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延长经济增长周期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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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及调控取向

目前投资高增长的主流是健康的,在市场需求引导下社会投资全面启动也是我们多年期盼的。在加工工业多年投资低迷的历史背景下,短期内出现部分加工工业投资超高速增长带有恢复性、补偿性的特征。总体上看,投资需求现阶段还没有达到过度膨胀的程度。另外,由于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和住宅、汽车等消费热点的升温是渐进的,出现消费需求膨胀的可能性极小。只要占GDP60%左右的消费需求不出现过热,我国出现传统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尚未完成,特别是投融资体制改革远远没有到位,经济运行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非理性投资膨胀的体制性因素干扰,如不及时控制,就有可能演变为投资过热。加上启动居民消费需求存在一系列的体制性障碍,一旦投资过热,很有可能出现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

可能导致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因素主要有:

目前政府投资决策中预算软约束和非理性投资没有根本消除

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事实上以GDP论英雄的“潜规则”构成非理性投资冲动的基本动机。1-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项目投资额下降了8.9%,地方项目增长了41.6%。在全国的汽车热、钢铁热等投资项目背后,活跃着地方政府的身影。政府背景的投资项目,实际上无人真正对投资风险负责。这种无风险约束的政府投资决策体制,是开发区和城市建设投资中出现许多超越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所谓“大手笔”工程的根源。特别是在经济扩张时期,一些地方政府担心赶不上经济发展的快车,丧失追赶发达地区的机会,不顾本地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千方百计上投资项目。这一行为模式,进一步刺激了非理性投资冲动,有可能加大投资过热的风险。

国有商业银行自我约束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

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530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增幅同比高10.6个百分点。前8个月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21681亿元,同比多增加11025亿元。其中8月份贷款增加2808亿元,同比多增1072亿元。从固定资产投资来源看,今年1-8月份来自国内贷款的资金增幅,由去年同期的26.3%上升到52.3%,增幅翻了一倍。贷款增长较快既有经济回升、需求增加的合理因素,也有体制性不合理因素。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尚未建立起内生的自我风险约束机制,风险约束主要靠上级的外部考核实现,于是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当上级强调贷款责任终生负责制时,国有商业银行集体出现借贷行为。当各行加强利润指标考核、强调奖金与利润挂钩时,贷款行为集体向“早贷款、早见效”的方式转变。国有银行在尽快降低不良贷款率和早日实现股份上市的双重压力下,大量增加贷款投放来做大不良贷款率的分母,或者通过借新还旧来缩小不良贷款率的分子。今年以来贷款过快增长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银行经营行为异化密切相关。

体制性障碍使居民消费需求难以全面启动

今年,我国经济运行中投资与消费不协调的问题更加突出。居民消费启而不动,除了非典的短期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体制性深层次问题。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巨大心理压力,来自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由于政府对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品投入不足,教育产业化不适当地扩大到义务教育领域,过度加重了学生家长的负担。在农村,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大量负担转嫁给农民;农民用于教育的支出增长过快,比重过高。医疗产业化扩大到基本医疗领域,使患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取消福利分房后,大批新公职人员的货币化住房工资没有得到合理的制度性安排,有的地方与当地房价相比货币补偿过少。消费者为了应对教育、医疗、住房等体制的不可控变化,不得不作出多多储蓄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在公共品投入方面存在卸包袱的“缺位”行为,在投资领域却屡屡“越位”;政府职能的这种错位,是我国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调的制度根源。

今年,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非典冲击下逐步显性化。城乡就业压力并未随着经济增速提高而减弱,反而更加突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更趋严重,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结构失调的矛盾在朝着不利的方向变化,服务业发展速度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速度。当前,矛盾错综复杂、问题盘根错节,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错位与经济发展加快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主要矛盾。经济结构是经济体制的投影,许多结构性问题都是相关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要保护经济发展中的合理因素,引导经济健康运行,应当对症下药。主要不是通过总量调控政策,而是通过加快体制改革步伐,来有效解决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鉴于当前就业压力依然突出,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没有改观,经济景气从投资、工业传导到消费、服务业需要一段时间,现行宏观调控政策仍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操作上可适当减弱扩张力度。但对经济形势要密切关注变化动向,对可能出现的投资过热要准备调控预案,防止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资源瓶颈约束。利用2004年的经济景气预期较好的时机,下决心解决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主要政策建议有:

