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宗教与政治——以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为例论文,战后论文,宗教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11）03-0046-07
在现代社会中，弱势的边缘群体应通过何种方式组织起来？带有宗教色彩的社会团体如何通过自己的政治代表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其政治代表在政治过程乃至决策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作为在日本具有较大影响的宗教团体和政治团体，创价学会及其政治代表公明党的政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这些问题提供具有启示性意义的答案。
一、创价学会迅速发展
创价学会的前身是创价教育学会，成立于1930年，其创始人为信仰日莲正宗的牧口常三郎和户田城圣。两人均为小学教员，在提倡教育改革的同时，主张进行宗教革命。1943年，会员发展到3000多名，但因学会拒绝参拜伊势神宫的天照大神而遭到政府的镇压，会长牧口、理事长户田等干部均被捕入狱，学会被解散。1944年11月，牧口病死狱中。
日本战败投降前夕，被释放出狱的户田城圣立即在东京开设通过函授从事英语教育活动的日本正学馆，同时经营出版、金融和房地产等业务，并在此基础上恢复学会活动。1946年3月，学会正式重建，并改名为“创价学会”，户田任理事长。学会本部设置了总务、讲义、财务、企画、情报、妇女、厚生、青少年、组织等九个部门，在东京地区结成10个支部，其他地区结成5个支部。1951年5月，户田正式就任学会的第二任会长，同时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传教，发展会员。首先是创办学会机关报《圣教新闻》，作为传教活动的有力工具；其次，从日莲正宗总寺院富士山大石寺领取“大御本尊”，从而获得传教的正统性；再次，完善内部组织机构，组建直属会长的男子青年部和女子青年部，并将其作为传教的核心力量；另外在1952年10月，学会得到东京都知事的认证，获得宗教法人资格。1958年户田去世时，学会会员已发展到76万户，即接受“本尊”的家庭数量。
尽管户田在战后初期重建创价学会及其发展上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将其传教战略完美地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并将其发扬光大的是可称为社会活动家的池田大作。1946年夏天，池田在一次有关生命哲学的讨论会上结识户田，并受其影响成为创价学会的成员，同时进入户田的出版社工作，负责编辑杂志。1952年初，池田任青年部参谋室参谋，当年学会会员户数增加836户，其中池田任干事的蒲田支部就发展了201户。[1](P109)一年后池田被任命为男子部第一部队长，站到传教的第一线。
户田去世一个月后，池田大作作为参谋室长宣布到70年代将会员发展到700万户的计划。学会本部新设总务部、庶务部、出版部三个部门，池田大作担任第一总务，成为实际上的学会最高负责人。1960年5月，年仅32岁的池田大作就任学会第三任会长，在进一步充实本部机构的同时，将日本全国划为八个总支部，强化青年部的传教能力。具有非凡鼓动才能和组织才能的池田，成功地将传教活动变成一种激发会员潜能的行为艺术。学会每年提出一个中心任务，并制定具体的传教目标。例如学会将1960定为“前进之年”，并在同年发展会员达到140万户；1961年为“跃进之年”，将会员发展到230万户，等等。结果在池田任会长的最初10年间，学会会员从1960年的130万户发展1970年的755万户。[2]
创价学会的规模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急剧膨胀，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适应了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换句话说，即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人口流动以及社会急剧变化带来的不稳定感等为学会成员的急剧增加创造了条件。具体地说，创价学会的会员大多数是城市的贫苦劳动者，其中包括没有参加工会或其他组织的中小企业职工、服务行业职工、零工、城市贫民、失业者、小摊贩、小业主、家庭妇女、基层文教界人士等，还包括一部分落后制造业的产业工人。据创价学会青年部调查，在青年部会员中，中小企业职工、失业者、小摊贩、小业主占80％以上。这些人绝大部分是由于经济困难、精神苦闷和对社会现状不满而加入学会的。据青年部在1961年的调查，排在前五位的入会动机分别是经济困难、工作上苦恼、精神苦闷、家庭问题、患病，因这些问题加入学会者约占全部会员的76％。[3](P47-49)实际上，这些人群的绝大多数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急速发展的浪潮单身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员。
