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与互动：解构理论与女性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理论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3-0115-07
一
近3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步入后工业时代，西方文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特征。众多以反叛权威、质疑科技理性与现代性，向传统思维模式与价值定势发起冲击的哲学话语与社会思潮纷纷兴起，在观念与实践上给予当代文论以深刻影响。重要的文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和生态主义等彼此声援，不仅以鲜明的政治与文化批判特色，共同促进了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纵深发展，亦以介入文学的独特视角，弥补了各自在思维方式乃至具体批评实践中的疏漏，达成了深刻的互动关系。
这一过程中，以法国的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与美国的希利斯·米勒等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哲学与文论思想，以对现存思维习惯、道德习俗与话语体系的解构，与反叛父权统治、与生俱来便具有颠覆特征的女性主义文论的精神价值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成为当代西方文论各流派之间互动互补的典型范例。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 Feminist Critical Revolution)中，对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契合背景作了文化学意义上的分析：“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亦较为准确地将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产生“巨大的亲和力”的内在原因，概括为“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2](p.4)。这一“傲慢而可疑的主张”，便是以统治与服从、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
20世纪堪称语言的世纪。从索绪尔、拉康、福柯以来的语言学发展中我们看到，语言与话语已抛却了传统意义上的工具角色，上升到具有本体的意义。既然历史文化是拉康所谓以语言为基础的“象征性的秩序”(simbolic order)，女性要获得在历史文化中的主体身份，首先要使自身从被描述、被界定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获得语言的权力。因此，女性话语权的获得成为建构女性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在这一方面，解构哲学给女性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罗兰·巴特的社会语言观和米歇尔·福柯的权力一话语学说，使女性主义学者得以将微观的语言研究与宏观的历史文化研究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记忆、情感与欲望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首先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进行了质疑与拆解，从哲学的高度启发女性主义学者透视女性“第二性”的表相背后的文化奥秘，由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而深入到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揭示男女这一最基本的二元对立形式与历史文化中的“性政治”之间的因果关系；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基本立场，亦启发女性主义学者颠覆传统文学观念、文学史与文本中固定僵化的女性形象及模式化的女性特征，重建新型的妇女形象与妇女传统，打破女性地位、命运与生理之间的本质主义联系，同时关注“女性”这一范畴内部的异质因素，反对对女性作抽象、恒定、超越历史与语境的限定，强调不同时代、种族、信仰、生活方式、性爱倾向、地域环境等造成的女性文化身份的多元指向。
二
19世纪后期，法国象征派诗人兰波便指出：不是诗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诗人。他对语言本体意义的预言在20世纪变成了现实。在文论领域，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到解构主义，虽然具体理论大相径庭，但理论家们对语言中心地位的强调却无疑有着惊人的一致。
1968年“五月风暴”的爆发，使法国知识界对结构主义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情绪。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崩溃，使人们对结构主义推崇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以纯粹探求作品封闭的内在结构和共性模式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美学的权威地位发生了动摇。罗兰·巴特开始从语言的压制性切入，探讨其与意识形态运作的关系，解释“资产阶级是如何把一种写作规范加以自然化、规范化和合理化的”[3](p.374)，体现出向解构主义思想的转化。
