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对外方针构建的意识原点——外务省战时外交反省报告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时论文,日本论文,战后论文,原点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2)02-0065-16
1951年1月，日本外务省根据时任首相兼外相吉田茂的指令，组织了一个以中青年外交官为中心的班子，就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问题进行调研。吉田首相在向时任外务省政务局政务课长斋藤镇男指示调研方针时指出，调研的目的主要在于弄清日本外交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断受挫的原因，“以供后世之参考”。①调研的时间范围，设定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1931年9月至太平洋战争结束的1945年8月。调研主要围绕以下领域展开：(1)对华外交，主要围绕“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对华谈判及战时对华和平外交工作；(2)对南洋外交，主要围绕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外交工作；(3)对德意外交，主要围绕战前和战时对德意的外交工作；(4)对美英外交，主要围绕对美英关系问题的交涉和“开战外交、战时工作、终战外交”；(5)对苏外交，主要围绕签订中立条约和终止战争的交涉。数月后，日本外务省参与该调研项目的人员先后拟定了《过去外务省的一般性过失》、《“日本外交的失误”报告》、《日本外交的失误》、《关于“日本外交的失误”的诸先辈的谈话及外务省职员的批评》等书面报告(以下皆略称“报告”)。在这些被列为绝密级外交文件的报告中，作者以政府当局的立场，在系统考察战时外交过程的基础上，总结了战时外交存在的问题及教训。
2003年，报告被解密处理并成为可公开阅览的外交档案资料。迄今为止，日本学者基于外交史的视角，对报告进行过诸如事实确认和战时外交再评价等方面的研究。②可是，对在对日媾和前夕由外务省诸多资深外交官及青年才俊参加的机密调研的真正目的，以及整个反省报告对日本政府在媾和问题上的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究竟有何作用等问题，先行研究却似乎并未触及。一般认为，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础，是由《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等文件构成的旧金山体制。因此，本文基于这个视角，首先考察战时外交反省的历史背景，然后在概括反省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意识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报告和日本媾和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 启动战时外交反省的背景
要弄清日本外交当局在1951年初即对日媾和前夕特意进行战时外交反省的原因，有必要先对当时与日本面临的重大外交局面即媾和问题有关的背景做一番考察。
(一)盟国对日媾和存在的问题
1946年11月3日，日本正式公布新宪法，标志着占领当局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的成果在法制化方面已取得决定性进展。在此背景下，1947年3月，占领军最高负责人麦克阿瑟未与白宫商量，就在会见新闻记者时突然提出要尽早结束占领状态和解决对日媾和问题，并指出，盟国方面对日占领的第一阶段任务即非军事化已经完成，第二阶段的政治改革目标也已接近尾声，而第三阶段的使命在于恢复经济，为此日本需要重启国际贸易，但前提条件就是必须缔结和平条约，在法理上结束日本和他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而且，按照麦克阿瑟的构想，对日媾和一旦完成，占领军即从日本撤离，之后日本安全将交由联合国来保障和管理。③而此时，美国国务院也专门组成班子，拟定了对日媾和条约的草案。但即便如此，由于各方原因，盟国的对日媾和工作并未如麦克阿瑟期待的那样，被迅即提上议事日程。
1.美苏两国在协议过程产生了意见分歧
1947年2月，美国与在二战中加入德国方面作战的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五国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乘此机会，美国于同年7月向其他远东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发函倡议召开对日媾和的预备会议，并提议：(1)由决定对日占领政策的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代表共同参加对日和平条约案的起草；(2)在和平条约案起草过程中，将采取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决制，而不再采用基于美中苏英四大国的一票否决制。美国的提议虽得到其他各国代表的赞同，但苏联方面则始终坚持应由美中苏英四国外长理事会负责起草对日和平条约案，以及拒绝放弃四大国的一票否决权的立场。随后，美苏之间虽多次进行协议，但都没有取得共识，遂使由美国筹划召开对日媾和预备会议一事就此搁浅。④