从1955年开始，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年均10％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在此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9倍，对外贸易增加了10倍。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日本的产业结构和就业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第二产业比重从23.4％上升为34.5％，以农业为中心的第一产业比重从41％下降到19.3％。[4]1955年时，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在内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1161万，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1％；包括矿山、建筑业、制造业在内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为922万，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3.9％；包括饮食业、流通业、金融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5.7％。到1975年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下降到661万，其比例下降到12.7％；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增加到1841万，其比例上升到35.2％；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增加到2710万，其比例上升到51.9％。[5]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转移的方式并不是整家整户放弃土地迁移到城市，而大多是农户家庭中的年轻人单独流出农村。例如1960年时，农户总数为606万，其中完全依赖农业收入的专业农户为208万，以农业收入为主、以工业或服务业收入为副的第一种兼业农户为104万，以工业或服务业收入为主、以农业收入为副的第二种兼业农户为194万；1980年，农户总数下降到466万，其中专业农户下降到62万，第一种兼业农户下降到100万，第二种兼业农户上升到304万。从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来看，从1960年的1439万人下降到1980年的610万人，其中以农业为主业者从1148万人下降到339万人，以农业为副业者从291万人下降到271万人。① 比起农业就业人口的减少速度来，农村户数的减少速度较慢，可见农民家庭的部分成员流出农村居多。“由于父母多是农民，可以了解公明党的支持者多数是从其他府、县流进来的。根据调查的结果，这些人从东北、九州、四国、北陆、东山各地流入的特别多，在公明党的支持阶层中达61.5％。”[6]尽管70年代以后，创价学会通过定期举办大型的文化节、成立创价大学、实施和平与文化的战略等方式，不仅提高了学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而且也吸引了许多文化精英参加到学会中来，但其作为城市低收入阶层团体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大批单身的农村居民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或服务业工人并定居城市，但他们在新的居住地举目无亲，而且时常受到城市原居民的歧视和排斥，同时又感到城市较快生活节奏的压力，其就职的中小企业或服务业又总是处在不稳定状态，而且工作沉重，收入较低，因而感到精神紧张、苦闷、彷徨，疾病和贫穷又常常伴随着他们。虽然创价学会为增加会员而实施的“蛰伏”运动带有强加于人的一面，但其采取的人文关怀行为却迎合了这些城市新居民渴望与人交流的心理。因为学会除宣扬入会后可得到“大御本尊”的降福、从而获得“现世利益”外，还定期举行各种座谈会，会员可以在会上坦率交谈，倾诉苦恼或困难，并得到其他会员的帮助。另外，学会还经常举行较大规模的体育节、文化节、参拜大石寺的登山活动等，对那些孤独寂寞的会员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没有任何地方能够这样坦率地互相倾诉苦恼，人会后虽然生活照样苦，但感到有些温暖了”；“参加了创价学会学生部和青年部的文化活动和座谈会后，发现这里能够互相交谈未来的理想和为他人和自己造福的问题，感到了生活有了意义”等。家庭主妇和年轻人的感想反映了学会在某些方面对会员的吸引力。[3](P51-52)另外，经济困难的会员可以到会员经营的批发商店购买生活用品，不仅价格便宜，而且照顾了经营者，这种互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下层新市民的生活困难。
尽管没有更为详细的数据表明农村流入城市人口并参加学会的具体比例，但学会成员的规模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农村居民大量进入城市而迅速膨胀，又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人口移动的终结而停滞。具体来说，5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人口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大量涌入城市，因而带来了学会成员的迅速增长，70年代以后，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停滞，学会会员的增加也基本停滞下来，从中也可以看出学会以城市新居民为主要社会基础的时代特征。重要的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作为尚未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城市新居民只能以“边缘人”的方式存在。