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与“五四”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进方向论文,时期论文,李大钊论文,中国先进文化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揭示了面向21世纪党的建设的纲领。它既是对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党地位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提炼和精辟概括。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她就成为引导中国社会不断前进的中流砥柱。在党的历史上，许多优秀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将代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前进方向作为毕生奋斗的职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正是由这些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种庄重职责的执著追求和坚持不懈体现出来的。他们不仅忠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开辟发展生产力的道路而勤奋努力，而且也孜孜不倦于中国的文化建设，力求用先进文化来指导中国社会。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党的历史上，有着“中国共产主义先驱者”称誉的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已为大家熟知并公认，而对他在引导中国先进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还缺乏研究。当我们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时候，缅怀革命先烈的功绩，认真汲取李大钊努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对于深刻理解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李大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一本脱颖而出的杂志《青年》揭开了“五四”时期文化变革的序幕，一场热闹非凡的思想启蒙运动由此掀起。举办这份杂志的同仁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宣传，在中国的文化战线上激起层层波澜。李大钊就是这批同仁中的一员大将。李大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是一个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以前有学者认为，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但“没有成为前期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人”，“李大钊的影响没有陈独秀那样显著”（注：李龙牧：《李大钊同志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载《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30页。）。这样的评价现在看来不完全正确。
诚然，当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时，李大钊确实还不能算这个圈子里的人。那时，李大钊尚在日本东京的早稻田大学留学。但是也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在此之前，李大钊与陈独秀已经相互熟悉。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的邀请，到日本帮助编辑《甲寅》杂志。恰在陈独秀到日本前后，李大钊也得到章士钊的赏识。章士钊写信约李见了面（注：据朱志敏考证，章士钊读到李大钊《风俗》一文后，评价说：“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并写信约李同他会面。（朱志敏著：《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该文发表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3号，出刊时间为1914年8月10日。由此推断，李大钊与章士钊会面可能在7月，也可能在8月。）。唐宝林、林茂生编的《陈独秀年谱》称：7月，陈独秀“以文会友识李大钊、易白沙”（注：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说“以文会友”很含糊。李大钊与陈独秀这时究竟有没有会过面？无可靠史料，不得而知。但李与陈相互熟悉则是可以肯定的。陈独秀这次在日本逗留不到一年，1915年5月他就回国了。陈独秀协助编辑《甲寅》杂志后，1914年11月10日第1卷第4号上又发表了李大钊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国情》，内容为驳斥袁世凯的美籍顾问古德诺鼓吹中国国情不适合搞共和制度的论调。编者在此文末附一按语说：“按此篇著社已久，前期已满，为手民仓卒抽出，未及排人，深以为歉。然文中所含真理，历久不渝，且古氏之论，恶果甚深，正赖有人随时匡救。作者或不以出版之迟速为意也。”从此按语可推断：第一，此文肯定写于8月第3号出刊之前，是一篇久压之稿；第二，编辑对这篇文章特别重视，特加按语加以说明。刊发这篇久压之稿是否经陈独秀之手以及按语是否陈独秀所加现无从考证，但他此时正在《甲寅》工作，不可能不对这位积极撰稿人不加注意。给陈独秀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同一号发表了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因其中流露的悲观情绪而引起争论。李大钊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对陈独秀文中的观点加以批评。文章发表于 1915年8月10日《甲寅》第1卷第8号。此时陈独秀已经回国，而且《甲寅》杂志也从日本移到上海出版，陈独秀仍任编辑事务。这样的笔墨之争当然加深了他对李大钊的印象。1916年李大钊曾两次到上海，是否与陈独秀有接触，史料没有反映。1917年1月，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往北京。1918年2月，李大钊进北大工作。在无确凿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判断南陈北李的接触交往当在北大共事期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问题还不在陈李的相识，也不在于他们之间的熟识程度。值得考虑的一点是，究竟怎么看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由陈独秀以及《新青年》一家造成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对李大钊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和作用就要全面地来看。事实上，李大钊自1916年6月回国以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他先是在《晨钟》报任编辑，虽然只干了不到两个月，但有志于新文化运动的志向已跃然纸上。李大钊在阐述《晨钟》报的使命时指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注：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这里，推进新文化运动、开展思想启蒙的意思十分鲜明。他在短短的时间里，为《晨钟》报写了13篇文章，大力介绍西方思想，抵排专制，反对偶像崇拜，号召青年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创造青春之中华。这些内容和主张，都是当时《新青年》杂志宣传的主题，李大钊的努力，与南方的陈独秀形成了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的格局。离开《晨钟》报以后，李大钊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先后在《宪法公言》、《甲寅》日刊等刊物上撰写文章，继续进行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其鲜明锐利的反封建观点亮相于思想界。尤其是多篇带有学理性的法制分析的论文，为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的旗帜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因为李大钊在北方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因此，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后，李大钊自然就成为其中的一个核心成员。