在《写作零度》(Le degrè zèro de lécriture)与《神话学》(Mythologies)中，巴特出色地发挥了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关系的思想，从中发展出一种具有文化批判色彩的符号学理论。英国哲学家R.凯尔尼认为，巴特“发展了一种更加激进的‘解构主义’策略，即把语言的总体性视为对超越和非中心化的无政府特性（他蔑视已经确立的语言的中心化代码）的内在压抑，两者是水火不容的”[4](p.327)。在巴特看来，世界是一个符号化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每个人用以交流和沟通的语言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由文化决定的。不仅艺术家描述的事件是通过某种符号系统表达出来的，受众之所以能理解这样的代码表达，也是由于文化使这种符号系统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的缘故。
自1970年出版《S/Z》以来，巴特的解构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不但指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如何作用于语言符号的，还寄希望于写作来颠覆这样的符号规范。巴特强调写作的重要意义，他的观点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条件下，语言已经被完全总体化和中心化，意义被垄断。惟有通过写作，才能滋生意义的多样性，通过对能指—所指所对应的语言实践的非中心化，使文本转向无限丰富多变的“复调”状态。他在《作者之死》(La mort de l' auteur)中写道：“实际上，在多样化的写作中，一切都被加以整理，而没有什么被译解。……写作不断地诉诸意义，不过却又总是为了使意义消失；写作力图系统地消除意义。所以说，文学（从现在起最好说是写作）通过拒绝赋予文本（亦即作为文本的世界）以‘秘密’，即一种终极的意义，而解放了我们称之为反神学的和真正革命的活动，因为拒绝终极意义最终说到底不过是拒绝上帝和他的三位一体的概念，即理性、科学和法则。”[4](p.58)写作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能够系统地对现行的文化意义进行消解，而且表现为能不断通过“整理”的过程，生产出新的、无限开放的意义，从而粉碎意义的垄断性和人为限定性。由此，写作的本质成为对专断、固定、排它的意义的“革命”与“解放”，成为“反神学的和真正革命的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巴特宣判了“作者之死”。由于作者兼具写作活动的主体与意义垄断的主体双重身份，宣判作者之死，又意味着读者的诞生，意味着打破意义专制和垄断的时代的到来。读者通过“重写”，可以从文本的被动消费者转化为主动生产者。由此，巴特消解了作家意指特权，将写作活动（包括读者的“重写”）理解为一种渗透在各种符号中的颠覆活动，通过对主体的消解，达到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目的。
巴特关于文本意义与写作功能的思想，与女性主义文论通过对文本的反思，追踪父权意识形态刻写在历史文化中的踪迹的思路是不谋而合的。首先，文本的开放性与多义性，提示女性读者拒绝男性的“上帝”与“理性、科学与法则”三位一体，通过“重写”发掘自己性别群体的文化传统、情感特征与美学旨趣，重新解读文本，反思文学史和重建文学标准。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繁荣的、以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等为代表的“妇女形象批评”，本身就是巴特思想在文学接受与阐释中的具体体现。女性主义批评家倡导的由“顺从的读者”向“抗拒的读者”的转变，是与巴特“作者之死”与读者“重写”的观点相互映照的；其次，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人为性与约定性，启示女性主义学者反思语言被父权制操纵、反过来限制并压迫女性的本质，由对语言主观性的认识发展到尝试创建自己的语言与价值体系，冲破拉康所谓“象征性的秩序”，从符号的层面对现有的文化体系进行改造。当代法国以埃莱娜·西苏为代表的“女性写作”理论、以露丝，伊利加莱为代表的“女性谱系”与“女人的表达”理论、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等等，与巴特思想均有着血脉相承的关系。巴特将语言看作反叛的特殊媒介，是“爆炸、震撼、计谋和韵味”的说法，与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Le rire de la Méduse)中对女性语言风格、女性写作功能的描绘，有着惊人的相似；最后，对潜在的（男性）“作者之死”的宣判，使得读者（包括女性读者）得以步入参与文本写作的前台，女性阅读与写作得以成为反抗男性神学的“真正革命的活动”。
总之，巴特抗拒语言的暴力、意义的暴力和作者意识形态的暴力的思想，为女性提供了通过语言与文学的多元阐释，从现存社会文化语言中解脱出来的可能性，提示她们以多样化的语言形式，创建丰富的妇女文化与文学体系。
三
另一位深刻影响了当代女性主义文论的解构大师是雅克·德里达。作为当代最富盛名的解构哲学家，德里达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列维—斯特劳斯以来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进行了挑战，力图通过对语言与文本深层结构的解构，瓦解逻各斯中心主义。1966-1967年，德里达连续发表论文和论著，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他的解构主义哲学、美学和文学批评思想。按照德里达的分析，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思想体系中，人们归根到底总得认定某种由语言表达的终极真实，无论它体现为理性的声音还是上帝的旨意，总有一种不受质疑的“真言”或“逻各斯”的存在。这一不受质疑的“逻各斯”因而成为既能维系人的认识结构，同时又置身于该结构之外的出发点或中心。然而，既然这些结构的中心不可质疑、不可阐释，本身置身于结构之外，这些结构本身应当是中心消解的。而一旦中心不复存在，二元对立结构中原先在价值论意义上被认为是主要或次要的对立关系，便都可以颠倒过来。一旦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原来受到压制或排斥的对立关系的另一极便可以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存在的权利了。
