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的人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莎士比亚研究在我国已成为一个老而又老的课题，人们也难再对其投注更多的热情。但细读莎士比亚，我们仍感到其中有许多东西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别是莎士比亚悲剧中对人的认识与评价，远远超出以往我们从人文主义一般思想原则基础上对它的理解。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能增强对莎士比亚的认识。
一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是对中世纪基督教神本文化的一项反拨，它的理论基点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其核心是重新确立人在世界的主体地位，在古代人本文化基础上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中世纪的一切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神的至高无上权威受到猛烈的冲击。体现这一深刻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人又重新成为了文学艺术表现的重心。薄迦丘《十日谈》中关注的是人的现世追求。拉伯雷笔下的巨人形象以及米开朗琪罗塑造的《大卫》中，人重新得到充分表现，放大。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中也有一段热情洋溢的话语：“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对人的充分肯定和热情宣扬已成为人文主义者共同的思想倾向，而莎士比亚的那段著名对白似乎也被看作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们的共同宣言，并成为人们认识和评价莎士比亚悲剧思想的依据和尺度。
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当我们紧接上文那段著名对白细读下去，便会发现，哈姆莱特又说了一句：“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这里，哈姆莱特对人们所标举的生命存在价值直接提出了疑问，它使我们从人文主义思想原则的一般理解出发得到的对莎士比亚思想的认识陷入矛盾与困境。对莎士比亚悲剧作更深入的研究便不难看出，这种否定与怀疑的精神是贯穿在他的所有悲剧作品之中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从十四世纪的意大利开始，发展到十七世纪初，三百年间已经悄然地产生着一些深刻的变化，而这些深刻的变化最为鲜明地体现在对人的重新认识上。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到“这泥土塑成的生命”，寥寥数字所包容的历史文化意蕴却十分丰富。它展示了从古希腊时代到中世纪以来对人的认识所经历的复杂过程。《哈姆雷特》中的这段话也表明了西方人自文艺复兴以来，从发现人、确立人在世界的主体地位到在一个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再次对自我存在价值的严肃思考。
文艺复兴运动不是古希腊人文文化的简单复制，这一时代的人当然也不再是古代文化标举的人。在莎士比亚悲剧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被人为地戴在人头上的那道神圣的光环已经失色，人的至上地位、人赖以傲世的力量已不复存在，无论早期的人文主义者怎样努力，人最终未能取代宗教中神的位置，反而又重新成为一个问题。伴随这一变化的，则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的严重倾斜。
在莎士比亚悲剧中，人已经失去了在早期作品中的那种巨大的力量，也不再是命运的主宰，《哈姆雷特》中的那位优秀的丹麦王子，堪称“时流的明镜，人伦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但在他所面对的那个混乱的时代，在自身内在的重重矛盾的困扰下，这位王子始终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不能有所作为，最终落入敌人所设的陷井。这朵“国家所瞩望的娇花”也只能令人失望地凋谢了。同样，在悲剧《奥赛罗》中，作者笔下那位摩尔人，尽管“集阳刚之气于一身，静如巍巍劲松，动如狂风暴雨”，同哈姆雷特一样，堪称“一件了不起的杰作”，是出类拔萃的人中豪杰。但在悲剧中，这样一个顽强刚毅的生命也不过象一只可悲的飞虫，被牢牢地束缚在小人为他织成的蛛网里，遭到无情的吞噬。在莎士比亚所有悲剧中，人们已经看不到象卡冈都亚与庞达固埃那样的巨人。生命如娇花一般脆弱，不堪一击。《李尔王》所表现的则是对生命毁灭更为残酷的体验与描述，对生命毁灭无可奈何的叹惋。悲剧主人翁李尔王，尽管地有过无上的荣耀与权威，但在剧中，也只不过是一位风烛残年的可怜老人，经历人世的万般凄苦之后，无可奈何地退出人生舞台。