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外人对华投资高等教育的概况及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近代论文,外人论文,概况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03(2008)04-0085-07
清末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萌芽与初创期，高等教育刚刚起步，急需创办各类新式高校，培养现代事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在国人多方努力筹办现代高校的同时，除教会大学以外，外人也以个人、企业、社团或政府的名义开始对华投资兴办高等教育。民国以后，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按其办校国别的不同，近代外人对华投资所办高等学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人在中国境内投资所办的学校，包括中外合办、外资独办的高校和外国大学的中国分校；另一类学校设在海外，由中外人士共同参与筹办，或是专为中国培养人才而办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兴办，客观上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扩大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近代外人对华投资高等教育的概况
1.外人在华投资的高等教育机构
从晚清到民国，外人陆续在华投资兴办了一批高校。这些学校大部分属中外合办性质，虽然在筹办过程中，可能以一方为主，但学校的创立与发展是中外双方共同合作、努力的结果，如著名的中法大学、福中矿务学堂、同济医工学堂等都属此列。也有完全由外人出资兴办的大学，并且从筹办到运作，都由外国人负责管理，雷士德工学院即是如此。为方便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美尔顿大学还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分校。
同济医工学堂是同济大学的前身，由德文医学堂和德化高等实业学校发展而成。德文医学堂，是由德国医学博士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于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临床医生。此举得到德国政府、德国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首批招生30余人，学校董事会董事长和校长均由宝隆担任。学堂成立后，清廷先后派皇族荫方和江北镇台王士杰等人到校，与学堂方面商定增设中文课程事宜。学堂所设医科分医预科和医正科，学制分别为两年和三年。因该校所颁文凭与德国本土医科大学的文凭具有相同的价值，所以吸引不少学生前来就学。德文医学堂的办学声誉和经验，促使德国方面开始考虑扩办工科，1912年，由贝伦子(Berrens)在德文医学堂的基础上又筹建了德化高等实业学校。第一年虽然只招了机电科学生6人，但学校却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1917年3月，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上海法租界当局立即出动巡捕，把地处法租界的同济医工学堂解散，校舍被占领，学校里的德籍教师也被赶了出来，同济结束了由德人办学的历史。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联手与中国地方商界合资共同办学的产物。
英国在华企业福公司，创办了焦作路矿学堂。1898年6月，豫丰公司商董吴式钊与福公司代表意大利人罗沙第在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订了《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议定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简称“河南矿务章程”，英国福公司取得了河南矿权。章程中有一条规定，要求于矿山就近开设矿务铁路学堂，经费由福公司筹措。1909年3月，经过长期筹备，焦作路矿学堂正式开学，首批招生20名，设矿务学门，学制四年。河南交涉局选派提调田程出任学校监督。1913年12月，福公司因故中断经费，停办了学堂。1915年，由中国官商合办的河南中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与英国福公司合并，组成福中总公司，公司复办“焦作路矿学堂”，学校更名为福中矿务学校。191 9年，易名为福中矿务专门学校。1921年，再易名为福中矿务大学。1931年，经河南省政府批准改名为私立焦作工学院，设置采矿冶金科、土木工程科，分采矿、冶金、路工、水利四系，学制为四年。1949年后，学校由私立改为国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领导人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为进一步推动留法教育，加强中法文化交流，联络中法两国人士，发起创办中法大学。中法大学计划由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和海外中法大学三部分组成，并由国立北京大学、广东大学、法国里昂大学负责筹备。其中，北京中法大学在西山碧云寺由李石曾等人创办的法文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扩充为文理两科，于1920年最先成立，首任校长为蔡元培。