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民族关系导论_民族团结论文

开放民族关系导论_民族团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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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处理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疆稳定,历来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怎样才能建立稳固的民族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随着我国开放型民族关系的确立和发展,问题获得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圆满回答。

民族关系史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自野蛮演进到文明的过程中,从政治角度看,国内民族关系可以宏观地划分出三个形态,以此为特征经历了三个阶段。

对抗型民族关系,涵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漫长发展阶段。此期间,我国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压迫与被压迫、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随着社会进步文明的因素在不断地滋长,有时候甚至还带着“怀柔”的意思,如“和亲”政策、羁縻政策等。但是,在专制制度下,斗争是关系中的主流。反抗激剧烈变的时候,表现为民族起义。为了反压迫、反征服,被统治民族一次又一次或零星分散或整体举行的起义绵延不断,屡扑屡起。到了近代,即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少数民族,而且汉族,都成为帝国主义压迫对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各民族才真正站立了起来,获得了解放。

封闭型民族关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一时期,从根本上废除了压迫制度,执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标志着我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注:《毛泽东选集》卷五第1625页。)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我国各个民族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其中有十几个民族从残余的原始公社制改造过来,多数从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和很落后的封建地主(牧主)制解放出来。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成为劳动人民间的关系。特别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立与实施,从政治上很好解决了民族平等的问题。党和国家在这一期间采取一系列消除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措施,取得了很大成功。不仅从根本的制度方面,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民族关系获得很大改善,各族人民真心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从阶级斗争扩大化开始,民族关系的发展受到严重干扰,到6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与建国后的社会制度极不相称的极端错误的口号,叫“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于是,民族问题成为禁区。在此期间,民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地推到了敌我矛盾的边缘。这一时期许多外出的少数民族同胞已经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的民族成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注:《邓小平选集》卷三第246页。)当然,“那时不仅损害了少数民族,受害最大的还是汉族”,(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全国性的灾难。纵观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从根本上说,民族间的矛盾已基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与对抗性的民族关系有着本质上的天壤之别。此期间,依靠上层建筑的力量实现了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造,为确立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但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生活处于相对封闭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深层联系还不可能建立起来,广大各族民众互市互利的经济自由往来还不可能全方位地得以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是有政治上平等,但缺乏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广泛而密切的经济联系作保障。严格而言,此时的民族关系还只是建立在上层建筑的意义上。以此为特征,称之为封闭*

型的民族关系。

开放型民族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相互开放,从坚持政治平等发展到经济文化的发展,使民族关系终于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共同利益的密切相连的基础上。20年来,改革开放成为新时期鲜明的时代特征,经济本身成为最大的政治,民族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上来,致力于从根本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在政治上,《宪法》中对民族关系作了明确规定,颁布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从法律高度确定了民族平等权与自治权;经济文化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具体政策与措施,全方位地解决历史遗留的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依靠已经建立并正在健康发展的这一开放型民族关系,使我国各民族团结互助,和睦相处,民族关系经受住了各种复杂形势的考验,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

“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新型民族关系”(注:《邓小平文选》卷二第186页。)的内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趋于完整和规范:1979年6月,邓小平将其表述为“团结友爱、互助合作”;(注:《邓小平文选》卷二第186页。)1980年7月,《人民日报》在特约评论员文章中表述为“团结友爱、平等互助”;(注:《人民日报》1980年7月15日特约评论员文章: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第四部分中表述为“平等、团结、互助”。(注:《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8、第56页。)“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内涵由此明确并固定下来;随后修改的《宪法》和1984年10月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更是从法律的高度确定了这一表述,从而使之成为法定的民族关系准则。

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异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禁止对任何民族的压迫和歧视;通过行使自治权,各民族当家作主,以平等地位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民族团结”要求中华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共同维护祖国统一,成为“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家庭。“民族互助”要求各民族在互相开放条件下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以实现共同繁荣。

我国新型民族关系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在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实际和时代特征诸多因素有机结合中形成的。“它有着自己的特点:其一,民族平等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其二,民族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是基础。在当代中国,在民族关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务就是使各民族在经济上得到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所以国家积极推进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注:司马义·艾买提《民族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443页。)

唯物辩证法启示我们:民族之间要结成良好的稳固的关系,得有两个不能缺少的条件:一是相对的平等。这种平等必须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经济上须有相对协调的发展。二是利益的关联。如果没有共同利益,或缺乏相互连结的物化纽带,则相互间的关系同样不可能稳固。从某种意义看,利益关联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这样说:民族之间良好关系的稳固程度是由利益纽带的“抗裂”强度决定的。据此,不妨把建立在共同繁荣和利益关联基础上的民族关系,称为现代化的民族关系。