他们属于弱势群体，不仅遭到原有城市居民的排斥（尽管他们承担了城市生活运转的基础性功能），同时又是市政部门遗忘的角落，即逐渐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尚未惠及这个阶层。如何将他们组织起来并给予适当的关照，特别是精神上的安慰，是关系到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中的稳定问题。尽管这些“边缘人”在城市中的处境比过去的农村生活要好得多，但他们更希望得到城市社会在体制上的容纳。与此相关联的是，虽然他们是城市生活中的“弱者”，但有时也会为生活所迫容易铤而走险，从事犯罪活动，遂成为社会的暴力潜在因素。因此，在有关市政部门尚未承担其管理边缘群体的责任之前，作为化解城市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之间矛盾的缓冲机制，社区自治组织或第三者组织就成为重要的一个中介环节。
另一方面，经济与社会的急剧发展，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形成较大的冲击，人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这对那些刚从农村转入城市的边缘群体成员更是如此，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道德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灌输。正如池田大作所强调的那样，通过人性革命，在进行自我变革的同时实行社会变革。池田认为，人性中善恶并存，因而道德教育具有重要地位。但是，道德知识不能直接转化成行为规范，需要在人的意识深处进行变革。“当然，这一变革不是外界强加的，而是从力图提高自己人格的本人意愿中产生的，但是，论述精神革命的哲学，起码蕴藏着一种力量，它促使坚持这种哲学的人进行自我变革。我们呼吁的‘人的革命’，就是这种整个人性的改革。”[7]正是这种“人性革命”或“人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作为“城市边缘群体”道德精神以及价值观念上的需求，不仅成为学会吸引会员的一个有力手段，也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创价学会参与政治
1951年时，申请成为宗教法人的团体高达200个，但没有一个宗教团体像创价学会那样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而且其社会影响力也远远不如创价学会，其原因之一是第三任会长池田大作在政治参与理论及实践上的创新。具体地说，就是学会成员通过参与各级选举，不仅将自己的政治代表送进立法机构，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可以从最初的体制外团体演变为体制内团体，从而使其成员产生与其他社会成员政治地位乃至社会地位平等的意识。
创价学会信仰日莲正宗，该教派源自佛教日莲宗，为镰仓时代的僧人日莲所创。日莲提倡“王佛冥合论”，即主张世俗政治与日莲正宗思想的有机结合是实现人类最理想社会的保障。具有强烈“入世”愿望的户田诚圣更是将参与政治作为扩大学会影响、谋求现世幸福的重要工具，他在学会机关杂志《大白莲华》上撰文写道：“我等之所以关心政治，是为了三大秘法的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广宣流布。此即以国立戒坛的建立为唯一目的。”[1](P115)
1954年，学会准备参加地方议会议员选举。经营家出身的户田对学会参加选举作了细致的研究与部署。首先他做成全国学会会员的分布图，然后与上一次统一地方选举的各种数据加以对照，发现如果学会会员中有合适的候选人并动员其地区的会员投票，那么学会会员有可能当选的地区有40多个。于是，学会在同年11月成立文化部，同时开始在合适的地区选拔学会参加选举的候选人。
在选举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池田大作起到重要作用。池田积极为学会出谋划策，同时为推动学会成员积极参与选举身先士卒。一方面，池田亲临会员超过最低当选票数的地区做动员工作，不仅要求会员将选票投向学会的候选人，而且尽可能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商业往来者为学会候选人投票；另一方面，为激发学会会员的投票热情，防止弃权票的出现，池田努力向学会会员宣传参加投票是广宣流布妙法的辅助活动，使他们认识到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进入议会是实现“王佛冥合”的关键，从而为建立社会繁荣与个人幸福相结合的社会奠定基础。
在户田的谋略、池田的实践下，学会在1955年的统一地方选举中，53名地方议会议员候选人全部当选，而且学会的东京都议会议员候选人与横滨市议会议员候选人均以最高选票数当选，并实现了选举区内学会成员全部参加投票的目标。1956年，学会推荐六名候选人参加参议院议员选举，其中四名参加全国区选举，两名参加东京和大阪的地方区选举。在全国区，学会共获得99万张选票，当选两名参议员，地方区大阪候选人当选，东京候选人落选。于是，学会在国会中也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表。但在第二年举行的大阪选区参议院议员补选中，由于所有的政党竞争一个名额，因而选举战异常激烈。池田亲临现场指挥，因学会会员尚未熟悉选举规则，结果以指示挨门逐户访问违反选举法嫌疑逮捕了池田并给予起诉。经过四年的审判，最后判决其无罪。然而该事件却为池田大作本人以及学会带来较为积极的效应：一方面，池田作为学会的后起之秀脱颖而出；另一方面，无罪判决被学会宣扬为佛法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其成员的凝聚力以及传教热情。