在德里达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人为限定的权威、反对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二元对立思想的启发下，解构主义哲学、美学与文学批评迅猛发展，很快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与文学现象。希利斯·米勒这样阐释了解构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解构’这个词暗示，这种批评是把某种统一完整的东西还原成支离破碎的片段，或部件。……解构论者并非寄生者，而是弑亲者。他把西方形而上学的机器拆毁，使其没有修复的希望，是个不肖之子。”他认为，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批评“非但不是一种层层深入文本，步步接近一种终极阐释的锁链，而是一种总会遇到某种钟摆式摆动的批评，如果它走得足够远的话。在这种摇摆中，概言之是对文学，具体来说是对某一篇特定的文本，总有两种见解会相互阻遏，相互推翻，相互取消。这种阻遏使任何一种见解都不可能成为分析的可靠的归宿或终点。……解析变成了瘫痪，它所依据的那种奇特的必然律，正是这种必然律使得这些词语或是这些词语所描述的‘感受’或‘程序’进行着相互转化。每方都跨越界限，仿佛成为自身的否定和对立。如果说‘解构’一词指的是批评的程序，‘摇摆’指的是通过这种程序所达到的两难境地，那么，‘不可确定性’指的就是批评家与文本的关系中对于那种永不停息、永不满足的运动的感受。”[5](p.184)这里，米勒对于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活动的过程、目标与特征的分析，是十分精辟的。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对女性主义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解构主义由于对现行意识形态，对迄今为止人们习以为常的认识定式，甚至对人类现有的全部知识都持有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而体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反权威、去中心的指向，使它成为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众多具有边缘文化身份、受到根深蒂固的主流文化排挤和压制的文化思潮与文学批评流派的理论武器。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解构主义文论首先提供了阅读文本的新策略。对德里达来说，写作的主体无法自身在场。没有他者的参与，主体是不存在的。任何文本都含有他者的踪迹，他者的参与使无法确知的外在空间得以开拓，并使各种各样的主体构设方式和文本解读方式得以产生。其对女性主义的启示作用是，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作者的文本，都需要反对作者霸权式的意义独白，重视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在场；其次，解构主义以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消解，提供了消解男女等级对立的可能性。从历史上看，在所有的二元等级对立项中，男女之间的对立关系可能最为严重、最为根本，亦最为持久。解构主义启示女性主义学者思考男女等级压迫现状的产生与运行机制，并进一步探索改造这一现状的可能性。
美国学者玛丽·朴维(Mary Poovey)在1988年春季第1号的《女性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女性主义与解构》(Feminism and Deconstruction)一文，专门探讨了两者“在理论、特别是在文学批评中不容置疑地存在着的一种关系”，解释了“为什么解构主义使女性主义变成疑难，以及女性主义如何利用解构主义”、改写解构主义，并将解构主义的策略置于一个政治规划之中的种种方法[6](P.332)。朴维认为，由于解构主义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构性质，因此其最大贡献是可以用来揭露像“本性”和性别这些范畴的内在诡计，揭露父权社会男女二元等级对立压迫制度的人为本质，启示女性主义者书写一部揭示“女性”被界定的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怎样促使变革产生的历史；第二个贡献是向等级制和对立统一逻辑提出了挑战。解构主义质疑和详细剖析了二元对立的本质，揭露了建立和保持等级制度思维所必须依赖的计谋。它也提示女性主义者不要陷入逆反而同构的思维模式，追求建立在女性霸权基础上的新的二元对立制度。解构主义亦消解了统一的“女性”概念，将之分解成一系列的独立可变物，它揭示出将所有女性都归结为一个虚假统一的“女性”的做法是如何掩护了表面上是团结而实际上是分裂妇女利益的权力行为，并启发女性主义学者更充分地考虑存在于个人的社会位置和社会权力压迫之中的多重决定因素，发展出兼顾多重身份的女性主义理论。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以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女同性爱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文化身份批评的崛起，体现出解构主义消解抽象的“女性”本质观的深刻影响。
朴维还提出了有关“中介物”(in-between)的思想。解构主义对“中介物”的强调启示女性主义学者发展出一种毁除二元对立思维的策略。既然解构主义揭露出性别之间的对立如同对“女性”和“男性”的界定一样是社会的产物，并不反映生理学的事实，那么，“当我们把概念从它的自然指涉中社会性地解放出来时，我们就可以检验男／女二元对立所依赖的生物学范畴的稳固性。我们可以不把所有生理的变体全部置入‘男’与‘女’（按照旧理，除去‘男’‘女’外便是‘不正常’之人）”[6](p.341)。在解构主义审视的目光下，男女两种性别范畴的稳定性发生了动摇。事实上，随着现代生殖技术的发展，出现超越于传统的两性划分之外的性别倾向是完全可能的，性别范畴也完全有可能得以增加。这些寻求二元对立项之间的中介与过渡、模糊二元对立关系的努力，使我们自然地联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埃莱娜·西苏构想的“双性同体”(androgyny)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流行的、以反对常态的性爱指向为特征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也未尝不可看成是“中介物”思想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
