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 (学术主持人 ：乔瑞金 周 凡 )·
编者按 ：概括来说，刊发在本专栏的四篇关于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都具有相当水平和一定深度的思想性、探索性和学理性，每篇文章的主题都涉及如何改变世界、如何变革社会秩序、如何有效发展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宗旨。
肇端于1956年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起点上就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致力于双拳出击(痛批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僵化与教条)、双线战斗(讨伐资本主义的所谓主流意识形态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回归经典(倡导回到马克思、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秉持传统(继承英国科学主义、经验主义与人的现实生活的思维方式)，并以舍我其谁(强力的无产阶级使命感和责任感)和时不我待(全力投身于微观革命和社会批判的事业)的气概，追求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现，逐步形成了不同于它者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一理论追求很快就扩展到美国甚至整个英语语系国家，由此产生了一批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品，造就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创造了一种富有英美特色的回到马克思、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改变现实世界、重塑社会主义内涵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这一理论思潮影响广泛、思想深邃，直接影响到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群体意识强调，人类现在就站在史前史的终点和自觉历史的起点的交界处。因此，必须鼓起全部勇气去超越这个阀限。在他们看来，在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绝不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式的神话，而是人类能够作出的明智的选择。人类必须开启一个社会变革的新时代，构建一种能够让德行大行其道、邪恶得到限制的社会制度，引领人类迈步走向美好的未来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它并不是幻想的神话，而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人的美好生活而展开的社会实践行动，它将彻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它重视人的价值和自由全面发展。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而且将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习俗，使人类社会克服陈腐制度的缺点，同时保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的积极成果，从而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美好的社会，一个更好的共产主义的未来，重建基本的社会目标，真正实现马克思所倡导的正义、平等和自由的一般原则，确立起文明和道德的新秩序。
的确，在英美新马克思主义的群体谱系中，他们以文化唯物主义、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形式，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总体形态努力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在发达的西方社会得到发扬光大，也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实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我们开辟这一专栏，就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深入研究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落到实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开拓进取，不断开拓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这一期刊发的四篇文章，围绕个人、阶级、社会和国家等方面，广泛探讨如何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实现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变革这一重大主题。《莫里斯·多布整体主义视阈下的〈资本论〉释读》一文认为，作为经济学史家和哲学家的莫里斯·多布，从整体主义视阈出发，从商品分析、阶级分析、经济危机等方面，对《资本论》作了不同于结构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以及人道主义的释读， 颇有启示意义；《一种“工具主义”的诠释？——拉尔夫·密利本德政治学的阶级理论探析》，从政治哲学的视角，以其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密利本德的“工具主义”的国家学说和阶级理论作出系统阐释和分析，表明其国家学说的使命在于关注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表达了他始终坚持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认识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与此同时，我们也配发了一篇密利本德本人撰写的题为《资本主义国家：回应尼科斯·普兰查斯》的文章，供读者在研究时参考。《大卫·哈维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美学思考》一文，着力于分析和阐释哈维借助时间、空间、时空体验等方面，从空间的美学视角出发，对理解后现代主义文化给出的新的分析，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立场、对如何变革社会秩序的新的思考和对“希望的空间”的期待。
为持续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巩固改革成果，深化改革探索，总结交流城市管理工作经验，10月11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在广西南宁组织召开片区城市管理工作推进会。
西方经济学声称以“中立”的、“客观”的态度研究《资本论》，实质上将资本看作脱离社会关系的纯粹的物，其主要理论倾向是否定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凯恩斯曾声称，《资本论》是“一本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注] KEYNES,J.M..Essays in Persuasion . London: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3:p.300.。他极力宣扬《资本论》已经过时，无法影响当下的社会经济现实。庞巴维克、萨缪尔森等人则认为根本不需要价值概念、剩余价值概念就可以演绎出利润率和竞争价格，试图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入手进而贬低《资本论》的学术价值。正是由于《资本论》所论述的问题触犯了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获取收入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它基本采取用沉默来抵制、用批判来否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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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多布对《资本论》总体性哲学思想的释读
乔瑞金 吴 凯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资本论》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在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看来，《资本论》所构建的是一个开放、有机的总体性逻辑体系，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能够给予现实关怀。他对《资本论》的解读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展为开端，论述了科学劳动价值论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超越，说明了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可避免性，并将《资本论》的辩证思维推进到当代，探讨了充分发挥国家治理职能的必要性。通过提炼和抽象《资本论》中的思想内涵，多布把理论价值和对现实的关照结合起来，呈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意义，将对《资本论》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和层次。