1959年，学会再次参加统一地方选举和参议院议员选举，其中在各级地方议会中的席位增加到272个，同时新增加6个参议院席位。尽管当时池田强调，“我们创价学会是以信仰为根本的世界最高的宗教团体，不是政治团体”[8](P166)，但作为在全国选区获得285万张选票的团体，池田必须在理论上解决宗教与政治的矛盾。因此，在参议院选举之后，池田在青年部干部会上提出了“第三文明”的理论。池田认为，在当今世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均不能满足人类的欲求，因为全体民众的根本欲求既不是物，也不是心，真正的幸福是从“色心不二”哲学出发而形成的第三文明。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思想文明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唯物主义思想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的贫困问题，也不能彻底消除世界上的对立，只有超越唯心主义思想文明和唯物主义思想文明的“第三文明”才能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是技术，是为求民众的幸福而进行的实践活动。佛法是根本，它领导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一切方面。”②
为便于进行政治活动，在池田大作的指示下，创价学会在1961年11月成立“公明政治联盟”，并在基本纲领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政治理念是以日莲大圣人的‘立正安国’精神为根本，以其最高的哲理和最大的慈悲为基调。我们保证要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最民主的政治团体而进行活动，同时对于一切不良的行为采取严正的态度。”[8](P180)同时还提出了反对核武器、维护和平宪法、公正选举、净化政界等具体竞选口号。1962年7月，参议院议员选举后，政治联盟共拥有15个参议院席位，因而组成了具有集体交涉权、提出议案权和决定议事日程权的院内会派“公明会”。
1964年5月，池田会长在创价学会第27次大会上提出：“为了实现王佛冥合，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满足民众的热切愿望，我想如果大家赞成的话，应当使公明政治联盟成为政党，进入众议院。”③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决定，如果在此之前学会参加选举是一种象征，即仅仅表示自己不是异端的团体，但此后进入众议院却是为学会取得更大的政治发言权、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措施。因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战后发达国家的支配形式后，以政府预算为主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就成为调整社会各阶层收入的重要手段，全民健康保险及全民养老金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也使得创价学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必须参与政治并在其中保持自己的影响力。简单地说，创价学会组成政党参加众议院议员选举的目的就是将那些没有被保守政党及革新政党吸收的社会成员的代表送入国家核心决策机构，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因为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众议院在政府预算方案、与外国缔结条约案及选举内阁首相等方面的权力要大于参议院。
1964年11月，学会在东京召开公明党成立大会，宣称该党“以王佛冥合、佛法民主主义为基本理念，从根本上净化日本的政界，确立议会民主政治的基础，深深地扎根于大众之中，谋求大众福祉的实现。”同时，池田大作撰写《政治与宗教》一书，十分准确地论述了创价学会组织政党并进军众议院的重要性。他在书中写道：“我国保守政党的压力团体是各种经营者相关的团体，保守政党在接受它们政治捐款的同时，制定并实施对其有利的各项政策。因此，保守政党是一部分具有特权的大企业或大资本的代表，并不作为真正大众的朋友代表大众。”“另一方面，革新政党的压力团体确实是工会组织，但这些工会组织并不包括所有的工人阶级，仅仅是一部分劳动者。当今社会各种就业者达到4500万，但参加工会组织者不过800万，而且分属不同的工会，支持不同的政党。”[9](P141)
1966年11月，池田大作提出“中道政治”作为公明党的政治理念。他对此解释道，“妙法中道主义、中道政治并不是仅仅存在于相互对峙的两势力之间，而且也不应当采取从双方选择有益的部分形成自己主张的作法”，而且“真正的中道主义指的是拥有独自的强有力的主张、主义，具有打破、指导、包容、统一既成思想之力量的大原理”，“无论如何应将国民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必须实践旨在追求大众福祉的政策”④，从而规定了公明党的性质及其代表的社会阶层。具体地说，自从1955年，自民党与社会党各自合并统一且构成政治体制中的两大政党后，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妨碍了两党大众动员体系的形成。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选民增加一倍的状况下，两党在选举中的获得选票数量几乎没有较大的变化，大批既不是经营者亦未参加工会组织的雇佣劳动者、即新城市居民难以将自己的利益要求输送到决策过程乃至政治过程中，从而为公明党的诞生及其发展创造了机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仅是创价学会，而且公明党的社会基础及政治基础正在于那些作为新城市居民的弱势群体。
