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日常生活论文,知识分子论文,社会地位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10-0115-11
一、城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地位
在帝俄时代，知识分子是俄国社会特殊的社会阶层，这个特殊表现在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方面。英国作家约翰·卡勒(John Cale)非常羡慕俄国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俄国，尤其是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艺术家、思想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①。
十月革命前，俄国约有300个科研机构，连同高校里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队伍大约有1.1万人，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都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1836年实行科学院的新“章程”时，院士的年薪为5000卢布，相当于俄国贵族一年的收入。至十月革命前，大学教授或科学院院士的年平均收入仍比产业工人高20-30倍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者报酬一律平等，帝俄时代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享有的特殊地位随之丧失。革命前高级职员（经理、总会计师、高级工程师、科学家、顾问等等）的报酬加上各种奖金要比粗工高几十倍，而十月革命后只高三倍，待遇上的差别大大缩小了③。
导致知识分子经济状况和日常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原因除政治因素之外，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等战乱，和工厂严重开工不足、生产不足，以及新货币严重贬值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和物价腾贵等因素。
1921年春，遍及苏俄全境的大饥荒突然而至。苏维埃政府救济机构——赈济饥民中央委员会经过对饥荒地区的调查，称17个省份、超过2500万人在1921年秋季直接受到饥荒的影响。实际遭受饥饿的人口在彼尔姆占到55%，萨马拉达90%。乌克兰共和国在1921年12月有12%的人口由于饥荒而面临死亡，到1922年4月这个数字增至48%④。大饥荒和粮食紧张加剧了知识分子的经济困境。
作家布尔加科夫（М.А.Булгаков）在1921年底来到莫斯科，他的“肩上披着一件羊皮短袄”，当他第一次来到莫斯科著名的商业街特维尔大街时就曾六次听到背后“叹赏的窃窃私语”——“瞧，这是短袄”。布尔加科夫很幸运地找到了工作，然而他为解决住房问题却费尽了周折。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回忆同一时期自己在莫斯科的生活时也谈到她经常遭遇的白眼——“噢，瞧，臭资产阶级，还戴着帽子呢”⑤！
20年代整个苏维埃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住房危机。1913年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是7平方米，1928年则下降到5.8平方米⑥。莫斯科当时也正经历着严重的住房危机。布尔加科夫曾经这样描述：“近3年来莫斯科人已经使我确信，而且一点不含糊，在他们身上‘住宅’二字的本义已经消失。他们把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叫做住宅……楼梯没有栏杆，上头洒满了菜汤，楼梯上横挂着一条蛇一般粗细的断电缆。到了楼上，踩过一层碎玻璃，走过一排半数以上钉了木版的窗户……黑乎乎的，跟在矿井里差不多。胶合板把它分成了5部分，活像5只帽盒子……”⑦
布尔加科夫在住宅管理科排了6个小时的队，管理人员告诉他“可以在两个月后得到房间”。于是他不得不在街心公园和布良斯克火车站过夜，他有幸遇到在莫斯科工作的旧友并答应他同住，然而布尔加科夫返回住宅管理科登记时遇到了极不礼貌的待遇，房管科主席红铜色的眼睛直盯着“我短袄上的窟窿”，干脆地拒绝了登记的请求·，并要求布尔加科夫“像木塞子那样飞出去”！布尔加科夫决定去找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Н.К.КруПская）反映情况。布尔加科夫认真地告诉克鲁普斯卡娅：“除了一个合住的住处，世界上什么东西我都不要。他们要把我赶走。除了人民委员会主席，我对任何人都不抱任何希望。我恳切请求您把这个声明转交给他（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在他的请求信上写上“请给他开一张合住证”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布尔加科夫终于在莫斯科谋得了一席居住之地⑧。
造成知识分子住房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城市人口短时间内的激增。1921-1925年莫斯科的工人数量增加了两倍，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这使得城市人口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城市房屋的修建。1923-1925年莫斯科共营造了400多万平方米住房，1926年城市的住房总面积比1913年增加了3600万平方米⑨，但住房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25年在红色普列斯林斯克区苏维埃，每个月排队等待分房者有27000人。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等城市建设了一些比较大和好的住宅公社，其居住者是一些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劳动者，这些房子的装修由自己负担，政府提供没收来的家具、免费的燃料和建立共产主义机构、托儿所、公园等，到20年代中期这样的住宅公社住330万工人和200万职员，但这样的房子在莫斯科明显不足⑩。
苏维埃政权对反苏知识分子采取了生活限制和强制搬迁的措施，如著名心脏病专家特尼约夫（Б.Тниев）和结核病专家阿列克辛（А.Алекхин）被强制迁出，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闻讯后在1920年10月底至11月间给列宁写信：“这时已经发生的几起将医生从他们居住的住宅里迁出的事件：著名心脏病专家普列特尼约夫被迁出了，正在将结核病专家阿列克辛迁出，而且拿走了他的全部家具。还有十来起类似的事件。”“我特别请您关照阿列克辛医生，这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医学家，——玛丽娅·伊里依尼什娜(11)认识他——是我的老朋友。请吩咐，我求您，别让人拿走他的家具！”(12)
