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言喻之谜”的“形而上学之道”--略论程玄英的话语策略与形而上学的思想内涵_玄学论文

“不可言喻之谜”的“形而上学之道”--略论程玄英的话语策略与形而上学的思想内涵_玄学论文

“说不可说之神秘”的“重玄之道”——成玄英重玄学话语策略与思想底蕴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玄学论文,之道论文,总论论文,可说论文,说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道家与道教文化思想史上,南北朝以降至隋唐,蔚然兴盛起一股波起云涌的标立“重玄”、以“重玄”为宗的浩大哲学思潮。所谓“重玄”,乃指发轫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隋唐的中国道家与道教学者置身于佛道论争的特定语境对老庄原始道家经典话语的创造性解读与灵性诠释。今日学界一般将其称之为隋唐重玄学。而这里我们要重点诠释与解读的初唐成玄英是公认的重玄学最大代表;其孜孜不倦“发愤著书”而成就的《道德经义疏》与《庄子疏》乃重玄学经典文本。

成玄英,因其“罕言仙道”,故生平事迹不详;然有明文可考的史料表明其为当时的“李宗之望”,乃公认的道家与道教重玄学一代大学者。曾参与当时一场极有意义的佛道文化对话、交锋与论战,曾与执当世佛学之牛耳的一代宗师玄奘大师坐而论道,论辩争议。这次对话应该对其影响深远。最大影响可能即是玄奘等对道教“长生之言”的“形而下之讥”与不齿态度极大地刺激了他,致使其一生“罕言仙道”,殚精竭虑地终生致力于融通佛老庄玄,以老庄原始道家之道为理论本位,携佛理入庄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魏晋玄学与玄道,建构富有时代气息与中国道家风骨的重玄思辨精神哲学思想体系与“内在超越”的“重玄之道”。其重要学术贡献即是其在流放郁州期间“发愤著书”而成就的老庄注疏。

一、成玄英与隋唐重玄学思想的衍变及其话语策略

首先,究竟何谓“重玄”?

若用成玄英的经典话语来说,就是:“为学之人,执于有欲;为道之士,又滞无为。虽复深浅不同,而二俱有患。夫欲治此二执,故有‘再损’之文。既而前‘损’损‘有’,后‘损无’损‘’。二偏双谴,以至于一中之无为。”“有欲之人,惟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谴双一玄以执。又恐学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谴之又谴。故曰:‘玄之又玄’。”(《道德经义疏》“损之又损”、“玄之又玄”疏文)成氏这种对何谓“重玄”的解说,既承前(隋代的《本际经》)又启后,为其后的重玄诸家推崇与因袭。

而“重玄”一语,典出老子《道德经》开宗明义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明天地之始;‘无’,明万物之母。故常‘有’,欲以观其妙;常‘无’,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本义原指“大”、“道”本体乃“说不可说之神秘”,“幽深而又幽深”,“玄妙而又玄妙”。老子以之形容道体之深奥难测。作为中国古代素朴辩证法一代宗师,老子本是从“有”与“无”的辩证关系上谈“玄”论“道”的;本是以肯定式的“表诠法”既肯定了“有”,又肯定了“无”——道体即“有”即“无”,亦“有”亦“无”,故玄妙幽深。道体为“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第25章,以下只标章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第21章)同时,大道本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第14章)故道体亦“无”。另外,“道法‘自然’”(第25章),故道为“有”;而“自然”即“无为”,故体道应能“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再从“有用”与“无用”的辩证关系来看:有无相生,相反相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11章)

老子本是从以上三个层面深切体认大道本体即有即无、亦有亦无,“正言若反”(第78章),玄妙而又玄妙,故为“重玄”。而老子这种“重玄”妙义,其历史范式先是转型为汉初经世致用的“黄老之学”,然后转型为魏晋南北朝“一代之学术”——魏晋玄学以及以葛洪《抱朴子·畅玄》为代表的道教“玄道”,最后流变到佛学鼎盛。几可表征一代之学术,文人士大夫无不“出入佛老”的隋唐,“重玄”范式则产生了一大根本转变,得到了历史性改造与转型:在佛学笼盖四野八荒的特定语境之中,道家(教)思想面临着如何汲取异己思想与异质文化以建构自身、丰富自身、提升自身,争取道教作为有唐一代之“国教”应有的思想尊严、理论深度、文化底蕴与学术魅力以及更多信徒,以与佛学相抗衡的局面。针对当时佛道论争时佛学(教)界对“杂而多端”的道教的“形而下之讥”,以成玄英为代表的、参与了当时佛道论战的道家(教)学人不得不深切反省自身、拷问自身,不得不殚精竭虑、力大思深地发掘“在世之在”的“问题意识”,提升自己的思辨水平,展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的中国道家文化的思想底蕴与学术魅力。