综上所述，李大钊对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不能与头号功臣的陈独秀比“之最”，但认为李大钊只是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参加者”，恐怕不恰当。我们以为，说李大钊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之一，是一点也不会过分的。
二、评判东西方文化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始终萦绕先进人士的脑际。为着找到问题的答案，好几代先进的中国人顶住传统守旧势力的巨大压力，将眼光转向了域外，试图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由此，外来的西方近代文明与本上的中国传统文明的磨擦碰撞就不可避免了。夷夏之辨、中西之争、新旧之战，闹个不停。不管是围绕引进坚船利炮、铁路电讯等物质器件发生的争执，还是围绕仿效议会、制宪、共和等政治制度和观念引发的斗争，其实都是东西方两种异质文明相矛盾、相对峙的反映。而这样的矛盾和对峙在“五四”前后便进一步以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接二连三地掀起就是这个文化冲突的结果。
为什么“五四”前后的文化冲突会特别突出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辛亥革命建立起中华民国以后，中国社会严重不适应这种新的制度。最突出的问题是运作这套制度的官吏阶层满脑子还是以前帝王制度下的观念，用旧思想来实践新制度，只能导致“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局面，以致使人有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感觉。第二，民国初年，新旧并存的情况使社会无所适从，人们处在完全矛盾的生活之中。李大钊曾发表一篇题为《新的！旧的！》的文章，他感叹地说：“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的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的现象”，“矛盾的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注：李大钊：《新的！旧的！》，《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32页。）。第三，历史给“五四”前后的中国出了一道难题：一方面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已经纳入了西方式的轨道；另一方面，一场世界大战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那残酷撕杀的毁灭性破坏场景，令中国人不寒而栗。中国究竟是沿着学西方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呢还是返回到中国传统的路上来？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归结到一点，即需要解决一个文化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要确定究竟以什么样的文化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前进。于此可见，东西方文化的论战实际上正是要从文化的角度，为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
“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论战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15年底开始的《青年》杂志与《东方杂志》之间的论战，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东西方文化的优劣问题。第二次是1919年陈独秀等人与章士钊之间的论战，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东西方文化能不能调和。第三次论战是1920年开始的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一派与梁启超、梁漱溟之间的论战，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文化模式。李大钊是这几次论战中骨干人物之一，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涉及东西方文化的评判，其中主要文章有：《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等。从李大钊评判东西方文化的倾向来看，他是站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边的。
李大钊对东方文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诚然，李大钊也曾对东方文化作过某些肯定。如他认为代表东方文化的孔子思想在产生时，是适应当时时代要求的，确有其价值。而且他还在比较东西方文化时强调：“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甚大。”（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6页。）但对孔子思想或东方文化作这样的肯定，意思很清楚，即只是认同它的历史价值。一旦将东方文化放到现代，尤其是与近代西方文化相比较，李大钊对东方文化的批判是丝毫不含糊的。从文字来看，他最早对东方文化表明态度是1916年5月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该文指出：“孔子生而吾华衰，”孔子的诞生，既是中国的幸运，因为由此而成为“文化古邦”；但又是中国的不幸，因为由此而失去了活力。中国人“不啻为孔子而生”，“日惟鞠躬尽礼，局促趋承与败宇荒墟、残骸枯骨之前，而黯然无复生气”，除了膜拜孔子之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使命也；讽经诂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此后，李大钊从多方面对孔子思想进行了批判。首先，他强烈反对当时统治阶级将孔子的思想定为“国教”写入宪法，指出：“兹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杀之”（注：李大钊：《宪法与思想自由》，《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232页。），“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注：李大钊：《孔子与宪法》，《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245页。）。其次，揭露孔子思想与封建专制密不可分。他认为，几千年来，孔子之所以被奉为“万世师表”，是因为孔子是立足于当时的政治制度确立其学说的，代表的是专制社会的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注：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250页。）。第三，指出孔子学说对中国的最大危害是压制和束缚个性，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1页。）因此，在中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注：李大钊：《宪法与思想自由》，《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234页。）。第四，指出孔子思想所代表的东方文化已经落后，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4页。）。这些批判表明，李大钊是将孔子思想作为保守、僵滞、落伍的文化看待的，中国要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要推动社会前进，必须否定这样的思想文化。
