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改革风云激荡3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企业改革论文,风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策划／执行 张成龙
中国企业战略30年综述
1978，迈克尔·波特正在为《竞争战略》做最后的完稿工作——这本划时代著作奠定了他在战略管理领域的大师地位，影响了此后几十年全球企业的决策思维。这一年，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也在最后修改一篇影响众多企业未来命运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国企业，沿着中国特色的路径
从1978年开始回顾中国企业的战略是个巨大的挑战。那时的整个国家战略都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中国与世界似乎生存在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时空中，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思维方式和发展脉络。在这种管理语言与世界完全不同步的情况下，那些20世纪60年代就诞生于美国的三安范式、波士顿矩阵等这些战略分析工具在中国完全派不上用场，以至于日后有人说，如果在1978年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居然差那么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
如果按照现代战略理论去划分中国不同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我们会有发现，1978年前的中国国家战略属于“战略规划学派”，而1978年后的国家战略属于“环境适应学派”。后者对前者的超越正是充分估计到“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因而组织需要不断地通过学习适应环境”。在1978年出访新加坡后，邓小平设计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尝试举措——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并在这个特区用世界通行的方法发展经济。经济特区的建立不只具有象征意义，它让中国企业第一次打开了一个了解全球企业思维和语言的窗口。那时起，美国的管理英雄前福特汽车公司总裁艾克卡的自传被翻译为中文，哈佛商学院第49届毕业生战后造就美国的故事被传递到中国，哈佛繁体中文版的案例也开始被人带过罗湖口岸，一批香港的财经出版物和邓丽君的歌声一起冲击了内地中国。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感谢特区和香港的存在，在那个管理意识和财经信息贫乏的年代，这个特殊的窗口带给内地的不只是资金和厂房，更带来了最原始的中文管理概念。这种文化启蒙似的思想潮流直接带来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公司的诞生。
在被称作中国“公司元年”的1984年，中国现代公司的序幕拉开了。海尔、联想，万科、巨人、健力宝等企业的初生都与这一年有关。这一年还是中国企业开始关注企业核心战略概念的一年，张瑞敏砸掉了76台冰箱，宣告了质量和品牌意识在中国领先企业中崛起；倪光南发明了汉字“联想功能”，开始让中国公司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这最终还让“联想”成为一个中国的世界级公司的名字；李经纬把眼光瞄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开始了中国企业最早的体育营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比可口可乐、柯达、强生、花旗银行同时诞生的1886年整整晚了近100年，而那时我们似乎已经猛地察觉到和世界的距离。
1984年～1989年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但这时的中国企业还普遍没有建立现代战略意识，依然以政府关系和机会作为经营的导向。如果没有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可能包括现在最优秀的中国企业家都会认为日子会永远地这样“好”下去。在此之前，一直在做摄录像器材的王石赚钱已经赚得自信十足，当他把所有的资金都再次投入这个利润超高的贸易产品时，市场已经临近泡沫破灭的边缘，万科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的低潮。这次调整，不但让万科后来提出了“高于25%利润不做”，也让更多的第一代企业家首次亲身体验了风险和周期。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小平视察南方再到中国加入世贸，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是伴随着深交所和上交所的开市锣声展开的，在一个实体经济尚不成熟的社会，证券市场的来临让很多人在没有了解研发、生产、营销这些管理常识前就知道了资本运作、融资、杠杆操作等概念，这些概念和中国原有的跑关系、要指标、依靠政府做大项目的旧习联系在了一起。在中国的主流财经圈中产生过一批非主流企业，这批企业以做房地产，并购，金融和垄断行业为主，相当一批企业动用了当时有限的金融和财政资源，历史表明，他们很少创造了社会财富和转型为现代公司，如果没有1993年开始的金融紧缩，我们可能还以为这些企业会代表未来。
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公司核心竞争力》一文。这一理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战略聚焦—系统整合—长期坚持”这三个西方企业战略的关键要素。3年后，中国的宏观调控开始，这次金融紧缩消灭了一批南方房地产公司和一批依靠政府支持的家电生产线，给浮躁的中国企业界带来了一个冷静反思的环境。不过，这次没有让第一次风波中就开始调整的万科倒下，也没有影响海尔在整个家电业扩展的布局。此时的张瑞敏已经开始关注国际流行的战略理论，并逐步开始把海尔的核心能力定位在服务及客户关系方面。此时的王石逐渐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两次低潮开始让他真正地思考战略问题，并开始将公司的核心业务定位于白领住宅和物业服务，并在这个聚焦的领域建立核心能力。联想的“技工贸”战略似乎也在这个时期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以PC和分销为主导的业务模式日渐清晰，这成为日后联想和神州数码的雏形。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领先企业开始了真正的战略选择，他们的视野、管理概念和语言已经开始迅速接近全球流行的战略思想，这也预示着几家中国的国际级大公司最终将会出现。
中国企业，从学习进入创新时代