在这出剧中没有一丝生命的辉煌。芸芸众生，李尔王与他的三个女儿，葛罗斯特和他的两个儿子，无论善与恶、美与丑、人生舞台的赢家或输家，最终不免在残酷的冲突中毫无希望地同归于尽，走向永恒的乌有。这出悲剧的意义似乎只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恐惧的末日审判图。而《麦克白斯》一剧对人的拷问更是达到了顶点。男女主人公的毁灭将人们引向了恐惧的深渊。在这里，人既无法把握世界，更无法把握自身，只能绝望地任由自己滑进黑暗的深渊，生命存在的恐惧压倒和淹没了现实中任何一丝希望之光。这种对生命存在的否定和无奈足以与宗教剧中的灾难描写相媲美。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对莎士比亚悲剧作品的严重误读。但纵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代表作中，这种人的自我认识危机和怀疑论倾向却是任何一位读过莎士比亚悲剧的人都能十分明显地体会出来的。在他的最后一部悲剧作品《雅典的泰门》中，作者的这一倾向也进一步得到深化。这部作品整个地充斥着主人公对这一世界几近于歇斯底里的无情诅咒，表现出生命对这一世界的彻底自弃。人连同他所在的世界一起崩溃了。无论怎样去解释这些作品，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确认，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作品中已经完全摒弃了他前期作品中那些天真的人文主义理想，特别是在人的认识上，莎士比亚对于生命存在的价值思考完全进入
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层次上。
二
与早期作品相比，莎士比亚悲剧中人的信念动摇最深刻的意义是作者对生命存在价值的深刻怀疑与重新思考。《哈姆雷特》一剧的要旨并不在于实施一个正义的复仇计划和实现重振乾坤大业宏愿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与行动者自身应具有的行动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要通过作品人物来完成他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追寻。这出悲剧中，哈姆莱特的延宕成为悲剧的焦点，也是历来人们争议的核心。就这一悲剧而言，哈姆雷特的延宕并非他不具备行动的外部条件与内在基础。不可否认，任何一个象这种涉及到国家统治权力更替的重大行动，不可能不遇上里里外外诸多方面的障碍，的确十分艰巨。但就复仇者哈姆雷特本身而言，这些困难和障碍完全可以逾越。哈姆雷特具有他的敌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他具有“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言，军人的利剑”等卓越的素质，也不乏狮子般的凶猛与狐狸般的狡诘。他十分成功地“用诡计对付诡计”，将罗森格兰与吉尔登斯送进坟墓。论行动的勇气，他可以凭着“少年的血气”，让波罗温斯一剑穿心，将克劳迪斯一命归天。同时，他也具有使敌手惧怕三分的广泛民众基础。这些足以使他能大胆地重振乾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现在我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干我所要干的事”。尽管有那么多的优势和行动的有利因素，但这位丹麦王子仍无法积极主动地实施他的复仇大计，反而一再犹豫、徬徨，处处被动挨打，最终还是走进了敌人给他设下的圈套，只能以鱼死网破的悲剧方式与敌手同归于尽，将“重振乾坤”的大业留在了身后。
很显然，哈姆雷特的悲剧性结局远非条件与性格能充分解释清楚。由延宕所导致的悲剧，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作品一再揭示的，哈姆莱特始终不能“摒弃一切的疑虑与杂念，把流血的思想充满我的脑际”，因而他复仇愿望的“赤热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当然，他也为之痛苦矛盾，为自己行动的延宕而一再痛责，但最终在这位“思想者”王子身上，“一切伟大事业在这样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行动的意义”。哈姆雷特是一位思者，而不是一位行动者，这便是莎士比亚给他设定的角色内容，要在他身上实现的东西。而哈姆雷特所思的便是长期以来人们争论不休的"To be or not to be"这一人的重大难题。可以断定，这一问题并非是单纯的对于复仇行动的选择，而是关涉到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刻思考。哈姆雷特一登场，这一人生价值的深刻思索便一直萦绕其脑际。在他眼中，世界是一座牢狱，“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自然，“生存还是毁灭”便成为他面对世界所要作出的首要选择。在哈姆雷特内心深处，怀疑与否定始终占据着上风。