2.美国统治层内也出现了反对尽早对日媾和的意见
持反对意见的代表是当时掌控国务院政策计划研究室的外交官凯南。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创设于1947年5月，因其所致力的工作主要是为美国外交的基本方针进行研究立案，所以也被称做美国冷战外交的参谋部。凯南反对早期对日媾和的目的，并非为了严惩日本，而主要是忧虑对日媾和后因美苏的尖锐对立，苏联会乘势和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联手，把日本置于苏联影响之下，给西方国家招致不利。因抱有这种高度重视日本战略地位和对苏异常警惕的时局观，凯南在有关媾和以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对策上，坚决支持联合参谋本部提出的由美国领有冲绳的主张。⑤另一方面，向来在对日媾和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的美国国防部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在此时开始研讨为弥补美军兵力不足而对日本进行限定性重新武装的计划。
1948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福莱斯托指示陆军部长洛耶，就德日两国的限定性武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根据两个半月后陆军部的计划作战部门拟定的报告，陆军部方面的意见是：在美国占领军撤离之后，为防御国内外“共产主义势力的侵害”，日本需要保有一支约为20万～30万的限定性兵力。⑥而在日本具备这样的军力之前实现媾和，条件显然是不成熟的。因此，当1949年9月美英两国就快速推进宽大和非惩罚性的对日媾和达成协议之际，与美国国务院和麦克阿瑟所持的积极态度不同，美国国防部的意见是极为消极的。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结论是：既然存在苏联扩张主义攻击的状况，那么对日媾和显然为时尚早。⑦但就在美国的外交部意见与国防部对立之际，周边的国际形势却发生急剧变化。1949年9月下旬，苏联正式公布拥有原子弹，摇撼了美国的核武器垄断体制。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英国政府则于1950年1月承认了新中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也给美国方面的远东战略形成巨大的冲击。为应对新的国际局势，1950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指示国务院开始对日媾和的预备交涉。这场关于媾和时机的论争最终画上了句号。
(二)日本的媾和政策
对日媾和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之际，国际局势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做出抉择的课题主要有三个：(1)在美苏对立已成为事实的态势下，必须选择与美国等国家先行媾和，还是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当事国实现全面媾和；(2)选择部分媾和的场合，如坚持依靠美国解决日本的安全保障，那就要进而确定是否愿为美方提供国内基地的条件；(3)在坚持日美安保前提下，该如何应对当时美方以兵力不足的理由而频频要求日方重新武装的问题。事实上，1951年9月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召开之前，日本政府已就上述课题进行过各种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基本的政策立场。
1.媾和方式问题
随着对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告一段落以及美国政府正式把媾和提上议事日程，围绕如何媾和的议论开始盛行于日本社会，而其焦点之一，即集中于全面媾和还是部分媾和的选择上。所谓全面媾和，是指与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所有当事国进行媾和，而部分媾和则指先与美国等国家签订媾和条约。