长期建设国债的功能从反周期向促进协调发展转变

建议2004年保持1000亿元建设国债的必要规模。长期建设国债的功能从反周期向促进协调发展转变。建设国债功能转变,首先体现在投资方向的调整上。2004年建设国债除了优先满足在建项目需要外,新开工项目要向农村教育、医疗等社会发展项目倾斜,并继续加大对农村公路、中小型水利、电力通讯和生态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开发项目倾斜,促进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体现在扩张力度上,一方面国债发行规模比上年减少400亿元,另一方面向公益性项目倾斜,不使用银行配套贷款,投资带动系数较小,在解决发展中结构不协调突出问题的同时,不会增加投资过热的压力。对政府必须承担的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设资金需要,要做好今后几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逐步减少后资金衔接的预案准备,通过正常财政预算内建设资金、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等多种渠道保证必要的政府投资规模。

强化信贷风险监管,对投资过热准备金融调控预案

对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问题,要从外汇占款和信贷规模两方面入手进行调控。除了采取调整准备金率等总量政策措施外,要更多从制度上约束银行信贷行为。在加强外部监管的同时,探索建立银行内生的自我风险约束机制的途径。在继续要求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率、增加利润、加快股份化改造的同时,注重减少不良贷款的总量,防范金融风险。要进一步完善结售汇制度,缓解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随时调整公开市场的操作方向和力度,保持狭义货币供应量17%左右的增速。一旦出现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连续数月上涨幅度过高的情况,可以启动制止投资过热的调控预案,适当紧缩银根,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小幅上调贷款利率(但保持消费信贷利率稳定)。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投资失误问责制

在经济景气较高时期,有条件推进政府职能从经济决策型向社会服务型转变,淡化经济增长率、招商引资等考核,将地方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到创造公平市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环境等方面来。争取早日出台投资体制改革方案。为根本解决地方政府盲目投资问题,应加大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力度,对政府投资决策失误建立严格的问责制。

深化教育、医疗、住房体制改革,为扩大消费创造更有利的体制环境

当前,解决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结构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千方百计启动消费。启动消费的关键在于消除扩大消费的体制性障碍。针对当前城乡居民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对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等社会公共品投入的责任,认真解决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中新出现的群众意见较大的问题,坚决纠正教育、医疗产业化中侵害群众利益的做法。要抓紧建立新的住房货币化分配体制,早日出台城镇住房的“新人新办法”,消除新旧体制交替中的“政策真空”。要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改革现行土地管理体制

除了目前对开发区等土地违规开发问题的行政性清查措施外,要对现行土地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一要修订对农民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二要改革土地出让金收取办法,可借鉴国外房地产保有税的做法,由一次性交清改为逐年征收。要通过制度改革的方法减少土地投机活动的发生,遏制地方政府大量“卖地”筹集政府投资资金的行为。

今年形势判断:转折已经确定

从经济周期性变化的角度观察,去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经济从收缩期向扩张期转折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进入设备全面更新期,企业投资成为拉动投资需求的主要动力

虽然受到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的两大冲击,但固定资产投资始终保持高速增长。1-8月累计,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完成投资22364亿元,同比增长32.4%。其中,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增长39.4%,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是固定资产投资中增速提高最快的部分;基本建设投资增长30.1%,比去年同期提高6.2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去年同期增长30.7%的高基数基础上,今年仍然保持33.1%的高增速。从资金来源看,1-8月份,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从去年同期增长28.2%提高到51%,提高了22.8个百分点;政府预算内资金却从去年同期增长57.4%下降为今年的1.2%,降低了56.2个百分点。从一升一降中可以看出,企业已经成功取代了政府在拉动投资增长中的主导地位,投资扩张动因已经从前几年政策性推动向市场自发扩张转变。