经过四年的工作和努力，到1925年北京中法大学已初具规模，大学部发展为分别以法国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四个学院，即服尔德学院、孔德学院、居礼学院和陆谟克学院。1926年1月，北京中法大学奉教育部第112号指令，正式得到认可。1930年3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第651号指令，暂准备案。1931年春，成立镭学研究所，同时成立由中法两国人士共31人组成的校董会，负责经营北京中法大学的教育事业[1]，并将四个学院分别改称为文学院、社会科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文学院、社会科学院、理学院下设各系，修业年限均为四年。医学院则不分系，修业年限5年，期满后实习一年。1932年设立药物研究所。1934年又设立理工调查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法大学南迁昆明。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暑假大学部迁回北京。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北京中法大学因经费困难，由私立改为国立。
雷士德工学院是遵英国人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遗愿，独资开办与维持的著名高等学校。雷士德是英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时作为英国的建筑师和土地测量师来到上海。到80年代，就已经成为上海的房地产巨商了。1926年，雷士德逝世后留下巨额遗产，根据遗嘱以其遗产成立了雷士德基金会，用于建设和发展上海的文化事业，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创建一所能容纳300人以上的学校，对中外学生、特别对中国学生开放[2]。经过几年筹划，学校于1934年开始招生。该校规定以华人子弟为主要来源，并适当接纳除英、美、法三国以外的其他国籍学生。雷士德工学院设有建筑和土木工程及机械(包括电机)工程系，学制初为3年，1938年改为4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方派出同文书院院长池田接管学校，将校内英籍人士均关入集中营。1944年，校舍被日军占用，学校被迫停办。
国外大学还有在近代中国创办分校者。美国美尔顿大学(MILTON UNIVERSITY U.S.A.)于1847在美国马里兰州创立，校本部设于马尔的摩，另设四所分校，三所在美国境内，另一所设在中国香港。“外国大学之在我国设立分校者，本校可称首创”。[3]美尔顿大学校长希布斯博士(DR.Wm.J.HEAPS)，“鉴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者，每因旅费学费及生活费特昂，损耗金钱过巨，尤远涉重洋，备尝艰苦，短于资金者固无论矣，而丰于财者亦多以是而裹足不前，故有在华设立分校之拟议，用予中国学生求学以便利，因悉马时博士素有志于教育事业，特以此商”。[4]马时博士欣然应承，回国后于1934年5月，在香港设立了中国分校，并任分校全权校长。经分校考试合格的毕业生，由校本部颁给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学校的发展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在建校五周年纪念上，林森、蒋介石等国民党最高领导人都题了贺词。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学校被迫撤离香港。
2.外人在海外对华投资兴办的高等教育机构
外人除了在中国境内投资兴办高校，在国外也有类似活动。这些学校包括中国的海外大学，及志在弘扬中国文化或者主要为中国培养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的学校。
里昂中法大学就其性质与地位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大学海外部，是中法教育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李石曾等人就法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问题在巴黎进行活动，要求法国将退还赔款用于中国海外大学的建设，此举得到中外友好人士和里昂政府部门的支持。1921年7月，里昂中法大学正式成立。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为中国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中国培养一批高级学者和研究人员，同时为国内的大学提供合格的教授。学校由中法大学协会负责管理。协会成立董事会，成员由中法双方共同组成，主席由法国政府指定人士担任，为惟一法人代表，有权参与具有法律效应的活动，法律诉讼及支配财政开支等。校长由中方人士担任，主要负责教学管理。招考学生工作由中方全权负责，绝大部分学生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通过公开招考确定。里昂中法大学的学制四年，录取的学生先在国内接受两年大学教育后，再前往法国继续后两年的学习，但实际上，根据学生所选学科和攻读文凭的不同，在法学期为3至7年不等。一些已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也在1928年和1929年经过特殊考试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里昂中法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李石曾在中国国内获得的赞助、法国退还的部分庚款和法国政府、里昂市政府提供的资助以及学生所享有的政府助学金等。1951年，由于经费断绝，里昂中法大学宣布停办。
