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海珠寺的沉浮看宋代以降广州社会的变迁
杨宪钊
摘 要 ：南宋末年，探花李昴英在广城南江石上建立海珠寺，声势煊赫之下，神圣空间与世俗生活不断整合，功能日益拓展，建构着广州的传统社会。佛门净土、欢娱之所、海防重地、瓦砾之场，成为广州民众对于海珠寺的深刻的历史记忆。海珠寺的盛衰消长，成为宋代以降广州社会变迁的重要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 ：海珠寺 广州 社会变迁
海珠寺，一座消失的丛林，位于古羊城城南江心之中。自南宋末年创立，直至清代消亡，在广州城城池建设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在珠三角佛教与社会世俗的盘根错节之中，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演变过程。海珠寺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身的宗教属性，决定了它特殊的娱乐、文化、军事意义，地方文献赋予了其“冶游圣境”“登第嘉符”“饯别之所”“省屏籓地”等形形色色的文化蕴涵。海珠寺因此成为一个广州历史文化的综合体，其身上所携带的多重因子，正是宋代以降广州社会变迁的缩影，通过透析海珠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加深对珠三角文化一体性特质的理解。
一、佛门清净地：宋元海珠寺的声名鹊起
海珠石，在广城南珠江之中，是一块巨型礁石，因受江水长期冲刷而浑圆似珠，“圆秀如珠，且广人称江河为海”，故名海珠，“址广十丈余，四面环汇皆水。”① （明）郭棐撰，王元林校注：《岭海名胜记校注》卷7《海珠记上·海珠慈度寺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 呈椭圆形，长100多米，宽50 米，东西长，南北窄，面积不大。两宋亦称其为“走珠石”，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一书记载了“贾胡负珠”的民间传闻，② （宋）方信孺撰：《南海百咏》，广州：广东出版集团，2010年，第38页。 故名“走珠石”。该书称“走珠石，在河南。”可见宋元时期，海珠石更靠近珠江南岸，离北岸之广州城较远。南宋末期，海珠石距北侧江岸约330米。③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编：《越秀史稿》第2卷，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174页。 海珠石为“珠江三石”之一，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三《山语》谓：“西北二江之来，至广州，先以灵洲为砥柱，次以海珠，次以海印，次以禺珠，皆在水中央，所谓鳌峰也。”①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3《山语》，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第169页。
通过约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南海百咏》一书可以看出，海珠石上并未有建筑存在。至宝祐四年（1256），李昴英始在此建立海珠寺。李昴英（1200—1257），字俊明，号文溪，番禺人。宝庆二年（1226）中进士一甲第三名，成为广东科举考试的首位探花。李昴英未及第之时，曾读书于海珠石上。后在读书处的基础上捐资建立寺庙，选择已废弃的南汉州东慈度寺为寺额，故名海珠慈度寺。景定三年（1262），广东转运判官洪天锡建李忠简公祠于海珠寺，以祭祀李昴英。② 杨宪钊：《“寺院立祠祭贤”现象的文献考察》，《兰台世界》2017年第8期。 海珠慈度寺因李昴英之名在南宋末年既已闻名遐迩，时住持僧鉴义作《海珠慈度寺记》，中言“穗石福地，其名四驰。”③ （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海珠小志》卷1《海珠慈度寺记》，《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宋元时期，海珠寺是一方梵刹所在，佛门清净，自非畅游之地。时广州市民的郊游之地位于药洲、蒲涧。宋人洪适《盘洲文集》卷二十二《张运知广州制》有云：“二广之区，五羊最大，药洲、蒲涧，民有嬉游之风。”④ （宋）洪适：《盘洲文集》卷22《张运知广州制》，《中国古籍珍本丛刊》第4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 海珠寺“屹峙洪涛中”，江面宽阔，波涛汹涌，往来不便，故并未成为广州市民游玩的场所。而因其四面环水，清幽之境，名人之迹，也吸引了部分文人的目光。南宋末年，“时张镇孙辈于此结龙头会，有挽长弓射江之梦。镇孙果中咸淳辛未状元，其科名赫赫彪显矣。”⑤ （明）郭棐撰，王元林校注：《岭海名胜记校注》卷7《海珠记下》，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76页。 海珠寺因张镇孙状元及第，地势人文的优越性再次得以彰显。李昴英、张镇孙两人给海珠寺贴上了特殊的文化符号标识，地以人重，海珠寺日益兴旺起来。
