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迁徙：俄国文论与中国建构的俄苏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文学理论论文,文论论文,中国论文,苏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毫无疑问，现代中国对文学甚至整个审美活动的认识、理解和判断，深受俄国文学理论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文学的启蒙主义功能和写实主义创作的潮流、192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论争、1930年代以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烈认同、1950年代以来直接搬用苏联文学理论教科书等，这些现象促成了一种奇特的景观，即不仅俄国文学，而且俄国人关于文学的看法——“俄国文学理论”，都对中国发生了具有强大规模效应的时代性作用。文学理论的这种大规模迁徙，在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隐藏着很多问题，诸如迁徙是否发生了变异？迁移到中国的俄苏文论与俄国本土理论是吻合还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对俄苏文论的译介和运用，在思想领会和理论把握上是否充分理解了俄国文学理论的实质，在理论体系上是否抓住了俄国文论的整体结构？无论是错位还是吻合，对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批评带来怎样的影响？
而说到俄国文学理论，我们肯定可以说，它比西方文论要晚很多，古希腊时代已经有文论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且绵延两千多年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知识论层面上形成了自己的完整体系，诸如《诗学》和《诗艺》比较纯粹地讨论文学问题，并且具有坚实的哲学和美学基础，这就大大提升了西方文论在范畴和体系上的普适性，也促成了文学理论表述上的规范化，这种情形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延续至今不变，以至于成为西方文论最具影响力的惯例；西方文学理论发展与整个社会思潮变迁相一致，诸如也经历了文艺复兴时代强调文学的人性化、古典主义时代强调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化、启蒙主义时代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浪漫主义时代重视文学的再现特性和社会性作用、现代主义时代重视文学的非理性作用等，但是文学理论的任何发展变化总是不脱离古典文论的基础，即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变化有着延续传统的功能。对此，梁实秋在《文学的美》（1937）中开篇就称，“自亚里士多德以至于今日，文学批评的发展的痕迹与哲学如出一辙，其运动之趋向与时代之划分完全吻合”（注：《东方杂志》第34卷第1号第303页（1937年）。）。可以说，这种理论有影响力是应该的，如直接对文学批评、对人们审美观念的改进等产生作用，如中国新时期对文论的根本性变革就是从引进韦勒克的《文学理论》开始的。按常规，这种文论对现代中国知识界应该更有影响力，而不是其他的文学理论。
因为与西方文学理论相比，俄国文学理论不仅其形成肯定是很晚的事情（18世纪中叶以后），而且俄国文学理论非常不纯粹，缺乏专业性特征：关心文学问题的，远不是从事职业研究文学的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专业性研究文学的学者很少，至于从技术层面上专门化研究文学的理论家则更少，关心文学的是整个知识界及其所形成的社会性氛围。也正因为如此，随着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与分化、随着俄国文学的成长与成熟、随着文学批评在俄国的生成与发展、尤其是文学研究制度在俄国的确立等，导致对文学提出深刻见解的很多不是理论家，而是文学批评实践者、文学家本人和其他知识分子。进而，这样的群体对文学的关心自然不是作为纯粹或专门的文学内部规律问题，更多是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讨论文学问题的方式，不是依据哲学和美学原理进行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附属于文学批评和社会批评，因而纯粹的职业化研究的经典性文学理论文献很少。这样一来就决定了俄国文学理论有其独特的构成：恰当运用西方理论进行俄国文学批评或分析俄国审美观念发展变化问题，这种经验性行为被提升到具有理论意义的文学主张，如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批评和人类学美学争鸣、后现代主义中的概念主义（концептуаризм）等，大多是善于借助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或其他理论资源而形成的，其意义在于很及时地对本土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问题进行有效批评，而不是形成了某种体系化的理论；为对抗18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思潮或在俄国流行的西方思潮，俄国知识界从本土文化传统中挖掘出来的或者有意识制造出来的一些观念和理论，这些观念和理论被运用到解释俄国文学现象上来，便生成了俄国本土文学理论，诸如聚合性（Собрностъ）、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艺术（соц-арт）等，这类具有强烈地方性特征的概念适用面很有限，很难被用来描述其他国家的文学现象；有机融合西方理论和俄国本土的实践经验而形成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代表性的便是形式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洛特曼符号学等，这些与西方文学理论转向语言论、心理分析、新批评等一道，共同促进了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的发展，对国际社会深化对文学内在规律的认识、对文学的文化现象的理解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很有意味的是，俄国文学理论的这种结构性特点，正是俄国文学批评和理论队伍的构成促成的：由民间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实践而生成的经验性文学理论，构成了很有生命活力的现实主义、民粹主义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等文学认识论；与民间文学批评相对的官方文学理论（包括官方人为建构的文学理论体系和官方重新确认的文学批评），这就是与西方文化思潮和理论对抗的那部分俄国理论，它很不具有普适性价值；有限的学院派职业理论家发掘出来的俄国本土经验，并有机融合西方理论经验来重新诠释本土文化现象，指导思想上不受意识形态化限制、表述方式上具有自己的逻辑规律，这套文学主张应该是俄国最有价值的。