近代设在海外的中国大学除了里昂中法大学，还有在北洋政府官员叶恭绰和法国数学家班乐卫(Painlevé)提议下建立的巴黎中国学院。巴黎中国学院成立于1920年3月，班乐卫任首任院长。1921年12月，法国政府明确宣布巴黎中国学院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学术机构。事实上，巴黎中国学院既是一个研究机构，也是一个从事汉学教学、培养汉学研究人才的教育机构。学院主要开设了中国文化、中国文献学、文学与艺术、中国美学、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现代中国政治与外交史、中国法律和中国科学等课程，此外还经常安排一些学术讲座。作为一所培养汉学研究人才的机构，巴黎中国学院的学生人数自然比不上一般的大学。在学院正式注册并实际参加听课的学生人数每年从30到56人不等。[5]1929年3月正式划归巴黎大学后，巴黎中国学院开始自己颁发毕业文凭。文凭有两种：一种叫正式学生结业证书，一种叫汉学研究毕业文凭。前者在中国学院学满一年，经笔试和口试，合格者即可拿到证书；后者则需在中国学院学满两年，并提交一篇论文，论文题目必须经中国学院教授的同意。文凭必须以巴黎大学的名义颁发，并且由巴黎大学校长和中国学院负责人双重签名才能生效。巴黎中国学院也指导学生撰写博士论文，他们的学位由巴黎大学或法国其他大学授予。该院院章规定，学校设评议会负责管理，其成员由法国博士院院长、巴黎大学校长、北平大学校长、中国政府代表1人、巴黎大学评议会代表2人，另由该院大会选出9名(其中法方4人，中方5人)评议员组成。[6]评议会下设干事会，管理中国学院日常事务。但事实上，中国方面实际并不参与管理，中方主要派遣一名政府代表，负责与法方联络。1949年后，巴黎中国学院一直存在，是现在法兰西国家学院汉学研究所的前身。
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译名为“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成立于1925年，初衷是专门为中国国民党培养干部而设立的高等院校，学员事实上由国共双方分别择优选送，学制两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前苏联、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方合作背景下的产物，学校的兴衰起伏与三方关系以及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国民政府与前苏联的关系也日趋冷淡，国民党留学生派遣工作亦告终止。中山大学遂改变了办学宗旨，定位于为中国共产党培训干部，校名也有所改动。1928年9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将莫斯科中山大学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后来，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导致这所在留苏教育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都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学校于1930年停办。
以上列举的只是近代外人对华投资在国内外兴办的主要高校，此外如1909年中德政府合办的青岛高等专科学校，1921年中法两国政府合办的中法工业专门学校以及1921年中法大学在比利时设立的晓露槐工业专修馆等等，也都属此列。
二、外人对华投资兴办高等教育机构的积极作用
1.引进和利用外资及先进的教育资源，增加了高等教育的投入
近代中国，政局动荡，教育财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外人对华投资兴办高等教育，引入或利用了大量外资和先进的仪器设备，这无疑增加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1907年德文医学堂的筹建不仅得到德国政府的直接支持，也获得了德国各界的广泛赞助。宝隆决定在中国设立学堂后，德国驻沪总领事不仅出面号召在华德国商人资助，还与德国教育管理部门联系。在德国本土此举也获得了广泛支持。1906年在德国领事馆参赞费舍尔(Poliklinik)的号召下，设立了一个支持医学堂开办的基金会，取得德国“促进德国与外国思想交流的科佩尔基金会”的协助，筹集了价值8万马克的医学书刊及设备，先在柏林展览一周，德国皇帝和中国驻德公使都曾莅临参观，意在号召，然后运沪。1907年6月，德国一批院校及企业捐赠的书籍仪器也运到上海。[7]1912年，决定筹建工科后，数月内就在德国工商界获得了上百万马克的资助。贝伦子在德国向各著名的工厂募捐到大量实习工厂及陈列室需用的机器、模型，价值20万马克，还筹措到一笔备用经费，德国掌管学校经费的行政当局也资助了10万马克。[8]
雷士德工学院办学所需经费全出自雷士德个人遗产。雷士德到1926年逝世时，已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富豪，“其所遗留的财产估价为1434万两，至1932年，已升值为2000万两”。[9]他一生未取妻生子，生前就说要把在中国赚的钱，花在中国，并写进遗嘱。后依其遗嘱所开创的雷士德工学院，仅校舍和实验仪器设备即耗资一百多万元，许多设备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在当时国内尚属罕见。雷士德还分别指定一些房产，以其租金作为学院的维持费。雷士德工学院受破坏后，曾试图恢复，但终因在战争中学校财产与遗产皆损失惨重，没能成功，但雷士德基金会一直在资助我国的教育事业。该会于1949年后迁往英国，工作照常进行，主要资助我国专家、学者去英国进修、研究。