基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基本内容及特点,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角度分析,不难看出,要建立稳固的民族关系,至少需要把握以下“四个基本点”:(1)政治上保障民族平等是民族间结成良好关系的前提;(2)经济文化上充分发展以实现共同繁荣是切实达成真正平等的基础;(3)相互开放互相学习是共同进步的必备条件;(4)在互相开放谋求共同繁荣中加强民族间经贸联系与文化交流以培植利益纽带是巩固良好关系的根本方法。要在扩大开放,不断强化各民族间的人员往来、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的同时,努力推进共同繁荣,缩小发展差距,提高自身实力,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使“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建立在坚实牢固的经济关系基础之上。这就是开放型民族关系的内涵。

邓小平1979年6月谈到民族工作时深刻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注:《邓小平文选》卷二第186页。)发展“一致性”意味着增强民族间的联系纽带以维护民族间的良好关系;培植各民族间的“一致性”事实上成为20年来民族工作的核心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工作从指导思想到工作实践都体现了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反复强调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尽快消除历史遗留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二是反复强调要扩大“两个开放”,加强民族间地区间的互助合作。中央于1979年就从国家全局的高度安排部署了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这两个特点,反映了我国建立和发展开放型民族关系的实践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个时期,是我国探索和建立开放型民族关系的阶段,实质上是民族关系逐步从封闭型转化为开放型的过渡阶段。在此阶段,我国的绝大部分民族地区还没有对外开放;计划经济体制局限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空间。总体上讲,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联系与交流还存在诸多的壁障。

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特别是扩大开放、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开放型民族关系获得了全方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民族地区除个别地方外,已基本全方位对外开放。(2)明确提出了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要充分利用和开拓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民族地区已开通200多个陆地边境口岸。部分地区从建立原始边境易货贸易点发展到最现代化的无纸贸易。(3)加大力度开展东西部经济互助协作。从东西部省区间的互利协作发展到国家从全国一盘棋的战略高度进行经济布局的调整。(4)民族地区的引资与对外贸易空前增长。许多民族自治地方的对外贸易从80年代的只提供出口商品货源发展到现在各自治州都有了自己的外贸公司,具备了进出口经营权。(5)开展了对口帮扶,落实了越来越多的无偿援助资金和经济技术协作项目。(6)自然经济的思想观念得到很大更新,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的意识显著增强。(7)各族群众的往来交流空前活跃,许多少数民族群众从长期封闭在故土务农转移到发达地区务工和经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互市、通婚达到了从不有过的程度。(8)民族文化的对外交流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成为时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走进“两个市场”过程中得以弘扬并正逐步形成产业。(9)民族地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获得了巨大改善。除西藏外,已基本实现乡乡通公路和通程控电话,打开了山门,为各民族的往来交流提供了便利;卫星电视和广播履盖率达到70%。这些,极大地密切了各民族间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关系的现代化。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民族可以依靠上层建筑的力量去超越某些社会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到新的社会制度。但是,任何民族都不可能超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成为现代民族。在计划经济时期,“抑商”环境不能给各民族提供互市往来的空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不仅给各民族提供了互助合作的大舞台,而且政策导向方面明确鼓励开展广泛的商贸交流。因此,发展商品生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各民族共同繁荣和现代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根本上解除了制约开放型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体制因素。这预示着民族现代化和民族关系的现代化一定会实现质的飞跃。

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对比较落后,少数民族群众的商品观念相对比较淡薄,加之在10多年中,国家从尽快提高国力的大局考虑,采取了“非均衡发展”的经济战略,所以在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市场竞争的一定时期内,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被拉大了。表面看来,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不是逐步消除,而是更加失衡了。这个暂时失衡是必然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失衡的过程中,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往与联系继续得到了加强。随着国家经济布局的调整,失衡问题也必将得到有效地解决。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造成这一时期失衡较大的原因,还有对民族政策执行不到位的一面。有的地方和部门,不能全面地理解国家的政策,看不到《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存在;只强调市场竞争的普遍性,否认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工作的特殊性,实行“一刀切”,使民族地区无从承受和适应;在实施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过程中,未能妥善地照顾当地利益和培植“造血功能”,有的甚至给当地可持续发展留下了不利的影响,等等。但是,从全局性整体性而言,民族地区坚持对外开放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不会有丝毫动摇;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的美好前景充满了信心。

我国民族方面的基本国情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注:《毛泽东著作选续》下册第732页。)历史上,“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注:《毛泽东著作选续》下册第732页。)从现状看,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已近全国总人口8%,绝对数上亿人;幅员辽阔,仅民族八省区即占国土总面积近56%;(注:“民族八省区”指内蒙、新疆、西藏、宁夏、广西5个自治区和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较高的云南、贵州、青海三个省。)在我国2万2千多公里的陆地国境线上,居民主体是少数民族,其中有3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民族自治地方陆地边境线总长达1.9万多公里,全国135个陆地边境县(市、旗)中民族自治地方占108个。民族地区不仅资源丰富,地域宽广,而且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边防作用极为突出。因此,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民族地区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视察陕、甘两省时明确指出:“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可以这样说,没有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就不可能保持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没有西部地区的全面振兴,就不可能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西部地区的基本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成功。”(注:《共同富裕之路》第三卷(中国华侨出版社)第5页。)

