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克曼的技术女性主义思想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克曼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1)1-0029-06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女性主义学术和STS领域交叉结合的产物。早期女性主义方案侧重于通过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机会政策，鼓励更多女性进入技术领域；80年代开始将焦点转移到技术本身的社会性别化问题，质疑和挑战技术的父权制内涵；90年代逐渐重视女性身份的差异性和技术实践的情境化特征，试图在跨文化与境中分析技术与性别之间动态的建构关系。
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早期主要从事女性劳动研究和STS研究，后将技术社会学和社会性别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技术女性主义”(“Techno Feminism”)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具体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在相关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技术女性主义”的核心是探讨技术与性别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从根本上涉及到对技术与性别的基本理解，瓦克曼的技术女性主义思想正是从批判技术决定论和本质主义性别观开始的。
1 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技术决定论是关于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理论，它的核心在于认为技术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的状况和作用不会因其他社会因素而变更；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活动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都单向地、惟一地决定于技术的发展，受技术的控制[1]。
在瓦克曼看来，这一思想的内涵可分解为两部分。第一，技术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自主系统。她认为，从物质实践角度看，技术决定论类似于19世纪的气候决定论，如同天气一样，技术变化也被认为不受人类社会影响；从文化隐喻角度看，技术专家虽然是社会成员，但他们的活动却被认为独立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之外，他们只是将科学真理转变为新的技术和设备，这些技术和设备被引入社会因而产生了“影响”，这就是技术被看成是外在于社会的最一般的逻辑[2]。换言之，技术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是建立在将技术简单地看成是“应用科学”的观念之上的，其深层的逻辑基础在于科学发现的自治性与客观性观念。正如瓦克曼所言，他们认为是科学形塑了技术，而科学本身是对实在的发现，是不受社会影响的，因而社会之于技术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但是，这一观念的错误正在于科学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不仅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受具体社会与境的影响，科学理论的模式和形象也源于更宽泛的社会领域，社会的、政治的考量对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判断能产生影响，即使是科学“事实”也是社会化的，更何况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亦非是前者对后者的应用，二者的边界在历史和现实之中并非那么分明[2]8-9。如此一来，建立于科学“客观性”基础上的技术“独立性”与“自主性”也就被消解。
第二，技术对社会产生单向线性的影响。瓦克曼认为这一内涵在技术决定论者那里，既指特定技术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也指技术对整个社会构成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其核心在于强调人类社会的变革以技术推动为根基。但是，技术发明本身并不能强迫社会去采用它，相反社会在技术的选择和使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只要认识到这一不容忽视的事实，技术就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独立的因素；并且，同一技术在不同地方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这是因为技术只是众多社会因素中的一种，它并不能成为解释社会变化的唯一原因[2]5-6。然而，这并不是说瓦克曼否认技术的社会作用，相反她承认技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都有深远影响，但技术之于社会绝非单一直线式的因果作用模式。