作家爱伦堡（И.Г.эренбург）在回忆录《人·岁月·生活》（Люди.Годы.Жиэнь）中记录了他在20年代的困难生活状态。他时任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儿童组负责人，然而“虽然我领导共和国的所有儿童剧院，还领一份口粮，但我总觉得自己有缺陷：少一条裤子”(13)。后来惊动了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他关切地望着我说：‘你不仅需要一套衣服，还得有一件冬大衣……’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去找莫斯科消费合作社的一位主任，条子简单明了：‘供给爱伦堡同志衣服’”(14)。
新经济政策时期从事艺术活动的知识分子普遍遭遇了困难的财政和物质状况。实际上根本没有可能依靠艺术创作而获得报酬。由于普遍的经济崩溃、价格飞涨、商品匮乏和经济危机（包括新经济政策和艺术上的某些商业化没有获得明显结果），艺术知识分子的物质状态实际上在20年代头5年没有改善。当时的国家援助集中于分配食品，以必需商品和资料免费保障专家需求，为失业者提供一次性工作，扩大文化活动的范围(15)。
在经济独立核算和利润市场化条件下，各演出剧院的困难状况更加剧了。楼房年久失修，道具未能更新，剧院员工工资未见增加。“不得不在此工作的条件是那样的，就是如果他们不立刻和坚决地去改变它，剧院最好还是直接关门。如果上述剧院的任何成员——从首席演员到最后的看门人没有补充的话，如果剧院的任何人停止自己的工作一至二周的话，他和所有的家庭必定遭遇困境，直至饿死。”(16)
大学生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当时的大学多在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城市，然而大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状况仍然是极端困难的。1920年初，彼得格勒每个大学生每月的食物是数量有限的大圆面包、2.5千克鲱鱼、0.5千克葵花子油。只有2-3%的学生经常饮用牛奶和黄油，而8.7%的学生日常饮食是以干吃面包为主。食物大部分先满足彼得格勒各大学的工人系(17)学生的需要。1922年在大学中推行国家奖学金，1924年奖学金的统一金额是每月24卢布，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到1927年6-7月份，列宁格勒大学只有1/3的大学生获得奖学金。到20年代末，只能保证75%的学生获得奖学金。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大学生们的生活困难。一份调查资料表明，1924年底，萨拉托夫大学的大学生中4.7%的女生没有属于自己的裙子，而13.9%的男生没有属于自己的裤子，一旦遇到学校或个人的重大活动，他们不得不以预定的方式向他人借穿这些衣服(18)。为解决大学生的生活困难问题，1924年建立了“帮助无产阶级大学生全苏协会”（Всесою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мощи пролетарскому студенчеству）。
新经济政策时期思想活跃、观念出新也反映在大学生群体对待爱情、性爱、婚姻和家庭方面，为此苏维埃政权有关部门在莫斯科、列宁格勒(19)、敖德萨、基辅等大都市的大学生中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活动。调查结果表明，“杯水主义”和急时行乐思想在大学生中较为流行。1929年在列宁格勒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77.5%的男子和68%的女子在18岁前有过性生活经历(20)。为此，全苏共青团中央在20年代末向全苏青年发出了号召，开展“保护共青团——共产主义贞操”运动（борьба за Комсомольск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целомудрие）(21)。
二、农村中学教师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其他地区尤其是农村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和日常生活相较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而言，则普遍更为糟糕，大多数人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当代俄罗斯学者巴赞科夫（А.М.Базанков）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外省拥有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特点，创作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首都知识分子。……如果首都的知识分子拥有如下选择，或者与苏维埃政权合作，或者带着很快返回祖国的意愿移居国外，或者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或者对政权的决议消极怠工的话，那么外省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可能移居国外，并且他们也不希望这样。外省的知识分子与新政权合作要比他们公开反对新政权快得多”(22)。这里仅以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农村中学教师为例，他们基本上处于破产和赤贫的边缘。
十月革命后，由于长期内战和政治动乱，致使全国教育体系（除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情况略好之外）已经基本处于瘫痪状况，其中初等和中等教育机构尤甚，直接结果是导致中学教师的经济地位极其困难。人民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多次采取措施改善中学教师的收入和经济状况，但相对飞速上涨的物价作用不大。1919年秋，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内部文件中承认，“齐赫文斯基县杰列夫乡的中学教师在1919年的整个冬季里挨饿，满足于一份一周不到0.5俄磅的燕麦和不到0.5俄磅的黑麦的口粮”。1920年夏，阿斯特拉罕省的农村中学教师每月配给3.5俄磅黑麦面粉，而有些地方的中学教师没有得到任何的配给，只能以某些泡过水的草籽充饥。城市里的中学教师状况也非常困难，彼得格勒的中学教师为获得额外的1/8俄磅面包，同时在几所学校里工作。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中学教师的经济状况完全到了绝望的状态。只有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可以定期发放工资，即少得可怜的食品和为数不多的货币，而且往往要延迟2-3个月发放(23)。