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了WTO，由此揭开了中国制造称雄全球的序幕。全球化的市场带给中国巨大的发展推力，也激发出了人们从未期盼的发展速度。短短不到10年间，全球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由此诞生了一批“隐形冠军”。2005年，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并于2007年正式宣布整合成功；紧接着，中海油和海尔分别向美国的行业主流企业发起了收购邀约；分众传媒以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商业模式登录纳斯达克；百度以极高的占有率成为中国市场的行业领袖并开始进军日本市场；2008年，阿里巴巴上市，成为全球最大的B2B公司……中国企业的最佳实践开始越来越多地写进全球战略研究的教科书，他们的战略实践已经从“学习”进入了“创新”时代。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完全属于明星企业的年代，众多的中国企业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全球市场以不同的商业模式和思维方式共同实现着他们的“中国梦”。“中国战略30年”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了五彩斑斓，百花争艳的时代。
今天站在中国回顾全球战略思维范式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呈现出一系列较为清晰的图像：在行业垄断没有形成之前，战略规划思想占主流时，战略就是规划未来；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剧烈商业环境变化中，环境适应学派占主流时，战略就是讨论企业如何适应环境；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时代开始，产业组织论占主流时，战略就是讨论如何定位于有吸引力的行业并通过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来赢得竞争优势；当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均衡的阶段，资源基础论流行时，战略就变成挖掘和培养公司有价值的，无法仿制的且难以替代的资源。对照这幅卷轴我们会发现，中国30年的发展同时融合了不同体系的全部理论，战略规划思想和环境适应学派在开放之初成了中国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组织论成了中国制造业崛起的最佳诠释；资源基础论又成了中国领先企业与成熟跨国公司争夺全球市场的路径解读。仅仅30年，中国以丰富的市场实践演绎了西方经典的战略理论的东方版本。我们只能感叹，这是一个不容出现什么理论和学术权威的年代。这也必定会成为那些能看懂中文，又以仅仅贩卖西方理论为立足之本的学界、咨询界最终会感到羞愧的时代。
历史的魅力就是能给人带来面对未来的智慧和勇气，当我们穿越历史的三峡，把镜头拉回到1978年，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那时的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居然那么遥远，当时我们竟然还有追赶的勇气。是的，今天我们依然存在普遍的差距，但我们今天是否像1978年那个无知无畏的青年，充满了激情、渴望和超越的勇气？
中国企业管理30年发展综述
在此，笔者以1978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之间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反映国家经济政策走向、企业改革趋势的权威报纸作为研究数据库，应用文献分析法，对30年中国企业管理的发展脉络做出初步探讨，与同行交流。
一、以扩大生产为导向的企业管理阶段（1978～1983年）
背景环境：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的5年间，国家政治上实现拨乱反正和平稳过渡，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而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便是恢复和扩大生产，解决市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此阶段，计划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当时的中国企业主体是国营企业，政府发挥“有形的手”作用，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影响显著，所以出现了企业“有了问题找市长”的说法。此阶段的企业管理主要围绕恢复和扩大生产展开。
管理目标：增产节约，增收节支
焦点行业：石油、化工、钢铁、煤矿、机械、运输、轻纺等行业
流行词汇：扩大企业自主权、合同制、生产竞赛、超产有奖
管理内容：针对生产方面的管理包括：一定设备集中管理，专业化分工，提高设备利用率；二是利用现有设备开发新产品；三是抓住重点生产环节，适当更新设备，增加产品品种；四是做好内部科研，赶超国际同行技术。针对下属单位和合作单位的管理包括：一是对下属单位实行两极管理，权力下放；二是对合作单位实行合同制管理。针对职工方面的管理包括：一是整顿劳动纪律；二是推行按劳分配制度，多劳多得，超产有奖；三是组织生产竞赛；四是积极组织群众合理化建议活动。
管理点评：中国企业在此阶段的所有管理活动，包括对事和对人的管理，都是围绕增加产量降低消耗的目标展开的自发型的工厂制管理，其水平大体相当于西方20世纪初的泰勒科学管理阶段。在当时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这种科学管理带来的正面效果就是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生产积极性，促使中国GDP在5年间增长了46%。但同时也带来负面的效应，如部分企业只顾产量不顾质量；部分企业只顾确保市场订单，忽视政府下达订单（如1983年冶金行业重点企业欠交国家钢材46.3万吨，但同期自销钢材却超过67.2万吨）；相当多的企业由于原料采购困难和生产组织不当，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
二、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导向的企业管理阶段（1984～1991年）
背景环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在服从国家计划和管理的前提下，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选举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等等。此阶段，国家启动国有企业财税大检查，乡镇企业开始崛起，到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超过国营企业。
管理目标：提高效率，扭亏为盈
流行词汇：企业承包制、工效挂钩、TQM（全面质量管理）
焦点行业：轻纺、塑料、造纸等轻工行业
管理内容：在管理的指导思想上，推行“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的原则；在销售管理方面，甩掉产品包销的拐杖，自己到市场上创牌子，闯路子；在生产管理方面，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的新产品开发模式，改变单纯追求产值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对生产过程量化指标、规范管理；在职工管理方面，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制定“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的考核标准；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激发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对于企业高层，运用承包制激励模式。