李大钊对西方文化持热烈欢迎的态度。李大钊主攻过经济学理论，同时对西方的历史、哲学思想也有深入的钻研，曾发表过好多篇专门介绍西方哲人（如鲍丹、孟德斯鸠、圣西门以及马克思等）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观的文章。这样的学问背景使李大钊在研究西方文化时，能够比较准确地从经济基础和历史观的角度去进行分析。他将西方文化概括为“动的文明”，以与东方文化“静的文明”相区别。他指出：“吾人于东西之文明，发现一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注：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96-97页。）“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具有一种动的精神，常求以人为克制自然，时时进步，时时创造。”（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2页。）“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7页。）对照对东方文化的激愤之情，显然李大钊是十分赞赏西方文化的。尽管他也认为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许多缺陷，但比起东方文化来则更先进。“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8页。）李大钊指出：东方文化已经承受不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落后屈败的地位显露无遗，“百年以还，西方之动的生活，狭其风驰云卷之势力，以侵入东方静的生活之范围，而沈沈大陆之酣梦为之惊破。盖以劳遇逸，以动临静，无不在呈披靡之观，无往不有摧拉之势”，主张“去其从来一切静的文明，迎彼西洋之一切动的文明”，他说：“吾人认定于今日动的世界之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注：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96-97页。）这些观点很鲜明，在东西方文化的选择上，李大钊的秤砣是偏向西方文化的。道理很简单，在他看来，西方文化是代表工业经济结构的新文明。中国要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要以落后追赶先进，就必须迎受西方文化，用先进文化指导社会前进。
值得指出的是，与当时一些观点激烈的人相比较，李大钊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评判态度还属于清静温和的那一类。相对来说，那种民族虚无主义或“月亮也是外国圆”的形式主义偏向在李大钊身上表现尚不明显。他曾说：“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注：李大钊：《真理（二）》，《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48页。）他曾批评以文化自高而卑人的“种族之偏见”而说：“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4页。）。事实上，李大钊也做到了这一点，他在猛烈抨击东方文化时，并没有把自己民族的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同样在主张吸取西方文化时，也没有为舶来的思想遮丑护短。因此，李大钊虽然也批判过当时很有影响的所谓“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观点，但他原则上并不反对“东西方文化调和”。李大钊多次强调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7页。）。与陈独秀等人不同，李大钊不主张将东西方文化看作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截然对立物，他始终认为中国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必须具有容纳异质文化的肚量，“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15页。）。当然，那时的李大钊还做不到真正用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全面系统地分析民族的文化遗产，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也并非完全正确，但其基本态度和主要倾向无疑是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创新意识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强调创新，是“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的很多文章里都谈到创新问题，并将它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来认识。作为当时站在时代前列引导社会潮流的杰出人物，李大钊形成创新意识的意义很重要。可以说，正是因为强调不断地创新，才使李大钊能够在“五四”时期的社会变动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
李大钊的创新意识形成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当他还是一个信奉进化论的民主主义者时，就已经表现出对创新问题的重视。他指出：“宙合万化，逐境而进，一经周折而或滞或退者，逆乎宇宙之大化者也。居今日而求治，断无毁新复古之理，虽人惟求旧，倚重老成，而世运嬗进，即有大力，亦莫能抗。旧者日益衰落，不可淹留；新者遏其萌芽，勿使畅发，此自绝之道也。”（注：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99-100页。）他甚至认为，象孔子这样的先民“之所以承后世崇敬者，不在其法制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而在其卓越天才示人以创造之力也”（注：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156页。）。将包新与孔子相联系的观点是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搞“托古改制”而发明的，李大钊早期思想无疑受到过康梁等改良派的影响，但这时他强调这个观点，更主要的还是立足于进化论的世界观。
20世纪初期的十多年里，进化论风靡中国的思想界。自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以后，一系列传统的观念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道不变，天亦不变”观念与进化观念的冲突。中国传统强调袭传守成，什么事情都是由祖训规定好了的。年年月月的历史延续中，千千万万的人们只需重复一模一样的生活样式，逾越雷池半步就被视为大逆不道。而进化论则将社会视为动态的流程，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可见，进化论与创新意识有着必然的联系。许多知识分子接受进化论思想后，认识上曾经一度豁然开朗，过去老是想不通的问题一旦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似乎就找到了答案。譬如，堂堂“天朝帝国”为什么老是受“城下之盟”的耻辱？具有悠久历史的华夏民族为什么总是敌不过外来夷狄？进化论告诉人们，这就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规则。人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停地变化，越变越新，越新越强；我们则固步自封而拒绝变化，越守越旧，越旧越弱。当然就要落到“城下之盟”的地步，当然就只能成为人家的手下败将。20世纪初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正是从这样的道理中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李大钊的创新意识最初依赖的就是这种进化论的思想资源。
众所周知，进化论在创立者达尔文那里还只是一种生物科学的理论。将进化论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后来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发现”。这个发现的政治性价值很明显，即是诠释帝国主义侵略弱小国家和落后民族的“合理性”。严复在翻译《天演论》这部书时，硬是用加边注的形式掺合着介绍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有趣的是，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形势使中国人在囫囵吞枣地接受进化论的同时，忽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治性价值。等痴迷了一段时间冷静下来一想，才猛然发现不对头，鼓吹进化论的这套规则，打的是自己的嘴巴。李大钊是较早醒悟过来的代表。他指出：“野心家乃取以与达尔文之天演论并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注：李大钊：《战争与人口问题》，《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4页。），“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注：李大钊：《新纪元》，《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51页。）。这两句话，前一句讲于1917年3月，后一句讲于1919年1月，恰好是在李大钊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前后，是他摆脱进化论思想影响的历史记录。
