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增加农民收入”和“粮食安全”要成为一项国家战略？“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战略目标视角_农民论文

为什么应将“农民增收”同“粮食安全”一样也上升为国家战略？——“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战略目标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增收论文,应将论文,战略目标论文,视角论文,升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5-09-12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15)09-0173-09

      我国党和政府对“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等“三农”问题高度重视，2004-2015年连续12年出台以“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其中“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就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一。始于2004年全面实施的“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包括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共四项，其合计数从2004年的145.2亿元[1]迅速增加到2013年的1672亿元[2]。然而，补贴金额的不断刷新是否带来了预期的绩效？“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方向是否合理？还存在哪些可改进之处？在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新常态等复杂环境下，研究并回答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绩效历来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与争论的焦点，持正向观点认为绩效较好的有：Barker和Hayami[3]，刘鹏凌和栾敬东[4]，张照新和陈金强[5]，沈淑霞和佟大新[6]，王欧和杨进[7]等；持中性观点觉得绩效一般的有：蒋和平和吴桢培[8]，臧文如[9]，Zhao Hui、Zhang Hong和Cao Shi-xiong[10]等；而持反向观点认为绩效较差的有：Alexander[11]，卢成和牟治阳[12]，杜辉、张美文和陈池波[13]等。

      尽管由于学者们选取的时间段、地区、数据、计算模型等可能存在差异，导致上述结论出现了分歧，但其研究重点均围绕在“粮食是否安全”和“农民是否增收”这两个方面。考虑到判定补贴绩效的标准庞杂，重点不突出、不聚焦，而已有研究强调“绩效受到并体现战略目标的影响”[14-16]、“绩效与战略一致性正相关”[17-18]，这启发我们如果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基于战略目标的视角对补贴绩效进行研究，亦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由于以往关于“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研究较少关注其战略目标，因此本研究跳出就绩效而论绩效的套路，拟从现有研究对补贴绩效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这两个方面的现状着手，研究“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是否包含了上述两方面内容，还存在哪些不足？进而提出政策建议，为优化和完善“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提供方向性的决策依据，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以期促进“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发展。

      二、“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战略目标分析的理论基础与判定依据

      1965年，H·伊戈尔·安索夫(H.Igor Ansoff)在代表作《公司战略》中首次提出了“企业战略”这一概念，认为战略是指“一个组织打算如何去实现其目标和使命，包括各种方案的拟定和评价，以及最终将要实施的方案”[19]，此后“战略”一词在管理学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长足的发展。

      安索夫关于“战略”的定义实际上蕴含了“战略目标”(预先设定的、战略最终完成时应达到的状态或者说是主要成果的期望值[20-21])和“战略路径”(实现战略目标的方案框架和基本道路[20])两个方面，先设定“战略目标”，然后才能选择“战略路径”；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约瑟夫·兰佩尔(Joseph Lampel)、詹姆斯·布赖恩·奎因(James Brian Quinn)等也强调指出，战略目标“影响组织整体方向与生存能力”[22]，可见“战略目标”更为重要。

      正像战略“还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22]，“战略目标”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基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的需要，对其认识有时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如此，对于“(1)战略目标的制定主体是组织的最高层；(2)战略目标具有全局性、方向性和长期性；(3)一个愿景期内可以不止一个战略目标[20]”等特征，管理学界是普遍认同的，这为本研究分析“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上述三个特征分别启示我们：(1)“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战略目标的制定主体是国家；(2)“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可以指明补贴的发展道路；(3)“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可能并不唯一，可以有两个甚至多个。考虑到上文引言中提到本研究主要分析“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是否同时包含了“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这两个方面，因此本研究重点判定“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是否均为“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如图1所示。

      