尽管从20年代中期起中学教师工资开始增加，但农村中学教师工资相对于城市中学教师工资还是很低的。几乎到处都不能足额和按期发放农村中学教师工资。1924年在全苏不同地区的34个乡调查的结果表明，只有2个乡的中学教师月工资达到25卢布，其余乡的中学教师月工资为9-19卢布，平均月工资大多为10-11卢布，支付拖延时间从2周到2个月(24)。外省的中学教师往往半年都拿不到工资，因此等工资到手后其价值基本上全部贬值了。在20年代中期，小学和中学教师的工资要比工人低3-4倍，使得许多教师离开教育岗位(25)。因此中学教师群体实际上已经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由下页表1可以看出，以购买等值黑麦的能力计算，1926年农村中学教师的月平均工资仅比1913年增加了5卢布，然而可购买黑麦的能力却下降了60%，尤其是在1920-1923年大饥荒年代，可购买黑麦的能力几乎下降100%，并且这个数字没有统计中学教师用于购买其他食品的费用。
在农村中学教师日常生活费支出中食物的比例达到65%，服装和鞋的比例达到30%。日常食物包括：黑面包、土豆、圆白菜、植物油、无糖茶叶代用品。而“文化需求”在中学教师日常支出中所占比例极低（从乌拉尔地区的1.7%到弗拉基米尔地区的6.7%），而且这还是中学教师从极其窘困的日常生活费中挤出的(27)。于是，农村中学教师还要像从前一样寻找第二职业。一些成家的中学教师从事农业经济，女中学教师去农民家里做保姆或者从事编织业。因此偶尔可以在学校或课堂上看到女中学教师从身上某处拿出编织活忙中偷闲地干私活(28)。
此外，实施新经济政策后，教育机构曾大量裁员，据统计，到1923年夏，全苏失业的中学教师达6万人。即使是保留了工作的中学教师的经济状况也未有多少改善。1921年9月，中学教师的实际月工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超过2普特面粉(29)。尽管从1924年起逐渐增加了外省中学教师的津贴，但其经济状况仍然困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中学教师。为了生存，一些中学教师不得不兼职做些文案工作、在葬礼上唱赞美诗、打短工、缝鞋和编织手套等。
饥饿和匮乏导致在革命前抱着“播种智慧的、志愿的和永恒的种子”来到农村的那些中学教师生活境遇极其困难。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受累于日常生活，从事家务，与农民的区别已经越来越小。教学工作在许多中学教师生活中已不再是最主要的事了，因为它已经不能成为生存所需的最起码的生活资料的来源了。曾经从事过中学教师工作的作家涅维罗夫（А.С.Невеов）在1923年访问伏尔加河农村的一对中学教师夫妻家庭。他写道：“站在我面前的是不戴头巾的，穿着肮脏的，挽到膝盖上的裙子的村姑。黄色面颊深凹，发炎的眼睛闪着微弱的光辉。8年前这个‘村姑’毕业于省城的中学，读着大部头的杂志，对艺术问题兴趣盎然。而现在却从早到晚与鸡雏为伍，内衣上打着补丁，在场院上追逐着小猪。身为中学教师的男主人收拾着瓜园，明天还要去割稷米……”“我去过萨马拉省梅列克斯基县最大的7个乡，我在任何一个中学教师的家里都没有看到一本稍新一点的书本……而到处从早到晚谈论的都是印花布多少钱？山羊值多少钱？母牛多少头？在各处我没有感受到从前的中学教师激情，没有发现乡村中学教师特有的热情。”(30)
从1927年中学教师寄给教育报刊编辑部的诗中可以听到他们的抱怨：“说给世上所有人来，听听中学教师的生活吧，他无论如何也甩不开饥饿恶魔的手。”(31)从工作岗位逃跑、女中学教师卖淫、男中学教师卖苦力、沿街乞讨、饿死和自杀在中学教师中间已经成为常见的事情。
在社会急剧变动时期，经济状况决定生活质量，而经济地位则决定着社会地位，决定着对不同群体的社会认同，决定着苏维埃社会，尤其是居于新社会当然的主人位置的工人、农民、士兵以及各级党政干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
以代表20年代苏联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中小学教师的社会际遇和社会地位为例。
当代俄罗斯学者佐拉塔列夫（О.В.Эолотарев）认为，“教师最困难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给教育工作者的物质保证相对劳动者要差得多）对教育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消极影响。这表现为地方政权对教师需求的轻视态度，甚至是中央倾向于改善中学教育工作者状况的决定在地方被忽视”(32)。
中学教师，特别是农村中学教师的贫困境地导致中学教师威信在普通居民眼中下降，并使中学教师本身陷入深深的沮丧状态。它同时伴随着光荣的、拥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称号——“人民教师”（народный учитель）变味为不好听的、污辱性的绰号“教书匠”（щкраб）(33)。在这个自然的变化中反映了其自身的合乎逻辑的内容，要知道在苏维埃时代早期只有领袖或思想家才是“中学教师”，但绝对不是“政治上外行的教育者”（политически неграмотный педагог）。
1919年夏齐赫文斯基县（ Тихвинский уезд）中学女教师给当地报纸编辑部寄信，信中写道：“我做中学教师已经15年，而且是在同一个中学。最近我看到把我、自己的女中学教师、人民中学教师扭曲地看成是女叛徒、人民幸福的出卖者、党内斗争的罪犯，并且我在这个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个身处困境的助理护士，要提供给病人苦味的、令人讨厌的，但对于病人恢复健康是有益的和必需的药，于是招致人身责骂，甚至招致病人本身的仇恨。”(34)当代俄罗斯史学家巴拉绍夫认为这封信中反映的情绪对于分布在外省的基层乡村教师来说是典型的事例。他们把“人民教育”看成是自己的任务，试图继续他们所理解的自身的使命，然而他们经常招致责难和指控，经受着不正常的生活。大城市里的大部分中学教师同样经历着相似的情绪(35)。
1923年夏天，在南俄的一些城市对中学教师进行了匿名调查。提出的问题有“您曾经在某些时候听到您是教书匠，而感到羞耻吗”？绝大多数回答都是一个类型的，即： “感觉到了。在饥饿、没鞋穿和不知所措的时候，羞耻来自于用脚趾头指导我们的人民，我们是无法养活自己的人”。“1921年中学教师在步枪压制下在农村医院收拾他人的屎尿，从那时起，就不再把中学教师看成是有知识的和有威信的人了。”“我是教书匠（щкраб），而раб（奴隶）与работник（工作者）的实质是接近的，是没有独立性和得到足够尊敬的人。”(36)
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农民对待中学教师的态度由于国家对学校和中学教师征收特别税而发生较大变化。中学教师在他们眼中不仅变成了受歧视的对象，而且直接地被视为社会“寄生虫”（нахлебники）(37)。