这类借助西方理论的滋润，或者要反对西方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俄国文论，何以就能对192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且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更为纯粹的西方理论呢？莫非中国缺乏文学理论资源？殊不知，中国传统文论不仅比俄国文学理论有更多的优势，而且与西方古典理论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因为有历史悠久且很丰富的文学创作资源，相应地促使古代知识分子——士大夫也重视文学如何存在和怎样发生作用的问题，并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独有的深刻性，哪怕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不系统、缺少西方文论那种依据哲学和美学理论的特点。姑且不论先秦诸子百家对文学和审美活动诸多方面所提出的深刻见解，仅以俄国文学理论特别强调的文学发生学和社会作用论而言，中国文论也不是没有丰厚资源的：众所周知，《楚辞》已经提出“昔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乐记·乐本》篇称“凡音起，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刘安（前179-前122）的《淮南鸿烈》声言“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仪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史记·儒林列传》延续了这样的说法并补充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刘向（前77-前6）在《说苑·遵贤》曰“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发其情者也”，其子刘歆在《七略》中继续倡言“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特别是《毛诗序》更系统地运用了儒家思想而提出很深刻的文学社会功能的见解，即“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责也”，至于班固的《诗赋略论》和《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郑玄（127-200）的《诗谱序》等著名篇章同样继续延续儒家诗学之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强调文学发生学的内部规律问题，声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以示不同作家创作的不同作用，紧接着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等更是强化了文学的内在特点及其产生不同的社会功能问题。此后唐宋元时代诗人和词人论有丰富的诗歌或词创作经验者论文学，更是充满真知灼见。到了明清时期，论及文学，论者不仅重视传统的诗赋，而且开始强调小说。所以，梁启超尽管生平最恶“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并信仰西方的进化论，但在《饮冰室诗话》还是声言“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也……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并且极力推崇黄公度和杜工部诗歌创作（如是评价后者曰，“他的情感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的表情方式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深处，能将它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人比得上，所以我称他情圣”——《饮冰室合集·文集》卷38）。无须再说中国古人对文学其他体方面的深刻见解，仅此足以有助于现代中国清醒认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存在的本质、文学发展的规律等重大问题。
问题来了：如此有历史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会在进入20世纪不久便失去生命力，让位于历史很短、在相当程度上或者是借鉴西方而来的、或者是针对西方而来的俄国文论，而且俄国文论在很多方面是根本不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患上了什么病症，还是现代中国知识界出了什么问题，感情用事地接受俄国文论的深刻影响？如果我们今天能冷静地排除沮丧的情绪、意气用事，回过头来静思俄国文论对中国发生深刻影响的事实，那么我们就必须细细查考一系列具体问题，诸如是俄国哪些文论对中国发生了影响？为什么发生影响力的是这部分而不是那部分或全部？产生这种选择性接受的机制是什么？作用如何？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如果不抛弃自己历史根基深厚的文学理论，是不可能大规模接纳俄国文论的。巧合的是，历史机缘真的促成了这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好是要颠覆自己的文化传统！
然而，至此也未必就澄清了问题：要知道，晚清和民初以来中国知识界用来颠覆中国传统的主要根据，大多是来自西方的思想资源，或经由日本中介而来的西方文化，只是在1920年代到来时那些追求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才把目光转向俄国，并且对苏俄文论投注了很多热情。何以发生这样的转移？是什么人把俄国文学理论描述成比西方更有生命力？而且，谈及俄国文学理论时，中国选择了哪些俄国文论并且是如何选择的呢？在选择和向中国输入过程中，是移植还是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俄国文学理论能否保持原生态的正常旅行？俄国文论是对中国审美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究竟是哪些文论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在这种巨大影响过程中，俄国文论在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形？或者说，俄国文论是怎样旅行到中国来的？可以肯定地说，要一一回答这些问题，远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解答的，本文在此无法就现代中国选择俄国文学理论的很多重大问题展开专门讨论，诸如对苏俄主流文艺学——苏俄国家文学理论（高校编著或被教育部指定使用的《文学理论》教材或重要参考教材）的热衷、对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之论和《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之热情——远远超出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疆域（排除了其他理论家和思想家对托尔斯泰的深刻批评）、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学院派一些很有思想的专门学者（如比较文学之父维谢洛夫斯基之作《历史诗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家的理论的排斥、对苏俄主流理论之外的重要文学认识论的忽视等，而只能就大规模接受俄国写实主义批评经验和理论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众所周知，在俄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意义，不仅对文学理论体系建构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其本身构成了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影响了俄国文学理论生成的特色，即文学理论的批评化趋势。