由此可见，即使在池田大作那里，学会参与政治的意识及方式也是逐渐形成的，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更为重要的是，池田将学会参加各级选举与传教活动相结合，不仅扩大了学会的政治影响力——正如户田去世时首相岸信介也参加了其葬礼那样，而且在选举过程中的动员工作又推动了学会成员的增加，因而在选举和传教之间起到相乘效应。换句话说，如果学会不参加选举，就不可能出现学会成员迅速增加的局面。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学会成员数量的迅速发展，学会在各级议会中的势力也不会得到急剧增长。两方面的迅速增长不仅大大增强了学会会员的凝聚力，而且也被承认为构成日本社会的重要阶层，至少成为学会成员在与外部交往时的一个支柱性理念。
三、公明党的政治作用
1967年1月，公明党首次参加众议院议员选举。在学会的全力支持下，该党共获得247万张选票，一举当选25名候选人。1968年，参议院议员选举结束后，公明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增加到24个。接着在1969年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共获得512万张选票，议席增加到47个，成为国会两院的第三大党派。但学会以及公明党力量的增强，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其中党的性质以及党与学会的关系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尽管池田明确指出，“创价学会是宗教团体，公明党是政治团体。两者都是信奉日莲大圣人之教导，以王佛冥合为目的的同体异名的团体。离开创价学会就没有公明党”[9](P4)，但1969年，因其他在野党指责学会和公明党“妨碍言论出版自由”（阻止批判创价学会的书籍出版事件），因而在1970年5月，池田宣布放弃学会参与政治的本来目的——“建立国立戒坛”，实施“政教分离”政策。随后召开的公明党大会修改了党纲，删除了“佛法民主主义”、“王佛冥合”等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词汇，将公明党定性为“尊重人性的、贯穿中道主义的国民政党”。
1969年，池田大作修改再版了《宗教与政治》一书，将其最后一章的标题从“公明党出现的意义”改为“中道政治论”，详细地论述了这一理念。池田明确指出：“如果将以前阐明的佛法民主主义、人性社会主义、世界民族主义作为王佛冥合政治的基本路线，也可以将其看作中道主义、中道政治。在理念上是中道主义，在具体行动上是中道政治。正是这种中道政治是实现真正政治的理想，是人类追求的理想政治。”具体地说，中道政治的本质分为五个方面，也就是中道政治是以佛法的中道主义为基础，所以立足点是生命的尊严和人性的尊严；中道政治是以建设相互信任、和谐新社会为目的的政治；中道政治是实现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治；中道政治是使个人幸福与社会繁荣相一致的政治，是实现民众渴望的真正大众福利的政治；中道政治是实现人类诞生以来一直追求的“无战争世界”永久和平的政治。[9](P231-237)从实践上看，这种中道主义政治使公明党可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从而为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并逐渐走上联合执政之路奠定基础。虽然公明党的新纲领提到社会主义，但该党缺乏变革体制的志向，只是希望在既有体制内实现福利国家，“大众福利政策”是该党的最大招牌，70年代以后相继发表的“国民福利计划”反映了低收入阶层代表者的本质。但作为宗教团体的利益代言人，缺乏明确的政治信念，受支持阶层驱动的实用主义色彩较浓，因而其政策容易发生较大的摇摆。
由于实施“政教分离”，未能发挥学会的动员能力，因而公明党在1972年的大选中惨遭失败，获得选票从512万张下降到444万张，在众议院的议席从上一次的47个减少到29个。这种状况一方面迫使公明党重新与创价学会建立起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公明党打出“中道革新”的旗号，以期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者并接近其他在野党。1973年，公明党发表的《中道革新联合政权设想》反映了该党的“左倾”趋向。在这个文件中，公明党提出“反自民党、反现政权、反大资本”的基本方针，主张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改组自卫队”，这样的政策主张接近社会党和共产党。虽然创价学会的最高领导人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在1974年底达成相互尊重对方立场和不同观点的10年协定，但因公明党的极力反对，两党关系在70年代以后始终处在对立状态。同时，公明党还致力于与社会党、民社党的联合，争取在选举中实现“保守、革新势力的逆转”，以期建立“中道革新联合政权”。由于数次联合行动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70年代末开始，公明党逐渐向右倾斜。