管理点评：相对第一阶段的自发式工厂制管理，本阶段的中国企业管理属于自觉式的准企业法人管理；从管理内容来看，增加了初级的销售管理工作，但总体上还是停留在对生产的重视和动作规范上，因此，此阶段仍然属于科学管理阶段，在管理方法和技术上部分学习借鉴了当时日本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做法。采用上述管理模式，部分企业取得了成功，例如1990年海尔获得了“国家质量管理奖”；扬子电冰箱厂效益成为全国同行业第一；四川长虹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彩电制造企业，也因此有资格在1989年发动中国家电史上的第一次价格战。值得指出的是，本阶段还是乡镇企业向明星国有企业学管理的阶段。
三、以抢占大众市场份额为导向的企业管理阶段（1992～1998年）
背景环境：从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到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的7年间，国家经济格局发生重要变化：国营企业被三角债所困扰，“破三铁”改革半途中止，民营企业活力普遍强于国营企业，市场供需关系发生重要转变，“商品供应从紧缺到丰富”，部分行业出现“卖方市场”；部分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亚洲金融危机等国际事件波及国内。
管理目标：面向市场，提高竞争力
焦点行业：钢铁、保健品、IT、家电、白酒、商业、外贸等行业
流行词汇：市场倒逼、策划、央视标王、价格战、A管理模式
管理内容：在理念方面，实现从以生产为主导的思路向“大市场、大营销、大循环”的转变；在国内市场方面，实现从销售管理向营销管理转变，引入公关策划、CI宣传、广告战、价格战等以前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从未出现过的营销手段；在国际市场方面，实现技术和贸易在外，加工在内的技工贸管理模式；在技术管理方面，推行技术改造、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三位一体的模式；在生产管理方面，做到劳动纪律、工艺管理、设备管理的三统一；在制度管理方面，建立以利润为中心的管理体系，将以成本、利润、质量、安全为主体的指标体系层层分解，逐级落实到车间、班组和个人，并利用规范的经济合同，对每个人严格定岗、定责、定权、定利；在财务管理方面，从市场竞争价格出发，推行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倒逼，对各个生产环节的成本提出严格控制要求；在员工激励方面，建立与市场接轨的劳动、人事和分配体系，打破干部工人界限，采用招标、招聘上岗等办法选拔人才，对技术业务骨干进行特殊补贴等。
管理点评：此阶段的企业管理水平，主要分为四个方阵。第一方阵是生产基础较好，市场意识较强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海尔、联想等企业，它们不仅在国内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而且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它们的管理架构逐渐和跨国公司的管理模式接轨，并开始探索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第二个方阵是在国内市场竞争中运用广告战、价格战等工具开疆拓土的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如长虹、秦池、三株等企业，这些企业当中，过分重视营销而忽视其他配套管理的，一般都逃脱不了迅速衰落的命运；如果管理控制得当，并能及时跟踪市场发展，则能够继续保持优势，如娃哈哈等。
第三个方阵是初步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它们抓住市场机会脱颖而出，但是管理依然停留在家族作坊式管理层次，迫切需要引进规范的管理手段和方法。
第四个方阵是仍然在苦苦挣扎的国有企业，它们被陈旧的管理思想、企业冗员、落后设备、大量三角债拖累得喘不过气来，成为市场资本的潜在猎物。
四、以顾客价值最大化为导向的企业管理阶段（1999～2004年）
背景环境：从1999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出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6年间，市场经济、民营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企业国际化趋势明显加快，国内市场竞争同质化现象严重，企业间兼并收购现象逐渐增多。
管理目标：面向顾客，价值最大化
焦点行业：IT、快速消费品、消费电子、保暖内衣等行业
流行词汇：终端拦截、品牌、定位、分众市场、国际化、“空降兵”
管理内容：在理念方面，实现从以市场推销为主向满足顾客需求为主转变，按照平衡记分卡的财务、客户、员工成长、流程四大模块平衡考虑管理问题；在运营管理方面，从对生产环节的管理延伸到对供应链的协同管理；在市场管理方面，与顾客的关系实现从推的模式向推拉并举再到互动模式转变；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从人才管理向知识管理发展；财务管理方面，从现金流管理向资本运营管理发展；在战略管理方面，从企业品牌管理向企业文化管理延伸；在管理支撑方面，从传统管理向信息化管理方向发展。
管理点评：此阶段的中国企业，已经明显分为国际化企业、准国际化企业和国内企业三大群体，其中国际化企业和部分准国际化企业一般都是国内本行业领导者。其管理水平基本与西方跨国公司保持同步。而在部分准国际企业和国内企业当中，相当一部分还在学习借鉴行业领导企业以及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学习的途径有三种。第一种途径是引入高层职业经理人或经理人团队带来新的管理模式，这一方式在2001～2003年前后达到高峰。第二种途径是引入西方最新管理思想、理论和方法如杰克·韦尔奇的《谁说大象不能跳舞》、特劳特的定位理论摩托罗拉的6西格玛管理，以及平衡记分卡等工具在中国大陆受到热捧。第三种途径就是探索本土企业自己的管理模式，如其间流行的C管理模式、C管理模式等。这类企业的管理水平距离行业内跨国公司还有一定差距。
五、以全面社会责任管理为导向的企业管理阶段（2005年迄今）
背景环境：2005年10月全国人大修订通过新《公司法》，2006年1月1日起执行。新公司法特别强调公司的运作不仅关系到股东、职工等内部关系人的利益，也对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发挥重要的影响。2006年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8年国资委第一号文件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指出央企的社会责任应包括依法经营、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等八个方面，敦促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006年，国内企业纷纷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者可持续发展报告。西方国家开始以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标准认证作为条件提高中国企业进入门槛。
焦点行业：电力、石油、化工、钢铁、通讯、乳业、汽车、金融等行业
流行词汇：公关第一，广告第二；蓝海战略；长尾理论；责任竞争力
管理内容：在企业原有管理体系中，融入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思想和工具；在运营管理方面，引入环保节能管理；在营销管理方面，引入消费者保护管理，强化公关和公益形象管理：在产品组合管理中，挖掘长尾产品的市场价值；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引入员工人权保护管理：在财务管理方面，引入利益相关者沟通管理；在创新管理中，寻找或开创无人竞争的、全新的市场空间和全新的商机，在红海当中拓展现有产业的边界，开发出还没有被开发的蓝海，形成没有人竞争的全新市场；在战略管理方面，引入企业公民行为管理。