城市中学教师的心理状况长期处于压抑状态。1924-1925年心理医生选择莫斯科一所中学的教师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中学教师都处于性格不稳定和高度紧张状态。被调查者大部分都是年轻女教师，她们经常不满意自己的工作表现、恐惧和精神紧张。其常见的心理紧张表述如下：(1)不适应在新的共产主义学校条件下的工作，在中学教师圈子里经常有冲突和分歧发生。(2)常有社会不稳定感，处于不稳定状况。(3)不确信自己的地位和害怕由于政治清洗和经常性的缩减编制而失去工作(38)。
从另一方面来看，过多的社会工作大大地增加了中学教师的工作负担和身心压力。统计资料表明，一个农村中学教师一般要负责45-65名学生的教学，如果再加上其他社会工作，农村中学教师的周工作量达到36-48小时，平均每昼夜工作10个多小时以上(39)。大多数教师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都采取了忍耐的作法，至多暗地里向自己的亲友表达自己的不满。一位教师创作了这样一首打油诗：“所有人咒骂我们，你怎么这么样懒惰，以至于使您累到腿抽筋。有人想象我们疾行如闪电……这是哪位大人这样说呢？他就是乡国民教育分部的监督员啊。”(40)
教育工作者联盟的代表阿达莫维奇（А.Адамович）在《人民教师》（Народный учитель）发表了调查报告，文称：“在这样或那样的长官意志基础上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工作。而且，一个来自沃罗涅什省的教师对我讲的事，当然是荒唐的事实：‘在乡总结会议召开前，我应该从村苏维埃主席那里得到所从事的社会工作证明’，于是出现了什么都干不了的心理奴隶……对教师来说似乎总是有一根线牵着他，而由一个人，由其他人拉动它，因此教师任何时候都不知道，是现实拉动它，还是任何一个明天拉动它。他应该随着‘准备’着。”(41)
1924年下半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教育工作者联盟的乡村基层组织95%由农村教师组成。教育工作者联盟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教育方面，更多的是社会服务和日常生活方面。其基本工作分为：组织——政治性的事务（在村苏维埃、共青团支部、妇女委员会中）；经济性事务（在合作社和农民互助委员会中）；政治教育性事务（为农民读报和讲解新闻）；法律性事务（做农民经济案件的法律顾问）；农学性事务（解决农业技术问题），甚至有时还包括医疗性事务，为农民看病治疾等。另外吸收中学教师参与“村苏维埃”选举是较为普遍的事情。然而大多数的教育工作者认为自己不能胜任在学校以外的工作。教育工作者联盟为鼓励教师从事校外社会工作，也为他们提供额外的补贴(42)。
但工作通常是强迫性和义务性的，并且各级领导，包括农民缺乏对中学教师应有的尊重。1924年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央代表广泛调查了教育工作者联盟乡村基层组织工作状况后表示：“无论是大多数人，还是个别的地方工会基层委员会的领导都感觉自己的无权。至今教师都是乡政权的流动工具，根据需要，有时没有任何需要。要求在某个时期里消灭文盲……县军事委员会代表这样做事。这样做事，……为了红军的文化扫盲。指定编制各税种的居民名册，随便地抄写点什么，等等。做这些事务大多是无偿的……顺便指出，其他的联盟（如医学生联盟、苏维埃工作者联盟）的代表却不做任何相似的事。一个地方工会委员会代表回答我：‘我们在这里在下面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如果有这个权利的话。如果需要工作，那么，考虑吧，意味着，在那儿，县里，大家都知道的。在这里我们就是一群小虫子（букашки）’”(43)。中学教师对自身价值和人格的这种自我菲薄是源自于国家战争年代各类“长官”（начальники）带给教师们的恐惧。各种政权机构，从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到共青团的组织都在利用农村中学教师，教师们变成了“知识短工”（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е поденщики）。他们必须在“任何时候”完成“任何社会任务”，同时要承受着任何的社会批评和惩罚(44)。
而且共青团的小青年们也非常不尊重他们的老师兼行政事务上的同事。扎瓦多夫（В.Заводов）发现了共青团与教师之间特殊的不和谐的关系问题，他在1925年对此问题展开了研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孩子们有时还没有抛弃把教师看成是怠工者的看法，认为应该再给他们增加一些相应的威慑。‘知识分子’是从共青团员牙缝里讲出的词……贫困的教师失去了头脑，结果在他身边有无数个长官。乡执行委员会主席指挥他们，村苏维埃指挥他们，党支部书记指挥他们，互助委员会指挥他们，统一需求协会，教育工作者地方工会委员会指挥他们，还有共青团指挥他们……”(45)中学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各级政府机构随意驱使的公共的“奴隶”，50%-89%的中学教师被迫承担社会工作和事务(46)。
三、苏维埃政权的相关政策与扶助措施
自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到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在严厉的政治整肃和行政规训的同时(47)，也在经济上对知识分子施以关心和扶助政策，这一政策基本延续20世纪20年代。
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开始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48)。列宁认为给专家较高的工资“不仅值得，而且是应当的，从理论上也是必要的”(49)。1921年1月列宁同科学院和海军医学院的主要科学家讨论了关于恢复国际合作、交换科学文献、在财政和物质上支持新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加速科学培训工作等问题。
为保障科学工作者的物质生活条件，苏维埃政府从口粮配给、住房条件到工资津贴等各个方面，给科学工作者以优惠照顾。根据1919年秋人民委员会的决定，科学家最低工资为1200卢布，最高工资为4800卢布。1919年12月23日通过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科学家状况》的命令，按照这个命令的规定，供给科学家的口粮增加到500份，专家可以免去与自己业务无关的各种义务（如义务劳动和服兵役等）。在命令中还考虑了为科学工作者创造必须的居住条件。1920年1月在彼得格勒成立了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1921年8月在莫斯科也出现了这种委员会。按照人民委员会的命令，从1921年11月10日起，成立了中央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1921-1922年凡是有大学的城市几乎都成立了地方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50)。1920年2月，成立了由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担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改善教师物质条件的措施。
