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科技创新的催化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催化剂论文,科技创新论文,社会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之初，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同志《论科学技术》在全国发行，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高瞻远瞩，不仅对科学技术作了一系列精辟的阐述，还系统、透彻地论述了创新思想。他指出：“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而“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创新的关键在人才，而良好的创新氛围则是创新人才、创新成果产生的前提。社会环境是创新的催化剂，只有良好的创新环境，才能促成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孕育出一个不断创新进取的国家和民族。目前，我国创新氛围倍受社会上不良因素的干扰，良好的创新环境尚不具备，因此，消除创新的不良因素，创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对推进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创新事业，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夯实创新的群众基础——提高国民的科技素质
1999年8月，在考察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时，江泽民强调：“在加强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同时，我们应该大力加强全社会的科学普及工作，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为科技进步和创新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因为第一，一项创新成果能否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有赖于全社会的整体科技素质。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人的需要的及时满足，若群众的素质普遍低下，对该项创新成果无法运用，就会延缓创新的进程。第二，一个社会整体科技素质低下，愚昧、落后势必盛行，科技创新不仅难以产生，就是产生了，也可能被忽视、被扼杀。第三，“一个国家的科技文化水平，不仅要看其在世界先进水平上的成就，而且要看其全社会的科技文化水平”。（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二战后，日本实施“技术立国”战略，把科技和教育放在振兴日本经济的最关键地位。据调查：1976年，日本人中，关心科学技术方面新闻和话题的占62%；1981年，这一指数为51%；1987年，为45%；1990年，为56%。（注：张正伦《中国公众的科学技术素养》（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从数据上看，有1/2左右的成年人关心科学技术方面的新闻和话题。正是由于日本非常重视提高国民的科技素质，才使得战后日本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期内缩短了同欧美的差距，并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尽管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国民的科技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距甚远。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的统计，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3%，就连人才最密集的北京地区也只达到13%，与发达国家30-50%的比例还相差较远。（注：周朗等著《走近‘自主择业’》（载《人民日报》，1998年4月1日，第9版）.）与日本差距更大，日本在1948年普及了初中教育，1976年普及了高中教育，在此基础上，到1992年大学升学率达到56.6%。（注：柯舟《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知识经济》（载《经济日报》1998年3月29日，第6版）.）而占我国总人口80%的农村，至今文盲、半文盲尚占农村总人口的13.5%，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6.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0.5%，每万名农民中仅有大学生0.87名，我国90%左右的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注：余海波《农村亟需高素质的劳动者》（载《光明日报》1998年3月20日，第4版）.）这势必直接影响到农村产业的升级换代，大大削弱了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可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首先，学校教育是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这里所说的学校教育包括所有小学和中学的义务教育，也包括大学和多种职业技术学校教育等。应该在小学时候就开始科学技术教育，那时打好基础，就可以为将来在中学更好地理解科学技术奠定基础。目前，重要的是在所有的中小学里选用合格的教师来为孩子们讲授科学知识课程，提供足够的资源，为在校学习的青少年提供广博的基础科学教育。学校也可以让学生走出校园，去参观工厂和实验室，请些人来与学生交谈其工作情况，这能极大程度地激起学生学习科技知识的兴趣。其次，通过科学技术普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素质。科学技术普及，指的是少数人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通过扩散过程为大多数人接受。科技普及可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渠道进行，也可通过科技下乡、科技周等活动向民众普及科技知识；科学团体应为公众举办更多的科普讲座，广大科技工作者既要奋勇攀登科学高峰，努力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又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技宣传和普及的责任，积极参加和推动全社会的科普工作。在向公众普及科技知识的途径中，应该强调的是：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不可忽视。博物馆是影响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它们展示的内容异常丰富，从展示当地技术的小博物馆到展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许多方面的大都市博物馆，都可利用多功能、多用途的展出装置来促进参观者对科学的兴趣。再次，通过积极主动地自我学习，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素质。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仅仅满足于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终身教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还应该自觉接受社会教育，自己阅读科技文献、科技书刊和参加科技讨论，在实践中学习，在参与科技社会化活动中学习，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科技文化素质，进而再作用于学习和实践，如此形成良性循环，推动全民族科学文化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二、强化创新的法制保障——创立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风尚
