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社会学”的批评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文本论文,批评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界自觉地告别或有意识地偏离一切“庸俗社会学”研究与批评倾向，主张文学的自主性与独立品格，逐步地接近形式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理论。今天看来，事实上这样做体现了一种明智的策略意识，文学研究与批评所偏离的是一种根本不起批评作用的社会学，一种根本不具备社会批评功能的权力教条。在一切都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期，社会空间、社会经验和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空间都是极其有限的。今天看来，恰恰是这样一种以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为借口的自觉的偏离，形形色色的原始文化与神话化倾向，体现了当时历史语境下的社会批评意识：对教条说不，抵制对文学做社会资料和意识形态的简化，并且借以形成被意识形态弄得狭窄了的思想、感受与想象力的空间。因此，在今天需要转换理论、方法与批评模式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今天的社会语境的需要而否认前一个历史时期文学策略曾经有过的意义和其有效性的时刻。
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生活空间的形成，社会问题的出现与累积，文学研究与批评也开始累积了某些具有批评作用的文学经验，和某些具有批评功能的文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空间的扩大和社会问题的累积，甚至到了使我们这些研究文学的人对自己提出疑问：既然“重要的”是进行社会批评，为什么要通过文学文本来进行？就社会关切和对社会问题的及时反应来看，文学研究与批评不及新闻媒体那样及时与奏效，也不如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那样专门化和权威性，或具有形成社会决策过程的咨询价值。在这样一个信息迅速传播与社会群体可做出迅速反应的世界上，通过文学、通过文学文本、通过个人话语与叙述方式进行社会批评的必要性是否存在？这种非专业化的、非信息化的、非权威性的、非群体性和总是迟缓的、拖延的反应，能够具有什么意义？
现代社会正在出现的问题，也是作为其他许多问题症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众传播技术与个人的回应能力之间失去平衡，加之权力集团和财富集团对大众传播的操纵因素，个人的回应就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了。大众传播一方面提供了一堆没有结构的信息，面对这样暖昧不明的没有结构的信息，个人的回应变得无所适从；与其说大量增殖的信息提供了记忆与经验，不如说它提供了遗忘的方式，遮蔽和替代自身经验的方式，使自身经验虚无化的力量。可惜这里对此问题只能一笔带过。另一方面，受控的传播技术同时在权力操纵下仍然在欺骗性地提供一种最简单的二元对立结构：比如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善与邪恶。使得受众只能用这样的语义结构对信息进行勉为其难的“理解”与归类，并据此做出自发而受控的反应。对受众来说，大量增殖的社会信息的理解力和回应能力的缺乏，正好是接受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判断即“不言自明真理”的一个前提。这种境况，常常使得群体对事件的反应变得更加有利于权力集团而不是更加有利于社会自身的健康与完善。当今世界持续的冲突和其他许多资讯发达时代的偏狭观念的冲突不就是一个不吉祥的例证？
这正是我们需要在信息的大量传播和群体快速而不言自明的反应的社会里，把“非群体性”、“非专业化”、“非信息化”和总是拖延的个人化的“文学认识论”的回应看作一种参照和一个思想资源的理由。如果借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关于历史时间的分析，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分析模式，可以说新闻与信息传播是短时段的回应方式，建立在对“个人规模的历史”兴奋点上，受现在进行时的叙述支配；而社会研究则建立在“群体规模的历史”这样一个中时段的基础上，那么文学文本是否可以说建立在“人与环境的关系史”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入了解事物的内部结构。文学所显现的社会景观不会携带着瞬息变化的信息和时效性，然而它会揭示出缓慢变化的社会生活模式，描绘出转换中的社会价值模式和人的情感模式与历史环境的关系等等。