宋元时期的海珠寺因珠江的阻隔，绝非市井繁喧之地，更多的是文人墨客于此观览静修。正因为地处江心，风景旖旎，钟灵毓秀，置身寺外，环顾四周，水光一色，月色如洒。清人樊封称海珠寺的景象，“怒涛四撼，突起仙洲，瑶房嘉树，恍若蓬壶。”⑥ （清）樊丰撰：《南海百咏续编》卷2《佛寺》，广州：广东出版集团，2010年，第202页。 因此文士将其忝入南宋末年所评选的“羊城八景”，即“珠江秋色”。然正因宋元时的珠江“怒涛四撼”，远非今日之平静，故而一般海珠寺在民众心中更多的是岛屿佛宫。
同时，还要大量增加新质专业力量，依托信息产业、地质测绘、航空航天、交通运输、装备制造等行业部门，编建战略投送、远程预警、信息通信、网络攻防、海上救援、高技术装备技术保障等新质力量，适应支援保障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要。
播出系统出现故障是难以避免的，为了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解决故障，一般会采用硬件备份的方式，比如采用镜像备份的方式进行备份，并做好条线处理等机制，使故障发生时可以及时做出反应。
与此同时，明中后期珠三角人文蔚起，理学勃兴，兴起了“南海士大夫集团”。②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页。 名儒大宦在昌正理学的同时，重新品评了“羊城八景”，据康熙《南海县志》卷一《舆地志·形胜》所记载，明中后期所定的新“羊城八景”，与宋元两代相比几乎全部更新，基本上以郡城为主，不求远郊景色。海珠寺因巨大的宗教人文感召，成为众多后辈儒生祈求仕途，感怀先贤之所。清人樊丰指出后人对待海珠寺的态度是“以为登第嘉符，至今未改。”③ （清）樊丰撰：《南海百咏续编》卷2《佛寺》，广州：广东出版集团，2010年，第202页。 “海珠晴澜”继宋季“珠江秋色”之后，重新忝列八景之中，彰显出广州城经济中心重新南移的格局下，海珠寺得到了四民的一致认可，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成为地域社会网络的重要衔接点。
蒜瓣特别脆嫩且没有外壳保护层, 排种时, 蒜瓣既不能挤压也不能排绞, 针对该状况以及大蒜的不规则外形，研制出一种圆盘转勺式大蒜取种盘。该播种机的排种盘上固定了多个取种窝,取种窝根据大蒜的形状来设计；排种盘的直径是根据大蒜株距、排种盘上的取种窝数、大蒜播种机的行走速度而确定的，从而设计出带有取种勺的圆盘，如图3所示。
元军在攻打广州城时，珠江北部的江岸建筑皆毁于兵燹，广州城南地区发展始终不及宋代，以故，成化《广州志》卷三十《八景》中“珠江秋色”并未入选。也就是说“珠江秋色”所存在的时间仅在南宋末年，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宝祐四年（1256）所建立的海珠寺，在整个宋元时期都只是佛门清净地。元大德间（1297—1307）海珠寺毁，元帅罗璧为之重修。⑧ （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海珠小志》卷1《重修海珠慈度寺》，《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二、欢娱之所：明代海珠寺的鼎盛期
(1)不同硫酸盐溶解度不同，溶解度越大的硫酸盐生成的H 2 S越多，但Na2 SO4这类不能启动TSR反应的硫酸盐除外。比如常温下易溶于水的MgSO4和Al2(SO 4)3通过TSR反应生成H 2 S的体积分数分别为微溶于水的CaSO 4的1.6倍和5.5倍。
明代前期，海珠寺还主要以其佛教丛林为特色，文人也多因禅宫胜地而游览，成化间王文凤作诗言潮水与禅修的关联：“水去心常静，潮来梦不惊。坐看波底月，道果自圆成。”③ （清）孔兴琏修：《（康熙）番禺县志》卷17《艺文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606页。 同时人张诩《游海珠寺》鲜明的道出了海岛山洲与佛寺的关系，“中间一座岿禅宫，四面如山浪拍空。”④ （明）郭棐撰，王元林校注：《岭海名胜记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47页。 而成化《广州志》卷三十《八景》记载的明代“广州八景”与元代完全相同，“珠江秋色”仍未入选。说明时至明中叶，海珠寺依然不是广州市民的欢娱之所。