他惟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人世间的一切在他心目中都是那么的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这种极端悲观的思想并非仅出现在遭遇父死母改嫁之际，在整个《哈姆雷特》剧本中，主人公的言谈无时不在表现这种悲观的生命价值观。在墓地一场戏中，主人公面对坟地骷髅发表的那番看似调侃戏谑的言谈实际上十分深刻地表述了他对生命短促无常的感叹，带有十分浓郁的虚无主义色彩。甚至在面临生命攸关的决斗之际，这位王子也没有在头脑中摒除这样的念头。他说，“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一个人既然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只能一无所有，那么早早脱身而去，不是更好吗？”这样洒脱的赴死态度所缺少的则是一种身负大业者应有的慨然正气。行动成败在哈姆雷特并不重要，困扰他的始终是更为重大的生命价值思考。存在意义不能得到解决，一切所谓伟大的事业，包括复仇大计自然失去了最重要的价值。也正是在这种深刻的怀疑与否定的思想状态下，年轻的丹麦王子始终不能有所作为，甚至为自己在这样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担负起重振乾坤的重任而深感悲哀。
在《奥赛罗》一剧中，这种对人的自我认识危机得到进一步发展。尽管这一悲剧的主人公有着坚毅勇敢、为人坦诚率直等许多为人称道的品质，也能凭自己的骁勇善战与卓著功勋赢得声名地位，以其出众的人格魅力获得美满的爱情婚姻。但这一切仍不足以阻止他滑向自毁的悲剧。奥赛罗的悲剧是因为伊阿戈阴毒的诡计和他性格中的缺陷所致，使他最终被“血气蒙蔽了清明的理智”，走向毁灭，而这一切的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则是他自我认识上的危机。奥赛罗虽然在剧中反复强调着自身的价值，但在他所有自恃后面，人们还是不难看出隐伏着的深层的自卑情结。生活在一个疏异的白人社会中，奥赛罗对它充满猜疑，他的内心实际十分虚弱。特别是伊阿戈在离间他的夫妻关系时，向他指出，从民族，肤色，阶级等各方面看，他的婚姻都是违反常情的举动，是意志的荒谬、习性的怪僻。奥赛罗的虚弱心理防线实际上已经开始崩溃。他除了让伊阿戈帮他留意外，还自惭地觉得自己的确黑而丑，缺少绅士的温情、谈吐，而且年龄也偏老，觉得自己与苔丝狄蒙娜的结合是自取其辱，深深地体会到了婚姻的烦恼。从那一刻起，奥赛罗的自我价值已经开始动摇，生命的支柱开始倾斜。他感到自己“生命的源泉枯竭了，变成了死水”。最终他丧失理智，让“饮血的欲望”充满了恨情，亲自扼杀了心中至爱的女神，美与善的化身，毁灭了自己的一切。人们高扬的理性力量、心目中神圣而美好的生活理想被毁在奥赛罗自己的手上，这不能不说是人文主义者标举的理想原则的悲哀。这出悲剧中，人们难以体会到“爱及人类不可征服的精神”，相反，更多的则是信念的动摇。
《李尔王》将对人的怀疑与否定更为直接地指向人自身。如果说《哈姆雷特》与《奥赛罗》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生命价值的实现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那么《李尔王》则更为直接地关注了人的本性问题。这出悲剧要论讨的便是人的本性迷失与归真。李尔王一意孤行地分割国土，对爱女无理进行惩戒并横暴地驱逐他的朝臣，他是一位性情暴戾、听信谗言的昏君。在位时的李尔已迷失了他的善良本性，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势遮蔽。他的悲剧也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荒原上，李尔王遭受风雨雷电的无情冲刷何尝不是一种天谴。也正是因这种一无所有，饱尝人间种种灾难与不幸，李尔王身上一直被权势遮蔽的本性才得以归真。但李尔王本性的归真、良知的复苏却并未给人们展现出这个世界的一线亮光。“一切都是凄惨的，黑暗的，阴郁的。”李尔王的一切在一个震撼人心的时间得到最终裁决。本性的归真、与爱女的重逢与和解之际也是父女二人生命终结之时。这一悲剧性结局寓意深刻。重新获得也意味着彻底的丧失，本性的归真和爱的复苏与这一世界已没有联系。李尔王悲怆的呼叫：“不，不，没有命了！”令人震颤。悲剧主人公带着人世间最深切的茫然与失意、对人自身的困惑与疑问走向永恒的另一世界。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人文主义者们对人的信念已经产生了根本的动摇。
