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的阶段划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教育论文,思想史论文,当代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关于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尚很薄弱，国内少有的有关几本著作虽然作了有益探讨，令人耳目一新，但他们大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阶段划分为依据，使人觉得难以反映这一专史的自身特点。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教育主张应是当代中国教育思想的主体。而毛泽东、邓小平作为新中国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教育主张往往又对党和国家的教育思想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的阶段划分，应以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教育思想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教育主张或方针、政策的提出为界标。据此，笔者将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分为五个阶段。各阶段的划分理由及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这一时期新中国的教育主导思想是改革旧教育，树立“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思想，使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居统治地位。
在旧中国，旧教育主要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工农大众及其子女很少有受教育机会，且严重脱离生产实际。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并决定“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在此思想指导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在教育战线上主要进行了收回教育主权、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制改革等工作。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新学制。国家相继召开了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工农业余教育、民族教育等专门会议，分别制订和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专科学校、中学、小学、幼儿园、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以及《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草案）、《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等，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为了“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各级各类学校为工农子女敞开大门，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以便在较短时间内把工农干部培养成知识分子。同时，国家新设一批建设急需的工科院校、师范院校和民族学校等，从而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在教育界的主导地位，开始从根本上改变旧教育的弊病。
第二阶段，从1953年初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起，到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前。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教育思想是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领域的改革。同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开始萌芽。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根据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确定的教改方针，1952年秋率先在高等学校根据苏联经验展开的教学改革，这时扩大到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办学模式，采用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等。这次学习苏联经验对提高我国教育质量、确立社会主义教育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照抄照搬现象，造成一些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迷信外国经验，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他们也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道路，初步提出了一些中国式社会主义教育思想。譬如，毛泽东提出，教育工作不要脱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展规模要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总任务相适应；“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大有作为；“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等等。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则提出了教育工作要贯彻“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要“培养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各种建设人才”、逐步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等，并认为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基本队伍已成劳动人民一部分”。总之，这一时期是通过学习苏联经验，新中国教育思想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其中既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输入，也有中国式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滋长。
关于这种阶段划分，前教育部长杨秀峰曾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回顾建国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教育工作主要是学习苏联的经验。1957年，毛主席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规定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此，我国的教育揭开了新的一页。”[1]
第三阶段，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起，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条标准前。这一时期，新中国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6年，国际上出现了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件和“波匈事件”，帝国主义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恶浪；国内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等现象。它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真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教育方面，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规定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教育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服务，为建设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随后，党和国家还提出了“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实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办法；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改革旧教育制度，使青年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努力“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等思想，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高等学校、全日制中学、小学暂行工作条例，使中国式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但是，由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有误，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不准确，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大多属于资产阶级，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政治的重要性，致使“左”的思想倾向日益严重，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第四阶段，从1964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起，到1976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文章《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前。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的主导思想是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进行更深刻的所谓“教育大革命。”
1964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反修防修、培养革命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提出了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7月14日，《人民日报》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将五条标准公之于世。据薄一波回忆，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立即从两个方面采取了措施：一是大胆提拔新生力量到各级领导岗位；二是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革”[2]。“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当时在教育改革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改进招生工作，更加强调政治标准，并招收一定数量的优秀知识青年、退伍士兵、在职干部入学。第二，增设政治理论课，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第三，让青年学生参加‘四清’运动，在实际斗争中进行锻炼。……第四，组织学生到部队参加军事训练。”“除了以上措施以外，当时还提出要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3]。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的发表，使当代中国教育的指导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中，“文革”前两年是围绕这一指导思想提出种种主张；“文革”中十年则是贯彻落实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并把它推向极端。
“文革”前两年，毛泽东提出了革命接班人要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的大风浪里锻炼成长；学校要把阶级斗争作为学生的一门主课；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等主张。“文革”中，他又进一步提出要由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领导、管理学校；文科学校要以社会为工厂、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等思想，成为他“文革”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林彪、“四人帮”乘机作乱，推波助澜，公开否定“文革”前17年的教育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队伍的大多数以及17年间培养的学生大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否定一切传统的或苏联的教育经验；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鼓励“白卷英雄”，声称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反潮流”的人物等等，使极“左”思潮严重泛滥开来，给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
针对毛泽东、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主张，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进行了顽强抗争。周恩来指出：“文革”前17年，“毛主席的红线还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毛泽东也曾指出：估计17年教育不要过分。邓小平则提出：我们还是要办教育的；要选数理化好的高中生直接上科技大学；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等。他曾尖锐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的水平拖住了”；“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这就为“文革”后拨乱反正、实行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第五阶段，从1976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文章《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到今天。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的主导思想是：在邓小平为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指引下，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它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初步形成时期。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11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文章《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揭发批判1975年1月8日张春桥抛出的“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谬论，开始了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之后，在纠正“左”的错误和发展新时期国家教育事业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教育主张，如：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在教育；经济发展要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包括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安定团结、坚决反对动乱，经常进行理想和纪律教育，要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要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调整投资比例，大力增加教育经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战略眼光认真抓教育；要为教育事业多做实事等等。总之，“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今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在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正确教育思想指导下，结合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又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新时期要求的教育主张，如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要适度，着重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重点建设好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积极发展多形式、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优化教育结构，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比例更加合理；加快教育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办学，逐步形成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参与办学的新体制；提倡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加强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支持等等。这就使新时期的教育思想更加丰富。
回顾40多年来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式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来源于老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旧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马列关于教育的主张、其它国家的教育思想以及新中国的教育实践等。毛泽东、邓小平等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其中科学的有用的东西，创造性地提出并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它来自不易，我们曾为之付出过沉重代价。它还不尽善尽美，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还有待我们不断去丰富、去发展，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的教育实践，使教育事业为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愿我们的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研究也能为之尽一份力量。
注释：
[1]杨秀峰：《教育事业要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载教育部办公厅编《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6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页。
[2][3][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1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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