那天，初夏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大地，微微熏风一阵连着一阵，从洞庭湖那边吹过来，吹得村人们一个个昏昏欲睡，都在田畈里薅禾呢，薅了老半天，还没薅出几丈远。就在这时，人们不约而同地听到了喜姑的歌声：
明中后期，随着广州南面江岸不断的向南推移，淤涨成陆，至明季，海珠石北距江岸约176米。⑤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编：《越秀史稿》第2卷，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424页。 随着明代承平日久，南城商业愈发繁盛，经济活动不断向南迁移，五羊驿、税课司、批验所、市舶提举司等衙署集中于此，嘉靖间，两广总督吴桂芳在《议筑广东省会外城疏》奏疏中明言增筑新城的必要性：
广东省城，为十郡根本之地，而城南郭外，正诸商贸易之区，生民之凑集如云，财货之积聚满市，真一省丰阜之最，两广通利之源也。⑥ （明）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342《吴司马奏议·议筑广东省会外城疏》，台北：台北国联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64年，第377页。
于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动工修筑新南城。外城的增筑，海珠石向北岸的靠拢，海珠寺与广州城距离更近。于是海珠寺成为游观嬉戏、迎劳燕饯的绝佳场所。为此，正德十三年（1518）广州政府专门设置渡船，以供往返。“复仰广州府城外埠泊各渡船，每年合众供应一长艇，艇一人往来海珠，以便游谒。”⑦ （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清）李管朗增补：《海珠志》卷1《海珠忠简先公祠说》，《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31页。 万历间，陈第《两粤游草》一书记载海珠寺“以近省会，游人杂沓，夜景佳矣。渔灯错落，天籁风清，对床南轩，波涛若动于枕席。”⑧ （明）陈第：《两粤游草》《记·游西樵记》，《广州大典》第428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614页。 屈大均记载羊城人于七夕日亦游玩于海珠，“广中七七之夕，多为素馨花艇，游泛海珠及西濠、香浦。”①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7《素馨》，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第1452页。 可见，明中后期，海珠寺在普通民众中已成为游览的佳境所在。
王临亨《粤剑编》称海珠寺“在会城南门外海中，形圆若珠，宦游者以为饯别之所。”② （明）王临亨：《粤剑编》卷1《志古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弘治间，广东按察司副使陆渊擢福建左参政，“宪长刘公率诸同官暨藩阃诸公，合饯于海珠寺之法堂。”③ （明）方良永：《方简肃文集》巻4《序·海珠别意图序》，《四库明人文集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60页。 嘉靖间，山西人巡按御史孙永思在海珠寺宴请李凉溪、崔南驼二好友，并作《海珠寺燕李凉溪、崔南驼二鸿胪乡友》四首。④ （明）郭棐撰，（清）陈兰芝增辑，王元林点校：《岭海名胜记增辑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221-222页。 清人陈兰芝所增辑《岭海名胜记增辑》一书补录了许多明士人海珠饯别诗文。
然而海防重地的设立，巨炮周罗，军人屯驻，明代昌盛的海珠寺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欢娱之所为之稍歇，王士禛言“用兵后，筑城置戍其上，荒落不复振矣。”⑤ （清）王士禛撰：《广州游览小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页。 反映了统治者的政策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佛寺的兴衰。李昴英十五世孙李文焰记载了这一显著变化：