在《麦克白斯》一剧中，这一思想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达到高峰。悲剧主人公麦克白斯是一名功勋卓著的战将，由于权欲和野心的过度膨涨而犯下弑君篡位罪行，最后导致覆灭。这出悲剧并不象莎士比亚其它悲剧那样，着眼于性格与环境的冲突，也不仅仅是某种道德伦理的批判。麦克白斯一开始并不象克劳狄斯和伊阿戈那样有着鲜明的道德伦理标签。在他身上也曾有过“太多仁慈的乳汁”，也想“以圣洁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最终却在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引导下，走向无可返回的毁灭之路。莎士比亚在这一人物身上看到的是人性中最为阴暗的东西，体现出较之其它悲剧更为深刻的生命存在危机。作为一名战将，麦克白斯对自己人身价值有充分的信心，也不惧疆场的浴血厮杀，并能凭借自己的骁勇善战获得巨大成功。也正是这样一个自信“凡是妇人所生的都不伤害到”的人物最终也无法逃脱毁灭的命运。麦克白斯的毁灭不仅仅由于他权欲野心过度膨涨，逆天行事，开历史倒车。事实上，麦克白斯从一开始便始终未能把握住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他一直被一种超越自身理性的、更为强大和可怕的力量所摆布，使他无法自拔。而这种可怕的力量又来自于他自身。权力和成功的强烈欲望是麦克白斯所有行动的原动力。这一动力曾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使他成为战功赫赫的民族英雄，但同时又是导致他弑君篡位血腥罪行的动因。麦克白斯正可谓既成于斯也败于斯。而悲剧主人公的这一矛盾冲突所引发的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所面临的深刻价值危机。在文艺复兴时代，人们信奉的是，人本身就是目的，他只服从自身的内在原则。《麦克白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动摇。在英雄主义的光环消失后，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矛盾体。他的全部行动的确体现了时代的观念，“人自身便是最高价值，他的价值则体现在建立英雄的功绩”。（注：孙月才《西方文化精神史论》第117页，辽宁出版社1990年版）但麦克白斯沿着血腥的阴谋之道建立他的基业时并不安然，内心始终在进行激烈斗争。权力与成功的强烈欲望推动着他去行动，而道德理性与现实障碍又使他忐忑不安，惊恐万分。他在诸多矛盾冲突夹击之下显得极为痛苦。目的与手段之间、欲望与道德信念之间的冲突也是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内在矛盾集中在麦克白斯这一特定个体上的体现。当权力与野心催使他终于完成那桩可怕的罪行之后，他身上那股压倒一切的力量也随之耗尽，陷入了德行良知的无情折磨之中。在谋杀之后不久，他便感到，“*
是我在这件事故发生前一小时死去，我就可以说活过了幸福的人生，因为从这一刻起，生命失去了它的严肃的意义，一切都不过是儿戏；英名和美德已经死了”。虽然他“深陷于血泊之中”，只有再“涉血前进”，但也只是一种出于生命本能的挣扎与反抗，沉重的负罪心理导致他精神极度的紧张、失衡，他被淹没在巨大的恐惧之中。麦克白斯正是由于从内到外的全面崩溃而最终导致他的彻底覆灭。麦克白斯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不仅仅是道德良心的谴责，更为深刻的东西则是他意识深层中的神秘恐惧感，一种生命受制而又无法摆脱的宿命，这个自信凡是妇人所生的凡夫俗子都无法将其毁灭的生命并没有古希腊时代阿基疏斯身上的神力，也缺少拉伯雷式的巨人具有的豪气与自信，他只能感叹“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舞台上指手划脚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痴人讲说的故事，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出半点意义”。麦克白斯的毁灭悲剧标志着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人对自身那种一厢情愿的描述的最后终结。
三
与对人的自我认识危机一同出现在莎士比亚悲剧中的是人文主义者整个价值体系的动摇。虽然莎士比亚悲剧最终并未导致作者退回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观念中去，但他后期作品中出现的亦非时代的谐音。在他的悲剧中出现的人的动摇必然也是理性精神的动摇。我们在他的悲剧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由对人自身认识危机带来的对世界本质认识上的一些令人瞩目的改变。在莎士比亚悲剧中，主宰世界的超自然神秘力量又开始出现。《哈姆雷特》中出现了老哈姆雷特的鬼魂。老王鬼魂并非是一种人心的幻象，在剧中，他代表着冥冥之中的意志，引导着哈姆雷特去执行他的复仇大计。在一切都已颠倒混乱的时代，人们已无法凭借自己清明的智性决定自己的一切，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便重新开始操纵人类命运。哈姆雷特也感叹：“我们的结局早已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把他布置好了。”《李尔王》一剧中，冥冥之中的力量对人类的裁决似乎更为严厉。剧中人物的无情毁灭将人心中的爱与道德理性彻底粉碎。人们在惊呼这末日般的恐怖结局之时，纷纷把目光投向上苍，追寻答案。荒野上的李尔王不断向苍天呼喊，让神明的力量来消灭人世间的万般罪恶。肯特叹息：“那是天上的星辰，天上的星辰主宰着我们命运。”与李尔王一样惨遭不幸的葛罗斯特也十分悲哀地感叹：“天神掌握我们的命运正象顽童捉到飞虫一样，为了戏弄的缘故而将我们杀死。”浓郁的悲观宿命论思想始终笼罩着《李尔王》全剧。连作恶多端的爱德蒙也将自己的一切归于神明：“我们无论干什么罪恶行为，全都是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之中驱策着我们。”当理性的力量已无法解释这一切时，作者的思索又一次走问对最高存在的追问。这一倾向同样明显地出现在《麦克白斯》剧中。较之其它的悲剧作品，莎士比亚在这里似乎更为刻意地营造出一种黑暗恐怖的阴森氛围来凸现冥冥之中那股神秘力量。