[关键词 ]莫里斯·多布;《资本论》;总体性;社会结构
作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揭示，《资本论》为科学解释经济现象和本质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引。宽阔的视野、严谨的逻辑和完整的结构，是《资本论》的根本特征。多布认为，马克思在诠释和透视社会变迁深层动因的时候，是将其看作一个复杂的有机总体，而《资本论》则是对这一判断的最好注解。“资本主义学者们致力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希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矫正资本主义系统。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总体进行思考，而这恰恰是马克思的抱负。”* 王庆丰：《〈资本论〉的再现——詹姆逊对〈资本论〉的解读》，《学术交流》 2014年第7期。 面对复杂的社会历史，马克思提出劳动实践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等概念，完整准确地从理论上再现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揭示了社会结构要素发展变化的原因、途径、趋向，使得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显现出井然的秩序。“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多布指出，《资本论》在生产方式、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国家治理等方面作了科学严谨的论述，从总体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成、发展的规律。随着时代的进步，其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也具有普遍的意义，并一再地展现着生命力。
一 、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总体性扩大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曾作过不止一次的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1页。 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 多布认为，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的扩展是马克思能够超越古典经济学，形成科学理论的关键所在。传统经济学普遍着重于对经济现象表层的分析，根据萨缪尔森的观点，西方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市场现象，而是要“透过外表假象深入到市场现象后面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本质和内部形式”[注]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页。 ，他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想为基础，将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结构的核心因素，从而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特征。
一方面，《资本论》作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总体性质的研究，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准确把握现实世界的关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全面、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生产方式作为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准，社会结构调整也要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而进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认识和解释世界的科学方法，正是通过说明生产方式的差异和变迁，才使历史的真实面貌显现出来。多布认为，马克思既不从资本家的精神也不在通过货币融通交易而获取利润的行为中去探求资本主义的本质，而是着眼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所指的生产方式，并非简单的生产技术(生产力状况)，而是生产手段所有权的情况，与因生产过程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注] Dobb, M. H..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p.7.从整体上辩证地看待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运行，是马克思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最大区别。拉克劳、墨菲否认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一种经济决定论，主张对政治和经济进行严格的刚性划分。阿尔都塞则认为经济因素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通过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交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实现的。马克思极力反对脱离特殊、具体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作一般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他强调：“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生产方式不是一个僵化的理论概念，它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其本身带有一种内在对抗性的历史张力。
多布指出，马克思极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作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马克思并没有将生产方式局限于生产力的范围之内，而是格外注重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范围包括‘社会生产关系’，也包括‘生产力’和交换条件。这是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以及从他把生产方式作为一定社会的基础和一切历史的真正根源和活动场所的历史概念所推断出来的。”[注]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三辑)，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第5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竭力宣传商品拜物教，把资本直接等同于生产资料，把利润视为资本的产物，用表面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包裹生产关系，把商品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44页。 ，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欲，促使其总是渴望无限度地压榨和剥削工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并非为了提升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技术也成为了强化剥削的手段。
因此，从生产方式的阶级性角度来看，多布认为：“从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考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也是一种阶级制度，虽然在各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制度，但它也是植根于‘二分法’——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人和被剥夺的隶属者。”[注] Dobb, M. H..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 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企业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取得经济领导权，成为现实生活的资本家；而劳动者以工人身份沦落为一贫如洗、仅能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洛贝尔图斯形象地描述道：“现在奴隶主的命令，已被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合同所代替。这种合同形式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却不是。饥饿几乎是皮鞭最好的替代品，以前被称为草料的东西，现在叫做工资。”[注] 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 裴大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103页。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剥削奴役为本质特征的对抗性社会结构，相应地，这些社会结构下的社会秩序也必然是包含着尖锐的矛盾。