成氏所采取的话浯策略主要是:既以老庄原始道家的清静无为之道为思想本位,以道为本,同时又援佛入道,以中观学派的大乘性空义融通佛老庄玄,以道化佛。成玄英以其对《庄子》“研精覃思三十年”(《〈庄子〉疏·自序》)①的精深理论素养、博大的忧患精神以及对大乘性空义的深厚造诣,以“述而不作”、“注老释庄”为基本操作样式,以《老子》“玄之又玄”(第1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第48章)等精义与《庄子》“心斋”(《人间世》)、“坐忘”(《大宗师》)等妙论为思想基础与理论资源,同时又创造性地汲取佛教中观学“能所双亡”、“语观双绝”以“破除妄执”的否定式“遮诠法”,而且对魏晋玄学与道教玄道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与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重玄之道’而言,‘玄道’阶段是站在道教的立场上融摄道家思想的一种历史传统和方向。具有这种传统和方向,使‘重玄之道’能深入老庄之理窟,即吸收玄学、佛学理论去重新阐释道家的经典著作,又归旨于道家,以道家之学为标帜,非依附于玄佛。”②

二、成玄英重玄学思想特色与精要概述

成玄英自觉地置身佛学鼎盛的文化语境,响应契合“三教合一”的历史大潮,其老庄注疏大力发掘佛道二教内在相通之处,以双谴双非的否定式遮诠法融通佛老,建构“有无双谴,谴之又谴,以至无谴无不谴”的重玄思想体系,将“说不可说”的原始道家之道建构为融本体论、方法论与境界论三位一体有机统一的“重玄之道”的“大道”之“道说”。此一体系性与思辨性在对老庄注疏中得到鲜明体现。

1.对《庄子》整体结构与思想意蕴的独到把握

(1)成氏将《庄子》内、外、杂33篇解为“理本”与“事迹”辩证和合的有机体:“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同时,“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不无理本;但立教分篇,据多论尔!”(《〈庄子〉疏·序》)“理本”即形而上之大道本体,“事迹”即其形而下的具体体现,二者的辩证关系乃“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虽幽微,非事莫显。”(《〈庄子〉疏·序》)《庄子》文本因此据成氏的理解,乃为理事圆融、显微无间的有机整体。这种从“理”与“事”、“本”与“迹”,总体把握《庄子》内外杂三部分的做法确令人耳目一新,极具思辨性。

(2)成氏在其《〈庄子〉疏·序》中开门见山地以其“重玄之道”的四大范畴——“道德”、“重玄”、“无为”、“独化”来总体把握、重新解读庄子之微言大义:“夫《庄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畅无为之恬淡,明独化之窍冥。……”其中,“道德”与“无为”乃原始道家自然主义的思想精髓与核心概念,被分别置于第一与第三位。由此可证:成氏重玄学的基本思想是以老庄原始道家为理论本位,是对原始道家思想创造性的承继与复归。“重玄”则是以之为代表的隋唐重玄学发展创造的新范畴,“独化”则乃魏晋玄学大家郭象《〈庄子〉注》性分自足、自生独化、适性逍遥,迹冥圆融等玄学思想观念的基本概念。由此可知,成氏是“依郭作注”,将魏晋“玄道”进一步扬弃为“重玄之道”;“创造性地误读”老庄,将佛老庄玄通贯一体;以重玄思辨方法作中介,沟通本体论与境界论,令“道德之深根”、“重玄之妙旨”与“无位之恬淡”得以水乳交融成一博大精深的极富思辨性之理论体系。

2.对“说不可说之神秘”的“重玄之道”的“大道”之“道说”

(1)“说不可说”的“道体”论。成氏所谓的“重玄之妙旨”,乃指大道本体是“说不可说之神秘”。因为重玄之道乃存在者的存在本身,终极性的根本关切,超越一切超越的内在超越本身。