生理学家、动物和人类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立者巴甫洛夫（И.П.Павлов）一度生活窘迫，研究工作难以继续。1920年11月，瑞典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写信给列宁，请求“准许巴甫洛夫到瑞典去，那里可以为他从事自己伟大的研究工作提供良好和安静的环境”。接此信后，列宁写信给人民委员会，说：“这件事很丢人。”(51)1921年1月25日，人民委员会做出决定：责成工人供应委员会发给巴甫洛夫院士和他的妻子特殊的口粮，其数量按热量计算，应当等于两份院士的口粮，责成彼得格勒苏维埃保证巴甫洛夫教授的住宅归他们终身使用，并且为该住宅以及巴甫洛夫院士的实验室安装最好的设备。
当代俄罗斯学者巴赞科夫评价：“那些在创作领域拥有人民承认和尊敬，拥有物质保障、全俄知名度，拥有与首都杂志和出版社、协会和创作团体联系的人具有更稳定的创作和生活状况。这些人宁愿工作‘在桌子旁’，而不考虑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地位以及艺术风格。不服务于具体的因素，而创造、保存和增加俄罗斯文化的精神价值被他们看成是自己基本的目的。”(52)
1921年5月，著名诗人勃洛克（А.А.Блок）被诊断患有心脏病和坏血病，5月26日他写信给诗人楚科夫斯基（К.Чуковский），表示：“现在我既无灵魂，也无肉体，我病了，从未这样病过；高烧不退，全身疼痛不止……”(53)1921年5月29日，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 自彼得格勒写信给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并转列宁请求尽快解决身患重病的勃洛克申请出国治病一事。
1921年6月5日，作家索洛古勃（Ф.К.Сологуб）给列宁写信，请求批准他和患重病的妻子切波塔列夫斯卡娅（А.Н.Чеботаревская）)出国治疗。7月8日，卢那察尔斯基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Г.В.Чечерин）写信：“俄国作家的普遍状况特别困难。你大概知道，索洛古勃出国之事和列米佐夫（Л.Ремизов）与别雷（А.Белый）同样的申请之事已经举世皆知了，但是与勃洛克相联系的事却变得极其悲观。他们无疑是俄国著名诗人中最有才能和最同情我们的人。我着手所有我应该做的步骤，为了批准勃洛克出国，以在那里为他安排令人满意的条件。”
1921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作家索洛古勃出国(54)，但拒绝了勃洛克出国养病的申请，没有说明理由，只是要求：“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考虑增加勃洛克的食品供应”(55)。在卢那察尔斯基的请求之下，莫斯科人民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Л.Б.Каменев）给反对勃洛克出国治病的俄共（布）中央书记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写便条：“我和列宁建议：考虑勃洛克出国问题。在过去的表决中，托洛茨基和我同意，列宁、季诺维也夫、莫洛托夫反对。现在列宁转向我们了”(56)。卢那察尔斯基建议莫洛托夫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在随后召开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并表决了勃洛克出国问题，其结果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投赞同票，莫洛托夫投弃权票，季诺维也夫反对，最终决议得以通过：“批准勃洛克出国”(57)。但此时这个决议对于病入膏肓的勃洛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15天后，1921年8月7日勃洛克在彼得格勒病逝。
为解决侨居国外的高尔基的经济困难，1922年2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1、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向高尔基购买他的文集的版权。2、责成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柏林分局与俄共（布）中央书记卡列斯廷斯基（Н.Н.Крестинский）一起迅速签定这个合同，并且迅速开始给高尔基的财政支持。”(58)
著名“巡回画派”画家列宾（И.Е.Репин）自1899年定居于俄国小镇库奥卡拉（Куоккала）的“老家”（Пенаты）庄园。十月革命后，随着芬兰的独立，“老家”庄园随芬兰领土脱离苏联。晚年的列宾因生活困难和病痛原因辗转向苏联政府表达了返苏意愿。俄共（布）极为重视列宾的请求，及时在1924年5月22日通过决议：“允许列宾返回苏联，责成卢那察尔斯基和尤诺夫（А.Ионов）同志采取相应措施”(59)。1926年苏联艺术家、列宾的学生布罗茨基（И. И.Бродский）访问芬兰时与列宾会面，列宾委托他转交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兼管文化艺术事务的陆海军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 К.Е.Ворошилов）一封亲笔信，信中称：“81岁后生命衰老了，既没有财产，也没有钱。但是我还有朋友。他们邀请我去彼得堡，甚至到我这里来。最后，他们说：忙活忙活吧！为了你的财产、钱和在彼得堡的住宅还给你。甚至还向我指出了有影响、还很年轻的活动家。这可能吗？只有他才能做到。这个活动家就是您，克里门提·叶菲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收到列宾来信后立即向总书记斯大林（И.Сталин）报告此事。斯大林立即在同一天——1926年9月8日给伏罗希洛夫写了回信： “我想，苏维埃政权应该全力支持列宾。”(60)
伏罗希洛夫在1926年9月16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了列宾的情况和请求，会议最后做出决议：“1、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应对列宾返回苏联。2、责成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与教育人民委员部一起派人去库奥卡拉。”(61)1926年10月30日，第二莫斯科大学校长宾克维奇（А.П.Пинкевич）来到芬兰的库奥卡拉，看望列宾并转交伏罗希洛夫10月27日的信。伏罗希洛夫在信中表示：“决定返回祖国吧，这应该毫无疑问的，您像我们一样，爱她那样深刻和强烈。您不仅没有犯任何个人的错误，而且完成了巨大的、历史的社会事务。国家完全向你的亲人保证您的个人生活。”(62)