从形式上看，政治经济学可以用一种“方程组”的形式来表示，在这个组内，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关于理论的一般说明。其中，最重要的是起“自变量”作用的价值论。这种“自变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说在任何特殊情况下，它都是不依赖于这个方程组内任何其他变量而定义出来的，各个位置的数量都是根据这个自变量而来，价值理论作为给定的或者代表常数的数量，具有决定性，而不是被决定的。
选自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Fenton法降解有机物的热力学及构效关系研究”一文。2017年11月29日笔者在院内彭东辉教授级高工实验室讨论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项目时阅读到此文，值得推荐。
在多布看来，纵观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各种价值理论，只有劳动价值论能对事物进行描述和分类，他进一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进行了论述。
二 、劳动价值论的总体性捍卫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础。[注] 朱炳元：《劳动价值论：方法论、基本内涵和当代视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马克思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剥削本质。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与现实的社会发展相联系的，劳动价值论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多布认为，马克思发现了价格背后的社会关系，这是他将英国古典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形成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改造为用来分析社会经济结构历史演化理论的关键因素。“马克思对我们的启示是，在政治、法律、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运用阶级关系、社会结构和剥削等概念。”[注] Dobb, M. H. . Marx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2001, 53(4):p.47-48.古典经济学家也经常涉及利润、利息、地租这些经济范畴，但是他们只关心这些形式之间有着怎样的比例关系，而对经济现象的整体方面、本质方面不予注意，这显然是他们观察经济关系的阶级局限性决定的。劳动价值论作为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了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秩序的工具，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和最后阶段，深刻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
本刊今后将继续开设这个专栏，以及时关注国内外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进展和动态，希望这一工作能够对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有所助益。
事实上，面对这样一种不甚“友好”的理论氛围，多布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自觉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对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米尔达尔等人的“新思潮”的批判为出发点，展开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探索。当时，卡塞尔认为价值理论是毫无必要的，一切必须的命题都可以根据经验价格来说明。米尔达尔则声称之前经济学家所有对价值理论的探讨，无论是根据实际成本概念或是效用概念，都代表了一种伦理的和政治问题的偏见，只有摒弃了这种错误的探讨，现代经济学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对于多布来说，对《资本论》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的捍卫必然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是必须要驳倒提倡“经验价格”的“新思潮”，阐明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二是必须驳倒各种非科学的价值理论，阐明劳动价值论才是唯一科学的价值理论。[注] 顾海良、张雷声：《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202页。
多布认为，一种在理论形式上完备的价值理论，表征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在人类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能够说明主客体之间的可能性关系，“这是关系到了人类的知识所能达到怎样程度的问题”[注] Dobb, M. H. .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然而，在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发展历史上，问题的研究都是在比较模糊而界限不清的领域内，从对事物的描述和分类开始的。根据这种分类，才能够在下一阶段加以分析、归纳出某种程度的一般性原则来。但是，这种一般性原则可能是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适用于一定类型的情况或局部的问题，并不能使人确定整个体系的全貌。但是，要达到具有高度概括性、规律性的知识框架，实现对经济对象的科学分析和研究，最初所建立的这种一般性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多布强调，化学中化学元素的原子量概念和物理学中的牛顿力学定律便代表了这种一般性原则，标志着人类知识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在《国富论》未发表之前，经济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超出其本身的叙述和分类阶段，经过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更为严格的系统化之后，政治经济学才建立了统一的、用数量分析问题的原理，价值论正是起到了为整个经济体系确定最初的普遍原则的作用。显然，如果取消了价值论的基础地位，那么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无法解释自身，更无法解释世界。
多布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自我灭亡的必然过程，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面上看，《资本论》探讨的是各种经济现象，但根本的是商品、价值的社会关系维度不断展开和实现的过程，是“现实的个人”的处境及其未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结构要素是和谐有序的，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财产的权益，人类的利益只是次要的甚至是不重要的；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人类生活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财产价值的维持是不值得重视的东西”[注] Dobb, M. H. .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用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有经济剥削关系的对立阶级，所以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各要素的活力，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
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带来社会形态的改变。多布认为，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历史性特征决定了社会形态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总体趋势是上升、进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革的历史过程，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随着新的劳动资料和生产技术的出现，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催生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及生产者之间新的社会经济联系形式。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彻底打破了旧的生产方式，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状态。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目的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合理的、最能推动国民财富增长的永恒社会制度；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272页。 ，他通过阐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的必然性。