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等同世界上的和平势力，故而坚持不能排斥中苏而缔结媾和条约的立场对日本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具有强烈影响力。如由安倍能成、大内兵卫、仁科芳雄等组成的“和平问题谈话会”在1950年1月发表的《日本科学家关于和平和战争的声明》中，就提出“全面媾和、中立不可侵、加入联合国、反对提供军事基地、经济自立”等主张，把不与所有当事国进行媾和批评为“单独媾和”，并指出因“单独媾和”具有“战争危险性”，所以不能给日本带来和平与独立。应该说，像这种把全面媾和无条件地等同于和平，把部分或“单独媾和”等同于战争的观念，在当时日本知识界很有影响力。对此，日本的革新政党基本上持相同的立场：日本社会党把全面媾和、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作为党的基本方针；日本共产党把“单独媾和”认为是“把日本完全殖民地化”，提出为了日本的“民族独立”，必须采取“武装斗争的方针”。虽然当时在日本知识界认为日本经过媾和就意味着获得独立的是少数，但是民众对日本共产党的主张具有共识的也并非多数。⑧更为重要的则是，日本知识界的主流认识并未被政府的外交政策方针吸纳。
可以说，日本政府媾和方针的基础主要是首相吉田茂的对外认识。1949年11月，吉田首相在参议院答辩时指出：“今日并不存在单独媾和可否、全面媾和可否或何者更好的问题，这要由海外的事情，即外交的国际关系来决定，而我们是没有选择自由的。”⑨即在吉田看来，既然冷战局面业已形成，在东西双方激烈相争的形势下主张全面媾和，无异于“镜中摘花”，只会招致占领期的延长，影响国家的尽早独立。⑩当然，吉田主张部分媾和的真正意图，正如坂元一哉所指出的那样，其中有使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积极考量。(11)也就是说，走部分媾和路线，意味着日本将加盟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而在吉田的历史观中，日本的发展逻辑就被描绘成：大凡与美英保持合作和协调，国家就兴盛发达；反之，国家发展的伟业就丧失殆尽。吉田还解释说，日本是海洋国家，故必须依靠海外贸易来强国富民；而美英是拥有海上支配权、经济富裕且具自由主义传统的海洋国家，所以战后日本与美英尤其是美国保持协调至关重要，是增进日本国民利益的“捷径”。(12)
2.接受美国主导的安全保障体制后须应对的提供基地的问题
吉田内阁既然选择与美国等国家进行部分媾和，那么媾和后将国家安全托付给美国的这个选择，也是符合其长期坚持倚重美国进行日本复兴的精神信念的。所以，这方面问题也就主要集中在基地的提供之上。然而，在日本统治层内，其实早已有将部分国土腾出以作美军基地之用的考量。1947年9月，继片山哲内阁的芦田均外相向美国方面提交含有希望“把日本的防卫委于美国之手”这一内容的书函之后，裕仁天皇通过外务省官僚寺崎英成向盟军总司令部政治顾问部外交局长西博尔德送交了所谓“天皇口信”。在口信中，天皇明确提出媾和后美国可以长期租借的方式——“占据冲绳25年到50年”。(13)1950年4月，接受吉田首相的指示而访美的大藏大臣池田勇人，在向美国高层转达日本关于媾和后的安全保障构想时指出：“媾和条约缔结后，为保障以后日本及亚洲的地域安全，恐有必要让美军驻留于日本，如果美方难以提出这样的希望，那么日方可以研究提议方式。”(14)这被美国国务院高官认为是日本政府关于媾和后为美军提供基地最早的意见表明，也推动了美国方面的媾和准备工作。(15)
3.日本重新武装问题
吉田首相虽积极主张引入美军驻留日本以解决本国的安全保障问题，但对华盛顿方面要求日本重新武装一直持抵制立场。吉田就此立场陈述的理由主要有：(1)日本民众已厌倦了战争。“倡导重新武装的日本人并非没有。但那些议论不能认为是彻底弄清问题基础上产生的，另外也不一定能代表大众的感情。”(2)复兴经济是日本的当务之急。“日本缺乏现代军备所需的基础资源，如再增加重新武装的负担，那我国的国民经济就会顷刻瓦解，民生也要贫穷化，这将会酿成共产主义阵营正期待着的社会不安。所以为了安全保障的重新武装实际上是从内部危害国家安全，今天的日本安全，比起军备来，与民生的安定更相关。”(3)复活军国主义会重燃国内外的对日戒备心理。“近邻各国害怕再次受到日本的侵略，是严酷的事实。在日本国内也有提防军国主义可能再现的想法。”(16)值得注意的是，至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也始终“断然反对”华盛顿方面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政策。他甚至还主张，对日和平条约生效后，不仅占领军应该完全撤退，而且日本应该只保有像警察和专门处理国内骚乱及取缔走私贸易等的小型警备队程度的武装力量。(17)这个姿态无疑在政治上给吉田的上述立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 战时外交反省报告的主旨
