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张力——关于科学的动力、目的和社会价值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功利主义论文,理想主义论文,价值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重功利的技术传统与重理想的精神传统和科学一样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溯到“科学的黎明”。
著名科学历史学家乔治.萨顿在他的巨著《科学的历史》中一开头就这样写道：“科学从何时开始？它从哪儿开始？它开始于人们试图解决无数的生活问题的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最初的解决办法纯粹是权宜之计，但是开始时必须这么做。这些权宜之计大概后来逐渐地通过比较、概括、合理化、简化、相互联系和一体化，于是，科学之网便慢慢地被编织而成了。”（George Sarton，A History of Science，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53，P.3）接着， 萨顿又说：“好奇心（人类最深刻的品性之一，的确远比人类本身还要古老）在过去如同在今天一样也许是科学知识的主要动力。需要称之为是技术（发明）之母，而好奇心则是科学之母。”（同上书，第16页）
如果说萨顿对科学的两种传统的描述只局限于古代科学的话，那么，斯蒂芬.F.梅森则十分明确地阐述了整个科学传统是由技术传统和精神传统汇合而成的。他说：“科学主要有两个历史根源。首先是技术传统，它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代传下来，使之不断发展。其次是精神传统，它把人类的理想和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梅森认为， 这两种传统在文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在青铜时代及往后的文明中，这两种传统大都是分开的。总的说来，“一直要到中古晚期和近代初期，这两种传统的各个成分才开始靠拢和汇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传统，即科学的传统。从此科学的发展就比较独立了。科学的传统中由于包含有实践的和理论的两个部分，它取得的成果也就具有技术和哲学两方面的意义。”（同上书，第2 页）梅森不仅阐述了技术传统和精神传统在历史上的汇合，而且也阐述了这两种传统在科学内部始终存在的张力。他认为，直到现在为止，技术传统和精神传统之间的“老障碍的残余仍然存在”，例如，“实验科学家与数理科学家之间，纯理论科学家与应用科学家之间，在地位上仍然存在着区别”。（同上书，第 136页）
科学史学家所提供的关于科学的两种传统的历史线索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种科学观。显然，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科学观分别根源于并代表着重功利的技术传统和重理想的精神传统。
功利主义的科学观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的弗兰西斯.培根。培根十分强调关于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并对将自然知识看作是目的本身的观点极为不满。他认为，过去科学之所以仅仅取得极小的进步，一个“重大的、有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目标没有摆正。他批评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研究方式“只是雇佣化的和论道式的”，指出：“即使在大群中居然有人以诚实的爱情为科学而追求科学，他的对象也还是宁在五花八门的思辨和学说而不在对真理的严肃而严格的搜求。又即使偶然有人确以诚意来追求真理，他所自任的却又不外是那种替早经发现的事物安排原因以使人心和理解力得到满足的真理，而并不是那种足以导致事功的新保证和原理的新光亮的真理。”（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9页）而“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应当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同上书，第58页）由此可见，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强调的是科学的功利价值，并将功利看作是科学的根本目的和动力。这种科学观同科学史上的技术传统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理想主义的科学观似乎比功利主义的科学观还要古老得多，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而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即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寻找智慧，这是求知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知识或智慧是分等级的：“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些官感的人为富于智慧，技术家又较之经验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为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这样，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 页）亚里士多德强调，高级的学术并不是一门“制造学术”。“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同上书，第5页）由此可见， 理想主义的科学观强调的是科学的精神价值，并将对理想或精神境界的追求（例如求知）看作是科学的根本目的和动力。这种科学观同科学史上的精神传统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个概念可以理解得相当宽泛，而且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例如，功利主义者强调科学应当服务于人类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理想，而理想主义者也常常积极地倡导科学的合理应用。而且，我们在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等）身上，看到两者完美的结合，他们一方面积极主张“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又把科学看作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但是，在关于科学的动力、目的和社会价值的问题上，两种科学观及其两种传统的张力的确是存在的。究竟科学的动力来自社会，还是来自科学活动内部？科学的价值是工具的，还是精神的？它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人类的物质生活，还是对理想和精神境界的追求？这些问题是需要加以探讨的。
二
既然科学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技术传统和精神传统这两种传统的融合与发展的历史，那么，很显然代表着技术传统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和代表着精神传统的理想主义科学观都有其充分的合理性，至少可以说，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科学发展的动力、科学的目的及其社会价值最为重要的方面。
