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或科学进步的价值判断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英国著名科学家贝尔纳（J.D.Bernal）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的科学观和现实主义的科学观。在第一种观点看来，科学仅仅同发现真理、关照真理有关，它的功能在于建立一种中立的、同经验事实相吻合的世界图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功利是最主要的东西，真理似乎是有用的行动的手段，而且也只能根据这种有用的行动来加以检验。”[1]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许久以来实际上也一直存在着理论发展观的价值判断分歧，并对图书馆前学研究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旨在考察、分析这些图书馆学理论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应确立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1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两种价值取向述评
1.1以“效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
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以追求“效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最早是由范并思明确提出来的。1989年，他在《图书馆》杂志发文倡导，应“确立以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并指出，“理论界对理论的认同，必须以理论的社会效益为核心。就科学的发展而言，学科的理论形态是否完善远不是最重要的；就研究者个人而言，他有多少论著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理论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如何。”他认为，“只有确立了这种新的理论价值观，才可能实现理论成果和社会效益之间的良性循环”，引导图书馆学研究实现“从发展战略研究走向政策研究”，“从教学需要型研究走向事业需要型研究”，“从注重议论和思辨的方法走向注重调查和论证的方法”的转变，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2]
范并思的观点提出后，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和追随。余和生1997年撰文指出，在图书馆学界，一些研究者热衷于在书斋里找课题，潜心研究那些“稀薄抽象”的命题，新鲜感少，陈腐气浓，投入多，产出少，难以解决实际问题。这种脱离现实的书斋式图书馆学研究，既不能产生好的社会效益，也不能提高研究者的创新能力，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树立起图书馆学研究面向实际的本体意识，确立以社会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3]杨元生1999、2000年也两次撰文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必须以理论的社会效益作为评判的核心。……图书情报界热衷研究的图书情报一体化理论、书目情报服务理论、文献信息理论等等，都是面向实际，以社会效益为核心的。中国图书馆学在80年代的蓬勃发展，证明了这种理论价值观的正确性和重要性”[4，5]，等等。
以“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马恒通1999年撰文指出，“上述以社会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以实用为目的的理论价值观。也就是说，理论能够成功地指导实践，则为好的理论，反之，则是无效、无用甚至空洞的理论”。他认为，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把理论的功能只理解为能指导实践，而忽视了理论的其他重要功能（如认识功能、预测功能、解释功能等），具有片面性；……混淆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5]。
应该说，马恒通的质疑是颇为中肯有力的。事实上，以“效益”为目标的理论价值观至少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这种理论价值观忽视了科学具有的层次结构。所谓“形而上者谓之学，形而下者谓之术”，科学是有其层次结构的。上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的层次结构研究已比较成熟。一般认为，图书馆学由理论图书馆学、技术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三个门类构成，三者之间具有发展关系的横向循环结构，即由理论图书馆学——技术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图书馆实践，或是反向上升发展关系。若把图书馆学比作一棵大树，理论图书馆学就是树的根本和主干，但距离图书馆实践的应用较远；技术图书馆学占据大树的主要分支地位，其作用是把理论图书馆学向各枝梢传送和应用于实践；应用图书馆学则是把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实践的“梢叶”环节，整个大树的作用，正是通过它体现出来。[7]
理论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一般原理和规律，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研究，它更多地带有理性思辨和抽象形态。它主要起着理论阐述的作用，即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这些属于应用图书馆学和技术图书馆学层次的部分带规律性的东西加以抽象和概括，以形成图书馆学的科学的体系。以“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忽视了图书馆学的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未能注意不同层次研究所具有的特殊功能，片面地强调理论成果的有用性和“社会效益”，因而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取的。
其次，追求理论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以“是否有用”的标准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必然会导向轻“学”重“术”，导致“术”盛而“学”衰。遵照学术的逻辑，“学”和“术”是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学术的发展还要求与外部世界保持必要的距离，过分强调理论的社会效益和有用性，还会影响学术研究探求内在规律的基本使命。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图书情报学界受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大都放弃了对纯理论的研究，而去追求“社会效益”，除进行发展战略研究外，把大部分人力和时间投入到“市场经济与图书馆”、“信息产业与图书馆”、“信息高速公路”等“热点”问题的研究，并在90年代形成了“图书情报学的技术研究高潮”。与此同时，基础理论的研究被削弱了，一些原来富有创见性的学术探索未能得到深入下去，建立起独特的理论体系。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还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偏差，认为研究实际问题比研究基础理论好，单纯追求有实用价值、有直接效益的研究课题。忽视不同层次、不同性质、具有不同功能的发展研究，势必影响专业学术研究的发展协调。