在这方面，当以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米哈伊洛夫斯基之类的民粹主义批评家，普列汉诺夫和瓦罗夫斯基之类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等最有代表性：他们所受的文学研究训练是很有限的，他们的文学批评活动完全不是在科学院和大学里进行的，也不受国家意识形态操控，主要是成功运用西方启蒙主义、写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对本土文化现象，他们的批评范式和批评目的与国家文学理论不同，与学院派的文学理论也有别。他们作为民间批评家和理论家，先后立足于西方启蒙主义和国内民族主义的立场审视俄国现代性建构及其所遭遇的问题，发表了大量可以提升到文学理论高度上的文学批评。可以说，这种文学批评性的文论在俄国文论体系中是独立存在的，给人们提供了一整套有效认识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批评的社会作用，启发了后来苏联国家文学理论的建构。现代中国知识界从1920年代便开始大量译介，把它当作现代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建设的主体性资源，作为俄国文学理论的主要成就和根据所在。但是，中国译介这部分是要在适应于中国需求的现实主义或唯物主义框架下翻译、理解和诠释的，而不是要保持原貌的介绍他们，如《小说月报·俄国文学研究专号》（1921）就收录有郭绍虞的《俄国美论与其文艺》，它基本上是以别、车、杜的现实主义美学及其批评作为主体，论及19世纪末现代主义思潮则如是曰，“尼采超人思想和法国颓废派思潮足使俄国青年未成熟的心减少爱他的精神而注入颓废的倾向，这亦是当时社会情形必然的反映。幸这种利己主义的教义与颓废趣味，在俄国文坛不会为长时间的支配，不久颓废派移于象征主义以希望未来，而尼采思潮已成为社会主义化了。在象征主义盛行时代的美论虽亦可以看出由于当时人心憧憬不安的反映，而却有希望，有宗教的情调，不似颓废派的过于颓丧了”，对这种文学批评中的民族性特点、民族主义诉求就很不在意。
更重要的还不是选择这部分俄国文论，而在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按照自己对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粗浅理解，以此翻译并诠释这部分俄国文论，导致俄国文论在向中国迁徙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这种情形，当以周扬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大连读书出版社1948年2月初版）及从中生发出最重要的唯物主义美学概念“美是生活”最为引人注目。原作中的这段话很著名：“Самое общее из того，что мило человеку，и самое милое ему на свете- -жизнь；ближайшим образом такая жизнь，какую хотелось бы ему вести，какую любит он；потом и всякая жизнь，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таки лучше жить，чем не жить：все живое уже по самой природе своей ужасается погибели，небьтия и любит жизнь.И кажется，что опредепение：《прекрасное есть жизнь》прекрасно то существо，в котором видим мы жизнь такою，такою каков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она по нашим понятиям；прекрасен тот предмет，который выказывает в себе жизнь или напоминает нам о жизни”（注：Ченышевский Н.Г.，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Сот.и вступит.статья А.Ланщикова），М.：《Сов.Россия》，1978，C.31.）。周扬最初把它译成“在人所宝贵的一切东西中，他所最宝贵的是生活；第一宝贵是他所愿意过，如他所爱的那样一种生活；其次是一切的生活，因为生活到底比不活好；但凡活的东西在本性上就恐惧死亡，恐惧不存在，而爱生活。‘美是生活’‘任何东西，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照我们的概念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独自表现生活或使人忆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注：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周扬译：《生活与美学》，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第7页。）。据周扬的译后记所言，该译本是根据柯甘（S.D.Kogan）的英译本（英文版《国际文学》1935年第6-10号）重译的，包括把书名改为《生活与美学》正文加上一些小标题，并标注这个译者乃苏联著名翻译家。然而，参考苏联的著名英译本发现这段话是这样表述的，" the most general thing that is dear to a man, than which there is nothing dearer in the world,is life; first,the life a man would like to lead,the life he loves,and then,any life; for,after all,it is better to be alive than dead:by their very nature,all living things have a horror of death,of nonexistence; they love life.And it seems to us that the definition:' Beauty is life' ; ' beautiful is that being in which we see life as it should be according to our conceptions; beautiful is the object which expresses life,or reminds us of life' ",如果再往下读就是分析生活方式的不同带来生命力的差别，从而造成不同的审美情态，" Let us trace the chief manifestations of beauty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reality in order to test it.Among the common people,the' good life' ,' life as it should be' ,means having enough to eat,living in a good house,having enough sleep; but at the same time,the peasant' s conception of life always contains the concept-work: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without work; indeed,life would be dull without it" （注：N.G.Chernyshevusky,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53，p286-288.