正如后期海德格尔体认的那样,大道作为一切法则中最朴素最“温柔”的法则,把“必有一死者”聚集入“成道”之中,并将其护持在其怀抱之中。海氏后期臻于化境的诗化的“大道”之“道说”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重玄学重玄之道的切身性领悟与观照。而成玄英老庄注疏中那“至道深玄,妙绝言象;非有非无,不自不它”(《〈天运〉疏》),“玄宗罔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齐物论〉疏》),“一者绝有,二者绝无,三者非有非无,故谓之三绝也;夫玄冥之境,虽妙未极,故至乎三绝,方造重玄也”(《〈大宗师〉疏》),“道无声,不可以耳闻,耳闻非道也;道无色,不可以眼见,眼见非道也;道无名,不可以言说,言说非道也”(《〈知北游〉疏》)的“至道之境,重玄之域”、“至妙玄一之道”(《〈徐无鬼〉疏》),“众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乡”(《〈齐物论〉疏》)幸或因此而可以促使与推动我们能够更本真地去“回忆”、追溯、复归那“只可神通,不可语达”的大道本体与生命本真的精神家园,亦即成氏所指谓的“重玄之域”、“至道之乡”。体道即还乡,即“归去来兮!”(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体道者满怀欣喜,脱落尘埃,尽洗铅华,返回精神家园,复归生命的本真。体道亦即人被大道居有,被大道召唤,被大道温柔地拥入怀抱,被大道所用,用于化“无声”为“有声”,化“道说”为“人言”,化为那作为圣殿般的家园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於无声处听惊雷”的本真“语言”。这种本体论意义的语言乃无言之大道,乃“在场者”的庇护,乃“烦忧于世”“操心于世”、“沉沦于世”、“混迹于世”从而丧失本真、“喧哗与骚动”的“大地上的异乡者”籍以憩息灵魂、安顿身心、返朴归真、全性葆真的灯火港湾。

“道”即道路。体道亦因此乃“为一”,即乃一心行进在体道回乡之大道上或“林间路”中。成氏“说不可说”的“重玄之道”的话语意蕴因此可与海氏后期之诗意“道说”相参相印。

(2)“知不可知”的“体道”论。若套用近日话语来表达,成氏重玄之道亦乃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是对“存在者的存在本身暨存在的意义”的探讨;用成氏话语说来就是,道“通生万物”而自身非物(《〈在宥〉疏》、《〈知北游〉疏》、《〈大宗师〉疏》),“道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齐物论〉疏》、《〈大宗师〉疏》),故道体绝非可以用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认识的可以摆置在面前的对象化客体。

“夫道,超此四句,离彼百非;名言道断,心知处灭”(《〈大宗师〉疏》),“夫至道之境,重玄之域,圣心所不能知,神口所不能辩。若以言知索真,失之远矣!故德之所总、言之所默者,在乎玄妙至一之道也。”(《〈徐无鬼〉疏》)“夫修道之夫,日损华伪;既而前损有,后损无,有无双谴,以至于非有非无之无为。寂而不动,无为故无不为也。”(《〈知北游〉疏》)因此,“有无双谴”的成氏“重玄之道”必乃双谴主客、有无、物我、是非、知与不知等等分别,以至自然无为,齐是非,“断名言”,忘物我,“堕肢体”,灭心智,“黜聪明”的知不可知之道。重玄本体之道妙不可言,本不可知。“冥真合道”的“明道真知”(《〈大宗师〉疏》)必然是以双谴兼忘的思维方法,不断谴除“流俗之人”、“大疑惑人”、“殉物丧道”的“俗学小知”——“所之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真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分别之知,锐情取舍;而莫能赖其不知之知以照真原,可谓大疑惑人也。”(《〈则阳〉疏》)“小知狭劣之人,性灵褊促,有取有舍。有取有舍,故间隔而分别;无是无非,故闲暇而宽裕也。”(《〈齐物论〉疏》)“以蹇浅之知,……合太一之玄道者,终不可也。”(《〈列御寇〉疏》)“夫真理玄妙,绝于言知。若以言诠辩,运知思虑,适于极于有物而已,故未能造于玄玄之境。”(《〈则阳〉疏》)“欲明道非心识,故谋虑而不能之;道非声色,故瞻望而不能见;道非形质,故追逐而不能逮也!”(《〈天运〉疏》)唯有“率其真知,情无虚矫……即率其情,其德不伪;故能超出心知之境,不如是非之域也!”(《〈应帝王〉疏》)

