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与教育问题的早期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素质教育是八十代后半期产生的。但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之前，这一段时期，人们对素质与智力、能力和教育等问题已作了一定的研究和探索，是对素质与教育问题的早期研究时期，也即素质教育的萌芽时期。
八十年代以来，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世界教育改革趋势和国内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形势，我国教育界对基础教育进行了加强基础、发展潜能、开发智力、培养能力和非智力心理品质以及强调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提高等问题研究，这可视为向着素质教育问题方向的自发性探索。尤为可贵的是，这时期人们还对素质与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自觉性的研究和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强调教育应提高学生的素质
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早已存在，但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许多有识之士理所当然地对它进行了批判，强烈要求端正办学指导思想，贯彻执行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并提出了教育要提高学生素质、民族素质和劳动者素质问题。
还在1979年5月5日，蒋南翔同志就指出：“单纯追求升学率，向学校布置升学指标，给升学率高的学校发奖金，对升学率低的或者没有学生升学的学校给以不适当的压力等做法，是不合适的”。张承先同志80年8月4日在全国重点中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了单纯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的五种表现及种种危害，提出：“为了保证全面发展的方针的贯彻，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变当前中学教育中存在的单纯追求升学率的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并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何东昌同志也指出，片面追求升学率“这种严重违背党的教育方针、违背教育和教学规律的错误做法，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危害极大”，提出要“全面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并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提高劳动者素质已经提出了新的、迫切的要求，而中学教育单纯面向升学的状况显然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化建设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当前除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格的新生外，应该着重注意为社会培养政治、思想、文化、技术素质较高的劳动者”。
张定璋同志也在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大搞题海战术，加班加点、频繁考试，加重学生负担的错误做法时指出：“青少年处于长身体、长知识时期，他们在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成长，不但是他们自己的事，也是提高我们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提高民族素质的大事”、“一个人的素质、生活条件和运动锻炼，对于健康的体魄来说可能比知识的掌握更具有直接意义”。吕型伟同志提出：“从上海的经济需要看，普通教育在今后若干年内的任务是要努力提高上海全体学生的素质……。这样就可以不断地提高上海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他根据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提出了“如何培养出能适应新的技术革命的新人才？这种人才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如何培养这种素质？”等问题，并认为“我们讲素质，德育应当放在第一位”，“就智育而言，应当培养怎样的素质，我看值得结合新的技术革命的形势加以研究，列出若干条，在教学工作中有意识地加以培养”。周士才同志也认为“智力开发就是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思想政治觉悟，培养和发展人们的智慧和才能的过程”。“智力开发的本质是提高人们的素质和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的关键是教育”。以教育部名义发表的《人民教育事业的巨大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也提出要“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和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普通教育方面，首先要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坚决纠正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把为社会培养具有较高政治思想、文化技术素质的劳动者的任务提到首要位置来”。84年春夏之交，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广大干部注重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并且明确指出：“要现代化，关键是提高人们的素质”。这一指示大大推动了教育界对人才素质的教育问题的研究。
总之，在80年代初期，在各种主客观形势下，人们已经开始对素质与教育问题，人才素质、劳动者素质及民族素质与教育问题等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二、对素质教育概念的理解
这时期最早谈到素质问题的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王极盛同志。他认为：“素质是人的机体的某些解剖、生理上的特点，如感觉器官、神经系统的特点，主要是人脑的特点”。蔡祖鹏同志认为：“人的素质是指人的身体的解剖和生理方面的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的特点”。人们较普通地认同以上对素质的理解。但是，这时期人们往往把“素质”与“遗传素质”、“生理素质”等混为一谈，或者把它们等同起来。例如张焕庭等就认为：“这里所说的素质，是指人类知识才能赖以发展的生理素质”。