在批判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瓦克曼基于建构主义立场强调了“技术的社会形塑”(“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在她看来，技术决定论者假定技术变化是其独立自主发展的结果，社会行动只是对它的消极回应，因而他们关心的问题是“社会如何能更好地适应变化着的技术”而不会对技术变化本身进行社会学分析；相反，如果集中关注社会对技术的影响，那么技术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它和其他系统一样内在于社会存在方式之中，形塑论者关心的问题就相应变成“究竟是什么形塑了具有‘影响’的技术？究竟是什么导致或者说正在导致技术的变化？社会在电冰箱、电灯泡乃至核导弹的发明、设计与生产方面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现存的技术为何以这种形式而非其他形式出现”？[2]2为此，她多次援引“社会技术”(“sociotechnology”)一词用以表达技术的社会建构观，并强调技术并非简单的理性技术规则的产物，技术始终由它所产生和使用的环境所形塑，始终是其所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3]。
瓦克曼之所以选择从建构主义立场来探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原因在于如果坚持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是不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独立系统，那么就无法探讨女性及社会性别关系对技术发展的反向作用，也就更不可能试图通过影响和形塑技术的发展而改变女性在技术领域的边缘化状态，更谈不上挑战现有的技术制度与结构。这也正是瓦克曼对生态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给予批判的原因之一，后者因过于强调技术的父权制本质而陷入技术决定论。也正如她对赛博格女性主义盲目乐观态度的批判一样，女性主义的目标价值正在于在当前经验与政治理想之间创造一个空间，然后乐观地朝着建构新的政治形式的方向转变，这正是女性主义学术对决定论式社会理论持反对态度的一个原因；即使这一决定论朝着有利于女性利益的方向，也必须受到批评[3]76。换言之，如果技术可以决定一切，社会努力就失去了必要性，女性主义也因此将丧失存在的政治意义。为此可以说，从女性主义研究的政治与境和现实目标出发，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是瓦克曼技术女性主义思想的理论前提之一。
2 对本质主义性别观的反思
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倾向可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以生物决定论为表征的生物本质主义，二是以经验价值为表征的文化本质主义。前者强调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后者假定存在一种不同于男性的普遍的女性气质、经验或立场，并相信以此为基础能建构出一种与现存父权制形式不同的科学技术体系。
瓦克曼对这两种本质主义倾向均给予了批判，她认为早期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致力于挖掘历史上女性发明家的做法，以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倡导的教育平等计划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其试图通过否认或缩小两性差异而追求性别平等的进路，显然没能触动性别生物决定论和技术价值中立观念，因而也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变技术领域的性别状况[3]13-15。换言之，以牺牲个体性别特征为代价获得技术领域的平等地位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瓦克曼的这一立场反映了早期社会性别理论的主旨，女性主义学者正是在批判生物决定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作为其学术基石的社会性别理论。该理论强调男性和女性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从而打破了寻找性别不平等之生物学根源的传统解释模式，开启了对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社会系统进行解构的大门。
如果说对生物决定论的批判在女性主义学术领域已是共识，那么对文化本质主义的反思则反映了瓦克曼思想的深刻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激进女性主义反过来倡导性别差异，宣扬女性所独有的、具有普遍性的女性气质及其巨大价值，在女性主义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瓦克曼清醒地认识到女性气质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在她看来，女性与生殖、养育、人道、和平等范畴之间的关联恰恰是男权文化建构的产物，重要的是必须分析女性被赋予养育性气质以及这一气质与女性气质被价值等同的历史过程和具体方式，而不是断言母性气质具有某种内在本质[4]。其次，女性气质亦非普遍性的范畴，在某些社会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特征在其他社会可能被认为是女性气质或性别中立。换言之，女性气质与女性身份一样，受到阶级、种族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不同的文化与境中具有不同的内涵。瓦克曼认为，激进女性主义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历史和文化在不同与境里塑造女性需求和权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忽视了女性经验是有阶级、种族和性差异的[3]23。