由以上背景分析可知，正处于国家媾和政策“杀青”阶段的日本，所以要直接指令进行战时外交反省，其目的决非仅为一般意义上的探寻外交史的经验教训。目前，在日本外交史料馆，解密的外交史资料中公开的战时外交反省报告主要由以下四份报告构成，总篇幅约有十万字。(1)《过去外务省的一般性过失》可视为反省报告整体的绪论，通过对日本战时外交进行总括性的评价，显示反省作业的基调。(2)《“日本外交的失误”报告》以外交的事实陈述和批评为分析框架，就上述五个战时外交领域进行了考察，是诸报告中文字容量最大和分析批评最为深入的一份。(3)《日本外交的失误》实际上是对第二份报告的缩写，尤其是对较激烈的批评意见明显做了删节等处理，故可以看做是政治色彩最浓重、也是充分反映政府高层意图的报告。(4)《关于“日本外交的失误”的诸先辈的谈话及外务省职员的批评》，主要记述了战时曾任日本外相和驻主要国家大使的重光葵、有田八郎、佐藤尚武、林治久郎、芳泽谦吉、堀田正昭及其他外交官对报告的意见，其内容主要是在第三报告的基础上对有关考察及反省内容的细化和确认。诸报告涉及的战时外交过程纷繁复杂，以下只是对其中作为反省内容提出的主旨进行概述。
(一)对华外交
引人注目的是，作为一个基本观点，报告提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背景虽有深刻的国内外根源，但当时日本不以武力手段，而以和平方式扩大在华权益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然而，外务省在事变发生后缺乏打开局面的积极性，对军部的不满或抵制也只停留于口头，这成为之后历史悲剧发生的又一个原因。(18)在这之后，日方相继采取的措施也无甚合理性，如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原则和做出脱离国际联盟的决定，更是视野狭隘且不明智的对外举措。报告还分析指出，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外务省曾尝试调整对华关系，直到西安事变爆发，改善两国关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实际上事态一再恶化。据报告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外务省未能有效牵制军方的擅自行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务省考虑过展开各种“和平”外交工作，但无奈军方坚持不从中国撤兵的立场，使得外务省的谈判构想一再受挫。可是，如外务省能洞察到在当时环境下没有军方的同意，外交难有正常的结果，那么很多事情就应以另外的方式来推进。总之，报告把外务省对华外交的工作明确评价为：充其量只是起了为四处惹事的军方“擦屁股”的作用，但在转换局面方面，外务省的外交工作并未取得任何实效。(19)
(二)对德意外交
报告分析了日德意《防共协定》和《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签订，进而形成三国协调体制问题上的外交过程。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以后，为改变国际孤立的处境，与具有共同反共目标的德意两国接近，最终签订三国《防共协定》。报告对此过程分析指出，《防共协定》虽以苏联和共产国际为对象，但因为当时共产主义势力并未被世界各国看成严重威胁，所以作为打破现状的日德意行动，被一些国家看成是挑战民主国家的具体表现。这样，日本就在反对英美和亲近德意的道路上迈出决定性的第一步。但是，此外交行为除了满足日本想摆脱国际孤立的感受以外，在对外关系处理方面并无任何意义。(20)此后，日本政府出于同样的目的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而之前，德国已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报告称，德方的行为可谓对日方重大的背信弃义，无论从国际信誉还是国家利益上讲，这本来应成为日本与德意分道扬镳的绝好机会，但1940年以后的日本内阁却都错误坚持日德提携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政府对签订同盟条约抱有以下两个目的：一是以此牵制美国参战，但从战后英美两国公开的外交史料看，即便没有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美国也会参加欧战；二是通过形成三国同盟将苏联拉往自己一边，使日美关系的调整朝着有利于日本期待的方向发展，但未曾预料的是，因不久之后的德苏战争，日美关系越发陷于僵局。报告分析，日本方面出现上述误判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不了解美国的外交理念和国民性，另一方面是日德意在战争过程中几乎没有过具体的协作，尤其是日本受到同盟条约特殊关系的极大制约，严重影响了自身外交空间的拓展。(21)
(三)对东南亚外交