管理点评：在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国际规则对其限制也必然增多。许多国家以中国企业获得国际社会责任标准体系认证作为允许其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先决条件。企业社会责任形象也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和上市公司首先引入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念，并开始逐步实施。尽管很多企业根据国家或者社会要求公布了社会责任报告，但这些往往都是表面上的做法，社会责任的实施也还只是“始于报告且终于报告”，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全面社会责任管理还只是刚刚起步，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企业改革30年盘点
(1978-2008)
（注：由于本表受个人视野、学养、精力等的限制，难免有遗珠之恨或失当之处，虽然纪录30年中国企业改革史绝不可能限于此表但希望作为一家之言提供一种认知方式。）
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回顾与展望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困难和争议最多最大的改革。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实质性重大进展，尽管还有一些攻坚任务，但国企改革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后国企改革总的来说是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体制，基本完成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任务，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实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基本完善，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从1978年底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第二阶段是1993年起到现在，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不断深化改革、完善新体制。
1978年10月，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个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确定企业在增收基础上，可以提取一些利润留成，职工可以得到一定的奖金。允许国有企业从事国家指令性计划之外的生产，允许出口企业保留部分外汇收入自主支配。1983年开始，向政府上缴利润由利润所得税替代。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的商品经济。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决定提出今后应全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按照这一目标，国有企业改革转向实行“两权分离”，即国家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经营权分离。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达78%，大中型企业达80%。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有3.3万多户，占承包企业总数的90%。接着又开始第二轮承包。
从扩大经营自主权到承包制的放权让利改革，使企业开始有一定的活力。但是，承包制也有重大缺陷，承包制“一对一”谈判强化了政企不分，承包制只有激励没有约束，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但所有权不能约束经营权。经营者滥用经营自主权谋取私利或小集体利益，“内部人控制”，短期行为，以致普遍出现企业承包一轮，国有资产流失一轮，富了和尚穷了庙，后果严重。实践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以承包制为方向，必须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实行制度创新。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此，中国国企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
由于承包制不能促进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带来国有资产的流失，使许多国有企业包括大中型企业陷于困境。1997年党和政府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从1998年起，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3年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脱困，用去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500亿元以上，技改贴息200亿元左右，债转股金额4050亿元。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已取得巨大进展。首先，到2005年底，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国家重点企业中的2524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已有1331家改制为多元股东的股份制企业，改制面为52.7%。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80%以上，其中县属企业改制面最大，一些已达90%以上。其次，作为国有企业主干的中企业，已有宝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19家企业按照《公司法》转制，开展董事会试点，共选派了66名外部董事，有14家试点企业的外部董事达到或超过了董事会成员的半数，实现了企业决策层与执行层分开，改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再次，中央企业及所属于企业的股份制公司制企业户数比重，已由2002年底的30.4%提高到2006年的64.2%。最后，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这是这两年改革取得的重大进展。截至2006年底，全国除国有金融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外，801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已有785家完成或启动股改程序，占98%。在改革过程中，大量企业实行资产重组，有不少企业关闭破产，职工下岗分流，并尽可能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