我们必须看到，莎士比亚笔下的神明并不是高高在上、对人类怀有无限善意的上帝，在他的悲剧中，主宰人命运的神更象是人无法摆脱的梦魇。在《麦克白斯》中，他的显现使人预感到不祥的恐惧。原野上幽灵般的女巫和蛊惑人心的预言一开始就将主人公拖进毁灭的深渊。剧中反复出现的那些黑暗中的鬼影幻象和男女主人公眼前出现的暗红血光，与他们如影相随。这一切并非仅仅是剧中人潜意识的外化或象征表现。在《麦克白斯》中，这种神秘的力量已经成为一种实实的存在而决定并裁决人的最终命运。无疑，《麦克白斯》和《李尔王》两部悲剧实际上是在向人们昭示：“力量与幸运在剧中显得毫无价值，或者甚至更加糟糕，神明并不推崇力量与幸运，他们祈求人类坚决地与之割断关系，因为力量和幸运只会滋生贪欲、傲慢、狠心、蛮横、残忍、蔑视、虚伪、勾心斗角、战争、谋杀与自我毁灭。”（注：布拉德雷《莎士比亚悲剧》第30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至此，人们似乎十分沮丧地感到，在一定程度上，莎士比亚的悲剧又回到人生那罪孽和拯救的古老主题上去了。
在对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作了如上的分析之后，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显然更为复杂。莎士比亚究竟还是不是人文主义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应当怎样去认识与评价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上述思想倾向。
我们已经在上文中指出，莎士比亚悲剧思想已超越了人们对人文主义精神的一般理解。迄今，在我们国内的所有教科书中对人文主义的认识，特别是人文主义关于人的认识都一致地作了如下的概括：人文主义者充分肯定并竭力歌颂人的价值，将人看作是万物之本、宇宙的主宰，以人权来对抗神权，并对人的理性能力极度推崇。这一概括四十年一贯制，始终主导着我们的外国文学评论与教学。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本文对莎士比亚悲剧中对人的认识，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论：笔者是在否定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地位。
问题并非那样单纯。笔者认为，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地位不仅并未被我们在其悲剧作品中所指出的思想倾向所模糊、动摇，而且还得到更高的升华。而要确认这一点，首先应对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准确的把握。
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以复兴古代文化为口号对中世纪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革命与文化改造运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也应看到，文艺复兴运动的目的既不是复活古代也并非是颠复今天，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基本性质，只是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欧洲的文化精神。文艺复兴运动攻击的是宗教的世俗统治形式、教会制度，但并不排斥神的地位、神性精神。这一时期在各国先后开展的宗教改革运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特征。文艺复兴最为突出和最有影响的变化是人的复活，人重新成为思想的对象、焦点。但大部分人文主义者在重树人在世界的位置时，也只给人应有的地位，并未给予人以神的地位。莎士比亚在盛赞人的同时，也只是将其看作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而不是造物主。在莎士比亚的眼里，人仍然是上帝用“泥土塑成的生命”。在基督教文化思想中，人的完美体现了神的光辉，神才是完美，莎士比亚显然没有完全跳出这种文化去看待人，但他恰恰是在人得到解放、人性中善与恶的东西被充分释放出来的时代里，比一般人更为深刻、冷静地认识到人的弱点。文艺复兴时代是人重新站立起来的时代，也是人重新确认自身价值的时代。这一时代更为积极和深刻的东西不在于人对自身的赞誉或自我陶醉，而在于更为严厉的自我剖析、自我批判。