1926年1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再次做出决议：“1、采取措施应对列宾返苏。2、在他回国后给予他现有法律中最高规格的养老金。3、在列宾返苏后过一些时候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63)。但列宾出于自身考虑和朋友的劝阻，最终放弃回国。1930年9月29日病逝于苏芬边境的芬兰小镇库奥卡拉的“老家”庄园(64)。
四、结语
身处重大社会转折和自身转型时期的苏联知识分子未能获得与其知识水平和工作贡献相应的地位，普遍处于政治和社会地位低下和经济状况欠佳的境地。除去少数著名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能够得到苏维埃政权的特殊扶助之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在经历着政治和思想风暴的同时，体验着经济上的窘迫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种种困境。
该时期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苏维埃政权对他们的政治评价，以及苏维埃社会赋予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普通工农群众和基层党政干部对知识分子，尤其是旧知识分子的歧视，源自于急剧革命和社会转型时期偏激的政治报复情绪，更源自于自党内高层至基层党政机构知识分子政策的不统一，以及一些党内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不信任态度。
列宁执政时期，面对知识分子普遍的不合作态度和一部分知识分子激烈的反苏反共情绪，苏维埃政权是以简单方式——肉体消灭和行政驱赶予以对待。列宁一方面强调在苏维埃文化建设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并导致不同决策。如列宁一方面强调对反苏反共知识分子严厉打击，另一方面强调“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大专家，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地大量地利用他们，把他们全部用起来”(65)。但在另一方面，列宁坚决主张对反苏知识分子采取严厉镇压措施。如1920年底，列宁指示俄共（布）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秘密准备恐怖行动：迅速和刻不容缓地”(66)。尽管到1922年3月，列宁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在3月15日写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 Д.И.Курский）的信中，提出将“枪毙”变成“驱逐国外”(67)，但仍然是“一刀式”的苛严惩罚措施，实际上暗合并助长了党内的极左情绪。
如果说，列宁在晚年思想中特别强调“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的话(68)，斯大林则部分继而全部放弃了列宁的主张。伴随着越来越激烈的党内路线斗争乃至政治大清洗运动，伴随着加速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伴随着党和国家权力逐渐向斯大林个人集中，斯大林已经将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放在政治斗争上了。斯大林强调：“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重新部署力量，其目的在于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69)在沙赫特案件后，斯大林在各种讲话中都强调旧知识分子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成员，“我们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地表现于粉碎政策”，“必须不信任他们并与他们进行斗争”(70)。
应该说，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随着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过渡进程的完成和苏联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有了较大改善，但由于苏联早期知识分子与政权关系的对立与失和，导致了深刻的和消极的历史影响，其结果即是长期以来苏共与政府对知识分子并非充分信任的态度。在1936年苏联宪法中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下的辅助阶层——即“二阶一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斯大林时期大量的知识分子伴随“政治大清洗”而惨遭厄运，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大量的知识分子被视为政治异己分子，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两者关系的长期失和和矛盾积聚最终爆发而导致悲剧的结果。
评审意见：纵观俄国历史，沙皇俄国是相对落后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2/3左右的国民是文盲或半文盲。可是，自近代以来，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俄国都是人才辈出，而且在各个领域都不乏引领世界风骚的明星。随着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建立，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就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七年制义务教育。到20世纪下半期，苏联更跃居能在世界上与美国抗衡的两霸之一。但是，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苏联除了乌兰诺娃这枝芭蕾奇葩之外，好像找不出其他能让世界为之倾倒的人物。更令人扼腕的是，很多军工尖端科技人才，只能在“囚徒设计院”的电网高墙内苦干。到了后斯大林时期，“囚徒设计院” 固然没有了，却多出了“特种精神病院”。当这类“院”终于消失的时候，苏联历史也走到了尽头！