20年来的实践证明,大力发展开放型民族关系,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进步,对于国家经济全局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确立和发展开放型的民族关系,是实现民族关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和最好选择。

在具体实践中,要立足于国情,确保开放型民族关系健康发展,必须强调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坚持开放。“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注:《邓小平文选》卷三第64-65页。)开放是任何民族任务地区任何国家加快发展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社会发展规律。只有坚持两种开放,才会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与发展,同时也才会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相互信任,为互助合作打开方便之门,为互市互利、培植纽带创造条件,以推动共同进步。

二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能够有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坚持这一制度,有利于从政治上保障民族平等权利的真正落实,从而为民族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不协调之处,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失衡;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相对落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处理好当代我国的民族关系,要求我们必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尽快帮助提高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以消除历史遗留的事实上不平等,实现协调发展,促进共同繁荣。

四要坚持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特性的标帜之一。扩大开放和广泛交流的过程,是文化碰撞并相互汲收、相互滋养的过程。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其个性扎根于世界文化群体的共性之中,兼收并蓄,存其精化;势在淘汰的,应放手扬弃,以新的容量吸纳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

贯穿于上述各项工作的是“开放”。没有开放,民族的发展进步与互助交流就不可能实现。只要在坚持开放的条件下,大力推动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互相学习,互市互利,互助合作,切实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达成密切交流与广泛联系的纽带与桥梁,则良好的民族关系就有了充分的保障。有了开放型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则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就建立在了日益坚实的基础上,“平等、团结、互助”新型民族关系就可以经受住任何国际形势任何风浪的考验,国家的长治久安由此增添一份保障。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无不建立在互相开放、互市互利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同样,国内各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联系越是紧密,互相渗透程度越高,“一致性”必然越多,民族关系必然会逾益密切。因此,确立和发展我国开放型的民族关系,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繁荣与共同进步,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具有巨大的现实作用和划时代的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使我们对当代我国民族关系的认识,对如何推进民族现代化和民族关系的现代化,对如何协调处理国内民族关系,思想认识和理论总结达到了一个全新境界,实践中找到了根本解决的办法。这是20年来我国民族理论、民族工作实践的最大成果。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最为宝贵的财富。“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注:见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上的报告第三部分。)最近20年,是我国民族工作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时期,邓小平著作、此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论著以及党和国家丰富的重要文献所阐述的思想观点涉及民族工作的各个方面,构成了新时期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邓小平民族理论。从这一时期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看,邓小平民族理论涉及最多的是关于在开放条件下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突出和强调的有关坚持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快经济发展、加大扶贫力度、干部培养、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等等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了建立牢固的民族关系。各个方面的思想,都集中体现了“开放开发”的主题,是建立和发展开放型民族关系的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展开;发展开放型民族关系的思想,高度浓缩和高屋建筑瓴地统化了各方面的内容,事实上成为这一时期指导民族工作的主导思想。只要我们紧紧围绕开放型民族关系的内涵去系统地学习邓小平民族理论,我们就会对这一时期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有关民族工作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有一个整体性的深化和升华的理解。

开放型民族关系,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没有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就不可能有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作。因此,这一成果,是邓小平对我国民族理论的新贡献。

首先,这一成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思想运用于指导民族工作实践的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对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帮助加快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来促进民族团结、巩固民族关系。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在《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讲话中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加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群众的迫切需要,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这表明,巩固民族关系的中心工作是坚持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促进共同繁荣。

其次,这一成果的诞生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条件。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会有各族人民开展经济文化交流联系的空间,使地区之间的协作成为可能,对外引资和贸易成为可能。

再次,这一成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必然产物。相互开放、互市互利,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市场经济体制对民族地区的发展虽有压力,但更有机会。在计划经济时期,民族地区事实上存在很多隐性的利益流失。比如没有外贸权所造成的利益流失、低价的原材料计划调出与附加值较高的工业消费品引进所造成的利益双重流失等。许多人只看到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帮助,看不见民族地区对国家的贡献,造成对“互助”关系的不理解,认为是单向帮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地区需要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和市场,民族地区需要引进资金和技术,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相互协作,共同发展。这种联系与合作必然有效地促进民族关系的巩固。

维护民族团结,确保社会稳定,这是中华振兴的前提。良好的民族关系符合各民族的共同利益。2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处理民族关系,不是用征服、不是用政治高压,而是用共同发展的方法,成功地促进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新型关系的巩固。这是邓小平对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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