虽然遭受非典疫情冲击,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仍明显加快

从城镇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分析,中产阶层正在我国逐步形成和扩大。由其主导的消费结构升级长期趋势,是我国内需稳定增长的最大内生动力。住宅、汽车、通讯等消费热点的持续升温,拉动了我国一大批相关产业生产和投资的不断提速。今年前7个月,商品房销售额为2575亿元,同比增长43.9%,其中个人购房比例达到91%;轿车销售99.9万辆,同比增长77.1%。到6月末,全国电话用户4.72亿户,比去年末增加5186万户。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势头经受住了非典冲击的考验,不仅没有停步反而明显加快。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内生活力明显增强。

对外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拉动出口导向型产业高速发展

在去年外贸高基数增长的基础上,今年对外贸易进一步提速,打破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尚未有连续两年高速增长的历史纪录。1-8月份出口2658亿美元,增长32.5%;进口规模达2569亿美元,增长40.6%。大量资源性初级产品和技术设备进口,提高了我国供给保障能力。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今年跃上新的台阶,上半年上升到62.1%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景气度提升,对经济进入新一轮扩张期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先导性价格指标连续上扬,社会总供求关系有所改善

今年以来,我国社会总供求关系朝着平衡的方向变化。作为先行价格指标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1-8月累计上涨7.1%,其中8月份上涨9.6%。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总水平,也从去年底开始转降返升。7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1.4%,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0%。虽然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是我国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国内投资需求回升是推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在持续下降14个月后,出现连续8个月的上涨,1-7月份,上涨了0.6%。近年来一直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通货紧缩压力有所缓解。

从以上分析看,当前,我国经济明显摆脱了连续多年的自主增长率下滑、低位调整、依靠政策性扩张力量维持增速的被动局面,开始出现以自主性增长因素为主要动力的自发扩张势头。初步预测,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3%,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幅将接近2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60%。受非典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只增长8.6%;外贸进出口增幅大幅提高,但贸易顺差从上年的303.5亿美元减少到118亿美元。第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全口径工业增加值增幅从上年的9.9%提高到13%;受非典影响,第三产业只增长5%,为近年来的最低速度;第一产业增长2.9%,与上年持平(见附表1)。

附表1:2003年国民经济预测表 单位:亿元 亿美元%

我国经济形势出现重大转折的原因,除了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显现之外,从长远分析,更得益于我国实现重工业化的条件逐步成熟,一大批重加工业投资超常规高速增长。90年代,城镇居民进入了长达10年的消费结构再次升级的积蓄准备期。产业结构则进入大力发展基础产业,为重工业化时代到来打基础的结构转换期。进入新世纪后,住宅、汽车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从需求方将中国工业化推进到重工业化阶段。我国新一轮的经济扩张呈现出以重加工业投资领先增长的鲜明特点。去年以来,重工业增长一直快于轻工业,今年这一特征更加明显。1-8月份,我国重工业同比增长18.3%,轻工业同比增长13.9%,重工业快于轻工业4.4个百分点。目前,刚刚进入重工业化时代初期,重加工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提出对设备制造业、装备工业的巨大需求,也会对基础产业发展提出新需求。重工业的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产业链条长、投资周期长、投资规模大、引致需求大等特点和住宅、汽车消费升级周期长等特点交织在一起,为我国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历史机遇。

当前这一轮重工业化投资热潮所带动的经济扩张,与改革前重工业自我武装、内部循环的发展基础完全不同。它与消费结构升级和中产阶层逐步扩大密切相关,有基础产业供给能力增强为支撑,是我国工业化向中期阶段纵深推进的历史必然要求,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

明年方案选择:质与量相结合

展望2004年,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市场稳中趋升、以及国际政治局势趋于缓和等因素,将使各国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回升。各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的财政、货币双扩张政策也将逐步显效,徘徊三年多的世界经济有望出现较快的复苏态势。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预测,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比2003年提高0.5-1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率也将提高1.5-3个百分点。2004年国际经济环境比前两年有所好转。