呜呼！窃以为解读这一俄国历史之谜，还需从苏联国家、社会怎样看待人，特别是怎样看待、对待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去思考、研究。该文的学术价值，或者说本文的亮点，恰恰就在于能以苏联早期社会转型时期的确凿历史事实，以及有说服力的论证，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这方面的思考、启迪。
评审专家：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收稿日期：2010-01-29
注释：
①［俄］弗兰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②③［苏］麦德维杰夫：《六十年来苏联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政策》，余明、杨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页。
④Benjamin M.Weissman,Herbert Hoover and Famine Relief to Soviet Russia： 1921-1923,Stanford,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4,p.4.
⑤汪剑钊主编：《茨维塔耶娃文集·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⑥Шетинов Ю.А.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 Х век М.1998.C140.
⑦［苏］布尔加科夫：《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筒》，徐汉昌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4-95页。
⑧［苏］布尔加科夫：《回忆》，载王守仁编选《复活的圣火——俄罗斯文学大师开禁文选》，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207页。
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79页。
⑩Андреевский Г.В..Москва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эпоху1920-1930годы,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2003,с.432.
(11)即列宁的小妹妹。
(12)汪介之编：《高尔基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
(13)［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冯江南、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14)［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冯江南、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15)Базанков А.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провинции ： традиции и новаторство.// Провинция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фактор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динамики.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 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дратьев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Москва-Кострома,1998
(16)Токарева Е.А.Театраль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России в 1917-1926 годах：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М.,1994.-С.25-26.
(17)工人系（Рабочие факультеты,рабфаки），国内学界也译为“劳动者系” “工农速成中学” “工人培训系” “工人夜校”等。源自于1919年9月，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开办附属于高等学校、中学的工人系，作为大学的预科机构，为政治上可靠的工农学生提供文化和科学补习课程。
(18)Аврус А.И.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Саратов,1998.С.90.
(19)1924年1月26日，为纪念刚刚去世的列宁，第二届全苏苏维埃大会宣布将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
(20)Кетлинская В..Слепков В.Жизнь без контроля.М.,1929.С.37-42.
(21)Эткинд А.М.Эрос невозможного： история психоанализа в России.СПб.,1993.С.222-223.
(22)Базанков А.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провинции： традиции и новаторство.// Провинция России：тенденции,фактор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динамики. 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 Ⅲ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дратьев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Москва-Кострома,1998.
(23)Балашов Е.М. 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ительство и власть. 1917-1920-е гг.//Из истори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борникматериалов и статей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В.Р.Лейкиной-Свирской.СПб.,2003.с.454.