西洋之人，深目隆准，秃顶虬髯。身着花布衣，精工夺目。语作撑犁孤涂，了不可解。税使因余行部，祖于海殊寺。其人闻税使宴客寺中，呼其酋十余人，盛两盘饼饵，一瓶酒以献。其饼饵以方尺帨覆之，以为敬。税使悉以馈余。⑤ （明）王临亨：《粤剑编》卷3《志外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1页。
这里的西洋之人，据汤开建考察，乃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入粤，被李凤破例召进广州将一个月的荷兰人。⑥ 汤开建：《万历中期广东税监李凤与澳门的关系——以朱吾弼〈参粤珰勾夷疏〉为中心》，《明代澳门史论稿（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52页。 李凤在海珠寺宴请王临亨，荷兰人进献西式糕点、洋酒，显然，荷兰人对海珠寺是不陌生的，海珠寺离外国商船停泊的怀远驿不远，便于中外人士于此会聚。佛教寺院在外事活动中本身可充当接见外使的场所，这些事实，可验证明朝后期海珠寺在外事活动中的燕饯作用。
直到康熙中后期，随着战事的停歇，海珠寺又逐渐恢复到明代的景象，开始容人自由参观。但是海珠寺的燕饯功能大抵削弱，燕饯诗文大幅度减少，外事活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海幢寺取代海珠寺，成为清代官方在广州正式接见外使的场所，也是洋商在广州有限的许可活动范围内唯一的寺院。⑦ 何韶颖：《试析广州海幢寺在清代外交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六祖慧能与岭南禅宗历史文化研究文集》，香港：香港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 海珠寺因海珠炮台的存在，更多的是以武力支撑着海关和广州口岸行驶职权。⑧ 黄利平：《清代民国广州城防、江防与海防炮台研究》，广州：广州出版社，2016年，第29页。
四月八日浴佛，采面荭榔，捣百花叶为饼。是日江上陈龙舟，曰“出水龙”，潮田始作。五月，自朔至五日，以粽心草系黍，卷以柊叶，以象阴阳包裹。浴女兰汤，饮菖蒲雄黄醴，以辟不详。士女乘舫，观竞渡海珠，买花果于疍家女艇中。⑧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事语·广州时序》，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第619页。
本实验将10批护肝剂制剂样本的39个共有峰导入SIMCA-p13.0软件，进行PCA。对39个共有峰峰面积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结果见图4。由PCA图可以看出，通过PCA将10批药材分为4大类，其中S2为一类，S6、S10为一类，S4、S8、S5为一类，S3、S9、S7、S1为一类。与聚类分析结果一致。
清初王士祯《广州游览小志》记载，海珠寺“台下瞰江水，北带羊城，估舶渔艇，往来如图画，为粤人竞渡之所。”⑨ （清）王士禛撰：《广州游览小志》，《广州大典》第231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250页。 其《广州竹枝六首》之一写道：“海珠石上柳荫浓，队队龙舟出浪中。一抹斜阳照金碧，齐将孔翠作船篷。”⑩ （清）王士禛撰：《渔洋山人精华录》卷9《今体诗·广州竹枝六首》，《四部丛刊初编》第407册，北京：中国书店，2016年，第509页。 在竞渡之日，“多有龙郎、蛋女鲙鱼酤酒，零贩茘支、蒲桃、芙蕖、素馨之属，随潮来往。”①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5《石语·三石》，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第372页。 民俗活动的过程中，夹杂着浓重的商业气息。画船云集，龙舟竞渡，箫鼓喧阗，昔日的佛门净土，早已变质，佛门清净地，一转而为欢娱之所。
友好的欢迎和支持总是能让我们倍感温暖。在皮兰，当地政府批准我们驾驶那些跑车进入原本禁止游客车辆进入的中心广场，我们在那里瞬间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起初，我还自作多情地以为那里的游客是为我们这些“有钱人”而来，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那几辆跑车而已。在那里，我们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不好意思，稍微靠边一点好吗，顺便帮我和这辆车拍张合影吧？”
