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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当初争相落地的金猪宝宝、奥运宝宝们相继进入入托年龄，但由于各地的公办幼儿园容量有限，导致了局部地区的入托难，在一些大城市，甚至出现了家长要提前一两年为宝宝报名上幼儿园的情形。面对供不应求的形势，公办幼儿园纷纷大幅上调了保育教育费，呈现赶超公办大学学费的强劲走势。这“一难一贵”相加，使许多家长叫苦不迭。
就在各地政府忙着划拨专款救急，为公办幼儿园的扩班(建设新园已然来不及)陆续给予补贴之际，学界围绕九年义务教育的年限要不要向上或是向下延伸的热议方兴未艾。
是否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
“为了保证小宝宝们都有进幼儿教育机构的机会，希望义务教育向学前延长一年，以求通过其特有的强制性迫使政府承担起责任。”不少幼儿园园长和家长的这个建议，在中关村中学校长邢筱萍看来并不适宜。
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邢筱萍在今年年初提交了“北京应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提案。她认为，幼儿教育更多的是养育，各类家庭对婴幼儿的养育标准差异很大，需要家长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育儿场所，而高中教育重在为高等教育培养人才，高中教育质量会影响到公民素质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她在提案中陈述，正在实施的高中新课程改革，对学校和教师都提出了很多新要求。教学设施的增加，以及教师因开发新课程而加大的工作量，都需要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目前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待遇在逐年提高，相比之下，高中教师工资的提高还得不到保障。为此，建议北京在全国率先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
媒体披露了有关部门对她提案的回复：北京市酝酿12年义务教育已久。1999年起，北京的68所高中被陆续认定为示范校，这些示范高中促进了全市普通高中规模调整，也提高了普通高中教育质量。当今全市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基本保持在98％左右，并实行困难群体子女就读高中可享受免交学费等优惠政策，可以说基本实现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12年免费教育。2001年后，北京市教育科学院为此成立的专题组进行了多年论证，在提交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称，北京市到2010年实施12年义务教育基本是可行的，但还需研究论证12年义务教育是向上延伸还是向下延伸。
主张义务教育向高中延伸，是近年来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珠海市从2007年秋季开始，对珠海户籍的中小学生实行十二年免费教育，其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免学费和书、杂费，高中教育阶段免学费。
江苏省政协委员、律师魏青松认为，免费上高中更体现教育公平，推行高中阶段义务教育，可以缓解未来就业压力，也可以为下一代增加知识资产、提高未来就业能力，还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他建议，可先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苏南、苏中和苏北的一些行政区域作试点，对高中阶段义务教育实施“免费分步走”，比如先免除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费用，再免除普通高中学生的学习费用；先免除农村户籍学生的费用，再免除城市户籍学生的费用等。
义务教育的强制性一旦延伸到高中，既需要地方政府的财力保障，也需要对一些相关政策作出调整。比如，义务教育没有选拔性的升学考试、不允许留级和复读，如果延伸到高中，是否意味着义务教育将附带上这些功能，包括中考的选拔功能？
在所有向高中延伸的关联性因素中，中考和中职这两个因素是九年义务教育从未遇到的新问题。2008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74％，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10万，与普通高中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在进入义务教育范畴运行后，通过中考的筛选使中职生与普通高中生分流，如何保证城乡所有初中毕业生尽可能地全部为两类高中所接纳，以及是否全面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打工者子女，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多年来，光是为解决进城务工者子女的九年义务教育问题，流入地政府已是煞费苦心。
从目前的情况看，一些有经济实力的省和相对发达的中小城市，只是把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列入当地未来五年的立法规划。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海燕教授认为，北京应慎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财力保障固然重要，但还有相关因素需要统筹规划，是向幼教延伸还是向高中延伸，都必须考虑不同教育阶段的衔接问题。还有延伸以后如何调控生源和教育资源，也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才能保证基础教育的质量。