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使国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其关心的重点从政治追求转向经济利益，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也逐渐趋于保守；另一方面，社会职业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也使得大多数选民更注重近距离的切身利益及生活状态，正如70年代前后兴起的地方革新自治体运动那样。即使在野党的原有支持团体不愿抛弃其支持的在野党，但也希望自己的利益要求能通过有关在野党输入到决策系统，并为政府和执政党所接受，从而得到实现。正是在此背景下，1978年，公明党召开第15届大会，该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开幕词中提倡，设立包括自民党与财界在内的“80年代基本问题研究会”，并表示公明党将在政治资金、选举制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自卫队、原子能发电等问题上采取现实主义态度，特别是在自卫队问题上，竹入委员长强调“自卫队的存在是既成事实”，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要充分考虑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对此，自民党福田赳夫首相致电表示感谢，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也发表了公明党是“友党”的谈话。
尽管公明党仍然在1979年12月与民社党达成《中道联合政权设想》，在1980年1月又与社会党达成《关于联合政权的设想》，但此时该党放弃“反自民党”的口号，转向可以与自民党联合组阁的方针。1980年，公明党大会通过的《80年代联合政权要纲》，进一步明确提出“继续保留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维持自卫队”。1982年的公明党代表大会承认“综合安全保障政策”，进一步接近自民党的主张。尽管1987年5月矢野委员长与社会党土井委员长就再次协商联合政权达成一致意见，但同时与自民党达成支持税制改革的协议，并在1988年国会审议消费税相关法案时采取赞成的态度，只是在建立在野党联合政权或者支持自民党政治改革派的政策选择上犹豫不定。[10]
进入90年代以后，创价学会及其政治代表公明党均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创价学会与日莲正宗发生分裂，该团体的宗教色彩进一步减弱；另一方面，创价学会加强了对公明党的支持，更多地通过两者之间的“联络协议会”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由此增加了公明党急于执政的压力。1993年8月，公明党参加八党派组成的细川护熙政权，首次成为执政党。1994年12月加入新进党，并在1995年7月的第17届参议院选举中发挥了创价学会团体票的威力，使新进党在比例区的得票率达到30.8％，超过自民党的27.3％。[11]对此感到危机的自民党与社会党政权借口“奥姆真理教地铁毒气事件”强行通过《宗教法人法修正案》，试图加强对宗教团体的控制。在其压力下，1998年，新进党解散后重新组成的公明党在政策上迅速靠近自民党，并成功地将自己提出的发放“地区振兴券”及儿童补贴、增加教育奖学金等利益要求补充到政府预算方案中，同时支持小渊惠三内阁在国会通过了《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通讯监听法案》、《国旗国歌法案》等重要法案，因而在1999年10月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权。[12]
由于执政的自民党和在野的民主党势力逐渐接近，因而公明党掌握关键议席，即使对公明党持消极态度的小泉纯一郎在执政时期也继续与公明党合作。在2003年的大选中，自民党与公明党没有在同一小选区同时提出候选人，公明党的支持团体创价学会在小选区支持自民党，自民党候选人也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在比例代表区投票给公明党。在自民党有候选人的277个小选区，有72％的公明党支持者投票给自民党候选人，比上一次选举增加10个百分点。在公明党有候选人的10个小选区里，有56％的自民党支持者投票给公明党候选人，比上一次选举提高18个百分点。⑤
总而言之，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工会组织率的降低，一方面造成国会众参两院议员选举时投票率不断降低，另一方面也使得组织票大幅度减少，因此，如同创价学会这样内部凝聚力较高的团体在选举中的强大集票能力日益突出，并由此提高了其政治代表公明党在政界的发言权，尽管2009年9月大选后因自民党惨败导致公明党失去政权，但作为少数党仍然掌握着议会中的关键议席。由此可见，创价学会及其政治代表公明党不仅对日本政治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其结构与性质。
收稿日期：2011-05-11
注释：
① 矢野恒太纪念会编：《从数字看日本100年》，国势社1986年版。
② 《圣教新闻》1959年7月10日。
③ 《圣教新闻》1964年5月5日。
④ 《圣教新闻》1966年11月14日。
⑤ 读卖新闻社东京本社舆论调查部：《二大政党時代のめけぼの：平成の政治と選举》，木铎社2004年，第69—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