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苏方投入大量人、财、物，创建一流的教学环境和生活条件。中国留学生的住宿、伙食、生活津贴等均大大高于前苏联当时的平均水平。据统计，1925-1929年，前苏联总共向莫斯科中山大学投入9915569卢布。[10]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这种投入是相当高的。这也反映出前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程度。
里昂中法大学的校舍圣伊雷内堡(Fort SaintIrénée)是由里昂市政府拨给的。从建立到1927年，学校经费主要由广东政府、北京政府和法国政府提供，额度每年大约在40万到76万法郎之间，其中法国外交部、法国教育部、罗讷省议会及里昂商会等捐助及里昂市政府补贴六年间共投资了442600法郎[11]；从1927年到1951年，经费完全由中法教育基金会从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拨付，额度在70余万至115万法郎之间。[12]法方对里昂中法大学的资助，使学校得以顺利创办及正常运行。
巴黎中国学院成立时，中法两国政府都同意对巴黎中国学院给予资助。中国方面，北洋政府答应每年资助10万法郎。法国方面同意每年由外交部资助2万法郎。但自学院成立，中国政府答应的每年10万法郎资助实际从未到位。从成立到1925年，巴黎中国学院只是依赖法国政府每年资助的2万法郎津贴才得以苟延残喘。1926年获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之后，巴黎中国学院才开始有固定的经费来源。1926—1933年，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每年的资助金额为一万美金，折合法郎约为25万。自1934年起每年的资助金额从20万法郎至35万法郎不等。[13]此外，法国外交部也继续每年补贴2万法郎，加上每年都还有少量的利息收入，学校经费比较充实和稳定。
从以上数校的例子可以看出，为使这些学校正常运作和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外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们不仅投入了大量资金，还为学校配备了先进的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源。这些对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来说既有“雪中送炭”，也有“锦上添花”，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壮大和充实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实力。
2.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办学和管理经验
我国现代大学，从无到有，是在学习西方大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高等教育的形成，就是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国际化的过程。外人在华投资办学或与中国合办大学，显然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有效途径。通过这些大学，国人自办大学可以较好地理解、吸取并实践国际上通行的办学模式、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及教育管理等各方面经验。
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基本上是以德国医科大学和工科大学为样板而建立的。在医科方面学校创办初期，就跟德国国内医科大学一样，设立了两年制的医预科，三年制的医正科。学校教学安排也全部依照德国医科大学的课程，甚至体育课的内容也有德国军训的痕迹。在教学方法上也是典型的德式教育，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培养学生自由研究能力，崇尚务实、严谨、勤思的学风。德藉教师授课，采取演讲式，尽量利用各种教具，包括实物、标本、挂图、尸体等等，着重讲清概念、规律，启发诱导，不拘于一书，基本也不发讲义。学校重视实验和实习课，医正科很注重临床实习。不过，有些课程因为师资等方面的限制没有开设，所以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实际上还不能与德国大学等同。但是，德国政府为了使这所学校成为“德国文化在华的传播中心”，1915年，责令其教育当局承认“同济德文医学堂”的学历与其国内的医科大学相同。[14]后来所办工科，也按德国的大学设置课程。在教学上，学校按照德国工科大学的教学方式，十分重视学生的工厂实习，教师经常在工厂中讲授学理上的实验。学校还聘请工业界的名人定期前来开设讲座。到1925年，这所学校已经拥有10个部门的实习工厂，实习机器设备都是德国工业界的最新产品，这在国内高校是首屈一指的。[15]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对德国的教育颇有研究，他认为医工两科中德国之教学法为全世界所推许，而中国的大学多数采用美制，只有“同济学校发端于德人”。因此，他在为《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写的序中，希望同济办成“吾国最新式之医工大学”。