是否向学前教育延伸
目前，主张把义务教育向下延伸的呼声，大于向上延伸的呼声，而且还有一些中学校长表示支持。
苏州十中校长柳袁照认为，如果条件允许，义务教育应该向下延伸。三年的学前教育是幼儿的智力及情商开发的基础阶段，打好这个基础非常重要。
同样身为中学校长的江苏省人大代表王占宝说，如果延伸九年义务教育，应优先考虑保障学前。幼儿园教育是启蒙教育，高中教育是拔高教育，两相比较，启蒙教育是中小学基础教育能否做好的前提之一，在这个“前提”上出现问题，对每一个幼儿及其家庭都是一种起步阶段的不公平。
今年年初，被问及为什么向江苏省政协提交“争取尽早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的提案时，民盟常州市副主委李永达说，他注意到幼儿园教育与免费的小学教育反差实在太大了：上一所省级示范幼儿园，按每年缴10个月的学费计，家长就要支付5000元。“江苏作为教育大省，幼儿教育不应该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为此，政府有责任将幼儿教育做强，幼儿教育只有被纳入义务教育，才有做强的资本。”
就全国来说，当前的学前教育究竟是怎样一种境况？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冯晓霞介绍，2007年我国学前三年的入园率为44.6％，相当于发达国家1970年的水平。尽管国务院批准的“十一五”教育发展规划中提出2010年实现55％的目标，但就目前的发展看，届时不可能达到。因为从2000年政府把学前教育推向市场后，公办园(含国有企事业单位办园)数量已从18万所迅速萎缩到2007年的2.5万所。
北京的情况尤为典型。2006年北京市小学新生中接受过学前教育的比例降到81％，居全国省级行政单位的倒数第三。其原因在于北京市2001年率先制订的学前教育条例，不仅规定了以社会力量办学为主体，而且规定了学前教育机构收费实行成本核算制度。相关人士反映，这个收费的大门敞开后，“民办幼儿园想收多少就收多少，而且自己备案，不要任何人审批”。
据悉，针对目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已向《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方，提出了一个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建议，基本思路是“必须确立并且坚持政府为主，社会参与，突出公益，保底填谷，促进均衡”，其核心在政府职能与民间责任的重新划分。
冯晓霞说，所谓公共资金解决保底，是指保障中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受教育权，特别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为了弱势群体，应该强调政府办园为主、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方针。所谓政府为主，是指政府应该负担起不少于60％的责任。
基本赞同这个建议的北京市教委学前教育处处长张小红说，在国家层面，我们没有更多地从儿童权利角度考虑儿童教育问题，因此现有儿童保护体系缺乏可操作性。北京市虽然已将学前教育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轨道，却没有得到落实，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许多区县热衷于修路、盖楼，就是不把钱投给学前教育”，所以首先要确立学前教育的基础性地位，“把学前教育纳不纳入义务教育，关系学前教育的生死存亡”。
就实施中的民办幼儿园收费只需报市教委备案的政策，张小红表示，北京市拟通过区县审批确定幼儿园收费标准，并对具体的成本项目设立指导价的方式予以调整。她最忧虑学前教育的师资队伍问题。按照户籍幼儿人口计算，北京共需要在编幼儿教师2.2万名，而实际只有1.8万名。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被问及“我国学前教育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时，几乎所有被调查的幼儿家长都把“学前教育缺乏监管，任由一些打着先进理念旗号的教育肆意摧残幼儿身心发展”列在了第一位。
如果国家能确定编制数并依此进行投入，对于缺编的部分，国家教育督学韩清林提出，可以考虑在政策上支持中小学超编教师转岗到幼儿园补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认为，学前教育的小学化、成人化已经很严重，只有提升幼儿教师的专业性，才可能让孩子得到良好的学前教育。这需要把城乡所有幼儿教师的再教育统一纳入政府的教师培训计划。
据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的专家介绍，国外长期追踪实验表明，学前教育不仅对于幼儿的自身发展有利，而且对于幼儿的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有促进作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向学前教育追加财政投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目前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的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占教育总投入比例平均为8％，而我国近10年一直徘徊在1.2％～1.3％。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新浪网今年5月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赞同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的比例达到88.6％，赞同政府为主体为学前教育承担责任的比例为90％。