认识到女性气质的建构性、历史性和差异性，瓦克曼对于倡导基于所谓的女性气质建立科学或技术的设想保持质疑态度。其中，生态女性主义试图建立一种基于“女性原则”(“female principle”)的技术科学，该原则坚持女性具有某种“天生的”直觉、感性和养育性，并认为这些气质与“自然”的生命力和养育性具有同质性，以此为关联可以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整体论的技术科学。对此，瓦克曼认为，不仅女性气质是历史性和多元化的概念，“自然”也是历史性的范畴，它与“文化”的二分只是西方文化的建构，并不能直接应用于对其他社会科学技术的理解。在她看来，一旦认识到“男性气质”、“女性气质”、“自然”均是建构着的历史范畴，再提出以所谓的先天女性直觉为基础的科学设想就失去了意义；甚至凯勒(E.F.Keller)和哈特索克(N.Hartsock)等“立场论者”主张基于女性经验的普遍特质建立一种独特的女性主义科学的设想，也打了生物决定论的擦边球，因为她们没能认识到主观性、养育性、整体性并非女性经验的不变的普遍特质，“自然”和“劳动分工”亦非固定不变的范畴[4]10-11。
显然，瓦克曼试图与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倾向划清界限。她认同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份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剖析，尤其强调女性、女性气质和社会性别关系的建构性、地方性与流变性。瓦克曼的立场可概括为彻底的性别社会建构论，是其技术女性主义思想的另一理论前提。这首先是因为如果将技术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归因于两性之间的生物学差异，那么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变革社会性别关系的必要性，瓦克曼的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及其实现性别平等的政治理想将成为无根之木；其次是因为如果存在不变的具有普遍性的男性气质或女性经验，基于其建立起来的技术也将是某种本质化的东西，而这对于研究社会之于技术的形塑而言，等于重新设置了障碍，实际是建构主义立场的一种倒退。换言之，瓦克曼对本质主义性别观的批判与她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具有内在一致性。因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历史性和情境化的范畴，不可能基于具有普遍性的女性经验与价值(假使它们是存在的)而建立某种独特的体系；技术时刻与其所依赖的社会系统紧密相关，它影响社会同时亦为社会所形塑，它们是在相互内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中变化发展的。
3 性别与技术的共同形塑
在对技术决定论和本质主义性别观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瓦克曼提出了性别与技术共同形塑(the mutual shaping of gender and technology)的主张。该主张的核心在于强调性别和技术之间存在双边的共同形塑关系，其中“技术既构成社会性别关系的来源，也是其形成的结果”；“社会性别关系具化于技术之中，反过来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通过机器的使用和涉身过程而获得意义”[3]107。在阐述这一思想之前，瓦克曼进一步厘清了对技术与性别多重内涵的理解，以为具体的案例分析提供框架。
她首先明确“技术”一词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知识形式、实践活动和技术制品[4]14-15，随后补充指出“技术更是由特定的知识和社会实践及其他象征形式共同建构出来的文化产物”[4]158，最后强调“技术是一项社会物质产品，一张包含了技术制品、人、组织、文化意义和知识的无缝之网”[3]106。可见，瓦克曼所理解的技术包含了知识、器物、文化和社会网络等多重内涵。比较而言，她并未对性别概念给予明确界定，但她强调“社会性别是社会等级和社会身份的变量”[3]8；“社会性别利益、社会性别身份是技术与社会形塑关系中的重要方面”[3]40；“社会性别和技术一样是一种正在进行的实践”[3]53-54；“女性主义研究不仅揭示了‘性别—技术’关系在社会性别结构与制度中的多种表现形式，并且强调了社会性别的象征和身份”。[3]111可见，她对性别的理解是不断变化着的性别结构、身份和文化象征，这与哈丁(S.Harding)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其中，社会性别象征涉及二元论的性别隐喻，社会性别结构指基于二元论系统而组织的社会活动、制度及性别等级体系；个体社会性别则指社会建构的、与性别差异不完全相关的个体身份[5]。瓦克曼正是以此为线索，广泛探讨了生产、生育、家用、建筑、军事和信息等诸多技术领域内，作为知识、制品、实践、文化和社会网络的技术与作为个体身份、社会结构和文化象征的社会性别之间复杂交错的共同形塑关系。
就生产、家用和建筑领域而言，瓦克曼偏重于分析社会性别结构与技术制品及实践之间的共同形塑，重点探讨了技术与劳动性别分工的关系。关于生产领域，她考察的是“生产技术对公共领域劳动性别分工的影响”及“工作场所的性别关系对技术变革方向与速度的影响”。一方面，新技术的产生能为改变劳动性别分工提供机遇，但技术是社会性别关系中的技术，女性无法获得资本权、受教育权和技术发明所依赖的实践经验，使得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在新工业时代依然保持了稳定性[3]24-26；另一方面，雇主倾向于研发和选择有助于促使低报酬、低组织化的女工取代高报酬、高组织化的男工的技术，技术变革的速度会因两性劳动力价格的不同而受到影响[4]48-49。关于家用领域，瓦克曼探讨的是“家用技术的发展对家务劳动时间与性别分工的影响”和“女性作为使用者对家用技术的重构”。她发现20世纪的家庭电器化并没有减少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也没能改变家庭内的传统劳动分工；相反绝大多数的家用技术常由男性技术人员设计，其结果往往并非挑战而是强化了既有的家庭劳动模式[4]100；但女性消费者也非完全的被动者，她们参与了对技术内涵和功能的重新建构；微波炉由军用产品、男性休闲产品发展为家用电器的历史，便表明女性使用者对这一技术的占用与重构[3]36-37。最后，关于建筑技术，瓦克曼一方面揭示了房屋空间乃至城市整体设计对性别分工的固化作用，以及女性知识、经验和技能作为家庭空间技术革新来源被忽视的过程；另一方面阐明了技术进步超越于单个技术制品之外的多种可能性，以及技术对所处社会网络的依赖，强调了女性对家庭空间技术的积极利用[3]118-119。