功利主义科学观的立足点似乎在科学的外部。它将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联系起来来思考科学的动力、目的及其价值问题。这种思考方式当然要比“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想主义科学观宽阔得多。事实上，科学的确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它必须根植于社会，服务于人类生活，并从社会需要中获得巨大的动力和支持。而且，与服务于人类、为人类造福这个宏大目标相比，“为科学而科学”这个目标的确是显得有些苍白无力，甚至微不足道了。
事实上，功利主义科学观对科学的工具或功利价值的强调的确对科学的进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关于这一点，默顿对最有代表性的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考察向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他说：“对于当时疑问重重的托马斯们所提出的那个含蓄的、偶尔却又是明确的问题——为什么要从事科学、为什么要支持科学？——自然哲学家们、教士们、商人们、矿主们、士兵们和民政官员们开列出一张予人深刻印象的清单，说明科学的各种‘功利’：展示出上帝杰作的智慧的宗教方面的功利；使人们能够在日益加深的矿井里采矿的经济和技术的功利；帮助航海者们安全驶抵更远的地方，以实现探险和贸易的目的的经济和技术的功利；提供出更有效更廉价的杀敌方法这种军事上的功利；提供了一种智力训练形式这种自我发展的功利；以及（随着他们拥有更多的发现和发明的领先权）扩展和加深英国人的集体的自尊心这种民族主义的功利。这些宗教的、经济的、技术的、军事的甚至还有自我发展的功利，看起来为支持和开发科学提供出一种外在的、无须进一步阐发的理论基础。”（R.K.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由此可见，强调科学的功利性，对于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重要意义在于：
首先，有利于使科学赢得民众，让社会来关注、扶植和支持科学，并且激励更多的人直接投身于这项事业。是否具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对于科学的发展当然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近代科学的早期。因为在科学获得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牢固基础以前，它需要合法化的外部来源。也就是说，近代科学的合法性需要由它的功利性来奠定其牢固的基础。
其次，有利于促使科学同社会需要特别是同生产密切地联系起来，从而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科学本身也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3页）因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再次，有助于实验方法乃至整个实验科学的孕育、产生与发展。功利主义往往同经验主义是密切相关的。培根就是一个典型：他既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当然不是狭隘意义上的），又是一个激进的经验主义者。他的主要兴趣是工匠的操作技术及其工业生产过程，而不重视学者的传统；他十分强调归纳—实验方法，要求彻底地利用系统的实验来获得新的自然知识，而认为数学对科学毫无作用。无疑，培根的观点是颇为片面的，但是，它对于纠正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弃绝经院哲学的学术传统起了巨大的作用。默顿在分析17世纪英国“新科学的动力”时也谈到了实验方法与功利主义的联系。他指出，科学之所以投合当时对英国的科学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清教徒们的口味，“首先就在于它拥有两种受到高度赏识的价值：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第133 页）“主动的实验方法体现着一切经过挑选的德行而摒弃一切有害的恶习。它代表着对那种传统让跟天主教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反叛；它用主动的操作取代被动的默思；它所许诺的是实用的功利而不是不结果的臆想；……无怪乎清教对价值的重新评价便带有着对实验主义的始终如一的赞许。”（同上书，137页）
当然，轻视精神价值的技术传统及其功利主义科学观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除了以上所说的过于夸大经验主义，忽视或排斥数学方法和理性因素以外，功利主义的科学观有可能导致科学的片面发展，例如，只重视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开发，而忽视基础科学的深层探索与发展，以至最终妨碍科学的前进。默顿曾经对此表示深深的担忧，他说：“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同上书，第27页）此外，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只是从科学的外部或只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的动力、目标和价值也未免过于简单化：它严重忽视了科学活动本身对于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而且“科学的世界观和现代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和美学的思想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能把科学简单地看作是达到基于‘非科学’理由选择的目的的手段。”（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
理想主义科学观的立足点显然在科学的内部。它侧重于在科学的内部寻找科学活动的动力、目的和价值，于是更多地强调科学的思想的、精神的或理想的价值，并将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等等看作是科学的根本目的和动力。这种科学观同功利主义科学观恰好相反：功利主义科学观突出强调的是科学的工具价值和功利性，而理想主义科学观则将科学本身作为目的，并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非功利的。默顿揭示的四条著名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即普遍性规范、公有性规范、无私利性规范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规范就是理想主义科学观的体现，其核心是“为科学而科学”，而不是为了谋求任何功利。默顿的规范在科学社会学家中间引起很大争论，其根源之一是由于他们没有将科学的两种传统区分开来。毫无疑问，从技术传统角度看，这些规范的确是难以成立的，但是，从精神传统角度看，“作为非常广泛的、支配科学生活方式（至少是理想化的方式）准则的一般样式，默顿的描述显然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同上书，第127页）也就是说，从科学内部的精神传统这个角度看， 尤其是在从事基础科学的科学共同体看来，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高品位的学术活动，在那里理想主义的科学观有着极其重要的、甚至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对科学的学术的、思想的、精神或理想境界上的追求也对科学活动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给科学家们以持久而强有力的精神动力。爱因斯坦说：“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是人的最高品质之一。”（《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0页）他把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或对宇宙的秩序怀着“尊敬的赞赏心情”比作是“宇宙宗教感情”。他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作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82页）可见， 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精神力量对科学活动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