      图1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战略目标判定的流程图

      三、“粮食安全”是否为“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战略目标的判定

      (一)基于“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主要任务与活动基础上的判定结果

      粮食大事记真实记载了粮食领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可以为本研究分析“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提供较为系统的资料。本研究邀请相关课题组成员对《中国粮食市场发展报告》(2005-2013)、《中国粮食发展报告》(2005-2013)、《中国粮食年鉴》(2006-2013)这三种粮食年鉴的大事记及其扩充资料进行研究，通过编码、文本处理、语义划分和关键词提取等方法，经过课题组讨论、分析和总结，最终辨识出2004-2012年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体系的4个主要任务与35个主要活动①。其中，4个主要任务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完善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体系，它们对应的主要活动个数分别是13个、5个、10个、7个，而与“粮食增产”任务有关的活动个数(13个+10个)在总活动(35个)中的占比接近了70%。

      应该明确，“任务”与“战略目标”密切相关，“战略目标”需要转化为“任务”②来实施，而“任务”最终会落实到“活动”上。考虑到2004-2012年“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大部分活动是与“粮食增产”任务有关的，且“粮食增产”任务的实施主要是为了实现“粮食生产安全”，而“粮食生产安全”又是“粮食安全战略”的基石，因此可以判定“粮食安全”是“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

      (二)学术界和决策层对“粮食安全战略”的认识

      事实上，无论是我国学术界还是决策层，对“粮食安全战略”的认识均是较为深入的。从学术界来看，本研究登陆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1979-2014年)，以“粮食安全战略”为“关键词”和“篇名”分别进行检索，显示有579篇和105篇论文，其中发表在“核心及以上级别”期刊的论文分别为129篇和40篇。

      从决策层来看，我国历史上长期为饥荒、粮食供给不足所困扰，“粮食安全”与朝代更替关系密切，因此历代统治者均重农以“粮安天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但我国政府始终将粮食安全问题摆在了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化解了各种粮食危机，用仅占世界约7%的耕地和约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世界上约22%的人口，创造了世界奇迹。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将“粮食安全”写入了党中央的正式文件；2008年，《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开篇首句就强调“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即“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随后召开的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了这一战略)，并强调要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将“粮食安全战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本研究对“粮食安全战略”的再思考

      1.强调谷物基本自给，趋同国际粮食概念，利于走出增产误区

      上文提到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谷物(一般包括稻谷、小麦、玉米等)”的概念代替旧有的“粮食(一般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豆类、薯类等)”的概念，强调“谷物基本自给”而不是“粮食基本自给”，不仅使我国的粮食、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国际惯例相趋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粮食的概念主要指谷物)，而且不再强求豆类和薯类的自给率，有利于采用适度进口(即不一定通过生产)豆类和薯类的方式，来缓解耕地资源的紧张状况；更重要的是，将人们从以往过度追求粮食“生产越多越好”、“储备越多越好”、“消费越多越好”等误区中唤醒并走出来。

      长期以来，就粮食生产而言，人们习惯地将“粮食增产”等同于“粮食安全”(上文中本课题组在分析“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主要任务与活动时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一味追求高产，以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倍增、超采地下水等牺牲生态环境为主要代价的粮食产量“十一连增”，不仅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再生产基础，而且引发了影响整个粮食安全系统及其他社会经济体系和谐发展的诸多问题。

      2.仓容扩建急需加强，降低用水迫在眉睫，超级稻产出也应均衡

      以仓储为例，粮食连年增产，导致国家粮食收储压力凸显，储备库容紧张，成本越来越高，浪费有所加重。2014年6月25日，面对“仓容总体紧张，部分地区严重不足”的状况，国务院曾专门召开“粮食收储和仓储设施建设”常务会议，部署做好相关工作；2014年8月19日，国务院又下发《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强调要“加强粮食仓储和物流设施建设”，提出了“对吉林、黑龙江等仓容紧张地区，抓紧进行跨省移库腾仓”、“鼓励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储粮”、“畅通‘北粮南运’”等意见。