北京中法大学则以法国大学制度为蓝本，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强调学理与应用并重。在办学制度上，仿照法国大学区制，实行“大中小学并立”，互相衔接，所在校区城里城外远及数十里。中法大学附属的中小学都是学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纳入大学的管理之下。学校的研究院将法国式的学术院、学会、大学研究所以及各种问题与事业之设计部包罗为一体。在教学上，以法文为必修科目，在体育中特别注重学生的劳作训练，提倡接近自然。北京中法大学无疑是法式大学或法国大学区制的一个试验点。
雷士德工学院实际上是按照英国的高等学校制度进行办学的。校长是伦敦大学工学士、英国土木工程学会会员李赉博(Bertram Lillie)。学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教师基本上由英国人担任。通过英国各大学入学考试或上海圣芳济等校的毕业生，经校长许可，可免试入学。曾取得伦敦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生，在学院学习一年后得参加该大学的中期考试，两年后参加终考的第一部分，四年后(即毕业后)参加最后考试，通过一级才可以参加上一级的考试。倘若最后考试得以通过，则被该大学授予校外理学士的学位。这些考试都在上海举行，由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派人监考，试卷由伦敦寄来，考后寄往伦敦大学评阅。这所学校是除香港大学外，在远东获得伦敦大学学位认可的惟一学院。毕业生做过一年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并写出一篇得到认可的论文后，还可被学院吸收为院士。
至于美国美尔顿大学中国分校，其系科设置、教学管理、办学设备，皆与美国大学相似。学校设大学教育、职业教育、研究院三部。大学教育分设文、商、法、工、理五学院，院下设系。学校采取学分制，每系规定150学分，学完学分，即可毕业。大学部附设短期师范科、短期无线电科、预科；职业教育部分设无线电工程技术科、汽车工程技术科，皆短期毕业，理论与实习同时并施。研究院专为研究高深学问而设，凡大学毕业生可随时参加。研究完毕，经过学位考试合格，由美国原校给予硕士或博士学位。
上述学校把外国大学的办学模式、管理经验直接引进中国，为国内大学的创办提供了样本参照。在办学过程中，这些学校为适应中国社会所作的各种努力，也为国内大学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这些学校的存在，无疑开阔了近代国人的办学视野，提供了博采各国大学之长的生动实例，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3.扩大了中外文化交流
这些学校无论办在中国境内还是办在海外，无论是对办学者、教育者，还是对受教育者来说，都有一个接受异质文化冲击与熏陶的问题。外人投资在华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向中国人传播现代知识与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在传播着外方投资人所在国的文化，而且，传播本国文化本来就是大多数投资办学者的意图所在。以同济医工学堂为例，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推行“世界政策”，试图通过加强文化影响与列强争夺在华利益，同济医工学堂的创办只是其与列强争夺在华文化、医疗卫生和工程技术领域中实力地位的一个具体步骤。德国政府希望通过在中国开办医院、治病救人来获取民心，通过建立德国医科学校来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高层人士，促进他们对德国的了解，对德国文化的认同，进而增进对德国的好感。即以“道德上的征服”赢得中国人对德国医学的信任，并由此扩展到对德国产品的信任，为德国产品，首先在药品、卫生设备、医疗器械等方面对华出口带来便利。在筹建工科学校方面，德国各界更注重经济和商业利益，其创办人贝伦子的观点很具代表性。贝伦子认为，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劳动过渡的中国，将是迅猛发展的德国机械工业的一个无止境的销售市场。高层的中国工程师和管理官员在进口工业产品时，将首先考虑对他们进行过技术教育的国家。因此，通过建立德国工科学校来培养年轻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是德国机械工业占领中国市场的一个根本性任务。概括地说，就是将中国人的精神和德国人的观念贯穿到技术领域里，由此成功地培育接受德国工业产品的土壤。[16]同济医工学堂的开设，在引进德国科学技术的同时，也确实促进了德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济医工学堂是如此，其他外人所办学校情况也大体相似。近代中国，对华投资兴办高等教育，成为世界各国对华输出自己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文化传播带有强烈的强制倾向，但在客观上也确实促进了国人对外国文化的学习与了解。同时，在办学过程中，外人也只有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才能顺利展开其办学事业。因而，这些高等教育机构也成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异常活跃的地方，各国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渗透、交流与融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近代中国相对贫穷、落后，外国文化经常以一种强势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我们积极向国外学习，但外人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并不热衷，或者仅仅只是出于一种利益的需要。