第二，使科学保持高度的学术性，不断走向更加深层的探索。自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方面，经验性和应用性的研究越来越得到加强，从而使科学越来越接近现实，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基础科学的研究又越来越艰深、越来越抽象，从而使科学似乎越来越“远离”现实，越来越具有学术性。毫无疑问，这两方面的研究对科学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经验性和应用性研究的扩展，基础理论就没有新的生长点；反之，没有在基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就不会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在近现代社会如此强有力的功利主义驱动下面，科学却依然保持如此高度的学术性？其原因显然与科学的精神传统密切相关。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就科学作为一项学术活动而言，“科学是为科学而存在的，就像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一样”。（同上书，第285页）因此，如果说， 经验性和应用性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科学的外部即社会对技术的需要的话，那么，理论性和学术性的研究的动力则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科学的内部，即科学家对知识和真理的理想主义的追求。
第三，有助于数学方法乃至整个理性思维方式的孕育、产生和发展。理想主义的精神传统往往同理性主义密切相关。笛卡儿就是一个典型：他深信从不可怀疑的确定性的原理出发，用数学方法或类似的演绎程序，就可以把自然界的一切显著特征演绎出来。于是，他与培根正好相反：“培根不了解科学方法中数学所起的作用，而笛卡儿则忽视了实验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哲学家的工作是相互补充的，培根保存了工匠传统的经验方法，而学者传统的思辨倾向则为笛卡儿所保存下来。”（《自然科学史》，第155页）显然， 理性主义对近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爱因斯坦曾经明确指出的，“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近来，改造整个理论物理学体系，已经导致承认科学的思辨性质，这已经成为公共的财富。”（《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09页）
当然，轻视技术价值的精神传统及其理想主义科学观的局限性似乎更为明显。除了以上所说的有可能过于夸大理性主义，忽视或排斥实验方法和经验因素以外，理想主义科学观往往过于狭窄：只是将科学看作是一项纯粹的学术活动，并只是从科学内部来寻找科学的目的和动力，而忽视了比“为科学而科学”更为重要的目的——直接为人类服务或造福于人类，忽视了还有比来自科学内部更为重要的推动力，即来自社会的推动力。
三
综上所述，在关于科学的动力、目的及其社会价值的问题上，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科学观及其相应的两种传统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可以说，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失之偏颇，影响对科学的动力、目的及其社会价值的全面理解。毫无疑问，根据社会现实的发展状况，恰当地把握好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张力，不仅有利于促进科学活动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更加充分地挖掘并利用科学的技术资源和精神资源，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
对于科学来说，应当牢牢地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应当坚定不移地面向社会需要，特别是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大力推动经济建设与社会的发展。的确，对科学的动力、目标和价值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科学自身。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活动理所当然地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那就是为人类服务、为人类造福。这是科学最大的目标和最大的价值，也是科学之所以赢得社会最大限度的支持及其享有特殊的文化地位的重要根源。显然，离开为人类服务和为人类造福这个宏大目标和社会价值，离开社会对技术上的需要及其对科学的大力支持，科学事业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动力支持和那么重要的文化地位，就不可能走向兴旺发达。尤其是我国正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且整个国家正在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科学事业更应当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进一步调整科研结构，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从而推动整个现代化的进程。无疑，这也是科学技术本身获得迅猛发展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极好的历史机遇，因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首先应当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极好的历史机遇，用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现代化，同时在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首先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另一方面，应当遵循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充分尊重科学家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和学术水平，促使科学活动健康地向前发展。除了强调科学应当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以外，还要看到科学活动的确还有其自身的价值目标，那就是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而且这种对理想或精神境界上的追求的确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在像开普勒、伽里略、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身上，都能看到对知识和真理的无私追求的精神和这种精神所具有的伟大的力量。可以说，要是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此，从科学内部看，更确切地说，从精神传统的角度看，科学作为一种探求知识和真理的认识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功利的。因为在那里，科学活动的核心是提出科学思想或科学理论，而首先，科学思想或科学理论往往并不能同社会对技术上的需要直接挂钩，也就是说，它们同其实际的应用往往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其次，科学理论往往具有超前性，即在眼前看来不一定是“有用的”，只是在几代人以后才有可能导致某种实用的结果；再次，有些科学理论的提出和证明其意义甚至只是理论上的、认识上的或智力上的，也许永远不可能“有用”，因此不能纯粹用功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它们的意义。所以，过分地强调科学的功利性，必然导致对科学思想或科学理论研究的忽视，从而影响科学的健康发展。