      再以农业用水为例，中原、华北等粮食主产区为了粮食增产，连年超采地下水，导致多地成为“漏斗上的粮仓”，地裂现象也不断出现，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的矛盾日益加剧，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当务之急。中国人民大学仇焕广教授与美国及日本学者2015年的合作研究成果表明[23]，如果将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四个水资源非常短缺的省份降低50%的农业用水，则我国粮食的总体自给率将下降约3个百分点，但却会节约农业用水148亿

，相当于“南水北调”工程东中西线调水总量的30%，提出并论证了“通过适当降低农业用水和粮食自给率”，能够有效提高我国的水资源安全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黄季焜研究员等也曾强调[24]，受到国内日益稀缺的水资源、土地等因素的制约，继续实施原有的粮食自给率，“经济和环境成本将大幅度提高”。

      事实上，即使是超级稻，一味强调超高产量也是不现实的。我国70%的中低产田在实际种植中，并不能种出超级稻“良田、良种、良态、良法”下的“实验产量”。中国作物学会水稻分会邓国富研究员指出，超级稻所使用的化肥的实际利用率也没有超过一半，更多的化肥进入了土壤造成了土壤污染。2013年全国超级稻攻关会议上，农业部也强调，“要把超级稻的小面积高产，转变成大面积的均衡增产”。③

      3.适度减产并非坏事，运用安全等级预警，可以提升战略认识

      上述内容表明，粮食短缺存在粮食不安全或者粮食危机，粮食过剩也会出现粮食不安全或者粮食危机[25]，增产不一定就是好事，适度减产也不一定就情况糟糕，稳产才是“满意解”、“新常态”。换句话说，对粮食安全问题虽然不能有任何怠慢，然而主张为了粮食增产可以不计任何成本与代价，注定会导致其不具有可持续性，也是不可取的。本研究借鉴文献[25]对粮食安全的等级层次的划分，运用信号灯的预警警示，较为形象地描绘了粮食安全等级(如表1所示)，可以提升并强化对“粮食安全战略”的认识。

      

      本研究与文献[25]的区别在于，以粮食生产的主要警情指标“粮食生产波动指数”为例对粮食安全进行预警，并增添了灯号的设置，在安全等级方面增加了“粮食欠安全”等级。

      四、“农民增收”尚未成为“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

      (一)基于“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主要任务与活动基础上的判定结果

      在我国，“农民增收”是一个热词，党的十七大曾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实际上强调了“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然而，上文中本课题组在分析粮食大事记时虽然也辨识出“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主要任务中包含有“农民增收”，但是与“农民增收”任务完全吻合的活动个数(5个)在总活动(35个)中的占比不到15%，即使加上“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任务(10个)，与“农民增收”任务有关的活动个数(5个+10个)在总活动(35个)中的比重也不足50%。课题组认为，虽然以往有研究指出“农民增收”是“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目标之一，但是从上述分析可知“农民增收”在“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中的战略地位还不突出，在“影响组织整体方向与生存能力”[22]等方面还很欠缺，“农民增收战略”或相似词汇的使用未成气候，因此从“战略目标”(而不是“目标”)方面来说，课题组判定“农民增收”到目前为止并未成为“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农民增收”更没有上升为国家战略。

      (二)学术界和决策层对“农民增收战略”的认识

      从学术界来看，本研究登陆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1979-2014)，以“农民增收战略”为“关键词”和“篇名”分别进行检索，显示有0篇和2篇论文，上述2篇论文分别是2005年发表于《安徽农学通报》的《安庆市促进农民增收战略的实施探讨》和2001年发表在《福建茶叶》的《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开创茶叶工作新局面——谈谈发展茶叶对我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战略的几点看法》，均是普通非核心期刊，且相关内容是省市而非国家层面的，可见学术界并没有认同“农民增收战略”。

      从决策层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曾在1982-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涉“农”的“一号文件”，时隔18年后的2004年，“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第一个就是关于“农民增收”的，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此后，标题中涉及“增收”的“一号文件”还有200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和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然而到目前为止，“农民增收”并未成为国家战略，成为各界呼吁的重点。2008年，中共中央党校王东京教授在“中国经济观察双月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农民增收应成为国家战略》的总结发言；2012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越建议“‘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应上升为国家战略”，《农民日报》(2012年3月12日头版)、《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13日T2版)等诸多媒体进行了报道，引发关注。