(24)Балашов Е.М. 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ительство и власть.1917-1920-е гг.//Из истори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борникматериалов и статей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В.Р.Лейкиной-Свирской.СПб.,2003.с.455.
(25)Народн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1926.№1.С.110.
(26)Балашов Е.М.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ительство и власть.1917-1920-е гг.//Из истори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статей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В.Р.Лейкиной-Свирской.СПб.,2003.с 455.
(27)Анисимов М. Деревенская работа Союза работников просвещения.М.,1924.С.18.
(28)Анисимов М. Деревенская работа Союза работников просвещения.М.,1924.С.19.
(29)Балашов Е.М.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ительство и власть.1917-1920-е гг.//Из истори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статей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В.Р.Лейкиной-Свирской.СПб.,2003.с.454.
(30)народный учитель.1924.№1.С.80-81.
(31)народный учитель.1927.№7-8.С.67.
(32)Золотарев О.В.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1920-1930-е.годы. //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Екатеринбург,2001.С.161.
(33)这个词是学校工作者（щкольный работник）的合成，因раб含“奴隶”“奴才”的意思，因此是贬义。
(34)Вестник просвещения.1919.№4 -6.С.37.
(35)Балашов Е.М. 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ительство и власть.1917-1920-е гг.//Из истори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борникматериалов и статей к 100 -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В.Р.Лейкиной-Свирской.СПб.,2003.с.459.
(36)Познанский Н. Новые побеги//Народный учитель.1924.№1.С.86-87.
(37)Дзюбинский С.Сельский учитель.Путевые заметки лектора.М.,1925.С.11.
(38)Гельман И.Равкин И.,Рузер Е..Соколов Я.Труд и здоровье педагога.М.,1926.С.62-67.
(39)Анисимов М. Деревенская работа Союза работников просвещения.М.,1924.С- 21.
(40)Народный учитель.1927.N67- 8.С.67.
(41)Адамович А.Об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работ учителя//Народный учитель.1925.№3.С.98.
(42)Народный учитель.1924.№1.С.73.1925. №11.С.75.На путях к новой школе.1928. №12.С.19.
(43)Анисимов М. Деревенская работа Союза работников просвещения.М.,1924.С.14.
(44)Балашов Е.М. 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ительство и власть. 1917-1920-е гг.//Из истори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статей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В.Р.Лейкиной-Свирской- СПб.,2003.с 464.
(45)Заводов В. Учительство и комсомол.М.,1925.С.13,31.
(46)Народный учитель.1925.№11.С.74-75.
(47)相关论述参见张建华《从政治整肃到行政规训：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达》（《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塑造和政权培育》（《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4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68页。
(4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50)［苏］别利亚耶夫等：《苏联科学机构网的形成和发展》，陈仲实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51)《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页。
(52) Базанков А.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провинции ： традиции и новаторство.// Провинция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фактор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динамики.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 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дратьев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Кострома,1998.
(53)［苏］图尔科夫：《光与善的骄子——勃洛克传》，郑体武译，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54)1921年9月，索洛古勃的妻子切波塔列夫斯卡娅病逝，索洛古勃宣布放弃出国。
(55)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87.Л.2.;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87.Л.1.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Андрей Артизов и Олег Наумов.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 （б）-ВЧК- ОГР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гг.М.,1999.С.25.
(56)АП РФ.Ф.3.Оп.1.Д.175.Л.7 -7оп.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Андрей Артизов и Олег Наумов.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 б）-ВЧК-ОГР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гг.М.,1999.С.29.
(57)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92.Л.2.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Андрей Артизов и Олег Наумов.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 （б）-ВЧК-ОГР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гг.М.,1999.С.29.
(58)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272.Л.2.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Андрей Артизов и Олег Наумов.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ВЧК- ОГРУ- 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гг.М.,1999.С.35.
(59)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439.Л.2.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Андрей Артизов и Олег
Наумов.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ВЧК-ОГРУ- 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гг.М.,1999.С.46.
(60)РЦХИДНИ.Ф.74.Оп.1.Д.297.Л.3 -3об.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Андрей Артизов и Олег Наумов.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 б）-ВЧК-ОГР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гг.М.,1999.С.67.
(61)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587.Л.4.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Андрей Артизов и Олег
Наумов.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ВЧК-ОГР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гг.М.,1999.С.67.关于列宾来信和他的相关资料参见Возвращение не состоялось (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с И.Е.Репиным )//Советские архивы.1991.№3.С.65 -73.
(62)Андрей Артизов и Олег Наумов.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 （б） -ВЧК-ОГР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гг.М.,1999.С.739.
(63)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602.Л.8.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Андрей Артизов и Олег
Наумов.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 -ВЧК- ОГРУ- 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гг.М.,1999.С.69.
(64)1940年库奥卡拉地区被并入苏联。
(65)《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5页。
(66)Латышев А .Г.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й Ленин.С.27.
(67)Ленин В.И.Поли.собр.соч.Т.45.С.189.
(68)《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3页。
(69)《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16页。
(70)《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