该译本是根据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选集》译出的。）。实际上，这位美学家深受费尔巴哈的人类学理论影响——在本质上他和费尔巴哈一样，也是强调人的生命的重要性的（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学位论文三版序言中明确陈述该文“是第一个应用费尔巴哈的思想来解决美学基本问题的尝试”。据朱光潜先生所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中的人类学原理》（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инцип в философии）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原理，而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原理主要是从生理学来看待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社会性的人也还是当作动物性的人看待的（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62-563页）。），这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篇学位论文中也能显示出来，如另一著名段落（《хорошая жизнь》，《жизнь，как она должна быть》，у простого народа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чтобы сытно есть，жить в хорошей избе，спать вдоволь；но）вместе с этим у поселянина в понятии《жизнь》всегд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понятие в работе：жить без работы нельзя；да и скучно было бы.Следствием жизни в довольстве при большой работе，не доходящей，однако，до изнурения сил，у молодого пселянина или сельской девушки будет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свежий цвет лица и румянец во всю щеку первое условие красоты по простонародным понятиям.Работая много，поэтому будучи крепка сложением，сельская девушка при сытной пище будет довольно плотна，это также необходимое условие красавицы сельской；светская 《полувоэдушная》касавица кажется поселяницу решительно《невэрачною》……（重视人的身份、地位、工作、生活方式等差别，以及由此带来人的生命力各有区别，进而导致美的情形各不相同），无不是强调生命活力的重要性——不是说生活的美好。查著名的C.奥热科夫主编的《俄语详解词典》“жизнь”词条1,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явлений，происходящик в организмах，особая форм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материи（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жизни на земле.Жизнь вселенной）.2,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человека，животного всего живого（Дать ж.кому.Вопрос жизни и смерти）.3,время тако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от его возникноьения до конца，а также в какой-н.его период（долгая ж.）.4,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обшества и человека в тех или иных её проявлениях（обшественная ж.，семейная ж.）.5,Реальна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войти в ж.）.6,Оживление，проявлени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энергии（улицы полны ж.）（注：С.Н.Ожегов，Н.Ю.Шведова，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эыка（4-е изд.）.М.：Азбуковник，1999，С.194.），即这六个义项分别着眼于“存在”、“人的生命”、“生平”或“生涯”、“生活”、“现实”、“生命力”或“生机”等；查俄国著名的古罗斯文化史专家科列索夫（В.Колесов）对“жизнь”词源义的研究，“凡与活的生物或有机体，首先是与人的任何存在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在斯拉夫语中一律用词根жи来标识。这个古老的词根源于印欧语时代（gi），жи乃其斯拉夫语的形式：在我们时代初期，根据斯拉夫语硬化规则，更为古老的r替代жи。Жизнь的表现是各种各样、无可计数的，在自己的意识中，人首先把它们固定在一些范围明确的支点上，当然，这些支点是由其思想水平确定的。把一个古老后缀附在词根上，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独立词，这些词在集体意识中使一些不断变化的基本特点得到了稳固，形成了生生不息过程的最初看法”，并举例жиа вена для обозначения силы жизни：по вене течет кровьдарительница жизни，без крови нет жизнь（注：В.Колесов，Древняя Русь：Наследие в слове.Мир человека（古罗斯：文字中的遗产、人的世界）.СПб.：Филолог.Фак.СПбГУ，2000，С.75.）。