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告诉我们，要想把数以十万计的国有企业每个都搞好是不可能的，大量的在一般竞争性行业从事生产经营的国有中小企业没有优势，竞争力低下。针对这一情况，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的任务和抓大放中小的方针，要求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经济主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自那以后，经过十年的努力，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任务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而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开始改变国有企业量多面广和过于分散的状况。1998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共有23.8万户，而到2006年，国有企业户数减少至11.9万户，正好减少了一半。1997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800亿元，而到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1.2万亿元，增长了14倍。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7681.5亿元，上缴税金6 822.5亿元。2006年，中央企业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元的有21家，利润超过百亿元的有13家。2007年，《财富》全球500强中，中国有30家，其中内地企业22家（比上年增加了3家），这些企业全部为国有控股企业。2007年，有16家中央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中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和制度创新，不但走出了困境，而且成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较强赢利能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也不断向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重要行业和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并且站稳了脚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骨干力量，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这说明党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是正确的。下面几组数字充分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已有明显提高。2005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全国工业企业中的比重，户数仅占11%，但销售收入占35%，实现利润占45%，上缴税金占57%。2007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96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6%，超过同期集体企业利润的增幅(25.2%)、接近股份制企业利润的增幅(35.1%)。2006年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名单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349户，占69.8%；实现年营业收入14.9万亿元，占500强企业收入的85.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249家，占49.8%，实现营业收入5.09万亿元，占66.7%。2006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307家，占61.4%，实现营业收入6.59万亿元，占87.4%。
深化国企改革与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的新任务
我们要冷静地看到，国有企业改革仍然面临一些改革攻坚任务，有待在2010年或2020年前完成。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精神，今后深化国企改革，完善新的体制，需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数量仍然太多，达10万个左右，主要是地方中小企业太多，他们仍然大量活动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很难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需要继续进行资产重组等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央企业资产重组任务也未完成。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来，已有77家中央企业进行了41次重组，企业数已从196家减少到2007年初的157家。2007年底进一步减为151家。一般认为，国有企业在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规模效益显著，社会效益突出的领域有优势。因此，今后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就要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加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而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把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放开搞活；到2008年，长期积累的一批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任务基本完成；到2010年，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调整和重组至80到100户。