从历史上看，封建社会中实行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生产者在人身关系上依附于封建领主，而封建领主通过劳役或者实物地租的形式，从农民身上攫取各种物品满足自身需求。在封建的社会条件下，经济结构、社会制度、政治理论和思想观念都是为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神学服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制度的确立，使劳动者从传统行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升了人的自由度与改造客观对象的能力。尽管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集团在历史进程中早已出现，但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展开确立了新的社会结构，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多布眼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产生，完全是由于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社会结合方式所决定的，生产方式对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起基础性作用。因此，生产方式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相联系，必然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质，脱离一定社会形式的一般的、自然的或抽象的生产方式是根本不存在的。
新疆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知名度高，旅游景区许多，其有国家级自然风景名胜区——喀纳斯湖，自然保护区——那拉提，历史文化名城——交河故城等，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随着新疆旅游业的发展，新疆旅游业也存在几个问题，如旅游景区和周边地区景区不够同质发展，区域盲目的追求质量等级，使得区域在超负荷承载。旅游景区的充分发挥能力不够，旅游产业结构有待提升等问题。因此，为促进新疆旅游业更好地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全面发挥新疆旅游景区的优势，本文运用旅游空间分布相关理论和数学方法，使用ArcGIS10.3软件，分析新疆A级景区的空间结构并揭示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分布规律，从而为新疆旅游业全面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显然，经济学说史上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外的各种价值论，都无法逃脱循环论证的怪圈，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找出了一种独立的、能够在方程组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自变量”，即劳动的二重性。正是在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并指出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基本观点。从这一角度来看，多布认为马克思解决了构成价值“自变量”实体的问题，从而完成了从货币向资本范畴的过渡。
物像通过散光眼折射在视网膜上呈现的是弥散光斑，其不同于单纯近视和远视眼所致的物像模糊，不仅成像模糊，且其在相互垂直方向子午线上的模糊程度不同，儿童视觉发育期内得不到及时光学矫正的散光更易导致弱视[18]。本研究表明单纯散光性屈光参差比单纯远视性和近视性屈光参差会导致更差的视力和立体视，认为散光性屈光参差对儿童视力和立体视功能危害更大，单纯近视性和远视性屈光参差合并了散光性屈光参差后视力和立体视功能更差。
薪酬管理所表现出来的外部竞争能力，能够有效的提升企业知名度。具备较高竞争能力的薪酬管理可以吸引企业外部的人才来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优势。而且随着企业的薪酬设计复杂化，给应聘者在判断企业的薪酬外部竞争能力带来了较大难度，因此薪酬管理外部竞争能力的鲜明体现尤为重要。
第二，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当中，要特别注重现实的阶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548页。 纵观历史，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资本家都会在扩大生产的同时，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目的在于追逐高额利润。这样的结果便是，劳动人民愈加贫困，工人阶级实际工资长期停滞，意味着工人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确促进了生产力的急剧发展，但却是以无产阶级的被剥削为代价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工人创造的产品总价值在不断增加，其自身无法共享发展成果，大部分劳动果实被资本家以剩余价值的形式据为己有。
另一方面，科学的价值理论不仅应该在理论上是一个完善的体系，最重要的是能够科学地解释现实经济生活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过程。多布认为，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实现了这一目的。因此，他提出了《资本论》体系中的“近似法规律”。所谓“近似法规律”，是多布借用了物理学中关于抛射规律的逐步求近法来说明《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方式[注] 物理学中的抛射体规律，关于一个抛射体的路线，首先假定在一种真空情况下进行，根据这个假定所做出的计算就是第一近似法。在以后的计算之中，就需要将现实世界中的更复杂的情况，如大气压力、风的抵抗力以及无数“摩擦因素”等加入其中，这就是第二近似法、第三近似法。多布将《资本论》中对资本作最一般和最抽象的分析比作“近似法”。 。他认为，所有的理论抽象都只是对现实的近似，仅能达到与人所要处理的复杂现象相符合的最高程度的概括。基于这个前提，多布将《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方法比作第一近似法(the law of first approximation)，把《资本论》第二卷称为第二近似法(the law of second approximation)，而《资本论》第三卷则运用了更进一步的近似法，即第三近似法(the law of third approximation)。这三种方法本质上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分析，区别在于政治、经济概念和范畴的扩大和展开。正是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古典经济学中的商品、利润、地租等概念获得了全新的内容和理论生命力。
具体来说，第一近似法是指对资本所作的最一般的和最抽象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从商品的价值问题出发，马克思实现了对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超越。他没有将商品的价值视为一种脱离社会历史性存在的抽象经济范畴，而是将其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人类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由交换价值向价值的过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微观”分析的第一步。马克思提出商品价格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利润是由劳动力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剩余或者差额来决定。资产阶级学者缺乏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历史性考察，仅仅从交换价值出发，只能局限于对商品价值量的分析，无法触及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对于马克思而言，商品价值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范畴，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完整地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第二和第三近似法在本质上是第一近似法的深层次推进，是商品或者价值维度的不断展开和实现过程。多布指出，在《资本论》的分析方法中，第二近似法包含了更加丰富和具体的社会联系，是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复杂情况的进一步分析。相比“商品”概念，“货币”内涵着更多对经济现实的规定性。而在“资本”范畴中，马克思揭示了雇佣劳动、剩余价值、工资等更加广泛的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研究。正是在第二近似法的作用过程中，个别商品的生产价格与市场价值相偏离，平均利润量与剩余价值相偏离。马克思曾批评约翰·穆勒的生产成本理论没有说明“生产成本”本身，仅仅将其解释为使用劳动而付出的工资，没有对决定利润率本身的原因作出任何说明。通过第三近似法的运用，马克思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进行了正面解释，指出“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8页。 。这一现实过程由资本家所主导，通过他们的主观意识得到贯彻和实现，本质上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所决定。