对素质含义的以上理解，虽然没有人直接加以反驳，但是许多人在使用“素质”一词时，已突破了以上的理解，用以指人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身体体质、心理和思想道德品质等的总称。人们的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一突破呢？也许正是因为前面人们把素质与遗传素质、生理素质、先天素质等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吧，因此很容易使人根据“生理素质”提出“心理素质”一词，根据“先天素质”提出“后天素质”。例如毛礼锐同志曾说：“培养专家需要注意一些重要素质，例如对四化建设的高度事业心、进取心和责任感”。李夜光同志也曾说：“……上述德、智、体三方面的这些基本素质，都是成材的基础”。何华生同志指出：“智力开发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知识文化素质”。苏耀荣同志曾指出：“有相当多数的人，包括部分领导在内，对一个合格的中学教师到底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心理素质、教育教学素质，思想上并不十分清楚”。83年7月27日何东昌同志在全国普通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多次说过“必须提劳动者思想和文化技术素质”、“提高劳动者素质”等。
上面出现的这些“素质”其含义显然已不再是指生理素质、遗传素质或先天素质了，而是包括后天习得的知识、品质、能力、技能等的总称，主要是指德、智、体三方面。
三、明确提出了“素质教育”、“应试教学”等重要概念
据考证，“素质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教育研究》82年第10期中的《德育过程的阶段说》一文，文中的“素质教育”是指对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主要是指对学生个性、良好性格的培养和教育。虽与我们现在的“素质教育”含义相差太大，但毕竟提出了这一重要名词。
“应试教学”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国教育报》84年8月7日。文章标题是《“应试教学”不利于培养人才》，作者提出：“从小学到大学，频繁的考试，只养成了学生的‘应试’能力，这是当前我国教育的突出的问题”，“当教师的以考试为棍棒，催逼学生努力学习；学生则学会了背记复习提纲，以取得高分的‘应试’技巧。不用真正思考，便顺顺当当地升级、升学。十几年的学校生活，师生就在你来我往、周而复始的考试和应试中度过”，“结果说明：这种‘应试教学’，只能造就呆读死记、高分低能的‘模仿型’人才。‘照葫芦画瓢’、‘人云亦云’的能力绰绰有余，而独立思考、动手实践、发明创造的功力却远远不足”。作者还提出了一整套新颖的考试办法。
后来广泛使用的一些名词术语，这时期也已被创造出来。主要名词术语、最早提出者、出现地方见文末附表。
四、关于素质与智力、能力和教育等的关系
对素质与智力、能力、教育的关系问题的认识，首先涉及到对素质概念的理解。由于这一时期人们所谈论的素质多是指遗传素质、生理素质、先天素质，把素质与遗传素质、生理素质、先天素质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因此在对素质与智力、能力、教育的关系问题上，也表现出如下比较一致的认识。
最早谈论这一问题的是王极盛同志。他在分析“才能形成的因素”时指出“素质是人的才能发展的物质前提”，“素质是人的机体的某些解剖、生理上的特点……，能力的发展有赖于素质，素质为人的能力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提供了能力发展的一种可能性……”。最早明确提出素质与教育问题的是张焕庭、居思伟二位同志。他们在讨论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时认为素质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应该是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素质与教育的关系上，他们批驳了在教育中夸大或否定素质作用的两种片面观点，指出：“在人的知识才能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后天的教育。但教育并不是万能的，教育作用的发挥不可能离开素质这个条件。如果说，正常健康状况的素质，蕴藏着发展知识才能的潜力，具有发展知识才能的可能性，那么，把这种潜力挖掘出来，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是后天的教育”。他们认为在教育工作中，一要承认素质的差异，重视素质的作用，二要反对素质决定论，“我们在教育中讲素质，是研究影响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生理的因素，目的是为了科学办事，做好后天的教育工作，使教育的决定作用同发挥素质的潜力结合起来”。他们还认为一个人的素质同先天的遗传有关，“但后天的条件也极为重要”。
大多数人都持这一观点。如王锡璋等认为：“人的先天的遗传素质，为人的后天发展提供了生理方面的前提和条件，并对人的发展起着某种影响作用，但它毕竟不是人的发展的决定因素，决定人的发展方向的是人的后天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教育以及个人的努力等因素”。蔡祖鹏同志也认为，素质是人的智力发生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素质的不同状况对智力的状况起着直接的和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无视素质的作用或夸大素质的作用都是不正确的，“能够世代遗传的是素质而不是智力，所谓遗传对智力的影响，其实是素质的遗传对智力的影响”。作者认为素质只是智力发生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全部条件，一个人即使具有最好的素质，倘若离开社会环境，不亲身参加实践活动，他的智力也是不能发生、发展的。并且人的素质也并非完全不可改变，随着医疗保健、体育锻炼、智力训练条件的改变，素质也是可改变的。
79年版《辞海》（缩印本）也指出，素质是“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素质只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不能决定人的心理的内容和发展水平。人的心理来源于社会实践，素质也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发育和成熟起来的。某些素质上的缺陷可以通过实践和学习获得不同程度的补偿”。