海珠寺与广州城距离的拉近，在社会功能不断拓展的同时，海防因素也悄然凸显。明万历间莆田人苏志乾在《海珠寺赋》中即认识到海珠寺重要的屏障作用：“咨岭表之奥衍，结藂灵于五羊。控交桂而制闽越，接吴楚而扼荆襄。盘峙赵佗之屏障，纡回陆贾之云装。枕九嶷而带衡岳，负重溟而瞰扶桑。”④ （清）陈元龙辑：《历代赋汇补遗》卷13《海珠寺赋》，《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第475册，北京：商务印书馆，第70页。 在嘉靖末年至隆庆初年，海寇曾一本成为广东海域的一大巨患。隆庆二年（1568）曾一本犯广州，“驻五羊驿前三日，掠民居，焚兵船罄尽。”总兵俞大猷、郭成御之，败绩。俞大猷“几被掳”，“闭门不敢发一矢”，酿成严重政治危机。曾一本后乃“题海珠寺壁嘲之”⑤ （明）苏愚：《三省备边图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地理类第2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894页。 ，扬帆竟去。也就是说，在曾一本犯省城之时，海珠寺可能完全暴露在海寇之手，才有了题寺壁之事，这时海珠寺尚未纳入省城的防御体系。
海珠寺因地处江心，南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宋、元两军曾交战于此，“冬十月，经略使张镇孙及元塔出、吕师夔战于海珠寺，镇孙败绩，元人复陷广州。”⑦ （明）刘廷元修，王学曾撰：《（万历）南海县志》卷3《政事志·事纪》，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三、从海防重地到瓦砾之场：清代海珠寺的衰亡
香港地区学者萧国健认为“清初建筑之炮台要塞，多为位于视野广阔、射击便利及能居高临下之险要地点。”⑥ 萧国健：《关城与炮台》，香港：香港市政局，1997年，第56页。 海珠寺因地处冲要，在明末清初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正式纳入省城的防御体系。顺治四年（1647）五月，清两广总督佟养甲以海珠寺居省垣要害，在其上环筑炮台，“遣将弁戍守，置神器焉。”⑦ （清）樊丰撰：《南海百咏续编》卷2《佛寺》，广州：广东出版集团，2010年，第202页。 海珠炮台主要以封闭式围墙形制为主，沈复《浮生六记》中称：“寺在水中，围墙若城四周。离水五尺许，有洞，设大炮以防海寇。”⑧ （清）沈复撰：《浮生六记》卷4《浪游记快》，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99页。 这种策略性的屈从，是政治权威下的直接产物，佛寺进一步被有效地编织进了地方政治的网络系统中。
顺治四年（1647）冬，佟养甲为加强城防，又在明代广州新城外增筑东西二翼城，“各长二十余丈，直至海边。”① （清）金光祖撰修：《（康熙）广东通志》卷5《城池》，《广州大典》第245册，广州：广州出版社，第296-297页。 海珠寺与广州城距离更为接近，处于靖海门外，战略地位极具凸显，清人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静退斋集》言“海珠寺周环炮位，设兵以守，盖国初防海之要也。”② （清）戴文灯撰：《静退斋集》卷3《古今诗三·广州杂诗八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7页。 《鹿洲初集》有云“国初砌墉堞为炮台，用资守御，城南恃以为固……附城炮台以海珠为最要，东西掎角，作省屏籓地利得焉。”③ （清）蓝鼎元撰：《鹿洲初集》卷10《记·游珠江阁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40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739页。 明清鼎革之际，海珠寺炮台辗转于明军与清军之手。顺治七年（1650），即南明永历四年正月，清军陷韶关、南雄。时南明杜允和摄两广篆，专守羊城。杜允和与三司江椟等人于十四日出城登舟，泊于海珠寺侧，“俟烽火照影，即挂帆虎头门。”④ （清）计六奇辑：《明季南略》卷15《杜允和固守羊城》，《续修四库全书》第44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37-438页。 终杳无音耗，杜允和率三司官属复入广城。可见在战争岁月，海珠寺战略地位急剧上升，退可守广州，出可逃虎头门而出海。
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刑部主事恤刑广东的昆山人王临亨至粤，税监李凤在海珠寺宴请之，《粤剑编》卷3记其事：