再联系1970年代受业于洛特曼、1980年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成长起来的帕佩尔诺（Irina Paperno）教授之力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与现实主义时代：关于行为的符号学研究》（Chernyshevsky and the Age of Realism:A Study in the Semiotics of Behavior,1988）的最终结论，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艺术视为建构现实的完整手段，看作解决人之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生命教科书（Учебник жизни，позволяющий разрещить гла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человекческо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他不仅研究了详细叙述这种理念的艺术理论，而且创造了能有助于现代人借此掌控现实及改造现实的艺术作品”（注：Ирина Паперно，Семиотика поведения：Николай Черныцевский-человек зпохи реалзма.М.НЛО， 1998，С.184.）。因而，这段话应该译成“对任何人而言，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什么比生命更为宝贵了。首先，人人都愿意按着他所希望和所喜欢的那种方式生活；其次，任何类型的生存机会都同样宝贵，因为无论如何活着终究比不活着要好：但凡生物，就其本性而言，总是恐惧死亡、害怕生命不复存在并且热爱生命的。这样一来，似乎就可以下定义了：‘美是生命’；‘美是一种存在，我们从中能看得见生命，并且是按照我们的理念应当如此的那种生命；美是这样一种事物，它自身就显现或提示生命’”。由此便可以说，上文所引的周扬的译文是有误的，他后来便有所修正，但他仍然译成“有人觉得可爱的一切东西中最有一般性的，他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活；首先是他所愿意过、他所喜欢的那种生活；其次，是任何一种生活，因为活着到底比不活好：但凡活的东西在本性上就恐惧死亡，恐惧不存在，而爱生活。所以，这样一个定义：‘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注：《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6页。）。
这种问题多多的翻译与周扬本人理解俄国文学理论的观点是息息相关的，而不是他的外语水平高低所致。按他《唯物主义的美学——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解放日报》1942年4月16日）解释，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活动家，进而称其学位论文和“其他哲学著作一样，表现了革命的和唯物主义的倾向。他把唯物主义的结论应用到艺术的特殊领域。这是一本具有尖锐的、战斗的、论辩的特色的著作，它是对唯心主义美学的一个大胆挑战，是建立唯物主义美学的第一个光辉的贡献”，“‘美是生活’这就是他在美学上的有名公式”，并引述了后来与上述译文完全一致的段落作为原作者本人的思想，如此之论分别作为1948年初版本、1957年再版本的译后记（易名为《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再次刊出，所以周扬会把“что прекрасное в природе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е прекрасного только как намек на человек”（原文第35页）这样的句子译成“自然界的美的生活，只有作为对人的一种暗示才有美的意义”（汉译第10页），如果联系上一句话“красоту в природе составляет то，что напоминает человека”，我们就应该把它改成“自然界的美在于提醒人注意到，自然界之美只有对人有暗示时才会有美的意义”。尽管朱光潜先生指出жизнь兼有“生活”和“生命”两个意义（很遗憾没指出翻译上的原因，而把责任推及车氏本人，说原作者没有区别这两种不同的意义）（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985年印刷，第563—564、575页。），而钱中文的《“认识论美学”思想体系》（《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在评述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时则明确指出了周扬这个译本问题（说жизнь在原作者那儿应该有“生活”、“生命”和“生命力”三个不同层次的意义），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又收录这篇书评（第94-104页），但是事情诚如朱光潜所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在我国解放前是最早的也几乎是唯一的翻译过来的一部完整的西方美学专著，在美学界已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书。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部书才对美学发生兴趣的，并且形成他们的美学观点，所以它对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有难以测量的影响”（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985年印刷，第559页。）。这种误读性译语因为始终没有得到修正，继续成为“唯物主义美学”的主要根据所在，这段名译及从中引出的艺术乃“生活的教科书”、“再现生活”、“判断生活”、“改造生活”等常被中国学界用来作为唯物主义美学的原则。
当然，除了这种观念上的误区和理论准备不足而带来的迁徙变异之外，不认真探究这种文学批评和美学理论自身的不足，也是导致中国建构的俄国文论走样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别林斯基是很有才气的批评家，《文学的幻想》（1834）、《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1835）等已经成就了他的理论家声望，在普希金去世后发表的包括11篇论文的《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等奠定了评价普希金的基调，但普希金这位很有学识的作家，1836年4月23日曾这样致信一位出版家描述别林斯基，“假如他能够在保持独立见解和敏锐力的同时，多学习、多读书、更尊重传统、更谨慎，简而言之，假如他更成熟一些，我们或许就把他看成一位真正佼佼不群的批评家”。正因为缺乏警觉，客观上促使中国知识界误以为这群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俄国文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从而在结构上影响了中国对俄国文论的筛选、判断、接纳。
可以说，仅就这两个方面而言，中国所建构的俄国文论距离实际俄国文论有很大的距离，而且造成这种迁移的变异现象并非中国译者和理论家在某些具体方面误解所致，而是由于时代的理论准备不充分和整体上误读俄国造成的，文论上的误解是整个误读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