1918年底，当李大钊在发表的文章中显示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时，他对世界和中国问题的认识立刻上升到全新的境界，在许多问题上得出的判断也全然不同于以前。但是，创新意识仍然延续下来，并且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结合，从而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与进化论的思想资源相比，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至少在两个方面给创新意识提供了科学支撑。第一，建立在进化论思想资源上的创新意识是以自然规律作为立论依据的，从反映客观来说无疑有其科学性，但自然的演进是无意识的，进化论看到的只是物体变异更替的自然现象。而社会领域里活动的是人，人具有主观意识。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比自然现象的演进复杂得多。社会的更新决不是自然现象所能解释的，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给创新意识提供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依据；第二，作为一门生物科学，进化论提供的交易观点只是证明了物种演化的必然性，但却没有提供物种演化的内在根据。这样的思想虽然可以引发创新意识，但认识是机械的。唯物史观以经济发展为杠杆，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就为创新意识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由此而言，建立在进化论和唯物史观两种不同思想资源上的创新意识是有区别的，不可相提并论。李大钊从相信进化论到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在创新意识上有一个质的飞跃。他将这种新的创新意识用于分析和观察中国的命运，在关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
第一，用科学来引导中国先进文化。提倡科学，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高扬的一面旗帜。东西方文化论战中，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东方文化、钟爱西方文化，科学精神是他们作出文化取舍的主要标准。从李大钊对孔子思想的揭露和批判来看，违背科学理性是他所最痛恨的一点。他竭力主张要“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一切事物，无论其于遗传之习惯若何神圣，不惮加以验查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8页。）。这是将科学精神溶入文化建设的思想体现。
第二，从经济变革的需要来论证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李大钊指出：“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的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他认为，新文化“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0、147页。）。由此出发，李大钊强调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与社会经济变革相适应，在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经济已经破坏瓦解以后，新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第三，立足于从世界的整体性来思考中国先进文化的重新建构，倡导汲取人类的先进文化。文化本身是人类沟通的产物，没有相互交往就不可能产生文化。就此而言，文化具有不受地域限制的世界性特征，文化成果是人类共同享有的财富。随着地理航线的发现和近代生产力的发达，任何民族文化的建设都不可能是封闭式的。中国文化要体现先进性必须把眼光放到世界上。李大钊指出：“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注：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16页。）他主张吸取西方文化之长，后来又倾向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正是基于这种文化选择的世界主义取向。
第四，强调中国先进文化必须具有深刻的内涵，必须具有主义的引导。李大钊指出：仅仅学会用白话文写文章，仅仅介绍点新思想、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还算不上新文学，“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他们。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学，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注：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27-128页。）。这个见解很深刻。“五四”时期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对旧的传统文化无比憎恶，冲击和破坏的力度比较大，相对来说，对新文化的培植和建设考虑得比较少。李大钊有此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第五，预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将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在社会主义新潮流的激励下，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也有了新的见解。他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的使命出发，认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5页。）这里，将“第三种文明”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相联系，意思很清楚，指的就是社会主义文明。李大钊已经明显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再建中国”是李大钊立下的宏愿。这个宏愿反映在文化建设上即是要构建走在世界前列的新文化。他曾豪迈地宣称：“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7页。）。“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以他卓越的实践，努力于为世界文明作第二次贡献的事业，他是当时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五四”时期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李大钊的贡献显示的不只是其个人的历史价值，更是社会进步的表征。就李大钊担当的社会角色而言，作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与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是完全相一致的。从李大钊的思想看，融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创建中国先进政党于一体，正是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密切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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