在对东南亚外交方面报告分析的是在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问题上的外交应对过程。1940年，在荷兰和法国分别被德军占领的背景下，出于解决对华战争问题和获取战略资源的目的，日本决定向荷、法所辖的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地区扩张，以确立日本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支配地位。此前，日本外交当局以外交手段进行过一些交涉。虽然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方的要求，但荷属东印度当局则基于当地的战略资源有可能经由日本落入德国之手的判断，没有轻易与日方签订协议。于是，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进军东南亚的方针。该军事行动被美英看做是超越了防卫底线的侵犯，美国遂对日施行冻结资金和强化禁运重要物资等经济制裁。这是报告阐述的日本对美英战争态势形成的背景。报告就此还强调指出，日军“进驻”南洋，实可谓“本息皆失”，而这个局面完全是其自身招致的。其实，日本要从东南亚地区获取资源，并非不能用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日本外交当局也知道这个道理，但面对军方的狂妄，外交官们却只是进行消极被动的抵制，甚至外务省内还有人与军方相互呼应。报告认为，这样的教训十分深刻。(22)
(四)对美英外交
对美国方面的外交谈判，也是日本战时外交反省的重点所在。具体而言，报告分析的是1941年初开始的日美交涉中的日本外交应对过程。报告指出，日本从对美交涉开始起，就拟定了坚持日德意三国同盟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原则立场，以后在长达半年多的谈判中，也没有就重大的对美关系问题做出过实质性让步。但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通过做出必要的让步结束对美交涉，对日本摆脱国际孤立是极为有利的。当时日方占主流的意见是，日本虽和美国的实力相差甚远，但也不能轻易妥协。这种认识是完全错判形势的对外观。近卫内阁曾主张无条件接受美方提出的国际关系四原则。该主张因受到众多攻击，后又被迫收回，加深了美国的对日不信任感。尔后，日方坚持出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更增强了美国的不满和猜疑。上述外交被动是和日本缺乏对美战略相联系的。日本一方面想和美国解决山积般的悬案，另一方面却又设定以美国接受“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东亚现状为对美交涉的前提条件。那么，对美交涉的目标究竟何在？报告把这种意识明确批评为纯属“一厢情愿”。另外，日本开始对美交涉之前，竟然没有做好必要的内部协调，也不具有建设性的谈判方案。如此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尝试对美谈判，必然会把日本逼入险恶的外交境地。(23)
(五)对苏联外交
在对苏联外交方面，报告分析的是1940年以后围绕缔结《日苏中立条约》和为终止战争请求苏联斡旋问题上的日本外交应对过程。报告认为，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后，日苏外交的主导权常被苏联掌握。欧洲大战爆发之后，日本多次对苏要求缔结两国中立条约和互不侵犯条约，而苏联以日方必须让渡在库页岛北部地区的利权作为条件，致问题久拖不决。但当苏方自身有缔约需要时，日方不仅积极应允，还主动提出出让利权以迎合。结果，日苏签订的中立条约，使苏联方面获得巨大战略利益：既可免去苏德战争发生后的后顾之忧，又取得了把日本的矛头指向美国的政治效果。但对日本来说，签订条约既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能阻止苏德战争的爆发，也没促使日美交涉朝着有利于日方的方向推进，相反却使日本军方的对美立场越发强硬，为日美战争的到来铺平了道路。(24)在终结战争外交方面，报告分析指出：尽管在这之前，对苏联外交已屡屡使日本吃亏，日方也从太平洋战争之初就知道在军事上并无使美国屈服的手段，却一再错失终结战争的时机，直至战争的最后阶段，竟然盲目期待苏联出面为停战进行外交斡旋。日本军方把苏联拖下水以牵制美英的想法，完全是误判形势的结果。为结束战争并使军方认识苏联的真正面目，日本外交当局选择进行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对苏谈判，并一再让步妥协，最终也给国家贻害无穷。(25)
三 战时外交反省报告的意识特征
根据以上对日本外务省战时外交反省报告主旨的概述，笔者对其中的主要意识特征评析如下。
(一)道义论缺失和战略论鲜明突出
这个特征在关于对华外交反省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二报告也承认：“对华政策的基调应该注重道义”，亦即“第一，不把中国作为日本发展的牺牲品；第二，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干涉其内政；第三，认可中国的经济繁荣，不把这看做是对日本的危害和威胁”。报告认为，自“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政策是基于本国官民的“利权思想”这一“完全落后于时代”的意识产物，所以当战局越来越有利于日方时，对华关系方针也就“添加了露骨的侵略性”。(26)但像这样基于道义的批判性认识，在一个月后进行大幅调整的第三报告中被完全删除。于是，对事变发生的中日关系时局方面的原因分析，除了强调外交上的其他选择以外，还特意指出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另一深刻的外部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排日风气，和以此为背景的张学良的排日方针”(27)。也就是说，报告意图通过中国也有责任论的说法，作为日本外交的过失在道义乃至法理上的辩解理由。