慨自珠寺作为兵垒，军伍屯聚，而昔时之燕饯游观，藐焉无闻，歌咏为之一歇。即朝祭先祖亦仅望洋而已。比年以来，四海升平，子姓具呈当道，公祖父母请复朝祭于海珠祠中，幸蒙俯允。今虽守镇之兵未撤，而往来称便，故从而游览者渐多，而歌咏亦渐起焉。⑥ （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海珠小志》卷1《记》，《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这一变化充分地说明海珠寺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官府手里，海珠寺则被迫依附于官府，主导海珠寺有序发展的背后之手永远是当权的地方统治集团。由于军伍屯聚，炮台雄壮，百姓出于本能的畏惧心理，昔日的燕享遂告终止，甚至李氏族人也只能隔江遥祭李忠简公祠。
正是基于宋元海珠寺的发展，明初，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清理佛教的过程中，海珠寺以地名胜得为丛林，先后归并南海北水堡隆兴寺、白藤堡镇康村国寿寺、巴由都紫泥堡瑞云山隆兴寺等寺庙，“广集僧众，至无栖所，而且口粮不足。”① （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清）李管朗增补：《海珠志》卷1《海珠管业说》，《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 海珠寺规模于兹为盛。开启了有明一代海珠寺的鼎盛局面，是《皇明寺观志》中广州府十寺的一寺，② （明）佚名辑：《皇明寺观志》，《中国佛寺志丛刊》第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290页。 为一方重要丛林。据《海珠志》卷一记载成化间王文凤所作《重修海珠慈度寺》与李管朗所撰《海珠慈度寺说》，海珠寺在明代，历经宣德间、正统间、天顺五年、成化间、崇祯九年，凡六修。明代实行收紧的佛教政策，海珠寺的屡次重修，在整个珠三角地区都别具特色。
因海珠寺距离广州新城的距离大幅度缩减，成为舟船停泊之所，屈大均《广东新语》讲到海珠寺有古榕十余株，“四边蟠结，游人往往息舟其阴。”⑦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5《石语·三石》，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第372页。 同时也成为粤人龙舟竞渡之重要场所。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述了明末广州海珠寺端午节龙舟竞渡的情形：
康熙四十四年（1705），李氏族人再次倡导维修海珠寺，但因官兵的进驻，宗教属性日益淡化，道光《广东通志》记载海珠炮台“抚标左营派外委一员，兵四十名防守”⑨ （清）李福泰修，史澄撰：《（同治）番禺县志》卷19《经政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乾隆间，李昴英十七世孙李管朗在撰《海珠祠内建置说》时，记道“僧不过三人”① （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清）李管朗增补：《海珠志》卷1《海珠祠内建置说》，《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33页。（清）倪鸿：《桐阴清话》卷7，《岭南随笔（外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86页。 ，可见僧侣与兵员的比重悬殊，海珠寺实际规模已不复明代之时。康熙年间，巡抚李棲凤还在李忠简公祠前筑危楼，以为游人登眺所，名曰“得月楼”。② （清）樊丰撰：《南海百咏续编》卷2《佛寺》，广州：广东出版集团，2010年，第202页。 雍正九年（1731），布政司王士俊等在海珠寺修建文昌阁，“层楼耸峙，可揽山海之胜。”③ （清）任果修，檀萃撰：《（乾隆）番禺县志》卷4《山水志》，清乾隆三十九年。 这些修建活动，成为骚人逸士游览登临的必要条件，《海珠志》仍记载大量的清人游谒吟咏海珠寺的诗文。晚清桂林人倪鸿记载“海珠寺在珠江中，四面游船鳞集，繁弦急管，达旦不休，为广州冶游圣境。”④ （清）倪鸿：《桐阴清话》卷7，《岭南随笔（外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86页。 然而，尽管海珠寺仍然是清代前期重要的观赏之地，但是乾隆《番禺县志》卷4《山水志》所记载的“羊城八景”已不见海珠寺的身影。海珠寺龙舟竞渡活动在清代仍然延续，衡阳僧人衡麓，字湘滨，一字寄尘，乾、嘉时人，卓锡无定所，尝作诗《游海珠寺观龙舟》：“珠海海珠寺，招魂汗漫游。云峰天外矗，铁瓮水中浮。鼍鼓鸣蛟室，龙舟绕蜃楼。一銁新月上，钓起古今愁。”⑤ （清）邓显鹤辑：《沅湘耆旧集》卷194《寄尘和尙衡麓五首》，《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第398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411页。