人类社会时间曾经受到长时段的历史意识的支配，无论是以起源时间为理想社会模型的永恒的回归、永恒轮回，还是基督教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向未来发展的直线进步的历史世界观，都形成和支持一种人类生活的长时段的概念，长时段的社会价值、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而今，连续性受到了质疑，时间碎片化了，历史成了永恒的现在时。即时性、短暂性（以及它所包含的流行与时尚）这些可能是负面的经验在今天几乎变成了一种价值，并且支配了我们的生活。这样的结果是信息胜过了思想，信息的传播替代了思想的交流，迅速和简单的反应替代了深思熟虑和在事物间建立复杂联系的努力。也许应该意识到，这些问题自身以及文学研究意义的降低本身就是社会存在问题的一个“征候”。这个问题可以从我们社会的时间分析与专业化倾向本身来加以考虑。显然这也不是在此可以讨论的。现在需要关心的是文学的认识方法，一种通过文本分析的话语批评，能够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批评功能。
这里将加以强调的“文本社会学”或者文学社会学的方法，主要的还不是那种倾向于研究作品的“主题”、“题材”或“观念”的方面，它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和社会群体的价值如何在文本的语义结构、句法结构、修辞方法与叙述形式方面得到表达？因而这种文本社会学的批评是一种话语批评，它涉及文学文本，也能够把理论文本作为分析对象。这种形式分析并不是把价值判断和意义问题完全悬置起来，文本分析不放弃话语批评和社会批评的评述。
作为一种话语批评的文本社会学研究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形成它的分析领域和方法：
1.词汇与修辞；
2.语义结构；
3.叙述形式。
词汇总是表现为一种区分与分类过程。因此，词语与分类行为就是一个把某种价值秩序和判断施加于某个社会领域或者意义领域。就我们身边的世界来说，一套全新的流行词汇已经取代了过去时代的日常话语和正统的意识形态语言。资产、资本和其他经济社会的语汇不仅在事实上加以重组，而且在社会分类、价值区分的意义上进行了重组。“工人”和“农民”被社会话语谱系从历史主体和阶级概念，变成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弱势群体”这样的重新命名之后，就显然失去了旧有的政治伦理（权力的）含义，变成了具有新的社会伦理（怜悯）含义。穷与富的命名仍然保留了下来，但显然已经完全颠倒了其原先的价值含义和社会价值判断。
这里就开始涉及到语义结构问题。统治的意识形态与民间观念有许多冲突对立，然而话语的语义结构上有着基本的相似，那就是它的话语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语义结构：善与恶，好与坏，光明与黑暗。受其支配的历史叙述和民间故事便是把这样一种二元语义对立拟人化的方式。善与邪恶的语义对立是其叙事、故事角色与情节构成的内在结构要素，并且决定着故事（历史）的发展与结局。
现代社会以来的文学文本从二元论的语义对立结构，渐渐地向语义的双重性开放，并且逐步强调了语义的双重性，接受并传达了社会语义和价值判断中的如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和“多声部”经验。在一些走得更远的情况下，文学文本的语义结构从语义的双重性与复调结构，滑向了语义的无差异性，文学文本在语义结构和叙述结构上的变化，隐含着我们的社会价值系统也在从语义（价值判断）的两元对立走向价值双重性，并且从双重性悄悄地滑向语义（价值取向）的无差异性，尽管民间讲述的故事和意识形态的修辞学仍然在一相情愿地强调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念，尽管各种各样的统治的意识形态都在制造了二元对立的世界冲突的同时也在力图为现阶段的文明保持价值对立和价值判断。文学文本的修辞方式、语义对立结构的消解，语义的双重性乃至语义的无差异性，导致了叙事因素的减低、非情节化，话语消除了故事等，更深刻地揭示并且回应了这个阶段的社会价值危机。
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巴赫金关于语义“双重性”和叙述的“双声部”、“复调”的研究是一种具有深刻的批评功能的文学经验，它是针对集权主义话语的文本社会学批评和话语批评实践。然而在今天，在意识形态对意识和思想的简化力量之中，一方面保持语义的双重性和叙述的“复调”仍然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话语立场，另一方面语义的无差异性的语境正在由于货币价值的中介而形成。在今天，取代巴赫金理论中的中世纪“广场”或“狂欢节”的，是市场和贸易。市场和交易会就是我们时代的狂欢节和聚会的广场。金钱就是一种狂欢化的力量：金钱扮演了狂欢节上的小丑角色。金钱会把乞丐变成国王，又把富人变成乞丐。金钱拉平了其他等级区分，并且给每个人重新带上金钱制作的社会面具。金钱把其他形式的价值区分变得没有质的区分，在一切事物之间重新充当调停人，充当公分母，就像金钱可以使一切事物相互交换一样，一切语义差异变成了可以彼此互换的无差异性。
对批评领域与方法做这些分析是想表明，“文本社会学”作为一种话语批评实践，其分析既建立在文本之上，又远远越过了文学的边界，进入了社会批评领域。在信息传播时代，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一点都不想关心不（仅仅）是信息、不是新闻的一切思想与事物，如果我们的社会也不想关心那些“非制度化的思想”与意见，不想关心人们的真实感受，那么这个社会所传播的信息和那些体制内部的研究又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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