因此，多布认为，马克思把劳动作为社会结构的本质和基础，通过“近似法”的层层推进，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范畴到资本范畴的过渡，一方面揭示了商品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另一方面表明了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由人与人之间一般性的交换关系向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转换。生产劳动是人赖以生存和社会历史展开的物质基础，交往和交换是劳动本质的延伸。它把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社会要素联系起来，从而整合成社会结构，形成特定的社会秩序。
传统的教学理念认为，教师的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教师就是长者，学生是晚辈，学生必须要尊敬师长，实际上是害怕教师，教师说一学生不敢说二，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教师大多采用“满堂灌”和“注入式”的教学方式，新课程虽然实施十多年，但这种传统的师生关系和教学模式仍然没有完全消失，甚至是新旧两不是，这样教学效果往往事倍功半。
三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总体性分析
上世纪20年代，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出现了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的局面，尤其是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失业率激增，广大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经济体系受到巨大冲击，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趋势，“主流”的马歇尔理论失去了实用价值，西方理论界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多布作为“正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指出《资本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总体上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他反对从经济运行的表象去分析物质财富生产，批判古典经济学家对物质生产仅作了抽象的论述，脱离了特殊的社会形式和历史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与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资本主义不太可能在一次总的崩溃中被取代，但资本积累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它在每一次经济危机来临时的挣扎，都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变革、阶级力量的重组。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每一次努力，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命运，只会进一步加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刻剖析和理论说明就不会过时。在多布看来，《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危机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最重要应用，并且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理解。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多布强调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伴生物”，他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社会制度结合起来，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多布论述了经济危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形式，即资本积累带来的生产能力不断增长与资本实际获利性不断下降的对立。这就是说，各类投资的数量与结构的失调并不是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仍然在于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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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布认为，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身的特殊性相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决策分散在无数个独立自主的企业家之间；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的，以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手段，必然不会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指出：“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而生产过剩又是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的结果。”[注] 卡尔·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9页。 同多布类似，他将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自由主义政策与“无形的手”导致经常性的生产过剩。但他没有将生产的无序性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结合起来，仍然局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内，这样一来，周期性经济危机便不是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集中体现，而仅仅是市场供求失调驱动的后果。
相比之下，多布显然走得更远，而且触及到了资本的本质规定。一方面他认识到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突出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揭穿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一劳永逸地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谎言。事实上，危机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大批工商企业和银行倒闭，同时失业率急剧攀升，工人生活水平恶化，商品严重积压甚至被人为毁掉，每一次危机都是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破坏和浪费。经济自由主义者将市场视为一种超越文化、政治和历史发展阶段的力量，完全忽视了其自发性、盲目性和局限性。另一方面，多布意识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包含在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规定之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发展的最高极限恰恰在于资本自身，在于劳动者被剥夺和以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及其价值的自行增殖，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而经济危机不过是这种矛盾的外在表现和缓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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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看，一方面，“一种科学的价值理论，不仅要在形式上完整，还要接受现实的评定，力图使其能够尽可能的具有现实性，同时能够达到与我们所要处理的复杂现象相符合的最高度的概括”[注] Dobb, M. H. .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效用价值论者以人的“苦乐心理”为依据，将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力归结为追求享乐、避免痛苦的心理，在这里价值论沦为了研究物品与人类欲望之间的关系。经济学说史上的各种主观价值论大致类似，都是以一种不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来建构价值理论，都经不起实践的推敲和检验。只有马克思在说明劳动是人类财富来源的基础上，指出了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质，揭示出劳动力在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并对资本家对工人无情的剥削作了揭露和批判。