所以，从国与国的文化交流上看，表现出一种不对称性。中国的海外大学正是国人为了让中国文化积极走向世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而创办的。就像吴稚晖指出的那样，在巴黎设立海外中国大学，除了可为国内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建立完美的大学；推进留欧教育，“使欧、美潮流，平均输灌”；便于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办事能力等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助于增进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中欧学术文化的交流和沟通。[17]里昂中法大学与巴黎中国学院的创立和发展，也正是在教育文化交流中，起到了这些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巴黎中国学院，从创办到发展，堪称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它在国人积极学习外国文化的同时，向外国人民尤其是法国人民宣传中国文化，加深了外人对中国的了解。
巴黎中国学院是中法两国友谊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共同复兴、弘扬中国文化。1919年，叶恭绰赴欧美考察政治经济交通，他在巴黎期间，除考察政治经济外，热心文化事业，与伯希和(Pellliot)、勒卢瓦(Laloy)等法国著名学者交往。“当时的欧洲知识界由于受欧战的打击，弥漫在一种西方文明破产、转而向东方文明寻求出路的思想氛围之中，受此影响，身为官员的叶恭绰也产生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明的想法”。[18]他发现日本、印度、巴尔干及南美在各国大学都有学系，唯独中国没有，这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也有损于中国名誉。于是他向一些法方人士建议在巴黎大学设中国学术讲座，创办中国学院。并想以此为中心，逐渐在欧美各大学设立相同的学院，以达到向国外弘扬中国文明的目的。这种建议马上得到一批法国学者的响应，学院不久即成立。巴黎中国学院集教学、研究、出版于一体，成为在国外宣传中国文化的一个中心。在巴黎中国学院的学生中，除了中国人，还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瑞士人、俄罗斯人、波兰人、越南人、日本人等。除了正式学生外，还有外来听众。他们中甚至有来自美国本土和中国的美国教授。巴黎中国学院实现了其弘扬中国文化和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的初衷。
此外，这些学校大都开设了中国社会急需的一些专业，从而培养了一批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高级人才。焦作工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惟一一所面向煤矿的高等学府，它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采矿、铁路、冶金、土木建筑的专门人才。这些毕业生先后成为蜚声煤炭、冶金工业和铁路交通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和教授。德文医学堂是为满足清末中国西医医护人员的严重不足而开设的。美国美尔顿大学中国分校校长马时考察国内高等教育后发现，国内大学多偏重于文法课，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往往学非所用，而战时尤需要电报人才，于是在学校重点发展了这类学科。学校无线电专业、汽车专业的毕业生很受欢迎，大多被军政部及政治财政机关所委用。里昂中法大学为我国培养了著名科学家朱洗、汪德耀、范秉哲，著名文学家和诗人罗大刚、戴望舒，著名艺术家常书鸿、王临乙等。莫斯科中山大学则为中国培养出了邓小平、张闻天、杨尚昆、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王稼祥、蒋经国、邓文仪等著名国共领导人。
外人对华投资兴办高等教育的活动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在投资办学的外人中，有如雷士德那样，动机较为单一，要“把在中国赚的钱花在中国”；也有如巴黎中国学院那样，是从推动学术交流的目的出发，研究汉学、弘扬东方文化；还有的是为了吸引中国留学生或便于中国学生留学，如美国美尔顿大学中国分校、里昂中法大学。但更多的是出于投资者本国在华利益的考虑。投资办学的背后往往都有强烈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如焦作路矿学堂的创办就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谋取。总之，对于外人对华投资所办高等教育机构或其办学活动，我们应该有全面的认识，既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也不能过分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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