道数字鸿沟造成了新的社会分层，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来说明这些新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如何导致社会分层的变化。
新的社会分层可能来自于纳米技术和微处理技术给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非同寻常的技术革新和快速变化。在高度动态性的情况下，创新的源泉通常不是那些最大、最具有实力的公司，虽然它们总是期望能在自己想要控制的领域里作出很多创新。微软公司和苹果公司，虽然通过不同的方式赢得成功，它们都成为了一种典型：最早的创新采纳者如何在与规模庞大并有着良好的金融支持但发展缓慢而保守的行业巨头的竞争中获得胜利。
在当今世界，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动态变化。美国政府每年仅仅在医疗卫生研究领域就要投入286亿美元——这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预算。这些钱有一部分被投入到政府性研究实验室，但绝大部分流向了错综复杂并且高度分散的研究系统，该研究系统由美国的顶尖大学及其配套的研究中心所领导。这种巨大投资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产出，包括大量有关美国或全世界的公共消费的基础科学。后续的产出会更加多样而复杂，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科学家投入到由政府投资推动的研究中来，这也使得私人部门可以借助新的应用来从事科学研发。这样政府推动的科学研究也给私人企业提供了新的发现、发明、信息、知识和创新。
这些发现和创新如何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是创建新的知识网络的核心问题，它们将形成新的产品模式，从而产生新的产业和知识精英。新的知识网络是高度结构化的，会产生新的社会分层，这对原来的“玩家”在知识环境中的地位提出了挑战，无论这些玩家是与政府紧密相联还是现有产业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种希望保持在创新前沿的动力带来了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如制药行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它们不断创新，希望通过控制市场来赢得竞争，最重要的是保护它们的价格策略以保证企业的利润流。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这种高度动态性的研究环境(由政府和私人部门共同创造，在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夹缝中建立起来)给教育机构带来了新的而且具有潜在激励的挑战，要求它们抓住机会，为自身的创新和学习开发新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