真知是“虽涉于物之千变万化,而恒以自然为本”(《〈秋水〉疏》)的“知‘一’”……“一,道也。夫事从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摄末。故知一,万事毕。”(《〈天地〉疏》)所以,“夫圣人者,诚能冥真合道,忘我谴物。怀此圣德,然后有此真知,是以混一真人而无患累。”“以能知之智照所知之境,境智冥会,能所无差,故知与不知,通而为一。”(《〈大宗师〉疏》)真知是生命本真之情与生命意义的本然呈现,是排除了外在生活世界一切俗务干扰与破坏的心灵之“虚室生白”的空灵状态,是本真心灵的敞开与照亮,是大道本体穿透一切晦暗,照亮了生命、照亮了一切的生命实情与实事本身的朗然呈现,亦即是真理去蔽后的皙皙生辉。

(3)“得无所得”的“无心”论。“重玄双谴”的基本主题之一即不断谴除对外在物象世界的执著与粘连,故其思想路线必然是由外放转向内收,趋向内在心性的修炼与涵养;不再执著于外物即意味着返朴归真复归真性。“踌躇从容,圣人无心,应机而动,兴起事业,恒自从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圣人无心,故天下归之。”(《〈外物〉疏》)这种双谴兼忘的重玄方法所达到的闲旷清虚安宁静谧的理想状态与人格境界即“无心”。所谓“无心”,即通过重玄双谴、谴之又谴、然后无谴无不谴的思维方法所获得的无滞心、无求心、虚忘心,亦即内在心灵的那种自然无为顺应自然的理想状态。

“夫至人无心,有感斯应;譬彼明镜,方兹虚谷。因循万物,影响苍生。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应。岂有情于臧否,而系于利害乎?以发因人,可谓自然之道也。”(《〈齐物论〉疏》)这种“无心”状态同时亦乃复归真性的不二法门,是修心复性之后所达到的那种体道合真、与道冥合、得无所得的得道境界。“圣人无心,有感斯应;感恩适物,宽猛逗机;通素秋之降霜,本无心于肃杀;似青青之生育,宁有意于仁惠?”(《〈大宗师〉疏》)而唯有通过重玄兼忘之道达到的这种“无心”的重玄妙道方能无心生死,忘生忘死,超越生死,“长生久视”。“欲明为道之要,要在忘心。”(《〈逍遥游〉疏》)“随自然之变转,合自然之倪分;故能因循万有,接物无心。”(《〈寓言〉疏》)“接物无心,委曲随顺。”(《〈庚桑楚〉疏》)“夫玄悟之人,鉴达空有;知万境虚幻,无一可贪。物我俱空,何所逊让?”(《〈齐物论〉疏》)故此,“契理圣人,忘物忘我,既而囊括万有,冥一死生。”(《〈大宗师〉疏》)“穷哀乐之本,所以无乐无哀;尽生死之源,所以忘生忘死。既而本迹难测,故能合内外之宜;应物无心,岂是运知之匹者耶?”(《〈大宗师〉疏》)“清神静虚,体无所劳,不援外境,精神常寂,心闲形逸,长生久视。”(《〈在宥〉疏》)“因循万有,接物无心。所以穷造化之年,极生涯之遐寿也。”“自非随日新之变,达天然之理者,谁能正长生久视之道乎?”(《〈寓言〉疏》)

“无心”于生死乃成氏有关乎“长生久视”的最重要的思想言述。它与传统道教神仙之道已大相径庭,已自觉地转向内丹心性修炼,转向通过精神上参生破死,思想上排遣生死迷执从而实现“思想意识上的根本转变”的重玄之道。重玄之道乃通过内在思想意识上的根本转变与精神上的觉解悟性慧根来超越生死,全性葆真。成氏《老子经义疏》中所谓的“长生久视”之道已转义为重玄双谴之道;《〈庄子〉疏》中则更仅仅是远祸全身安享天年的全生之道,自然无为的无心之道,双谴有无执滞、破除生死迷情的以精神觉解、思想转变、意识更新、心灵明澈、内在超越等根本途径与特征的重玄之道。成氏超越“必有一死者”的“必死性”与有限性的根本途径与话语策略已不再是传统神仙道教的外丹修炼,而是倚重内在精神的觉悟洞察,“令心解脱”,从而不滞于生、不执于死、忘情于生死的内丹心性颐养。