2004年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较为宽松,有利因素较多。从体制环境看,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较高,市场机制引导的内生经济增长活力进一步增强。从供给保障能力看,除电力供应较紧张外,其它生产要素的国内供给和进口补充能力较强,基本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从政策环境看,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将进一步显现。虽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银根有所收紧,但总体上看间接融资渠道仍较通畅,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渠道也有较大扩张空间。2004年经济发展对扩张性财政政策依赖将有所减弱,财政支出向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方向倾斜的可能性增加。当然国内环境中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城乡就业矛盾依然突出,二元结构遗留下的许多深层次矛盾逐步显性化,社会稳定压力增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环境好于2003年。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特别是充分考虑缓解就业压力、抑制体制性投资过热等政策目标需要,我们测算了2004年国民经济高、中、低三个不同增长方案(详见附表2)。

附表2:2004年低、中、高三个增长方案测算表 单位:亿元 亿美元%

中方案:GDP增长8.5%

世界经济环境继续向好的方向转化,国内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4年保持1000亿元建设国债规模,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维持在17%左右。在上述条件下,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8.5%,增长幅度比2003年提高0.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提升并由复苏阶段继续向繁荣阶段发展。基于重工业化时期投资周期长、增长惯性大的特点,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快速增长,达到16%,但比2003年降低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幅达到9.8%左右,比2003年提高1.2个百分点,眼务性消费大幅回升,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高。2004年美国、日本经济回升将扩大世界贸易需求,但受基数、出口退税率调整等因素影响,出口增幅回落到14%左右。中国强劲增长的内需将使进口总额增长16%左右,全年贸易顺差减少到55亿美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左右,涨幅比2003年扩大0.4个百分点。企业经济效益将继续改善。第一产业增长2.8%;第二产业增长速变快于GDP2个百分点,达到10.5%,其中全口径工业增加值增长11.5%;第三产业受基数较低和经济景气上升等因素影响,增速从2003年的5%提高到7.7%。

这一方案的特点是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质量。在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同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下降,货币供应量平稳增长,较好保持了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经济景气回升的持续性。

高方案:GDP增长9%

高方案与中方案相比,要求世界经济复苏水平明显好于2003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加宽松,建设国债保持1200亿元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维持在18%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7%,投资对经济增长仍然保持较大的贡献率。由于经济景气度较高,收入增加较快和消费者预期改善,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达到10%以上。消费需求有所启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达到1.5%。出口增速达到16.5%。经济高增长使进口资源的需求大幅上升,进口增幅高达19%,比出口增幅高出2.5个百分点,对外贸易仅有37亿美元的顺差。

这一方案的特点是经济景气短期内明显上升,投资需求带动消费需求有所启动,就业压力减轻,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偏松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率基本达到现阶段潜在增长率水平,多数经济资源得到较充分利用的同时,水、电等资源约束压力较大。

低方案:GDP增长8%

低方案与中方案相比,世界经济环境没有根本好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张力度明显减弱,建设国债减少到800亿元,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比上年明显下降,回落到1998-2002年平均增长15%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没能实现经济增长率的连续提升。受2003年银根宽松的滞后影响,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保持15%的较快增长,增幅比上年下降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增长,增幅只比非典之年高出0.4个百分点。对外贸易保持72亿美元顺差,进口增幅只比出口增幅高出1.5个百分点。

这一方案的特点是有利于降低不良贷款率,改善投资增长质量,但经济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物价继续低位运行,就业压力更加突出。

综合看,我们倾向于争取实施中方案。这是在现有资源和体制条件下,主要依靠扩大国内需求,积极利用国际资源,宏观经济政策不作大的方向性调整,只在政策力度和内容上适当微调,实施起来难度和风险较小的一个方案,有利于进一步延展经济扩张期。

课题总协调:王长胜

课题组长:范剑平

参加研究测算:徐宏源 祝宝良 张亚雄 高辉清 祁京梅 张峰 牛犁 周景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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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延长经济增长周期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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