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成长阶段与社会改革——李培林研究员在2009年中国经济学家论坛的讲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讲演论文,经济学家论文,研究员论文,中国论文,年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刚刚过去。如果以2000年为新世纪的元年，那么，我们已经走过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同时也是我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影响的一年。我国快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有效地抵御和化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8％以上，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4％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100多万人，就业形势的紧张得到控制；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快速推进；粮食生产再创历史新高，实现近40年来首次连续6年增产。但是，收入差距问题依然突出，扩大内需受到限制；就业问题依然严峻，实际失业率偏高；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社会矛盾增多。
然而，从经济复苏、就业恢复、消费增长、物价稳定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来看，我国将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而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居民消费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开始进入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成长阶段。
所谓新成长阶段，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重新进入8％以上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另一方面意味着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推动力，与过去相比将发生明显变化，将更加依赖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内消费增长。这个新成长阶段呈现的一些新特征，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一、中国进入新成长阶段
新成长阶段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大众消费阶段的到来。
大众消费阶段过去认为是很遥远的事，但实际上已经到来了。我国人均GDP以美元计算，从1980年到2000年用了20年的时间，从300多美元增加到800多美元，但从2003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人均GDP增长加速，2006年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2008年达到3300多美元，提前12年实现了我们本来到2020年的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估计到2010年底，我国人均GDP可以超过4000美元。
这种跳跃性的发展，与三个因素关系密切，这就是经济高速增长、人口净增长人数减少和人民币升值。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在持续下降，食品消费占整个城镇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实际上已经下降到接近30％，因为我们对住房的支出一直低估。各国的经验都表明，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左右，意味着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在这个阶段，住房、汽车等大额消费品开始进入千家万户，教育、医疗、旅游、通讯等新型消费成为增长较快的消费热点。这个大众消费的阶段到了，但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到来准备不足、研究不够，我们对大众消费缺乏应有的信心。
新成长阶段的第二个特征是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到中期加速阶段。
这个阶段与消费增长也有紧密联系，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消费处于饱和状态，很难刺激消费。但我们不同，我们的结构转变有很大的弹性，消费增长有很大的潜力。根据国际经验，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下降到5％以下，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者比重下降到30％以下，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从我国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这三大结构来看，都进入到结构转换阶段。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将下降到10％以下，到2015年将下降到6％左右；在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者的比重2010年将下降到38％以下，2015年将下降到33％左右；在城乡结构中，2010年以城镇常住人口代表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8％左右，2012年或2013年将超过50％的结构转换临界点，2015年将达到53％左右。这些指标表明，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转换。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城市化慢于工业化，社会结构的转变滞后于经济结构的转变。比如，农民工是工人的职业、农民的身份，城市的工作、农村的消费。
新成长阶段的第三个特征是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带来两个结果：一是人口的老龄化，大概从2015-2016年开始，整个社会抚养比就会因为老年抚养系数的快速增加而从下降转为上升，这个趋势迫使我们要迅速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养老保障体系；二是低成本的劳动时代要逐步地走向终结，劳动年龄人口的停止增长和出现下降，将迫使劳动的市场工资提高，迫使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品牌，从人口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更多依靠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来保持我们的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是必然做出的选择。这两个结果都与扩大消费有关，前者有利于稳定消费预期，后者有利于提高消费能力。
二、迎接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们常常说有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和消费。就出口来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出口已经连续十几个月同比负增长20％多，最近刚刚止跌回升。大家预期，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的情况下，我国在危机后也不太可能再恢复到外贸依存度60％的状况，况且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出口导向型的小经济体有很大不同，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进出口贸易是有很大风险的，也是难以持续和很不稳定的。我们大量出口挣回外汇再去买美元国债，美国开动印钞机造成美元贬值从而稀释债务。在一些学者看来，扩大国内消费固然是好事，但扩大消费要有一个过程，在短期内很难靠消费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所以还是把眼光主要放在投资上。而且一般认为，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是中国的国情，也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法宝。所以，转变发展方式，更多的还是如何改变投资的结构和提高投资的效益。这个假定实际上意味着，过去30年主要靠投资，今后30年继续发展还是要靠投资，无非是要改变投资的结构而已。这样讲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
我们先来看看“短期内很难靠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这个假定。这个假定初看是有道理的，但细琢磨还是有问题的。首先，这个假定是建立在过去发展的经验基础上，在过去出现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情况下，我们总是用财政和投资扩张的办法来刺激经济；依靠扩大消费来实现刺激经济，还从来没有过。不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愿望，而是从未实现过这样的结果。而靠高投资来刺激经济，危机后的结果总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库存增加、投资效益下降甚至引发通货膨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过去之后，这些老问题很难说不会卷土重来。
我们要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新的未来，即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过去所习惯了的老做法，在未来30年的增长过程中也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为什么大家对消费没有信心呢？消费在短期内受到收入的约束，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而且有可能改变。现在网上的民众总是议论经济“被增长”、收入“被提高”，意思是统计的数据与他们的感觉有较大的差距。民众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是，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比如1992-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69％下降到53％，与此同时，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2％上升到23％，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上升到24％。为什么现在消费不振呢？从统计上看并不是国家没有钱。1994年到2008年，我国税收总量从5000多亿元增加到5.4万亿元，年均增长18％，远远高于GDP的增长；老百姓似乎也不是没有钱，1994年到2009年3月，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从两万多亿元增加到24.1万亿元，也是年均增长18％。这么多的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消费？1985年到2008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也就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竟然从52％下降到35.4％，这在国际上都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更不用说远远低于美国的70％和日本的65％。美国3亿人一年消费10万多亿美元商品，我们13亿人一年消费10万多亿美元，消费市场的差别是很大的。