比较而言，瓦克曼关于生育、军事和信息领域的讨论，侧重社会性别身份和性别象征同技术制品与文化之间的共同形塑。以产钳、超声波扫描、试管受精等技术在妇产科医疗中的应用为例，她探讨了生育技术在建构女性身体、女性身份与母职观念等方面的影响，以及父权制等多重社会因素对生育技术发展的反向形塑过程。她认为“生育技术发展于不平等的社会与境之中，反过来也强化了这种不平等”；[4]78但“它们同样给一些女性带去了福音，女性作为被忽视的技术操作者在生育技术发展过程中亦发挥了重要影响。”[3]48-49关于军事和信息技术，瓦克曼阐明了核武器、计算机与战争英雄、网络黑客以及统治、控制之间的文化关联，揭示了社会性别二元象征系统对技术文化的形塑，及经由技术教育和实践转而对个体社会性别身份与社会性别关系进行的重构。她并不否认男女在技术实践中存在差异，也不认为所有的男性都擅长技术，但坚持技术和男性气质之间的等式在象征意义上依然是存在的[4]137。她对赛博格女性主义的分析例证了这一点。在她看来，人机合一、雌雄同体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既有社会性别秩序的颠覆，赛博格形象同样容易被用来强化传统的二元论思想，并支持一种技术拯救世界的浪漫叙事。[3]96-97
显然，瓦克曼采取的是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进路，她更侧重通过具体的案例而非逻辑思辨来阐释技术与性别之间的共同形塑关系。从总体上看，她的技术案例既强调揭示技术的社会性别化特征和父权制结构，同时也关注技术实践的偶然性和开放性及女性对技术的积极形塑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很难从中区分出技术的每一层面与性别的每一层面之间一一对应的形塑关系，因为技术和性别都是同时包含多个层面的复杂网络，不可能单独探讨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相反强调二者多重内涵的意义正在于揭示这种网络性和复杂性。
4 技术女性主义：连接女性主义与STS
瓦克曼没有对什么是“技术女性主义”给出标签式的定义，但她鲜明的建构主义立场与丰富的案例分析表明，“技术与性别的共同形塑”无疑是这一思想的核心。这一观点充分利用了技术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研究的思想资源，同时亦是试图对这二者有所超越，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1)聚焦技术社会学与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交叉领域
20世纪70年代末，平齐(T.J.Pinch)、休斯(Th.P.Hughes)、拉图尔(B.Latour)等学者开始对传统技术社会学提出挑战，反对将技术排斥在社会学解释之外。与此同时，布雷弗曼(H.Braverman)等人重新将马克思关于技术和劳动分工的批判纳入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分析，强调技术受到阶级关系的深刻影响。瓦克曼的技术女性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正如她本人所坦承的：“与当代诸多女性主义同行一样，我研究性别与技术问题始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生产过程的再讨论”[6]；但更为重要的是，她发现“女性主义和主流技术社会学之间具有广泛的共同基础”；[3]45-46其中“技术的社会建构”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具有尤其重要的借鉴意义[6]450。
然而，新技术社会学虽然强调技术的社会建构，劳动过程研究也关注社会关系对技术的影响，但却都忽视了社会性别，后者恰恰是形塑技术并被技术所形塑的重要方面[4]23。与此同时，激进和生态女性主义对性别与技术的研究，又过于强调技术的父权制本质，甚至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女性主义技术，没能认识到技术与性别的建构性、异质性和流变性，常常“陷入本质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陷阱”[3]21。为此，瓦克曼的突破口便在于将新技术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立场纳入对技术与性别问题的考察之中，既弥补新技术社会学的方法论缺陷，亦为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开辟新空间。