这在对东南亚外交的反省之中也有充分体现。中村政则在《日本战后史》中曾就众多日本人的多元战争观做过如下概括：(1)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2)对东南亚战争，日本应予道歉；(3)对美、英、法、荷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罪责并不全在日本；(4)1945年8月苏军的对日作战，则是违反《日苏中立条约》的侵略。(28)也就是说，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强制性军事占领，因其对该地特别是原住民的侵害，日本方面理应为此负有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但报告认为，日本方面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掠夺和军事占据，只是在促使日美战争爆发这一点上，才被看做是过失，至于造成外交失误的原因，也被归结为仅仅在于“过于迷信大东亚共荣圈的梦幻，过低评价了美英荷等国的战意及实力”(29)。在这里，本来应该对致使日军施暴于东南亚地区民众的外交政策加以反省和批判的内容，却被报告以战略论、抑或对军方外交进行避重就轻的批评所取代。
(二)以否定“二重外交”回避外交当局责任
对日本战时“二重外交”的批评，是贯穿于报告的主要命题。所谓二重外交，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方擅自介入外交过程，与外务省同为国家外交主体，分别制定和施行各自对外政策的外交形态。也就是说，在那段时期内，日本除了外务省施行的国家外交以外，还存在着基于军部和现地军事组织的“军方外交”。报告几乎通篇都强调外务省作为国家最具权威性的外交主体，在面临上述重大外交局面时，基本都能认清国际形势的实质和明确问题之所在。但在具体应对方面屡屡受挫的原因，就在于军方强行介入了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过程，亦即日本外交失败的最终根源就在于二重外交的畸形国家对外体制，以及强制攫取了外交权的军部。因此，报告把属于外务省的外交失误，简单归结为只是对军方抗争和抵制不力，以此作为自身免责的巧妙理由。根据报告，只要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行的社会条件无根本改变，“那么无论外务省和各地的驻外机构如何努力，在外交上都不会有结果。既然军方的影响还在，当时就不可能做得比现状更好，在根本之处有问题时，枝叶末节上的苦心不过是自慰而已”(30)。
然而，日本外交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战争期间外务省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也掌握过政策决定和施行的主导地位，甚至还力排军方干扰，在外交过程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40年，松冈洋右外相无视海军方面的反对，促成日德意军事同盟条约的签订；1941年，东乡茂德外相排除军部的激烈反对，使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接受其提出的对美谈判方案；1943年，重光葵虽为东条英机内阁的外相，但也不顾军方的阻挠，最终使其倡导的所谓大东亚会议得以召开。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明治宪法的规定，外务省是侍奉天皇的政府机关，其首脑虽不像陆海军领导人拥有对天皇的单独上奏权，但毕竟能将重要的对外意见传递于上，因为天皇的身边人员中外交官出身者非常多，如曾任外相的牧野伸显就长期担任天皇的外交顾问。所以，外务省如果真是对军部的跋扈十分不满，并全力加以抵制的话，结果就未必如报告所言而完全无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外务省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包括国际联盟会议在内的各种场合，为关东军的行动进行辩护乃至使其正当化。可见，问题恰恰在于长期以来外务省自身选择的就是依存军部的外交立场。
(三)“褒美贬苏”的价值论导向