消费不振的根源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在消费方面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实际上是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这3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是我们的最大成就，而出现的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问题。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增长曲线，几乎和GDP的增长曲线差不太多，一路高扬。在现代化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30多年中把基尼系数从0.2多增加到0.5左右，没有一个国家以这么快的速度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我国整体收入差距的近60％是可以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来解释的，这是收入差距里边最大的问题。近些年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到2008年出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几乎持平的情况，这是十几年来没有过的。但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影响到农民整体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和增长速度之比都再次扩大。大量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劳动力，是我国改变农民收入情况和提高国家整体消费能力的重要渠道，而农民消费能力的改善，是提高整体消费能力的决定性因素。
消费的结构与社会分层结构也密切相关。大众消费阶段到来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结构要从金字塔型转变成橄榄型。从理论上讲，一个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要依靠中产阶级增长。当然“中产阶级”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经济学家多从收入和财产来定义“中产阶级”，社会学家比较注重职业这个指标，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占整个产业结构的绝大多数比例，白领职业阶层在整个劳动从业人员里占了多数，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才有可能有较大的比例。根据我们的研究，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三项指标来定义“中产阶级”，那么到2006年，我国“中产阶级”在全国职业人口中占12％，在城市职业人口中占25％左右。当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中产阶级”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都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
家庭消费率，也就是家庭消费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是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递减的，这个规律在我国非常明显。根据我们在2008年进行的全国社会状况抽样调查，家庭消费率随收入增加而递减的趋势非常明显。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消费率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消费率越低，而且消费率的差异很大。这就意味着，全社会增长的收入，如何分配与消费联系很密切。为了扩大消费，在国民收入中，要增加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而在居民收入中，要更多地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所占的比重。要防止出现有钱的人消费饱和、需要消费的人没有钱的情况。
三、以社会变革破除制约消费的瓶颈
根据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对我国一般家庭来说，影响日常消费主要有三个因素，这就是教育、医疗和住房支出。特别是教育和医疗，都呈现出中低收入家庭教育和医疗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例大大高于高收入家庭的情况。只有住房的情况例外，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住房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也就越高。
这说明，对于很多高收入家庭来说，住房的投入已经从生活消费转变成财产性收入的投资，但这种脱离消费和建立在快速升值预期上的住房投资，很容易形成资产泡沫。而中低收入家庭过高的教育和医疗消费比例以及大额消费预期，限制了这些家庭的日常消费和即期消费，在各种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中，子女教育和医疗支出也往往排在储蓄目的的前两位。
老百姓的储蓄倾向是有其合理计算的，存钱是为了规避家庭未来消费的风险。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即认为美国是信贷消费文化，借下辈人的钱用来供这辈人花，而我们是储蓄积累文化，这辈人存钱供下辈人花。
要改变民众的消费行为，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相关制度，也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首先，要建立劳动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要按照企业利润的增长情况建立劳动工资的年度增长机制，同时按照经济增长情况和企业劳动工资增长情况，确定财政工资增长机制，否则，扩大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和扩大企业收入中劳动者收入比重就都是空话，以收入增长为基础的扩大消费也是空话。其次，要调节收入分配的结构，要运用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杠杆来调节收入分配，让增加的收入更多地流向需要消费的中低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支撑大众消费的中等收入群体。第三，要更有效、更普惠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稳定民众对未来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的消费预期。
扩大居民消费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与很多社会体制的问题密切联系。从政治方面看，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从社会方面来看，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引起一些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造成群众的普遍不满；从经济方面看，收入差距过大对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形成抑制，对消费的普遍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使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邓小平同志在1993年就告诫：“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式、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如果说“十二五”规划期间有什么问题需要重点和突出地加以解决，恐怕收入分配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为此，在我国发展的新成长阶段，要重点解决好与此相关联的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切实而急迫的要求。所谓转变发展方式，一是要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到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未来30年的经济增长必须以国内消费为基础支撑；二是要从经济增长低成本的量的扩张转变到增加技术含量的质的提高，从“中国制造”转变到“中国品牌”，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三是从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转变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发展，从主要依靠工业推动转变到更多地依靠现代服务业的推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二是重点解决好理顺收入分配秩序的问题。
要把调整收入分配作为扩大内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战略措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既要理顺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和资本收益的比例关系，理顺国家、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关系，更要发挥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杠杆在再分配中的调整作用，大力推进慈善事业等三次分配的发展。要拿出一定的财力，本着负责任的态度，集中解决一批因企业改制、集资、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移民、环境污染等原因产生的历史欠债问题，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是全面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了，虽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其他领域也都进行了改革，但主要的改革路径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但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要求各方面的体制继续进行适应这种巨大变迁的改革，改革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全面改革。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要进行涉及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乡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事业单位运行、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深化，将成为中国新成长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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