再次，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并不一定会真正促进科学进步。在古希腊时期，“地心说”在解释了人们熟悉的天文现象时，也遇到了难以解释的困惑，如卫星逆行现象。希帕克提出了本轮、均轮与偏心圆假设，托勒密进一步发展，利用80多个本轮与均轮解决了卫星逆行等“反常”问题。然而这种发展掩盖了地心说的根本错误，阻碍了日心论的科学发展，这些研究的代价是牺牲科学的根本进步。与托勒密的地心理论相比，哥白尼提出的日心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它却更接近于客观事实。
当一门学科的全部理论都有“社会效益”时，或许就该会怀疑它是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英国著名科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在《科学的规范》一书中就指出，“只传达‘有用知识’的通俗科学形式是坏科学，或根本不是科学。”[8]巴特勒也说过，长期以来，“图书馆人总是明显地束缚在自己朴素的实用主义的框框里。……其实，企图使这种合理化普及以形成专业的理论的尝试本身大概是结不出果实来的，甚至是危险的。”[9]事实上，理论的价值既有认识价值，也有对社会的使用价值，科学理论的认识价值是对已知事实的解释和对未知事实的预测，而理论的使用价值则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一门学科得以在学术之林立足，获得学界的承认，并不是以其实践性、效用性为依据的，而是靠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与阐释力。
1.2以“真理”为目标的价值取向
以“真理”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即是韩继章和马恒通所谓的“本质主义”的价值观。这种观点认为，科学的目标是真理，科学就是寻求真理的活动。马恒通认为本质主义的价值观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①注重真理价值。认为理论应当确立绝对的真理性。对理论家来说，追求科学的真理性是他的本能和职业；②强调对事物的本质揭示。认为任何理论不管从哪个角度或层次对客体进行研究，只要对其“本质”有所揭示，就是科学认识上的进步，就应该受到拥戴，对脱离实践的纯理论研究也在价值上予以认同。因此，本质主义强调科学的真理性、客观性和对事物的本质揭示，高扬“为科学而科学”的学术旗帜，是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的最强大也是最持久的推动力。[10]
以“真理”为目标的价值取向的第二种论点，是以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的科学发展观出发，认为科学始于问题，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问题的解题过程。[11]如梁灿兴在《可获得性论的文献及其相关概念》一文中指出，“科学始于问题，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一门学科总有其核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门学科的发展过程，就是围绕着它的核心问题所派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解题过程。”因此，“对众说纷纭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应以是否具有解释性作为第一个评价标准。”[12]这里所说的解释性，实际上就是指理论对图书馆现象和图书馆活动规律的本质揭示。
科学的根本目标在于追求真理，在于努力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在科学不断向真理接近的过程中，它带来了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的客观效果，科学正是通过不断解决实际问题而向真理方向前进的。在这点上，科学的真理性和有用性是相通的，真理带来了有用的客观效果，而有用性也证明了科学的真理性内容，显示出科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但在两者的关系上，我们应当注意到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①有用的理论不一定都是真理知识，更不能代替真理。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科学仅仅看成是有用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迷信、巫术、图腾崇拜、神话、占星术、炼金术等在人类认识史上的某种场合虽然也能解决一些问题，却从来不可能像科学那样处于一种崇高的地位；②有用的理论也不一定会真正促进科学的进步，有时它还会起到阻碍科学发展的作用，并对科学研究产生误导，使之变成一种急功近利的、盲目短视的活动，使人们对科学理论的理解过于狭隘地停留在工具主义的意义上。③在追求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的同时，不能忽视理论的实践性。
2确立以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图书馆学研究价值取向
科学史之父萨顿（George Sarton）曾说过：“科学追求真，伦理追求善，艺术追求美”。说明不同性质的学科，其关注的中心和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领域，诸如伦理、艺术等相比，其关注的中心主要是有关事实真假的问题，而不着重考虑求善的价值判断或求美的审美判断。那么，图书馆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呢？
对此，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有人认为图书馆学属于应用科学或方法科学，因为它是一门技术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更多的人认为图书馆学属于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图书馆学的研究重点有所变化，研究范围有了较大扩展，并与很多相关学科不断交叉融合，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其它学科的学术资源和技术方法，其学科内容和学科性质具有明显的综合化特征，等等。