日本外务省进行战时外交反省之际，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格局已基本形成，而日本在媾和局面中最为根本的选择，就是对苏联还是对美国孰近孰远的问题。因此，在政府首脑及外交当局强烈的对美联盟观的影响下，作为本应是理性客观的战时外交反省报告，却如上所述使其间充斥了贬苏褒美的价值判断。关于对苏联的基本认识和国际交涉姿态，报告称：凡逢对苏交涉之际，日方总是“没有充分意识苏联关于国际法和条约的特殊观念，还误解为苏联也会诚实如一地遵守条约，这是极为遗憾的事情。苏联一直把国际法及条约看做是进行世界革命的斗争手段”；“即使要缔结中立条约，也应该是在对苏联的谋略有所认识的基础之上”；“试图通过向苏联妥协来压服美英，这个方针不仅陡增美英的反感，最终不过为斯大林所期待的恶化日美关系做出贡献而已”。然而，报告关于对苏外交上所以需要倍加警惕的理由，则指出是因为“苏联的外交经常基于功利主义。如想凭空谋求其善意则必然会落空，只有在力量关系不利于苏联时，才可能期待其让步”。(31)另外，“日本在对苏交涉上经常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和美英关系的不断恶化。与苏联打交道时一直吃亏，也可以说是和美英开始处于对立关系的日本的宿命。尽管如此，为人所乘至这等地步，也与对苏联这个国家的认识存在着根本错误有很大的关系”(32)。
与对苏外交反省显示了突出的批苏倾向所不同的是，报告在对美关系的反省方面，却又表现得尤为自责和痛悔。报告将日本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条约问题，归结为“把日本卷入欧战之中，而且还造成了和美国冲突的原因”，并主张“这是一个应竭力避免的方针”。(33)至于对日军侵入南部法属印度支那问题，报告一面称此举具有能使日方确保所需资源等物质基础的意义，一面又将其负面性归结为成了“太平洋战争的一大起因”。(3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外务省关于评判日本外交成败的基准：比起外交行动自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得益性，似乎更为重视的是对日美关系发展方向所具有的制约性。于是，一个极端论作为战时外交反省的产物被顺理成章地导出：“历史所证明的是，日本只有和美英提携，才能够有利展开对苏联外交；与此相反，日本和美英反目，结果都是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威势之下。”(35)
由上述分析可见，战时外交反省报告虽对当时日本的对外政策及交涉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这个批判明显具有为外交当局战时外交立场及政策加以辩解并使其正当化的意图，也存在着为使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合理化而刻意赋予报告以一定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一问题。
日本战败投降不久，政府当局为应对和平会议尤其是拟定媾和对策而启动了一系列的秘密作业。如1945年11月外务省成立了以该省条约局长为首、各局的课长为成员的“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就和约问题进行预备研究，并将研究报告呈送外相及次官等干部。1947年春，外务省内又与法制局、经济安定本部、内务省、大藏省、文部省、司法省、厚生省、商工省、运输省、贸易厅等官厅合作设置“和平条约各省联络干事会”，由参与官员联合分析研究国际形势，并分担媾和政策的立案工作。在此基础上，1947年8月，外务省还设立了以外务次官为负责人的国际委员会，就和平条约问题展开全面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活动。而1951年初外交当局特意组织外务省中青年外交官进行的反省战时外交的调查研究，也是基于同一目的展开的。
在战时外交反省作业进行之际，吉田内阁一再就以下两个问题表明政府立场，其实也折射了正待出笼的媾和对策的重点和难点之所在：其一是怎样面对日本社会上的全面媾和论，其二是如何处理美国方面不断强化的日方重新武装要求。吉田对此的态度，可从其在战时外交反省前后的一些应对姿态中略见一斑。如1950年10月，吉田因外务省事务当局提交的日本媾和方针草案含有借重联合国解决日本媾和后的安全问题的内容而斥责：该草案“如同反对党的腔调”、“无用的议论，不值一顾”，并命其以“经世家”的视野对草案内容予以调整。(36)对外务省事务当局的强烈不满反映了其立场的同时，也充分表明吉田内阁对这类政策立案活动的确附加了政治性要求。另外，吉田在1951年2月与美国特使杜勒斯的会谈中，以日本将优先解决经济复兴和国内稳定问题的理由，明确拒绝了美方关于日本重新武装的要求。(37)因此，笔者认为，日本外务省反省战时外交过程体现的责难军方外交和贬苏褒美的意识，实际上有为政府旨在推进部分媾和、暂不重新武装、坚持借助美军解决安全保障问题的媾和路线提供思想前提的工具价值。正是这个可谓从战时外交反省中引出的最大“教训”，也可称之为日本政府战后构建对美一边倒外交的意识原点。
注释：
①斎藤鎮男『外交』、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13～14頁。
②細谷千博ほか「『日本外交の過