有人认为，国有中央企业将来要减少至100家，太少了，甚至认为会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不必要的担忧。2006年，中央企业虽然只有157户，但拥有下属企业共达16373户，销售收入达82939.7亿元，利润总额7681.5亿元，上交税金6 822.5亿元，增加值24 637.7亿元，占全国GDP的近12%。特别是，中央企业控制着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国民经济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说的一是指中央企业，不包括地方企业；二是指工商企业，没有包括金融企业。如果加上国有地方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国有经济在全国GDP的比重将占30%左右，国有经济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如果再加上其他公有制经济，加上国有自然资源资产、非经营性资产等，公有资产占优势是没有问题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因为深化国企改革而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在这方面，中央企业的任务特别紧迫。中央企业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主干，只有19家进行了公司制改革，成立了国有独资公司，成立了董事会，总共只有6家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实现了股权多元化，绝大部分企业还有待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中外资料表明，股权多元化公司比国有独资企业绩效好得多，有人计算过，2004年，中国国有独资公司销售利润率为6.12%，而其他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率为6.67%，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利润率为9.38%。所以，今后应重点推进中央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或者整体上市，在此基础上改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竞争力。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垄断行业是中国国有经济最集中和控制力最强的领域。垄断行业中的主要大型骨干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都是中央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已成为今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重点是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引入竞争机制，包括引入战略投资者或新的厂商（市场主体），同时加强监管，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垄断行业改革逐步开展，但发展不平衡，总的说攻坚任务尚未完成。今后，需要根据各个垄断行业改革进程，分类推进或深化改革。一类是已经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进行初步分拆、引入竞争机制的电力、电信、民航、石油等行业，要完善改革措施，深化改革。一是放开市场准入，引进新的厂商参与市场竞争。特别是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应开放市场，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竞争，以提高效率。如电力部门应实行厂网分开、发电厂竞价上网，电信运营商开展竞争，允许民营资本投资经营航空公司（目前已有7家民营航空公司领取运营牌照），放开成品油市场等。即使是自然垄断性业务，有的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公开拍卖（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等），使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并增进效率。2006年，酝酿了8年之久的邮政改革开始启动，已初步实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这项改革仍需不断完善。另一类是尚未进行实体性体制改革的铁道、某些城市的公用事业等，则要积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已开始进行，铁路建设、运输、运输设备制造和多元经营等领域已向国内非公有资本开放。但整个铁路行业的政企、政资分开尚待进行。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谈到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提出要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制。如果铁道部政企、政资不分开，统一的交通运输部就很难建立起来。
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必须和政府加强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既要加强对安全、环保、普遍服务等监管，也要加强对价格的监管，包括实行价格听证制度等，以维护公众的正当权益。
目前公众对不少垄断行业职工收入畸高、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构筑较高的进入壁垒、收费高服务差效率低等问题意见颇大，说明垄断行业改革是一场真正的攻坚战。相信在党和政府推动下，随着市场机制的引进和逐步完善监管体系，我国垄断行业改革将稳步推进。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我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随着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资产逐步增加。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方针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首先是组建机构，继国务院国资委于2003年成立后，到2004年6月，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全部成立，目前地（市）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制定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与此相配套的规章。经历14年艰难起草的《国有资产法》也已开始于2007年12月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其次，强化出资人监管，抓财务监督和风险控制，开展了国有独资公司建立董事会试点工作，公开招聘中央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头六批81人），核定中央企业主业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等。再次，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2003年以来，共有33家中央企业在境内外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与此同时，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普遍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操作，避免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实践表明，十六大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效地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主导作用的发挥。
