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及其当代走向_黑格尔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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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3)11-0011-06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在与“社会哲学”分立的意义上定位马克思的“历史哲 学”。相反,我们认为,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解应当是广义的,它不仅涉及对人类社 会“历史”规律的认识,还包括对人类社会“现实”的关注,它的旨趣不仅在于提供历 史认识的方法和历史发展前景的理想图式,还在于提供社会改革的方案和人类解放的现 实途径。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很难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之间划出一条 明晰的界限,即或勉强划出这样的界限,也难以看出这种划分有多少实际的价值。如国 内多数学者认可的那样,把科学的实践观作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区别于以往历史哲学的 分水岭,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奠基 之作,那就应当承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 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名言,也正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点睛之笔。

讨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便是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当代美 国学者威廉姆·肖在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这几个术语在使用上是同义的。这样说或许有些偏颇, 譬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内容上是否完全重合便可存疑,但二者大体重 合,或者说相同处大于相异处,当是可以断定的。按《历史哲学导论》一书的作者、英 国著名学者沃尔什的考察,历史哲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第一次得到承认应以1784年赫 德尔的《哲学的人类历史观念》第一部分公开出版为标志,其基本特征是“把历史过程 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在赫德尔等人的眼中,“尽管历史呈现出许多明显的不规则和 不连贯,它却可以被看作是形成为体现出一种全面计划的整体”。[1](P4)以此标准衡 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毫无疑义就是一种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诸如社会结 构、社会规律、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趋势、人类解放道路等问题的分析,无不体现 了“把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追求,并达到了这一追求在当时的最高成就。 何况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基本内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也将无处可寻。

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历史唯物主义纳入一般历史哲学的框架。因为第一,与其 他历史哲学家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刻意寻求对人类历史的终极解释,也不刻意追 求自身体系的建构,而历史哲学一向被认为是体系性极强的学问;第二,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大尺度空间内考察自原始社会以来的人类历史,其着眼点并不在于发掘“各个时期 ”的历史之迷,而在于更深刻地研究他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一个”社会,即近代资本主 义的市民社会。也就是说,是为了从历史角度阐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 必要性与必然性。尤其是后一点,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分水 岭。

沃尔什曾以批判的口吻点评从赫德尔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说这种“形而上学的思辨 ”要达到的目的是:“如果我们一旦掌握了它,就既会阐明各种事件的详细过程,又会 使我们把历史进程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看作是满足理性的”。[1](P167)需要说明的是 ,沃尔什的这一评判其实也把马克思包括了进来,因为在他对历史哲学家的分类中,马 克思也是被列入“思辨的或者说形而上学的”那个行列的,他甚至称“可以把马克思的 历史哲学说成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个修订版”。[1](P169)但我们知道,马克思历史 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恰恰在于反对用理性统摄历史,马克思也从来不追求沃尔什所说的 那种“一经发现”就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能够“阐明各种事件的详细过程”的答案, 而是强调这些答案最终要由实践的发展和现实的历史条件给出。即使对寄托着自己全部 希望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态度也是:“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 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P87)可以说,这一立场鲜明地 反映出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独创性质。

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特质相联系,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础,或者说马克思通往自己的 历史哲学的方法和路径也值得关注。这个问题讨论的是:马克思建立自己的历史哲学是 通过思辨的方法还是实证的方法?是主要借助于对历史文本的研究考证,还是主要依赖 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分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们今天对待马克思历史哲学的 态度。毫无疑问,历史哲学离不开对历史事件、历史资料、历史文献、历史著作的研究 和考证。在最一般意义上,历史哲学无非是在了解和确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把编年史 的记录提升到哲学理性层面,寻求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某种规律,对历史事实赋予这样或 那样的意义。用沃尔什的话说就是达到对过去事件之“有意义的”而非仅仅是“朴素的 ”记录,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也不例外。

在这个问题上,威廉姆·肖的看法是:从根本上说,人们应当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当作一种以经验为根据的科学理论来对待”,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重点主要不在于对历史 知识的解释图式,而在于“马克思关于历史变革的、基础性的一般结构模式,以及推动 历史统一和历史前进的因素”,[3](P2)这也就是“被马克思理解为构成历史变革和进 化基础的经济原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3](P4)有理由认为,威廉 姆这一看法对于理解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础不无启发。