对于社会来说，更需要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科学的价值及其社会功能。
首先，毫无疑问，社会应当而且必须优先关注科学的技术价值，并将它置于其所有价值的首位，因为以科学为依托的技术直接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它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速度、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正处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当然更应当突出强调科学的技术价值，充分挖掘并利用科学的技术资源，以此来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走现代化的强国富民之路。
其次，社会也应当充分重视科学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科学的社会功能不仅仅只表现为技术价值这一种价值，除了技术价值以外，科学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它具有至少同艺术相并行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艺术集中体现着人类对美的向往和追求，而科学则集中体现着人类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艺术有利于增进人的艺术上的修养，而科学则有利于发展人的理智上的才能。因此，科学同艺术一样，同人的自身素质和自身发展密切相关。在许多科学家看来，“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同上书，第394页）。这就是科学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科学的思想价值在于，它不仅不断提高着人们的思想水平，而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对人们起着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的作用。科学的精神价值在于，它“用创造性的工作所产生的成果为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而作出贡献”。（《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50页）可见， 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它不仅提供给人们以崭新的思想，而且还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种精神既是推动科学蓬勃发展的巨大动力，又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的精神力量。毫无疑问，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应当是社会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人们在突出强调科学的技术价值，大力开发和利用科学的技术资源，以推动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应当重视科学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充分挖掘和利用科学的精神资源，从而促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当然，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个概念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至少，功利主义可区分为狭隘的功利主义和高尚的功利主义。例如，那种自私自利、物欲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功利主义等等显然就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而那种为人类谋福利和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的功利主义则是高尚的功利主义。同样，理想主义也可以作狭隘的理想主义和高尚的理想主义的区分。例如，纯粹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或纯粹为了个人名利的那种理想主义就显得比较狭隘；而那种为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和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作出贡献的理想主义则是非常高尚的。此外，理想主义还可作切合实际的理想主义和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的区分。毫无疑问，全社会应当积极倡导那种高尚的功利主义和高尚的并且切合实际的理想主义。可以认为，高尚的功利主义和高尚的并且切合实际的理想主义在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这个最高目标或最高境界上不仅是相通的，而且是统一的。
在当今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流行的反科技思潮当中，有些倾向是颇值得反思的：一是将科学的本质归结为技术的本质，完全从功利主义（而且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二是将科学技术的异化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并且将它同自然和人对立起来，完全对其采取消极的、悲观的和否定的态度。第一种倾向充其量只是从技术传统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而严重忽视了科学的精神传统，看不到科学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第二种倾向显然是对科学的技术价值的根本否定，严重忽视了科学技术对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更进一步说，它不仅否定了科学最根本的社会价值，而且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进步的意义，从而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的观点。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对科学技术的狭隘的功利主义的应用予以严重关注并加以有效地遏制。应当看到，对科学技术的不恰当的应用（特别是狭隘的功利主义的应用）的确有可能、也许已经对人类社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甚至带来全球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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