今后，要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资委主要履行出资人职责，尽可能减少不属于出资人该做的工作，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充分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法人财产权。要促进企业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鼓励和支持发展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要探索国有资本有效的经营形式，提高资本的营运效率。要尽快制定和明确对国有自然资源资产、金融资产、非经营性资产的监管制度。
最近，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于2007年年底会同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规定中央企业应上交利润的比例，区别不同行业，分三类执行。第一类为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具有资源性特征的企业，上交比例为10%；第二类为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交比例为5%；第类为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上交比例3年后再定。这表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设已开始启动。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还需加把劲，即使这样，估计也要到2020年才能基本完成。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30年
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就此开始。
从1978到2008，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仅仅用了30年时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让世界惊叹的发展和跨越。
今天，当人们重温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一定会注意到，在中国30年的变迁中，一个最根本的改变是国民经济宏观结构和微观基础的改变——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单一的公有制不再存在，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崛起。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非公有制经济的崛起都足以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使中国经济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保持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经济、社会充满活力，在中国当代史上谱写出最激动人心的篇章。
“温故而知新”，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崛起的历史，值得回顾，更需要总结。
打开闸门，让活力迸发
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恢复生产，恢复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是，在1978年的时候，要搞经济建设谈何容易？一方面“要钱没钱”，当年的GDP只有3624.1亿元，1.6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则是“要命有的是”，760万已经回城的和近900万即将回城的知青，加上城市里原有的待业青年，就业压力让人喘不上气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的路该怎么走？
在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资金方面，当时的决策者决定引进国外资金“借鸡生蛋”。很快，可口可乐、松下、通用等国际知名企业来了，最早一批合资企业诞生了，作为当时利用外资的最大项目上海宝钢破土动工了。
既然眼睛向外能够立见成效，该不该眼睛向内呢？1979年1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邓小平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五位老工商业者。在这次后来被人称为“五老火锅宴”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就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荣毅仁挑头创办了中信公司。一些上海的老工商业者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爱国建设公司”。紧接着，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小贩领到了据说是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北京的刘桂仙在一个小胡同里开办了首都第一家个体餐馆。同样在北京，尹盛喜带领一些待业青年成立了“大碗茶青年茶社”，在繁华的前门大街上做起了买卖。两年之后的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又过了几个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一份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对个体经济要“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八字方针。
闸门打开了。蕴藏于民间的财富创造力和创业活力喷涌而出。如果说，有关真理标准的那场大讨论为改革开放打开了思想的天窗，那么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放手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决策，为改革开放添加了源源不绝的、越来越强劲的经济动力。
伴随着思想解放前进改革开放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崛起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
许多人都记得“傻子”年广久，但人们或许忘了“年傻子”曾引发的一场关于雇工问题的大辩论。上世纪80年代初，生意越做越火的年广久瓜子工厂开设了几个分厂，雇工人数已达105人。于是，有人引用经典理论中关于雇工超过8人就不是普通个体经济而是剥削的说法，质疑个体私营经济的“理论合法性”。
就在上述争论还没有结果的时候，随着温州、义乌等地小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交易活跃，又有人提出“长途贩运”是不是投机倒把的诘难，各地“严打”投机倒把、走私、偷逃税、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等经济犯罪案件的报道连篇累牍。1982年，温州发生了“八大王事件”。“电机大王”胡金林、“线圈大王”郑祥青等8个个体工商户要么被逮捕判刑，要么被迫逃离家乡。