四
在解构的背景下，女性主义学者阵营内出现了以解构社会意识、思维习惯与男权思想对女性的影响为主要追求的构造论者(Constructionalists)。她们有意以戏谑的方式扰乱严谨连贯的理论话语惯例，用非中心化、非封闭性的女性写作来表达对僵化陈规的抵制。代表人物有丹妮斯·赖利(Denise Riley)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赖利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关于女性会产生不同的标准。此外，女性个体也会因经济地位、政治处境、种族背景、地理环境、文化水准、情感与性爱经历的差异拥有与其他女性不同的经验，广义上的“女性经验”不能成立。从这一立场出发，赖利认为“女性”不是一个有用的女性主义概念[7]。巴特勒则进一步提出了男女混装(cross-dressing)的主张。她认为人的社会角色往往由表现(performance)获得实现，性别角色和身份(sex role and sexual identity)往往由性表现而决定，一旦服装、举止等表现的道具发生变化，性别角色亦会产生相应的改变。既然服装、举止等构成社会区别男女的主要标准，那么，男女混装、打破约定俗成的性别界限，将成为破除男权制度最为有效的方法。她的逻辑是：一旦人们不能简单地把男女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作本质主义的联系，建立在二元等级对立基础上的性别压迫就会消失。
“构造论者”的激进立场对揭露菲勒斯中心社会的人为性质，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按照她们的逻辑，“女性”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应该被解构，那么，要求妇女解放就成了无从说起的话题。因而，“构造论”的极端化将严重削弱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性，它在解构一切的同时，也将危险地解构女性主义学说自身。所以，“构造论”受到了来自女性主义营垒内部的尖锐批评。挪威女性主义文论家陶丽·莫依认为这一做法是在泼掉洗澡水的同时，将婴儿也同时泼掉了。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则从哲学的高度批评了“构造论者”极端理论化和轻视女性主义政治意义的倾向。她将极端“构造论”指斥为“社会性别怀疑主义”(Gender Skepticism)，认为强调人的社会构造的多重性本身在哲学上就有问题。人在对社会作出批评时，需要一个特定的视角作为立足点。如果非要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看问题不可，就会因大而无当而失去任何角度。如果性别角色始终处在不断自我解构、产生新义的过程中的话，性的意义会不断变化增加，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也就不复存在。这种解构的观点，对当代女性主义学术发展和现实的斗争策略危害极大。因此，博尔多呼吁：女性主义不但不应该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而自我瓦解，反而应该进一步加强社会性别论的研究，制定更有效的斗争策略[8]。
综上所述，解构主义哲学、文论与女性主义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二者之间的天然差异难以抹杀。解构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表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必须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但自身除外。它声称自己是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然而这一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产生了悖论。如果照它的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留下一个不存在任何意义的世界。而女性主义文论说到底是一种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现实统治和文化压迫，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以最终改变这种不利于妇女的两性对立状态，谋求女性的平等解放的学术，因而是一种坚定的人本主义。尽管女性主义学说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尚存在着激烈的论争，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因为一旦对女性本身进行消解，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学说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也就值得怀疑。因此，女性主义学说既要借鉴解构主义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指向，将之与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颠覆结合起来，又要注意自身的存在不要被充满虚无色彩的解构主义所解构。它的人文关怀与现实精神决定了对解构主义必须采取一个为我所用的实践策略，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框架。
此外，女性主义之与解构主义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解构学说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解构主义，有力地促进其向纵深发展。作为当代文论中的两支重要力量，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在影响与互动之中，使解构与重构成为当今西方文论的两个核心命题。
收稿日期：2002-12-03
标签：女性主义论文; 解构主义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