1998年，在同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座谈时，江泽民说：“要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创造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对通过脑力劳动创造出来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制度是通过知识产权法对最新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成果的创造者或拥有者授予一定时间内的占有、使用、处分权来保护其精神权利和物质权利，以达到激发全社会创新的目的。一方面，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创新者应有的利益便得不到维护，就会失去创新积极性，智力成果便不会被继续创造出来。另一方面，人们为了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必然会在已有知识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促使新的智力成果不断涌现，从而形成一种激励创新的机制。可见，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推动创新显得非常重要。
在世界经济日益知识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纷纷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知识创新及其产权保护战略，并且不断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我国近几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如1990年9月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3年9月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且于1992年10月成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1994年1月1日，又加入《专利合作条约》；但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国还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实施的时间不长，我国民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非常淡薄，一是不少发明人、创造人不知道如何利用知识产权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我国科研事业难以走出低水平重复建设局面的原因之一。据权威部门在2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调查9038家企业，其中设有知识产权机构的只有146家，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仅有620家。（注：李云才《创新：知识经济的灵魂》（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二是假冒、伪劣现象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屡禁不止；三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需要我们寻出适当的应对之策，如计算机软件和网上版权及邻接权的保护等诸多知识产权问题。
综上所述，为了使我国的知识产权能得到更好的保护，第一，要全面普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增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力度，及时有效地处理知识产权侵权和纠纷案件；第二，为适应时代发展，我们要认真研究高新技术的知识产权问题，同时，为适应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还要密切跟踪国际知识产权的变化，扩大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逐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第三，知识产权的管理需要专门人才，所以，我们应当大力发展知识产权教育事业，大力培养知识产权专门人才，引导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为推动我国的创新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明确创新的政策导向——实施积极的科技政策
科技政策是发展科技事业的生命线，对科技创新起重大的导向作用。积极、正确的科技政策是科技创新的加速器，反之，则会阻碍科技创新的进程。
科技活动是一个探索和创造过程，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逐步走向真理的过程。科技政策只有顺应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实行科技民主、争鸣自由的政策，才能促进科技繁荣和创新。正如江泽民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强调的那样：“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活跃学术思想，勇于探索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创立新学说，提倡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切磋与争鸣。”（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8-79页.）只有营造这样一种氛围，科技之花才会长开不谢。古希腊的民主制城邦给予了古希腊人最广泛的自由，使他们能无拘无束地思考和发表意见，从而为古希腊科学和哲学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之所以会出现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出现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方面与古希腊交相辉映的成就，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宽松环境也是分不开的。爱因斯坦上大学之前，曾在阿劳州立中学补习一年，该校的自由精神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对于他的创造心理素质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说：“现在的教育方法，竟然还没有把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样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之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认为强制和责任感就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乐趣，那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注：李毅红等编著《创造力的培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尤卮特在1945年任美国科学院院长时，在一次会上指出：“所有多产的科学在最大自由的气氛中最繁荣地开花。”（注：《科技发展的历史借鉴与成功启示》（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
正确的科技政策，应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原则。江泽民强调：“实现现代化，必须靠知识、靠人才。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风气，建立有利于人才成长和脱颖而出的机制。”（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据科学家的研究，知识技术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世纪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40%左右，70-80年代达到60%左右，90年代已高达80%左右，信息高速公路连网后，将提高到90%。（注：王明友《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可见，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知识以人为本，人是知识的载体，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为此，世界各国竞相争夺高科技人才。1965年，美国首先修改了移民法，规定“具有专业专长可以优先移民”，实际上是为高级科技人才和熟练专业人才提供移居美国的途径。