在搞了十几年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之后，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不习惯，看不惯，并由于种种误解而引发争论，是正常的。对此，邓小平提出“等一等”，“看一看”，主张“不争论”，一切让实践检验。很快，在中共十二大及五届全国人大期间，个体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一全新提法出现了，新的《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明确了对个体经济“指导、帮助、监督”的方针。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亲切接见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先进代表，胡耀邦即席发表讲话说，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
然而，争论虽然可以暂时平息，却不会销声匿迹。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人蓄意掀起了所谓姓“社”姓“资”的争论，矛头所指之处，既涉及“外资问题”、“特区问题”，更多地则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股逆流究竟想要否定什么，借南巡之机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并着重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拨乱反正，一扫阴霾，非公有制经济由此注入新的活力，焕发更大的生机。借这股东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概念写进了中共十四大的报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宪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
或许应了“树大招风”的老话，就在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之时，随着一批批私营企业声名鹊起并雄心勃勃地介入国有企业改制，一批批私营老板跻身《福布斯》富豪榜之后，一些人的目光开始盯住那些“问题富豪”。无论是因非法集资被枪毙的沈太福，因走私罪而潜逃的赖昌星，无论是曾名满全国，却不免乐极生悲的牟其中、唐万新，也无论是因为一些很难说清的原因被抓、被关的孙大午、李经纬、郑俊怀，这些人的落马，让一些人开始追问私营企业家的“原罪”。甚至连身世清白的民营老板李海仓的意外之死，也被人幸灾乐祸地认为是“为富不仁”的报应。
对私营企业家这一新的社会阶层该怎么认识，如何评价？又该如何对待他们？执政党给出了十分清晰的回答。在中共十六大上，确立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确认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鼓励努力创造财富，提出包括资本在内的多种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新分配制度概念，并最终将保护私人财产等相关内容写进新《宪法》。
回顾30年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史，每一步前进都伴随着思想解放，都意味着旧理论、旧体制的突破和新理论、新体制的建立。不断地解放思想，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
再上潮头立新功
30年不过是一代人的时间，却成长起几代民营企业家。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是敢于突破旧体制、敢于实验和建立新体制的践行者，是创造了大量财富的，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的实干家。
人们不会忘记鲁冠球、陈春先、柳传志、尹明善、刘永好等等一批最早“下海”、“弄潮”的企业家。他们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路，他们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他们中的有些人从开始创办企业至今仍孜孜不倦，亲掌帅印；有些人虽然淡出舞台，甚至告别人生，但却夯实了企业的基础，带出了一支团队，打造了一个品牌。不必讳言，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沉沦了，但即使是这些人的失败，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1987年，一位领导人为刘永好四兄弟的企业题词：“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事实上，正如刘永好兄弟的“希望集团”所寓意的那样，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担负起振兴经济的重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十五”末期，民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已达68.3%，私营企业法人单位498万家，民营经济占整个GDP比重超过60%。在许多地方，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税收支撑着地方财政收入，个体、私营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员占新增就业员的2/3以上。
提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绝不能忽视私营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私营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对他们提出了“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的要求，希望他们成为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扶持、引导下，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家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勤奋地工作，努力地创造。他们不仅能够不断地把企业做大、做强，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将“中国制造”推向世界。同时，在积极参与光彩事业开发扶贫，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扶危济困，在推动企业党建工作、文化建设、建立新型劳动关系等等方面，私营企业家们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2217名党的代表中，陈锋、潘刚、梁稳根、王健林等18位来自非公有制企业的代表格外引人注目。2008年3月3日，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开幕，在步入人民大会堂的2200余名新一届政协委员中，有160多位委员来自非公有制企业。从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到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新社会阶层的一部分，私营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他们正在不断塑造一种全新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