首先必须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关注并致力于历史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 理论成果。马克思明确说过,他在大学时期最感兴趣的第一是哲学,第二就是历史。18 43年初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移居克罗茨纳赫后,曾用大量时间对德、英、法、美、瑞 典等国家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阅读了马基雅弗里、卢梭、孟德斯鸠、兰克等人的 著作,写下了5大本历史学研究笔记即著名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晚年的马克思在研 究世界史方面更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为后人留下了4册共180万字的《历史学笔记》, 这部宏大的著作囊括了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的状况,时间跨度长达1700多年。恩格斯为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 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也是这方面的范例。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是他们创立和发展自己的 历史哲学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

但若综合考察马克思历史哲学产生的过程,似乎更有理由认定,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 其说是主要由研究历史资料、历史文献和历史学著作而得的,不如说是主要由研究经济 学,由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而得的,而这种研究和批判的根本原因,又应归 结为马克思对现实的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经济冲突的感受和洞察。例如我们知道:(1 )1843年马克思移居克罗茨纳赫的半年多时间里,除进行历史学研究外,还集中研究了 黑格尔的法哲学,这期间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也并非历史学方面的《克罗茨纳赫笔记》, 而是法哲学和历史哲学方面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面这部近20万字的著作被马克 思宣布为自己理论活动的真正起点。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包含着唯物史观从而也是 历史哲学经典表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 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 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2)这期间马克思对历史 问题进行了研究,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一般地创立历史本体论或历史认识论以构造历 史哲学的体系,而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社会变革的实际问题,例如《克罗茨纳赫笔记》中 有关国家形式和国家观念的历史考察,就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直接 相关。[4](P368)

在历史观的研究方面,马克思晚年最大的成果之一便是肯定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只是“ 单线”的,它也可以是“多线”的,世界各国并非一定要重复西欧所走过的路。以这种 历史认识为基础,马克思才提出了俄国革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那个著 名论断。而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历史问题的探讨,从根本上说也是服务于对历史发展“多 线论”的研究,服务于对当时的社会革命和工人解放道路的探索,例如他在《历史学笔 记》中对日耳曼民族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跳跃发展的考察,与其对东方民族革命道路 的思考显然不无关系。[5](P114)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既是一部 严谨的史学著作,又是一部“以经验为根据”的“现代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列宁)。 至于《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在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地位更是不言而喻的。

可见,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础,与从赫德尔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基础有很大不同: 从赫德尔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是朝着非经验的或反经验的方向进行的,马克思的历史 哲学虽然包含着思辨的成分——这是完全必要的——却更看重现实的经验和资料的分析 ,并集中于只用一个办法即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上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马克思和他同时代的孔德一样也高举着“拒斥形而上学”旗帜,他甚至称自己所创立的 新哲学才是“真正实证的科学”,不同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把对历史的解释局限在经验 、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内,马克思则在“拒斥形而上学”后把目光投向了“自己 时代的现实世界”。沃尔什也评价说,马克思历史哲学“那压倒一切的兴趣乃是实践的 ,他需要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为了它那思辨的内容,倒远不如说是……想要从当代历史 事件的荆棘之中寻找他的出路”。[1](P169)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论和历史认识论,以经 济生活为主线的社会规律论和发展动力论,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历史价值论和共产主义 学说,等等。这些贡献不仅有独特的理论价值,更有其直接的实践品格。稍加分析和回 顾就应当承认,无论是东方民族还是西方工业国家,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和社 会发展无不打着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烙印,所异者仅仅是变革发展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 而已。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纯粹”历史哲学领域内备受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人类历史 进程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还是遵循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谈谈马克思历史哲学 的贡献,其核心可以概括为:马克思提出了一种辩证的、科学的历史决定论。