      (三)“农民增收”尚未成为国家战略的原因探析

      为什么“农民增收”没有同“粮食安全”一样上升为国家战略呢？从我国历史看，自1953年起，为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缩小与西方现代化水平的差距、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我国开始实施以156项工业建设项目为核心的“一五”计划，并选择了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即“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业剩余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转向工业部门，“农民增收”等则处于较低层次的目标，牺牲了农民的利益。直到2004年前后，我国步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才将“以农养工”的政策转变为“以工哺农”的政策④，并采取减免“农业税”、实施“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还将“农民增收”列为“三农”政策的核心目标。然而，由于从“以农养工”到“以工哺农”的转变时间相对较长、农民基数过大、旧有观念的局限、二元体制的惯性以及既得利益者的掣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民增收”一直没有成为国家战略。

      从以往研究看，有学者指出，“粮食安全”的主体是国家，而“农民增收”的主体却是个体，两者的利益诉求存在一定的差异。“粮食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与核心，它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粮食安全主体(国家)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的使命和职责，考虑全局利益和集体利益，这样可能导致难以照顾到所有个体的利益[28]。比如，在长期“追求”粮食(不是指口粮)100%及100%以上自给率的指挥棒下，由于种粮比较收益不高且粮食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粮食种得越多反而牺牲了种粮农民的部分利益。然而，增收主体(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近年来追求的是自身的粮食安全和利润的最大化，一般不会考虑国家立场上的粮食安全，当自身的温饱问题解决后，不管国家粮食安全多么重要，其完全有可能放弃种粮转向投资回报率大的其他经济行为[29]。也就是说，如果种粮收益不高，农民就会选择抛荒、改种其他经济作物或出去打工等，现今的农民不会再像过去“在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名义下”以种粮的微薄收入来“义务”承担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了。因此，粮食安全主体(国家)和农民增收主体(农民)两者的矛盾就产生了。

      五、将“农民增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理性分析

      事实上，现今将“农民增收”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必要的且具有可行性，主要理由如下：

      (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大支农政策支持；倍增计划倾斜农民，实现世贸补贴愿景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即“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当前我国的低收入群体中，农民仍占大多数，其收入倍增计划可能需要翻两番甚至翻四番等，才有望与城乡中高收入群体逐渐缩小收入差距。没有农民的增收，全体人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会拖累基尼系数，也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如果说高收入群体已经具备了继续保持收入快速提升的基础与动力，那么打破低收入群体收入缓慢提高的“惯性”则更多地需要政府的扶持。因此，要进一步加大“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力度，建立与完善WTO鼓励的与“增收”相关的以“绿箱”为主体的补贴体系，调整与改进会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黄箱”政策，并与其他的与增收有关的政策措施一道将“农民增收”上升为国家战略。

      (二)增收上升为国家战略，丰富补贴战略目标；有利粮食安全战略，共同发展实现双赢

      把“农民增收”也上升为国家战略，可以丰富“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且不会影响到粮食安全战略，反而有利于粮食安全战略。因为农民种粮收入越高，种粮积极性就越高，就会扩大粮食生产规模，增加生产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粮食就越安全；反之，农民种粮收入低，会挫伤种粮积极性，就会缩小粮食生产规模，减少生产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导致国家粮食不安全。

      (三)人均补贴规模偏小，补贴贡献程度较低；增收效应尚不显著，补贴力度仍需加大

      以“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为例，从描述性分析看，由于人均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总体规模偏小，其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度较弱，近五年徘徊在7%-8%左右，增收作用不明显。2010-2012年，人均粮食补贴与人均农业收入的合计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也在下滑，2012年仅相当于人均纯收入的约1/3，可见“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程度还很低。从回归分析看，以人均农业收入为研究对象，依据对“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收入效应的关键影响因素辨识，本课题组选择2004-2012年的相关数据(人均农业收入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粮食面积