最近，美国又通过一项法案，在未来两年半内，取消HIB非移民短期工作签证名额上限，以满足其国内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创造局部环境优势，反过来吸引发达国家的优秀人才。如韩国的一些大型科研所创造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吸引在美国留学的韩国人回国，成为学术带头人或研究所领导。新加坡为了吸引人才，在美国设立了人才招聘机构。我国目前创新能力薄弱与现有的人才状况是分不开的。第一，我国科技人才总量不足且流失严重。国际上通用科学家、工程师占人口的千分比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人力资源相对强度的重要指标。1992年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占总人口的千分比是0.4，而日本同期这一指标值是4.7，美国是3.8，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这一指标值为1.0，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各国为2.2。（注：周寄中《最后的抉择 科学技术与教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可见，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科技人才总量严重不足；同时，我国科技人才流失严重，主要表现为：大学生、研究生、访问学者以及进修人员出国学习、工作而未按时归国，各类专业人才到国内三资企业工作，高级科技人才脱离本专业工作下海经商。另据一项中科院上海分院各所博士生队伍的调查材料显示，上海分院博士生留所工作的仅为29.3%。其中生物领域的各研究所有95%以上的博士毕业生流向国外。（注：周寄中《最后的抉择科技学术与教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204页.）20年来，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各类创新型高级人才，其中出国留学的达27万人，但是学成回国的仅有1/3左右，2/3的人留在国外。“20年来，我们最大的资产流失，就是人才流失”。第二，现存的这支科技队伍配置不合理。由于研究与开发(R&D)是科技活动中的创新性、创造性活动，因而研究开发人员就成为科技人员中的骨干和核心部分。我国研究开发人员，按全时人员计，有31.7%分布在政府部门研究开发机构，38.0%在企业，21.2%在高校。这与美国研究开发人员75.4%在企业有很大差距。就是韩国的这一指标也达54.9%。”（注：周寄中《最后的抉择科技学术与教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企业缺少高科技人才，产品质量上不去，已成为制约我国企业经济发展的“瓶颈”。所以，为改变我国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多、企业人才少的状况，我国研究开发人员的资源配置还有待进一步优化。第三，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人才断层，使现有人才队伍老化十分严重，缺少承上启下的中青年科技骨干。因此，首先，要优化人才培养机制，为推进创新培养更多的人才。教育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应依据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确定教育培养规模，更新教材内容，调整专业设置。其次，要允许人才合理流动，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要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环境，不断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世界上最大、利润最高的制药公司，瑞士霍夫曼——拉罗什公司，为了在维生素上取得创新地位，曾从苏黎世以几倍于教授工资的待遇聘请几名维生素发明家来到其实验室工作。这个待遇高于当时企业所曾支付过的任何其他高薪，该公司最终取得了成功。当维生素所有专利权截止时，它拥有了近半数的世界维生素市场；再次，要善于吸引和凝聚人才，我们既要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重要作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热忱欢迎留居海外的科技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各种形式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如为了鼓励和吸引更多学有所成的留学人员创业报国，我国在上海、北京、西安等地相继成立了56家归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实践证明，这些创业园真正起到了“筑巢引凤”的作用。再如对公司的雇员实行股票奖励，让他们拥有一定的股票期权，会使雇员认识到自己的工作表现直接影响股票的价值，因此，为了使自己将来能获益更多，他们便会将自身利益与企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长远的激励机制，可见，股份奖励对于留住员工十分有效。
合理的分配制度，也是正确的科技政策所应包含的内容。1999年，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江泽民提出：“认真贯彻落实绩效优先、按劳分配和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使广大科技人员的收入符合其劳动创造的价值和贡献。”（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合理的分配制度，能极大程度地调动科技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能激发他们不断地进行科技创新。如在开发区，允许科技人员以科研成果、知识、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个人的收入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个人的贡献直接挂钩，对那些在技术创新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还给予特别的物质奖励，在同一个区内，个人年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可相差5倍，月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差别可达20倍。这些分配机制调动了其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新积极性，促成了开发区的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推动了开发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此，要革新激励机制，建立有利于人才创新的分配制度，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企业要率先建立向技术及管理倾斜的分配制度，以激励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同时，要充分运用科技奖励制度，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潜能。
最后，正确的科技政策还包括要加强政府对创新的引导，如：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大政府对科研与开发的投入，加大政府对人力资源的投资等。科研与开发的投入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国际上，通常以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R&D/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投入规模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战后韩国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在60年代、70年代都只在0.2%-0.7%之间。80年代开始，韩国的这一比例就迅速上升，1985年达到1.58%，现在已经突破2.0%。（注：周寄中《最后的抉择科技学术与教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正因为如此，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经济的恢复能更为迅速。美国R&D/GDP，1980年为2.3%，1996年为2.5%；（注：《世界问题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我国R&D/GDP，1991年为0.72%，1992年为0.71%，1993年为0.62%，1994、1995年均为0.5%，呈逐年下降趋势，不仅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即使与中欧、东欧国家(1.7%)及亚洲新兴工业国家(1.6%)相比，（注：车文《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成就、问题与对策》（载《资料通讯》1997年第12期，第5页）.）差距也很大，投入比例偏低，势必制约着我国的科技创新。因此，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引导，形成有利于创新的舆论导向，努力营造有利于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优越环境。