考察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从维柯到康德再到黑格尔,关注的重心大都放在了如何解 释个体活动的自由性、自觉性与社会演进的必然性、规律性之间的矛盾上,此可谓抓住 了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根本。他们都看到了,历史进程中每个人之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 所得到的却往往是谁也不曾料想到的结果。为摆脱这种个人“自由”与历史“必然”冲 突的困惑,诠释人类历史是否存在着“自由”规律,以及这种“自由”规律何以可能和 何以实现,他们提出了种种学说。维科肯定“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创造世 界的人类应当能够认识自己的创造物,能够认识的东西自然也是有规律的东西,只不过 ,历史的规律理应到神学之外去寻找。[6](P135)康德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体现了“自 然的狡计”:历史活动中众多个别的、利己的动机相互作用、彼此抵消,最终达到的是 超出任何个别目的之上的普遍目的,而这正是“自然的狡计”的安排,自然运用的、能 够促进人类所有禀赋充分发展的手段,就是社会的对抗,而对抗,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合 乎规律的秩序的原因。黑格尔则用“理性的狡计”取代了康德“自然的狡计”,在黑格 尔看来,作为支配历史进程的“自由观念”与作为人们活动动机的“人类热情”是世界 历史的经纬线,其中“热情”是“观念”(理性)实现自身的“手段和工具”,等等。这 些看法虽然对上述历史哲学问题的解决不无启示,特别是黑格尔作为辩证法大师,他的 论述涉及了历史进程中的自由与必然、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个人活动的自主性与 社会制约性等多重关系,但“理性的狡计”论从总体上看毕竟是非科学的。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在于:一方面,如同马克思多次表述过的那样 ,人类社会作为“自然历史过程”,其构成要素和发展历程客观上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归根到底受着经济必然性的支配。另一方面,马克思又通过对黑格尔历史哲学和费尔巴 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明确肯定了人在历史中真实的主体地位,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 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 活动而已。与自然界不同,历史进程处处显现着人的活动、人的利益,跃动着人的自由 、人的激情,历史规律归根结底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正是在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 ,人对历史之能动的选择性与历史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性实现了辩证的统一。这就是 马克思贡献给历史哲学的辩证的、科学的历史决定论,它的价值和生命力,已经为包括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内的正反两个方面实践的一再确认。

毫无疑问,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这种变化一方面取决于今日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历史学、哲学等相 关学科发展的新动向新形态。与此相联系,考察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当代走向时,不仅应 当关注它的“实然态”即正在做什么,还应当关注它的“应然态”即应该做什么。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马克思历史哲学在“体系创新”方面的走向。但恰恰在这方面,人 们似乎很难概括出某个得到广泛认同的、有普遍说服力的新成果。不言而喻,随着资本 主义社会在当代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在上世纪末所遭受的严重挫折,马克思 的历史哲学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考验。面对这一情形,国外学者的态度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是致力于重新发掘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真义,力图说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原本就 包含着可以理解当代社会的方法,只不过后人的了解或解释出现了偏差。这方面的代表 人物可以举出伦敦大学教授G.A.柯亨,他在其成名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 封面上就标明,该书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个辩护”。另一种态度是致力于寻找马 克思历史哲学中的不足或过时之处,力图通过“修正”或“补充”使其获得与当代社会 相合拍的新形态。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理论家哈贝马斯,他关 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在哲学、政治学等领域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当然还存在 第三种即彻底否定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态度,只不过这种态度一向就有,可不予置评。至 于国内学术界这些年来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态度,主导的声音可概括为“走近马克思” 或“回到马克思”,体系上“创新”的声音至少是叫得不响。此外,国内哲学界似乎也 少有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对历史和历史学有浓厚的兴趣,作过艰苦细致的研究。

但这样说并非意味着“体系创新”方面是个空白。第一,虽然明确主张要在整体建构 上开马克思历史哲学先河者不多,但致力于重新“解读”马克思相关文本者却并不少见 ,而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种“解读”多数情况下其实也就是对马克思历史哲学传 统的反思,譬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思辨的还是批判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主张 “经济原因对于理解一切历史局势乃是最根本的”(沃尔什),还是包括意识形态和主体 交往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是强调历史进程的客观决定性,还是更重视主体对历 史进程的选择作用;等等。显而易见,这些反思通常都带有某种整体性或“体系”性特 征。第二,这些年来学界对诸如历史本体、历史知识、历史认识、历史语言、历史价值 、历史动力、历史规律等方面的探讨,也都有所进展或深化,取得了一些成果。不难理 解,这些成果即便能够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文本中找到根据(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 ,但其侧重点、针对性和知识形态等方面,与一百多年前显然有很大不同,并非仅仅是 对马克思历史哲学体系的简单发掘和承继。第三,如同沃尔什所说,自从马克思以来, 历史理论研究的重点便从以往的政治史和军事史转移到了经济史和社会史,主要的历史 “剧中人”也不再是政治人物,而是科学家、发明家和普通人了。而我们知道,马克思 开创的这一传统在当代加倍受到重视,研究的成果也颇丰,其中包括国内学者对马克思 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考证。第四,当代西方学者中,一些人致力于应用社会交往理论(如 哈贝马斯)、符号学(如让·鲍德里亚)、语言分析(如G.A.柯亨)等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 “重建”或“重写”,他们的成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认可还有待讨论和检验,但这 方面的努力对于马克思历史哲学体系的创新并非没有价值,当是可以肯定的。