、受灾率

)的回归结果表明⑤(如表2所示)，“粮食财政直接补贴”

对人均农业收入

的影响不明显，“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增收效应不显著，急需增强。

      

      (四)农村部分贫困人口，解决温饱确有困难；农民生存与其发展，责任主体均是国家

      FAO粮食安全的内涵[30]中曾强调“买得到”、“买得起”粮食是包括“所有的人”⑥的，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考虑到目前尚不能解决自身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⑦。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靠种粮来解决自身的粮食安全，农村贫困人口的吃粮难等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只有把国家的扶持加上农村贫困人口自身的努力结合起来，促进农村贫困人口的增收以提高其购买能力等，才可能解决他们自身的粮食安全。正像战略管理大师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等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以更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观念[22]”来研究战略，我们可以把战略看作是一种责任，农民生存(粮食安全)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农民发展(农民增收)的责任主体也是国家，这样就可以从上文中提到的文献[28]和[29]认为粮食安全的主体不一致(“粮食安全”的主体是国家，“农民增收”的主体却是个体)所导致的矛盾中解脱出来。

      (五)集约规模生产方式，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共同分享发展成果，推进城乡联动融合

      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我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82.1%下降到2013年的46.3%，其中2011年是转折点(比重为48.7%)，乡村人口首次低于城镇人口。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民还会越来越少，这客观上增加了农民的人均土地，有利于农民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转变为集约化或者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便于构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进而促进“农民增收”。但是应该明确，减少农民不应该成为“农民增收”的唯一出路，只有把“农民增收”上升为国家战略，让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并采取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塑土地情结、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粮田CEO”等措施，才能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城乡联动、渗透与融合，才可能吸引高素质的青壮年重新回到或来到农村。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继续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当前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转型阵痛期和改革攻坚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要实现中国巨轮的平稳航行，从战略全局高度谋划“三农”等问题显得更加重要。

      因此，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好“粮食安全”国家战略，摒弃“耕子孙田种当季粮”的旧有模式，让部分土地休养生息，藏粮于田，提升土地的可持续生产能力，使粮食生产从一味追求增产转向重视稳产，量质并重，不再企求我国粮食产量的“N连增”，即使适度减产也无需过度恐慌，若仍大幅增产倒应更加警惕。

      另一方面，要以“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等为政策抓手，新增“农民增收”国家战略。将“农民增收”上升到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增收的长效机制更加夯实，藏富于民。实现“农村，让生活更美好”，让昔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⑧的感伤，完全蜕变为“农民真富，农村真美，农业真兴旺，中国真幸福”的赞叹。

      ①限于篇幅，辨识主要任务与主要活动的详细过程以及35个主要活动的具体内容暂略。

      ②我国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在第二次创业时，就遵循过“将战略(战略目标)转化为任务”的基本原则。详见王丹云：《宝钢之路系列报道之六：员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之路》，《中国冶金报》2011年2月15日第1版。

      ③详见陈露、杨思佳：《争议超级稻：安徽万亩“隆平稻种”减产绝收》，《南方周末》2015年4月9日第A4版。

      ④《中国统计年鉴》(2005)显示，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2004年已达1269美元，2004年我国财政收入为26396.47亿元。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上述情形发出的信号是：中国正在向“以工哺农”的阶段转变。

      ⑤限于篇幅，本段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的具体过程暂略，感兴趣的读者请与作者联系。

      ⑥Ensuring that all people at all times have both physical and economic access to the basic food that they need(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

      ⑦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按照2010年不变价的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4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7017万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远超1亿。

      ⑧2000年3月，时任总理朱镕基收到一封基层来信，反映湖北省农村存在的诸多问题。写信人是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他在信中感伤“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封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

标签：农民论文;  粮食安全论文;  三农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战略实施论文;  农业论文;  农村论文;  种植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