莎士比亚悲剧之所以能超越他的历史剧和喜剧，也正是在于他对人、特别是在人欲横流时所暴露出的人性的弱点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这在文艺复兴时代一些思想深刻的作家身上都有所体现。法国文学家、思想家蒙田涅便体现了与莎士比亚同样的对人的深刻认识。在《随笔集》中，他更为直接地否定了任何一种妄自将人尊为宇宙主人或天地至尊的浅薄认识，他指出，几百年来，人们对真理的不懈探寻，最终只是证明了人的无知。“其实人连宇宙的分毫也不能认识，更谈不上指挥和控制宇宙了。”蒙田涅这一偏激观点的背后却是他反复强调的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事情，即人的自我认识。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蒙田涅直接得出的结论，与莎士比亚在其悲剧作品中透过对人及人性的弱点的深刻剖析所揭示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通过对古代人本文化的推崇，充分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将人作为文学思考的对象，这是早期或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共同致力并成功实现了的一次新的文化转折。而将人的自我认识继续深化，使之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则是由文艺复兴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以及蒙田涅这样的人来完成的。正因为有他们这样深刻的自我反思，人才成为西方文化反思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并经由帕斯卡，笛卡尔、卢梭以及尼采等许多思想家将其不断深化，一直到今天。由此，我们才可以充分地在莎士比亚悲剧中深刻体会到其作为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莎士比亚悲剧的另一深刻之处还在于他的怀疑精神。充斥在莎士比亚悲剧中的这种怀疑与否定的倾向一方面是作者对人的深刻思索，另一方面也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思维方式转变。这也是文艺复兴时代一个重要的思想特征。怀疑论决非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民族“精神上，智识上的生机枯竭，精神日益沦于萎靡，失去自信力，从而怀疑自己获取真理能力”（注：斯退斯《批评的希腊哲学史》第293页，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的表现。在西方文化思想发展过程中，这种怀疑论精神自始至终都起着推动西方思想发展的重要作用。“怀疑派既是古代哲学结束的标志，又是近代思辩开端的特征。”（注：鲍桑葵《美学史》第22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的确，从奥古斯丁的“我疑，故我思”，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西方思想发展的轨迹，以及怀疑论在其中的积极作用。正因为此，在莎士比亚悲剧中，哈姆雷特对“生存还是毁灭”提出了疑问，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斯才有那么多困扰自身的难题。在不断的怀疑与否定中，人的自我反思才得以深化，存在的价值被确认。莎士比亚悲剧也因此向人们体现出这种深刻的思维方式的转变。自中古时代以来，人的存在一直是一种规定，人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接受这种规定。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对自我的重新确认首先便是对任何规定的东西进行重新认识，重拾古代人本文化思想也正是为了打破规定，重新建构新的知识。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思维方式的改变。莎士比亚悲剧对人的重新认识也必须从怀疑论开始，对既有的一切关于人的知识进行解构、重构。于是，在悲剧中，我们再难看到在一般人文主义思想认识框架里所概括出的那种积极的肯定的精神，而是人对自我不断的提问，不断的否定，它所体现出的是更为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对旧的信仰思维方式的一次重要的革命，它虽然让人们看不到对人的充分颂扬，对理性精神的充分肯定，但却深化了人的自我认识，真正体现了一种更为深刻的理性思维方式。莎士比亚的时代性重要价值也由此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标签：莎士比亚论文; 哈姆雷特论文; 李尔王论文; 奥赛罗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意大利文艺复兴论文; 艺术论文; 麦克白论文; 毁灭世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