四、优化创新的教育环境——在全社会推行创新教育
“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注：江泽民《论科技学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教育不仅是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基础工程，教育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持续动力和能源基础。
美国布法罗大学开设了指导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实验课程，曾对330名学生进行观察和科学研究：刚刚听完一学期实验课程，并用创造性方法解决问题的学生和那些没有受过这方面教育的学生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受过创新教育的学生在产生有效的创见方面与没有受过创新教育的学生相比，平均提高94%。（注：李毅红等编著《创造力的培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创新教育作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顺应了世界发展的趋势。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不断调整自己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目标，把创新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日本在1985年教育改革的审议报告中明确提出：“展望未来21世纪，为使我国成为具有创造性、充满活力的国家”的教育改革目标，培养的学生应该是“面向21世纪，能够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所必须的素质和能力，就是指创造性、独立性思考、有主见和进行各种活动的能力”。并在1987年的终结报告中再次重申：“面向21世纪的时代，在艺术、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都需要‘丰富的创造力’。因此，必须以‘宽广的心胸’和‘强健的体魄’这身心两方面的健康为基础，在坚韧顽强的生命力中培养这种能力。”（注：李毅红等编著《创造力的培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确实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级各类学校发展很快，为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国的传统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模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同国外学生相比，我国学生创造性思维相对欠缺，知识面相对狭窄，一些人离开学校以后，继续学习知识的欲望和能力不强，传统教育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个性的培养。因此，必须深化教育改革。
首先，应尽快转变教育观念，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实施素质教育，就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创造热情以及创新精神，以造成大量的高素质、多功能、复合性、创新型科技人才。第二，应改革教育内容，改变教育与经济、科技相脱节的状况，在实践中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加大科技含量，促进教育和经济、科技的密切结合。美国的“硅谷”、“北卡三角园区”，日本“筑波科学园”、英国“剑桥工业园”、“德国科技园”，以及我国北京的“电子一条街”，全世界有影响的300多个高新技术产业区就有200多个是依靠高校建立起来的，这种产、学、研的结合方式，有利于促使科学向技术、技术向产业的转化，大大缩短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周期，加速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第三，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诸形式中，应充分重视家庭教育，尤其是家庭早期教育。日本心理学家木村久一在《早期教育和天才》一书中曾写道：“天才和英才，不管是靠外力还是靠自己的力量，都要通过早期教育才能产生。早期教育会使生下来具有很高天赋的孩子成为伟大的天才人物。即使具有普通能力的孩子，也有可能成为一般人认为的天才和英才。”（注：《科技人才素质结构》（化学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在家庭早期教育中，要从小给孩子们造成一种活跃的气氛，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独立的思考能力、灵活的思维能力和丰富的相象能力；要注意从小培养孩子们各种好的习惯，一个好的习惯会使孩子终生受益。第四，应构造“终身教育”体系，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教育制度，学校要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发挥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技术培训教育等多种功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要加强相互间的衔接与沟通，为学习者提供多种多次受教育的机会。第五，改变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重理工、轻人文”的偏向，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华中理工大学曾对全国部分理工科大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从收回的4500份有效答卷看，我国理工科大学生不只是文学、艺术知识欠缺，对中国及世界历史和文化遗产知之甚少，中国古代哲学知识几乎是空白。当然，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教育很重要，但若不对他们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尤其是缺少了民族文化的教育，将来的人才就没有凝聚力，若一个国家不能凝聚人才，那么即使培养出许多人才来，也会在此快速流动的时代里很快流失；另外，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就是要让学生学会关注人、重视人、尊重人，要学会与他人合作，要有自信心、进取心和社会责任感，这些都是科技创新所必不可少的素质。爱因斯坦说过：“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注：江泽民《论科技学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这里的“和谐的人”就是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的人。
总之，在信息经济时代，要想使中国的科技水平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使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个制高点，就必须多管齐下，为科技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正如尤卮特所说的那样：“无人或组织能事先预言别人头脑中产生出什么，也无人能强制人们产生出新的想法。他们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创造性的努力提供有利的环境。（注：李毅红等编著《创造力的培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