在素质与智力、能力及教育的关系问题上，人们多数都持以上观点。我们认为，素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素质即遗传素质、生理素质、先天素质。上述观点中的素质如果仅指狭义的素质，即遗传、生理和先天素质与教育的关系，那么该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对广义的素质含义，因为它还包含知识、能力、思想道德与心理品质等内容，所以教育的作用与目的就在于培养与提高受教育者的各方面素质。这时期由于一部分人对素质含义的理解已突破了狭义的概念，因此他们对素质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虽没有正面和直接反驳前面的观点，但事实上已具有了教育就是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各方面素质的思想，认为人的素质包括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参见下文。
五、这时期人们还对以下问题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1.关于学生的素质结构
这一问题人们研究的不是很多。刘刚同志最早提出了素质结构一词。吕型伟同志较早提出了要研究学生的素质结构问题。吴福元同志认为，大学生的智力结构包括素质结构、认知结构（智力结构）和动力结构（非智力因素）三部分。刘智运同志提出工科大学生培养目标的规格包括“思想素质方面”、“业务素质方面”、“身体素质方面”三部分。杨明权同志认为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的培养规格也应包括如上三部分。李夜光同志认为，学生的“基本素质”应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缺少了哪一方面，就不可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之材。一个人即使才能出众，身体健康，要是缺少基本的政治素质，就有可能成为搞资本主义的歪才……，要是我们培养的学生缺乏智能方面的基本素质，当然也不能成材。德智皆寓于体，没有健康的身体，缺少基本的身体素质，也很难成材。即使成了材，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枯萎了”。
2.关于人、新人、人才的素质结构
这个问题人们研究得相应多一些。84年7月在中国教育学会第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上，刘佛年同志提出按照“三个面向”的要求培养的人才需要有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新的素质。新的素质包括几个方面：“一，要有新的知识；二，要有一些新的能力；三，要有新的态度（也可称为精神），指的是一个人对某一事的积极性，这方面的胆识、毅力等”。刘老认为新的人应具有三个方面的态度或精神：创造精神、开放态度、放眼未来。并强调：“总之，人的素质的培养是现代化的关键”。以后刘老进一步强调和研究了这一问题。王祖武同志认为，“更高素质的新人”包括“更广泛的知识面，更强的适应性，更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很强的自学能力”等等。朱小舟同志提出，新人的标准是第一要有创造型素质；第二要有开拓型素质；第三要有自立型素质；第四还要有经营型素质。
3.劳动者的素质结构
李澍卿同志认为，劳动者质量是一个综合指标，它包括体、德、智三个方面的要素。“身体素质”是基础，主要反映在健康、智能、体力、精力和生命力水平上；“智力技能素质”是中心，包括文化科学知识、生产技术水平、劳动熟练程度和经验；“道德素质”是动力，它包含着广泛的内容。何生华同志提出：“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的劳动者，应该具备哪些时代特征和知识文化素质呢？作者归纳为八点：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开放的世界，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二、忠于党的事业，坚信人民力量；三、熟悉国情，实事求是；四、尊重历史，着眼未来；五、精通业务，掌握科学；六、思想敏锐，勇于创新；七、作风正派，谨慎果断；八、身心健康，志趣高尚。
4.教师的素质结构
这一问题人们讨论得比较多。韦力同志提出，“作为教师要有一些基本要求，要具备一定的素质条件。譬如，政治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是最基本的。另外，对学生要有感情……，再就是头脑要清楚，思维要有逻辑性，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等等”。苏耀荣同志认为一个合格的中学教师应具有“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心理素质、教育教学素质”四个方面。另有人认为“好教师”应具有以下十二种素质：友善的态度；尊重课堂内每一个人；耐性；广泛兴趣；良好的仪表；公正；幽默感；良好的品性；对个人的关注；伸缩性；宽容；有方法。
5.校长的素质结构
这一问题在84年末开始探讨。王蕴琦同志提出：“我们的学校要从时代的高度培养创造型、开拓型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的校长首先成为具有创造型、开拓型素质的校长。怎样才算是具有开拓型、创造型素质的校长呢？”，作者认为要：一、做勇于革新的先行者；二、做善于协调的好班长；三、做知人善用的好“伯乐”；四、做勤奋学习的带头人；五、做深入实际的实干家。另有人认为，“校长要有事业心，要懂教育科学，要懂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沈幼生同志认为校长的心理素质应包括：创造力、判断力、持久力、自制力和忍受力。宋载铭同志认为校长的素质包括志、德、才、能、体五个方面。韩经权同志又提出还应包括胆和识两方面。即胆量、勇气和学识。胡庚新同志补充说校长素质还应有宽广的胸怀和宏大的气量。田禹平同志又提出校长还应具有“改革素质”，即敏锐、坚定、驾驭三种品质。另外廖春华等同志还提出了提高校长素质的办法、途径问题。
这一时期人们对素质与教育等问题之所以开始了注意和探讨，乃是有三方面的客观原因：一是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确立，人们思想得以解放，因此敢于涉及以前不敢问津的问题；二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世界教育改革潮流大气候的影响；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和要求。这一时期，由于人们对有关素质与教育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才刚刚起步，对许多问题的研究还带有很大的自发性，没有多大外部动力或压力，因此研究还比较初浅，不很深入。但是，毕竟已经开始，而且对有关素质与教育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已经提了出来，开始涉猎，并作了一定的探讨，这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并为以后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