先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好
还有许多专家认为，无论向哪一端延伸，都不如先把还很脆弱的九年义务教育巩固好。我国九年义务教育从1986年依法实施，到2008年实现城乡全免学杂费，很快国家审计署审计出一些地方“一边免费一边成倍于前者的乱收费”。
“免费后上学的费用反而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家长怨言，甚至说：“九年义务教育不过是个口号。”
北京另一位中学校长的意见，与邢筱萍校长相左，认为“仓促延伸反而会制约整个教育的发展。当务之急是巩固九年义务教育的成果，使之在高位上运行。”
同样持“义务教育年限延伸要量力而行”观点的泰州市教育局局长宋吕银举出例证：“国家这两年有了上中职免费的政策，中职培养技能人才，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但也带来地方政府承担费用的压力，这种压力已经导致了地方政府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积极性不高。”
提及义务教育“高位运行”问题，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对现实中的“低位运行”感触颇多。她说，2000年国家宣布基本“普九”后，义务教育的巩固压力一直相当大，尤其是中西部农村教育普及的基础非常脆弱。在城乡、区域、校际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方面，2006年生均财政预算内的事业费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城镇分别是农村的1.3倍和1.2倍。至于城乡、区域、校际之间的师资状况，农村教师年龄老化、学科结构不合理、结构性缺编都十分严重。而要建立起一个真正能使不合格的教师出去、合格的教师进来的管理体制，首先离不开财力的支撑。
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的还有城乡、区域之间的基本办学条件。从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全国还有50％的小学和25％的初中办学条件达不到合格学校的最低标准。其中，科学课仪器达标率不到50％的农村小学占38.7％，理化课实验器材达标率不到70％的农村初中占43％。一些农村中学中考时不考生物和物理，因为没有供教学实验的仪器设备。
胡平平2008年在河南民权县(国家级贫困县)进行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时，发现各乡镇的中小学几乎没有实验条件，没有音、体、美的教学设备，甚至没有课余活动的操场和场所。在一些农村远程教育工程项目学校，她还发现国家下拨的计算机和卫星接收设备，大都闲置在那儿，原因一是公用经费数量不足，支付不起电费和维修费，二是没有专门的教师来从事这样的农村远程信息接收工作。
我国始于20世纪末的“撤点并校”行动至今，已经减少了小学39万所、在校生2865万人。从理论上说，减少了这56.8％的学校和21.7％的生源，即使政府的投入不变，生均教育经费也会增加，从而为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创造条件。但现实却是城市、农村依旧存在大批薄弱学校。大城市“小升初”的择校竞争日趋白热化，农村中小学生进县城择校问题也已凸显，并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有的地方出现万人规模的“巨型化”学校，有的地方则出现大量闲置的“空巢”学校，从而导致了农村学校辍学率的大幅度反弹。
胡平平所看到的大班额在县城的初中最多：有的班本来坐45个学生，现在坐到100多个。有些学校没有住宿条件，白天100多个学生“挤坐一堂”，只留不到一平方米的空儿给老师讲课，晚上学生把桌子一并，就在上面睡。为了提供住宿条件，国家发改委一度下拨了100亿元实施农村初中校的寄宿制工程，可还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现实中的学生住宿紧张。在校生规模超大后的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政府并没有把“撤并”前用于一所学校的维护费、运营费，转投到新学校里，也是说，撤校其实变相节省了当地政府的教育投入。他主张，义务教育年限延伸之前，应该踏踏实实办好每一所中小学。现在“从幼儿园开始准备高考”已经流行，大多数高中用一年半时间就上完所有课程，接下来的时间全部投入复习迎考。如果这种一切为考试、升学服务的教育体系不变，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就无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能力与素质。
在一些城市，每年竞争激烈的“小升初”表明，学校之间的办学质量差异巨大。家长如果不让孩子从幼儿园开始上各种特长班、培训班，他们就进不了好的小学；家长如果不让孩子接受奥数培训，他们就进不了好的初中。只有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才能使受教育者不再支付高额的择校费，并且真正减轻择校的精神压力。看来，在九年义务教育连均衡发展都难以实现时，延伸义务教育年限只是“听上去很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