』について」、『外交史料館報』2003年17巻9号；小倉和夫「日本外交の過について」、『青山国際政経論集』2004年1月62号；御厨貴ほか「『日本外交の過』を解読する」(1)～(4)、『外交フ才一ラ厶』2004年1月～4月17巻1～4号。
③細谷千博『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ヘの道』、中央公論社、1984年、9～13頁。
④西村熊雄『日本外交史27』、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12～13頁。
⑤渡边昭夫編『戦後日本の对外政策—国際関保の変容と日本の役割ー』、有斐閣、1995年、38～39頁。
⑥增田弘「朝鲜戦争以前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日本再軍備構想(一)」、『法学研究』75巻4号(1998年4月)、20～21頁。
⑦朝尾
弘ほか編『岩波講座日本通史』第20巻、岩波書店、1995年、332頁。
⑧朝尾弘ほか編『岩波講座日本通史』第20巻、岩波書店、1995年、332頁。
⑨猪木正道『評伝吉田茂4』、学芸文庫、1995年、332頁。
⑩吉田茂『世界と日本』、中央公論社、1963年、154頁。
(11)坂本一哉『日米同盟の絆—安保条約と相互性の模索—』、有斐閣、2000年、28頁。
(12)同上书，第28～29页。
(13)五百旗頭真『戦後日本外交史』、有斐閣、1999年、50頁。
(14)宮沢喜一『東京—ワシントンの密談—』、中央公論社、1999年、55頁。
(15)坂本一哉『日米同盟の絆—安保条約と相互性の模索—』、有斐閣、2000年、29頁。
(16)同上书，第30～31页。
(17)增田弘『自衛隊の誕生』、中央公論社、2004年、6頁。
(18)『一満州事变·国際連盟脱退』、『日本外交の過』、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9)『三 支那事变』、『日本外交の過』、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0)『二 軍備会議脱退·日独防共協定締結』、『日本外交の過』、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1)『四 日独伊三国条約締結』、『日本外交の過』、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2)『六 仏印進駐·蘭印交涉』、『日本外交の過』、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3)『七 日米交涉』、『日本外交の過』、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4)『五 日ソ中立条約締結』、『日本外交の過』、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5)『八 終戦外交』、『日本外交の過』、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6)『一 満州事変·日華事変』、『「日本外交の過」(作業ペ一パ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7)『一 満州事変·国際連盟脱退』、『日本外交の過』、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8)参见中村政则：《日本战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6页。
(29)『六 仏印進駐·蘭印交涉』、『日本外交の過』、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0)『九 結論』、『日本外交の過』、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1)『五 対ソ外交』、『一満州事変·日華事変』、『「日本外交の過」(作業ペ一パ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2)『五 日ソ中立条約締結』、『日本外交の過』、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3)『三 三国同盟の締結』、『「日本外交の過」(作業ペ一パ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4)『八 南方関係』、『「日本外交の過」(作業ペ一パ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5)『五 対ソ外交』、『「日本外交の過」(作業ペ一パ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6)坂本一哉『日米同盟の絆—安保条約と相互性の模索—』、有斐閣、2000年、37～38頁。
(37)西村熊雄『日本外交史27』、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