瓦克曼实现的一个超越便在于批判性地吸收了技术建构论的“解释弹性”、“相关社会群体”概念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其中，“弹性解释”意味着技术并不具有边界固定的内在含义，每个主体不仅包括技术的设计者、生产者和销售者也包括技术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均参与了对技术功能与内涵的解释，使用者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技术的含义。“相关社会群体”旨在强调关于技术内涵的意见统一依赖于相关社会群体的协商；“行动者网络”则意味着人与非人的行动者平权参与了对技术与社会无缝之网的编制。显然，一旦将镜头拓宽到技术的生产操作、市场销售和终端使用，被遮蔽的“相关社会群体”和“行动者”——女性对技术网络系统的变革、稳定或标准化的影响便将呈现出来。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她强调：“社会性别并非始于产品设计和终于产品投产，技术在市场化、销售以及被消费者使用的环节中也被编码了社会性别的意义；技术通过生产过程而被融入实体之后，它所附带的象征意义仍然处于被不断协商与阐释之中”[3]47。
(2)摆脱技术恐惧与技术崇拜的困境
在技术对性别的影响问题上，女性主义内部存在技术恐惧和技术崇拜两种互相冲突的观点。前者认为女性是技术的牺牲品，甚至因此而拒斥技术；后者认为技术是解放女性的有力工具，甚至主张对技术不加批判地拥护。瓦克曼将这两种态度概括为“悲观主义的宿命论”和“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她的目标就是试图在二者之外为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开辟一条新道路[3]6。
瓦克曼认为，这两种思想的错误根源仍在于她所批判的本质论和决定论。激进与生态女性主义聚焦于技术的性别政治，有利于超越“技术价值中立”与“技术滥用”观念；但二者均忽略了女性经验的差异性和能动性，它们将女性描绘成父权制技术的全体牺牲品，其结果必然是悲观地认为“技术科学决定了女性的命运”[3]23。这无疑又重新走上了技术决定论的老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包括瓦克曼本人的早期研究，虽强调了性别分工对技术发展的影响，但却坚持技术只是被男性塑造并用以排斥女性，技术发展倾向于强化社会性别等级差异，因而也陷入了悲观主义，同样忽略了技术的异质性和女性在改变技术结构方面的能动性。[3]30赛博格女性主义强调网络技术能改变身体与自我、主体与身份的关系，这一观念肯定了技术的解放性和女性的能动性，是传统悲观论的有效解毒剂；但它忽略了计算机技术教育、研发和使用中的性别不平等，没能认识到虚拟空间中身份的选择与实践仍然依赖于现实中的性别社会化过程；它强调女性与数字化技术之间的亲密关系并由此推论技术本身具有内在解放性的观念，更是陷入了本质主义和技术决定论[3]66-75。为此，瓦克曼又反过来提醒我们：悲观主义对于不加批评的拥护来说，亦是一副有用的解毒剂[3]30。
对瓦克曼而言，如果能认识到“社会性别的建构和技术的建构都是在日常社会互动之中进行的动态的关系过程”，“技术和利益是具体技术相关群体之间共同结盟和相互依赖的产物”，关注的焦点就会转向分析“具体的社会性别权力与利益及其在技术创新中的体现”[3]54。换言之，瓦克曼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她的“技术女性主义”，因为无论是技术还是性别，都是在具体的社会与境中进行相互形塑、动态发展的，不存在本质性、普遍性的技术与性别，二者都有被重新塑造的可能性，因此也就取消了对技术的善恶判断，摆脱了技术恐惧与技术崇拜的困境。
(3)消解性别身份差异性与政治立场统一性的冲突
身份差异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学术的重要议题，如何协调“多元化”、“差异性”的女性身份和“整体性”、“同一性”的女性政治立场之间的冲突，成为西方女性主义面临的重大挑战。
但在瓦克曼看来，这一挑战及其背后的忧虑实际上是可以被消解的。她认为这一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我们对“身份”(identity)和“能动性”(agency)等概念的理解，依然受工业社会要求“团结”(solidarity)以“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变革模式的深刻影响；而如果这一模式本身就是不恰当的，那么它就不能被视为女性主义取得政治成功所必须克服的困难[3]130。她强调，“集体行动”并不必须以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为前提条件，女性在进入社会网络之前并不需要具有某种“适宜”的身份；身份是在包括技术社会关系在内的多样化网络中形成和被形塑的；女性身份差异性远非女性主义政治的障碍，而恰恰是其兴盛的特殊与境，它将个人与政治、地方与全球联系在一起[3]29。为此，她并不主张建立一种“单数形式”的“技术女性主义”，强调不同流派之间的对话和协商有利于促进对不同地区、不同与境中女性经历和形塑技术科学的不同方式给予关注，这不仅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政治实践丧失了根基和意义，相反事实“正是在女性主义政治实践的影响下，女性及其他边缘群体开始参与重新塑造技术与科学的社会网络”[3]127。
显然，这一观点也是瓦克曼反性别本质论和强调技术实践情境性的外在表现。不过，她并没有就技术女性主义“可以在地方行动实践的微观政治与全球运动的宏观政治之间建立起联系；”[3]127“能为理解能动性、后工业社会变化及差异制造过程提供一种不同的方式”[3]130等观点给出明晰的逻辑分析和有力的经验论证。但是，这一观点至少为当前女性主义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综观之，瓦克曼并没有将其技术女性主义思想充分系统化和理论化，但她丰富的案例分析与总结却较成功地阐明了这一理论，其中所蕴含的技术思想和性别观念，尤其是对技术开放性、实践性与社会网络化特征以及女性作为技术使用者对技术的形塑作用的强调，无论是对女性主义学术还是对STS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而她强调技术决定论和性别本质论是变革技术领域性别关系的根本障碍，更是彰显了技术女性主义集学术批判与政治实践于一体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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