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横向对比，多布认为《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各种政治经济学规律所构成的平等、契约自由和自然机制等词句背后，现实社会被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 Dobb, M. H. .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也就是说，脱离现实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客观地解释真实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根源，在于把人的生产行为本身转化为一种商品，劳动力成为某种分离出来、可以买卖的具有价值的东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这种阶级关系的特点上找到了了解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钥匙，在经济和谐的交换和市场关系背后，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与权力平等比起来，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与契约自由比起来，我们所看到的是经济的依赖和强制”[注] Dobb, M. H. .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存在的前提下，资产阶级由于阶级局限性，必然会刻意掩饰超额利润的真实来源。私有制决定了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严重不足，生产和消费发生尖锐的矛盾，最终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剥削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会使群众消费达到危机的地步。资产阶级学者以及一些政客试图用现象来取代本质，为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辩护，这对于揭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无济于事的。
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会促使人们认识到制度本身的历史局限。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产业后备军”还比较容易招募，通过对小生产者、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的剥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也可以顺利完成。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这种萌芽时期的顺利情况就消失了，每一次危机的到来都会激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加强劳动阶级阵营的力量，并使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日益指向未来社会代替方案的一部分。正如多布所说：“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初期和后期危机的主要区别， 就是在利润率下降之后如何开辟新的补偿方式，将剥削的范围扩大到原有界限之外的一些地方。当这些范围也接近枯竭时，又要发明新的、强制性的方法来加强剥削的强度。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逻辑。”[注] Dobb, M. H. .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它的每一次爆发都会促使人们向前迈进一步，在新的、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社会占有方式前投下赞成票。
第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实质上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运行、发展的动态研究。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危机不是脱离预定均衡的偶然事件，也不是变化无常地偏离既定的发展道路，而后又顺利回到这一轨道上来；危机是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运动形式，形成和塑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逻辑”[注] Dobb, M. H. .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解释了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破坏和停滞仅仅是其具体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为其进一步提高设定了界限，导致相互矛盾的结果。而这些后果只能通过危机得以解决。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态”角度来看，经济危机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这一社会得以发展的必要机能。多布认为：“危机既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报应：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旦平衡遭到广泛的破坏，它就成为了能够强迫恢复经济平衡的唯一机制。”[注] Dobb, M. H. .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物质财富的严重损失，但同时也暂时消除了资本盲目性所导致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了新的环境和条件。面对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会摒弃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加强国家干预，整顿金融体系，试图恢复生产。经过长时间的国家治理，资本主义经济由停滞逐渐变为恢复，最终趋向繁荣，经济周期以螺旋式上升的形式进入新的循环。因此，经济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993页。 。经济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经济波动完全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突出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所以要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作出的最重要判断。
四 、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的总体性转变