与“体系创新”相比,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或许更有价值,给人们 的印象也更为深刻。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理论界讨论的诸多问题都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有关:历史决定论,历史选择论,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社会 转型理论,小康社会理论,等等。这方面的讨论及其成果,是我们考察马克思历史哲学 的当代走向时应特别予以关注的。

首先,这些问题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的。譬如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 期围绕历史选择论展开的讨论,固然与西方主体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涌入有关,但更与中 国改革开放的全新课题和对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有关,后者极大地凸现了历史主体能 动性的一面,挑战了那种仅仅把社会发展视为“自然历史过程”的看法。有理由认为, 正是这样一种实践氛围,才真正激起了理论界讨论相关问题的兴趣,并从中发掘了马克 思历史哲学的“双向视角”:以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为基础,既从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方 面来考察自然、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又从主体的选择活动方面来考察人对历史的能动 作用。这一探讨不仅深化了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认识,更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需 要,推动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近年对“世界历史”理论的讨论也是如 此。作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理论之所以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 受到非同寻常的关注并取得了重大进展,根本原因也在于:世界历史进程急速发展,全 球经济政治秩序对单个国家的影响空前深化,我国面临世界历史进程的挑战、机遇、对 策等当今实践的新需要。

不过,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只是“浅薄”或“近视”地盯着现实,它 也是理论思维的典范。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对它的研究和判断会走入歧途的。马克思历 史哲学的科学性正在于:它用哲学的观点,用历史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现实,又从现实 中寻求规律性认识用以解释历史和指导实践。这也意味着,严肃的有深度的包括体系追 求在内的理论探讨,依然是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所必须的。

其次,新时期对马克思历史哲学具体问题的研究,有不少是和相邻学科融合的结果, 而这种融合本身就是马克思历史哲学在当今的一个重要走向。当我们列举时下热门的、 成果迭出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社会转型理论等来印证马克思历史哲学在当 代研究的走向时,人们或许会质疑这些属不属于历史哲学范畴。这的确是个问题。以社 会发展理论为例,不仅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在研究,而且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 会学等也都在研究,因此至少可以说它们不是“纯粹”的历史哲学理论。但现实地看, 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融合的时代里,又有多少研讨的内容能够划归某一“纯粹”学科呢 ?本文开头就已表明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解应当是广义的,尤其不可与马克思的社会 哲学截然分开,否则在当今的条件下,无异于自我封闭发展之门。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沃尔什说历史学家研究过去,是因为这种研究会阐明 现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要想作为“当代史”出现,阐明和解决当代问题,需要比以往 任何时代都更加注意借鉴当代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在某些课题上甚至不惜“隐身” 融入其他学科的研究之中,作为一种方法论发挥自己的作用,否则很难得到社会认同。 这一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部分的研究。曾有人提醒,1992年以来哲学在国内 现实理论生存中出现了“边缘化”状态,值得我们注意。但能否说,这种“边缘化”的 状况除了哲学作为“显学”地位的合理回落之外 ,也与我们自己把哲学理论“纯粹”化 ,缺少了面向实际的融合意识和开拓精神有关呢 ?

由邓小平同志提出并作为我党实践纲领的“小康社会”理论,是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理 论的一个突出贡献,也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理论在当代的重要发展。首先,小康社会理论 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理想图式,这一点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乃 至一般历史哲学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历史哲学之所以 是哲学而不只是历史学,就在于它对历史发展的思考有“至上性”的一面,其中包含着 对理想社会(或合理化社会)状态的描述和向往。而我们知道,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最大成 果之一,正在于它向当时的工人阶级推导和描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

其次,小康社会理论完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直接的实践价值,并已经化作 了亿万中国人民的行动,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历史 哲学创立之初就明确指出,与由黑格尔集大成的“德国哲学”不同,他们的哲学不是“ 从天国降到人间”而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即“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想象 出来的人出发……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P73)小康社会理论的出发 点也完全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条件。

第三,也是应当特别指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标志,小康 社会理论蕴含着中国优秀文化的传统,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如吴江所说,马克思 生前最后几年都在致力于研究世界史,但他没有机会接触卷帙浩瀚的中国史学,如果马 克思能够接触中国史学,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容一定要比现有的丰富得多。这 个工作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做,就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扎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 的土壤之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方面,小康社会理论如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社会理论一样,都是将马克思历史哲学中国化的光辉范例,对马克思历史哲学今后的走 向有着不容置疑的导引作用。

收稿日期:200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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