三、成玄英“重玄之道”之思想底蕴及其学术魅力

“人生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庄子·知北游》)“……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易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天下尽殉也!”(《庄子·骈拇》)“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性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惧生!……”(《庄子·至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胠箧》)“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庄子·大宗师》)“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

通过这些原典话语,我们不难体认,庄学与《庄子》文本中最为深切、最有感召力与震撼力的,正是一种闪烁于字里行间的深入骨髓的生命悲情与“痛苦意识”③。这种生命悲情与“痛苦意识”深深植根于“必死者”在世之在的无根基状态,是对生命根深蒂固的有限性乃至劣根性的自觉,对“黑色的偶然性”以及所谓“命”的悲剧性与荒谬性的体认,对人这种必死性、时间性、有限性的存在者的哀怨与感伤!

“庄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闾(即屈原)之哀怨而不知漆园(即庄子)之哀怨有甚于三闾者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也!”(《庄子独见·庄子总论》)这确为高论!亦因此,对“其学无所不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庄子这种既寒彻入骨又感人肺腑,既难以名状又溢于言表的存在悲情与生存苦痛,后世任何一个读庄与解庄者都难以回避与逃遁,因为庄子之哀怨悲情“在天下”、“在万世”。

成玄英老庄注疏不是音韵训诂的朴学,而是新道家(教)义疏学,侧重于义理上的领悟、承继与发挥,是对原始道家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与诠释。这种诠释与解读既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原始道家自然主义的思想立场,因而是对先秦道家之道的历史性承继与新的复归;同时又汲取新的思想资源,融通新的语义系统,采用新的话语方式,因而又是对老庄原始道家之道的一种“创造性误读”,一种历史转型形式——重玄之道。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成氏重玄学是中国式的有“中国气派”与“中国特色”的老庄道家的新诠释学。而任何一种诠释学的基本精神都是本着“同情地理解”的治学态度,以灵性生命理解生命灵性,以本真生命召唤生命本真。成玄英毋庸置疑正是在这种诠释学精神之光的照耀之下,才研精覃思《庄子》三十载如一日,其最终“发愤著书”而成就的解读文本《〈庄子〉疏》亦方大放异彩,流传至今,成为庄学必读书目之一。

人生在世,有一种悲苦哀怨总是如影随形,总是隐蔽于心灵内在之最深最隐处。庄子则是早于尼采及“存在主义”大哲们两千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篇》)地道说了“虚无主义”之本质精神与“思之实情”,并如其所是地进行了酣畅淋漓的“现象学”描述。这种描述与其生命悲情与苦痛意识水乳交融。成玄英正是从这一新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庄子,大力发明《庄子》文本汪洋恣肆着的那种“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对生命悖谬的体认与此在悲情的排谴。而这既是庄学又是佛老禅玄及西方存在哲学等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本主义”、“生存主义”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与精神哲学具永恒意味的真切主题与思想使命。以《〈庄子〉疏》名家、以“重玄之道”著称的成玄英也是有限性、必死性、时间性的偶在,因此,亦有着难以排遣、难以消解的苦痛悲情与荒诞悖谬,对此,今日已有学人有所洞察:“……成玄英思想学术最有魅力,也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主要还在于他对人生悲剧的深刻觉悟。……他的哲学理论初看起来机辨而圆润,但又使人处处感觉到莫名的压抑与痛苦,……虽然他感觉到魏晋玄学之士……的身心痛苦,但又找不到……一条解救之路,因而向往逍遥无待的精神解脱。……就是在世俗之网的笼罩下,完成精神上的超越,……于是建立起‘重玄’的思想原则,以不断排谴、不断否弃自我观念的方法排谴灵魂深处的冲突。”④

成玄英重玄学所谓“重玄之道”那“有无双谴,谴之又谴,以至于无谴无不谴”的“重玄双谴”,其思想底蕴与本质精神正是要排谴生命实情的悲苦与沉痛,排谴在世之在生存论与存在论上的荒诞与悖谬,排谴灵魂深处夹在“有”与“无”之间的极富有悲剧意味的深刻冲突,参生破死,超越有限,排谴迷情执滞,消解苦痛悖谬,获取精神上的“拯救与逍遥”,思想上的超脱与自由。

注释:

①参见郭庆藩辑:《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本文成玄英所有庄子注疏原文皆采此本。

②④卢国龙:《道教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第322-323页。

③参见颜世安:《庄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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