此外，有关海珠寺的文人诗作，与明时的景象略有不同，清人不得不关注到海珠炮台这一雄壮的实体存在。如清中叶番禺诗人张维屏有词《满江红·海珠寺》，中言：“铁戟苔斑兵气静，石幢灯暗经声歇。”⑥ （清）张维屏撰：《张南山全集》卷16《珠海唱霞图》，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 正是明清吟咏海珠诗文异同的真实写照。
在海珠寺仍然延续着昔日的繁华景象之时，海珠寺的命运开始受到西方势力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并最终成为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激烈冲突过程中的牺牲品。乾隆二十七年（1757）“一口通商”上谕的颁布，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珠江边上的广州十三行。海珠寺离十三行仅仅半英里，以故频繁地出现在晚清外销画上，并以“荷兰人炮台”而闻名。⑦ 因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大使来广州之时，两艘帆船停泊在海珠炮台旁，而被西方游客唤作“荷兰人炮台”。见[英]孔佩特著，于毅颖译：《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北京：商务出版社，2014年，第264页。 通商口岸给广州带来了蓬勃的中外文化交流，海珠寺外更是一片中西商船云集的景观，这也是清代的海珠寺与明代的显著的不同所在。
咸丰六年（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攻占海珠寺，张维屏《草堂集》称“贼据海珠，打炮入城。官军收复，拆为平地。”⑧ 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4，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5页。 英军为登高指挥舰队炮轰广州城，在海珠寺最高的一株红棉树上钉上大铁钉以助攀爬，这些大铁钉，现存广州博物馆，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罪行的铁证。⑨ 邝桂荣：《海珠石湮没》，《广州文史》第76辑，广州：广州出版社，2011年，第398页。 千年古寺，毁于一旦，根据《泰晤士报》记者乔治·库克的报道：“这里成了一片废墟，一地的残砖碎瓦。”⑩ [英]孔佩特著，于毅颖译：《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7页。 倪鸿不无感慨道：“畴昔欢娱之地，今为瓦砾之场。”⑪ （明）李韡编，（清）李文熖重辑，（清）李管朗增补：《海珠志》卷1《海珠祠内建置说》，《广州大典》第22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133页。（清）倪鸿：《桐阴清话》卷7，《岭南随笔（外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86页。 海珠寺成为瓦砾之场，是中西方文明不断接触的结果，更多地受到了政治的因素，从海防重地到瓦砾之场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导向。
公司成立“冬季三防”领导小组，对水电气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加强生产现场设备防冻管理，尤其是阀门法兰和消防管线等易出现事故隐患的部位进行重点检查，对仪器仪表等精细设备采取可靠的防冻措施。同时，各生产车间加强宣传力度，教育员工增强三防管理意识，加强巡回检查力度，并成立抢险队伍，做到有突发情况不耽误，不推脱。