经济理念总是随着客观的社会经济实践的推进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自古希腊始，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已经开始论述如何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此时的国家治理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和君主专制特征。随着英法等国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与相对集中的公共权力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模式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意义。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建立，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引导生产、交换和分配，国家唯一要做的是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为经济增长提供好的服务，新古典经济学更是将自由市场机制发挥到了极致。进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动荡和混乱，推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运用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发展进行更多的国家干预。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速度的缓慢使人们开始反思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经济理念呈现出一个反向运动的过程，主张国家从社会领域撤退，给予私人资本更多自主决策的权力，强调自由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首要地位。然而，由此形成的指导拉丁美洲、非洲和苏东转型国家结构改革的“华盛顿共识”，其实践并没有带来期待已久的经济复兴，激进的市场自由化与国家的过度退出将社会导向一种更加混乱无序的境地。现实与理论的巨大反差促使各国开始反思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政策，如何构建一种国家、市场与社会相互协调与良性互动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热门话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是必然的，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都是对马克思科学预言的背书。因此，多布认为马克思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充分表达了社会结构变革的思想，《资本论》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是怎样走向灭亡的，并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前途。“在马克思这里，社会结构变革是有规律的，不是沿着一条连续的曲线有序地发展，而是由于旧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破裂和瓦解，新事物出现所推动的螺旋式上升。”[注] Dobb, M. H. . Marx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2001, 53(4):p.50.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是矛盾性、斗争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构是和谐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充满了不稳定性，随时可能出现危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则是良性的、有序的，能够有效地规避风险。多布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除了基本经济制度外，就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计划性，国家通过宏观调控能够指导经济运行，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
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次爆发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就不断受到其自身矛盾带来的诅咒。尽管每一次危机的特点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都是自由主义思想泛滥所导致的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从经济危机的整个过程来看，不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是银行救助、加强市场监管，还是政府出资救市、向他国转嫁危机，最终为危机买单的还是各国的普通群众，这充分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预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831页。 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剥削的，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具有违法的内在冲动，追求利润不断的扩张，这构成了社会结构不稳定的根源。多布以《资本论》中对资本原则的批判为理论基础，进一步深化和阐述了他对国家治理模式的理解。
回到多布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英国产生突破传统经济学理论视界的冲击，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在理论与实践领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这与西方世界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一些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年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亨里克·格罗斯曼、莫里斯·多布等着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复兴”，试图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分析资本主义呈现出的新特点，并探讨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模式。从那时起，在主流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英国，“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当时西欧社会经济思潮发展的重要潮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具备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学院功底的多布同那个时代的很多左翼知识分子一样，运用《资本论》所阐述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探讨和解决现实问题。
多布的独立思考始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并未止步于此。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发展现实的关注使他把握到了一个经济转向的时代，这正是多布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的独特之处。在多布身上，休谟式的审慎带来了理论线索的开放性。实际上，他对国家治理的思考是沿着两条路径演进的：一是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二是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多布身上，可以看到在一种政治传统与学术规范下，基于当下时代变迁的独立思索。
多布对国家治理的研究是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的。一方面，经济危机导致大量的商品积压，资本家为了继续获取利润甚至销毁产品。同时，实体经济接近崩溃，利润下滑、亏损增加，银行银根紧缺，企业资金周转不灵，社会信用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大规模的失业，工人下岗，进一步激化国内矛盾。对于多布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必然会是短暂的”[注] Dobb, M. H. .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p.298.。另一方面，“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力量集中之后，必然地要使所谓政治民主的活动走向歪曲道路。资本家利用金钱力量收买新闻界以及其他舆论机构，通过资本力量扩大政治影响力，使地方与全国政府变成为它的喉舌，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注] Dobb, M. H. .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p.352.。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考察，多布认为它必然不是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同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极大地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坚定了他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公有制社会人们将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有计划地调节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替代”[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人民出版社 1971年版，第307-308页。