我们以为，判定一门学科的学科性质的方法，应从其研究对象、客观对象的运动形式、该学科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内容四个方面来加以考察。按照这一学科判定方法对图书馆学进行考察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图书馆学既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又有应用科学和方法科学的性质，还有交叉学科和人文学科的性质，是一门集科学性、技术性和人文性为一体的综合性交叉学科。这不仅是因为图书馆是一种社会现象，图书馆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应用性，以及图书馆学的内容范围较为广泛，而且还因为：①作为人类知识文化记忆和传播中介的图书馆，无论从其起源与发展、功能与性质以及其内在要素和外部影响，均具有社会性和人文性，强调人文传统已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和延续不断的学术传统；②自19世纪初近代图书馆运动以来，图书馆的职能更多地以消除一切歧视，实现社会公平，使社会成员能有效、便捷地获取公共信息与知识为其自律规范与社会目标。图书馆事业在发挥其社会职能的过程中所孜孜以求的社会目标，充分体现了民主、自由、公平等当代人类所共同珍视的最为基本的人文精神；③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人类正实现从“以物为本”的物质型文明向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以生成信息和知识的本原——“人”为核心的即“以人为本”的信息文明的转轨和过渡。在物质文明时代，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为推进人类精神文化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而在信息时代，作为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以社会信息化和信息文明建设为社会终极目标的信息管理科学的分支学科，伴随其自身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其具有信息时代历史高度的人文关怀也必然与日俱增，并伴随历史的进步，不断实现其在物质型文明的历史条件下所无法彻底实现的人文理想。[13]我们应根据图书馆学的客观实际与发展趋势，来认识图书馆学的性质。
关于图书馆学的人文学性质，1991年，蒋永福提出“图书馆学也是一种人学”，[14]之后他又积极倡导建立“人文图书馆学”[15]，并试图构建“人文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16]巴特勒曾强调，“图书馆作为一个‘专业’，有技术、科学和人文学这三个层面。以往的图书馆学过分强调了技术层面，而忽视了科学和人文学层面”；[17]吴日希指出，“图书馆的本质是人文的，……提倡图书馆的人文精神，研究图书馆的人文地位，才更合乎图书馆的本来意义。”[18]“只有人文关怀，才是图书馆之所以成为图书馆、图书馆在社会上存在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理由。”[19]谢拉在《图书馆学引论》的前言中也认为，人文主义的问题同图书馆员有特别的关系。他写道：“尽管图书馆学在逐渐利用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同社会科学有紧密联系，但其实质仍然是人文主义的。……图书馆学在其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靠得更近了。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否则，过分热心于科学技术和行为学派的社会活动，我们就会看不到个人及其需要和包含在这些需要中的人文主义价值。……我不想贬低把图书馆当作社会工具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能忘记许多世纪以来的图书馆，为其规定方向，建立了我们今天知道的大量藏书的人文主义价值准则。图书馆就是书和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人文主义的事业。”[20]
图书馆学的科学性、技术性和人文性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性质，使得我们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既要重视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又要关心科学应用的可能性和效用性问题，还要考虑到科学的人文价值问题。也就是说，在认识活动中，不仅要追求“真理”，而且还要讲究“价值”，实现“真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这种以“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作为科学理论是否进步的评价标准。在于科学是否朝着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就是科学理论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发展，每一种新理论的发展和应用，不仅能够使科学的认识价值增值，而且应当使科学的认识价值、物质价值、人文价值、社会价值等和谐不悖，共同发展，从而使图书馆学能够给人类社会的持续全面发展以最大限度的促进和推动。
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全面发展，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首先，信息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而图书馆是人类信息需求的产物。谢拉在其《图书馆学引论》中提到古埃及有一所图书馆，该馆正门上方刻着“医治灵魂的良药”字样，这鲜明地表达了早期图书馆存在的依据。图书馆只有顺应人类的信息需求并随之动态发展，才能够生存下去并获得发展。其次，图书馆是人的本质的物化形式之一。“人的多方面信息需求是与人所处的多种社会关系直接相关的，而人的多种社会关系又规定着人的本质”。由于人类在生产和认识活动中积累起来的信息资源“作为整体反映了人的本质，”因此，“图书馆工作就是使人充分占有人的本质、使人成其为人的工作，……我们研究图书馆、发展图书馆，其目的就是使每个人更多地占有人的本质，使每个人充分地发展自己各方面的潜能，从而促进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21]再次，图书馆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和优势。图书馆全面系统地收藏着人类所创造和积累的各种信息资源，其博大精深是其它信息传播系统（如教育系统、大众传播系统等）所不可比拟的，这些信息资源反映了人类社会进化与发展的历史，反映了人的本质的发展程度，是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条件；而现代图书馆进行的网络化现代化建设，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建设，数字图书馆建设，以及多层次全方位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更为推动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以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价值取向，相对于前述两种价值取向而言，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已超越单纯的认识论，进入了实践论与价值论领域。图书馆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现象，我们不能“就图书馆研究图书馆”，还必须考虑到社会经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等多种因素对图书馆活动的影响和制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融认识论原则和价值论原则于一体的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从中国的客观实际研究我国的图书馆问题。其次，它不仅注重图书馆学理论的认识评价，即对其真理价值和一般认识价值的评价，而且注重其价值评价，即对其创造性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等的评价，因而更有利于科学与人文的相互融合和互促共进，有利于克服图书馆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的现象，引导人们从丰富生动的图书馆实践活动中吸取养分，来进行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