同治二年（1863），地方官绅修复李忠简公祠，海珠寺在此过程中也得以重修，只是规模较小，① [英]孔佩特着，于毅颖译：《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8页。记载19世纪60年代中期，岛上出现了一座小寺庙，代替了1856年前存在的老炮台。 但旋即为水师驻扎，“日久，几于芜废”② 梁鼎芬修，丁仁长撰：《（民国）番禺县续志》卷5《坛庙》，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光绪十四年（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下令重修湮废的海珠寺、李忠简公祠、海珠炮台，这次的修建是海珠寺的最后一次大修缮，详情已不可知，清末番禺进士傅维森（1864—1902）曾著《珠江竞渡诗序》一文，中言：“时则慈度寺外，罗衣若丛；文昌阁前，画楫如织。”③ 傅维森：《珠江竞渡诗序》，《羊城风华录：历代中外名人笔下的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宣统元年（1909）再次修复李忠简公祠，而海珠寺“今祗存佛龛一楹”④ 梁鼎芬修，丁仁长撰：《（民国）番禺县续志》卷43《余事志一》，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667页。 ，后皆不存。1925年，广州市市长伍朝枢将驻军他徙，辟建为海珠公园，其《海珠公园记》一文中言“旧有慈渡寺，早废”⑤ 伍朝枢：《海珠公园记》，《羊城风华录：历代中外名人笔下的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 。1931年，广州市人工扩筑新堤，海珠石遂与珠江北岸连成陆地，从此不复存在。⑥ 邝桂荣：《海珠石湮没》，《广州文史》第76辑，广州：广州出版社，2011年，第399页。 晚清时的海珠寺，虽屡修，但多为存放佛龛的小寺庙，仅为延续海珠寺之名。
作为公共必修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往往采取大班上课的形式，每个教学班有一百人左右。开展活动时，需要将班级学生划分成小组，每组三到五人，并排好先后顺序。如果一个班是由几个小班或不同专业的人组合而成，可以由各班级轮流展开，具体小组的人员组合由学生自己确定，最大可能地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时事新闻评论可以每周进行一次。每组学生课下进行充分准备，上台展示前要将展示的内容向教师报告，教师给予具体的指导和修改意见，由小组成员共同修改完善。每组展示的时间最长不超过15分钟，展示时教师要提醒学生注意时间限制，内容要简练，新闻要素要有条理，语言不能过于偏激。
结 语
海珠寺自南宋末年由探花李昴英创立，直至清代，一直是广州重要的佛教道场，其历尽沧桑的背后，折射出广州地域社会的变迁。宋代以降，广州城南部泥沙日渐淤涨，海岸线不断向南推进，海珠寺由南宋末年的郊外的江心中，到清代靖海门外，距离的拉近，佛寺的社会功能随之拓展。宋元时期，因波涛江水的阻隔，海珠寺作为一方丛林之所在，四面环海，蓬莱仙岛，实佛门清净地。明代海珠寺成为地方政府管辖下重要的官寺所在，以故整个明代凡五修，海珠寺发展至鼎盛时期。随着广州城经济格局的南移以及士绅阶层的成长，海珠寺在明后期，不仅成为游观嬉戏、迎劳燕饯、龙舟竞渡的绝佳场所，且忝列“羊城八景”之中。入清以后，海珠寺地处广城外，形势扼要，成为海防重地，一口通商下，海珠寺成为蓬勃的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并最终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毁于一旦。
纵观海珠寺的沉浮，从佛门净土到欢娱之所再到海防重地，最后变为瓦砾之场，多重角色的转变，正是海洋文化下广州城市社会变迁的重要缩影，文人、宦官、海寇、军士、洋人、民众，各色人等在此粉墨登场，佛门净土不再“清净”，不仅有宗教属性的一面，也具备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层面，形成了多种功能的综合。海珠寺的盛衰消长，集中反映了宋代以降广州社会的诸多面相，在珠三角特有的文化土壤中呈现出功利性、世俗性的文化特征，同时也体现了帝国晚期宗教地位的薄弱形势下世俗政治权力的意志。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 - 434X (2019) 02 - 0038 - 08
作者简介 ：杨宪钊，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古籍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广东，广州，510632。
责任编辑： 刘 毅
标签：海珠寺论文; 广州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古籍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