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列宁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里，“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注]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多布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强大的国家调节能力将是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保证。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国外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大论战中，多布强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事先的不可预见的经济因素支配着生产过程，生产者在给定的资源、技术和需求条件下按照价值关系进行生产”[注] 张宇：《市场社会主义反思》，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治理行为服从于整体的社会目标，由已知的社会因素和物质手段实现既定目的，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多布并不是完全赞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他认为在强调集中计划经济的前提下，社会主义经济需要保留一部分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由于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生产资料归全体公民所有，国家必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手段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保持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存在是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多布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排除了市场关系，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这已成为一种固有的观念。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式的理解，在半个世纪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对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注] Pollitt B.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 -Selected Essays by Maurice Dobb .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2008:p.149.。尤其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更要充分利用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总之，多布既不完全赞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认为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未来的走向。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运用，使得多布对传统的等式：计划=社会主义、市场=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因此，国家治理模式在多布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了某种“开放性”。实际上，他提出了一种折中的“中间路线”，将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相结合，共同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国家治理建立在一定的国家权力基础之上，具有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属性。多布重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治理的科学论断，强调国家的首要功能是进行政治统治以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通过对有产阶级的征收、土地与资本的社会化，消除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阶级关系”[注] Dobb, M. H. . Marx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2001, 53(4):p.50.。在由国家作为治理主体，保证了政治上的优先性之后，多布试图论证一种更加分散的治理模式，因为“由国家来直接控制一些‘关键’产业的发展是可行的，但所有的社会事务都由中央控制和协调的想法仅仅是一个浪漫的神话”[注] Pollitt B.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 -Selected Essays by Maurice Dobb .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2008:p.155.。国家不再是唯一的集中决策中心，整个经济社会活动应保证中央、企业、个人等角色都能发挥作用。多布认为匈牙利“新经济体制改革之父”涅尔什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作出了创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他指出苏联的国家治理模式需要转型，而症结在于束缚经济体制转变的官僚主义[注] Shenk T. Maurice Dobb : political economist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p. 223.。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规范的意义上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主张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探寻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多布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吸取社会主义经验教训前提下，回答了“怎么样”构建一种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的问题。在这一可贵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多布通过运用《资本论》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独具特色的论述。
ANP在临床转归过程中可能出现急性胰周液体积聚、急性坏死物聚集、包裹性坏死、胰腺假性囊肿等并发症。急性胰周液体积聚经保守治疗常可自行吸收，多无需干预，仅出现梗阻压迫或感染等并发症时，才需要行PCD治疗；急性坏死物聚集向包裹性坏死演化过程中，出现器官衰竭、胃肠道梗阻及胆道梗阻时应行PCD治疗，且应尽可能延迟至发病4周后，必要时行微创入路胰腺坏死组织清除术；包裹性坏死出现感染、经保守治疗病情仍继续恶化、胃肠道或胆道梗阻以及肿块效应所致的持续疼痛时应行PCD治疗；胰腺假性囊肿直径≥6 cm且胰管结构正常与囊肿无交通时应行PCD治疗[6]。
收稿日期 ：2019-01-25
作者简介 ：
乔瑞金(1957—)，男，山西石楼人，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吴 凯(1989—)，男，山西大同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是加强思想引领。要引导青年画家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精神武装头脑，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道德品质修养，继承发扬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自觉成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拥护者、践行者和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积极践行“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坚守艺术理想和艺术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德艺双馨的价值取向，抵制虚华浮躁、乖戾自我之气，排斥低俗媚俗、急功近利之风，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用自己的精品力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
①基本痊愈：在治疗3 d内，症状消失，或明显缓解。②有效：在治疗3～7 d内，症状有所缓解。③无效：在治疗后10 d内，症状无改善，病情未控制。④恶化：在1 d内发展至脑梗死者。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3AZX002)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03-0006-09
(责任编辑 ：周文升 )
标签：莫里斯·多布论文; 《资本论》论文; 总体性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