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人性的动机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教论文,伦理论文,动机论文,人性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东西方文明存在一定差殊，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各自在前资本主义的历史环境中，人们对自身力量的认知及其对美感的体验，都受到宗教精神和宗法伦理的支配，人们的生存动机、生活信念、认识能力和实践标准也相应处在较低的水平之上。在欧洲，基督教文化把人的性本能需要的满足看成是神学精神所不能容忍的原罪，并通过自我禁锢和人身摧残来遏制甚至消除人对本能需要的追求，这不仅是对人的生命力的窒息，也是对人性的自我实现的否定。在东方，儒道合流的文化环境虽然将人的饮食男女等本能欲望的满足视为生命的最本质的目的，并渴望从感官亢奋中达成一种忘我的状态，但人性的自我实现却被局限在原欲的简单满足中，这同样是对人的生命力的禁锢和窒息。
文艺复兴时代人性意识的觉醒，带来的并不都是肉体的全面放纵，而是随之出现了文学、艺术、绘画、雕塑、音乐的全面复兴，以及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全面提升。启蒙主义运动将人的思想和价值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营造了完全不同于封建文明的社会文化条件，市民道德和平民理想因此孕育了导致社会变革的巨大心理潜能。
一、基督教对性爱的禁抑
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一书中，认为基督教精神不是把能量用于真正改善人类条件，而是用于一个想像的永恒得救的世界的历史过程中，他指出，这种幻觉的消失将大大地加快人类的物质进步和思想进步，而最具解放力的科学和人文精神将成为摆脱宗教压迫的契因，世俗力量与宗教伦理的功能将因此得以互补，并维持文化的霸权地位。
早期基督教的文化精神是以限制和禁抑人的肉体欲望作为它的主要宗旨的，因为罗马帝国衰亡时期，最明显的特征是人们对色欲和肉欲的追求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性行为的紊乱已丧失其原有的道德方面和审美方面的优势，世俗力量和意识形态因此失去了作用。这种性放纵必然引起文化方面的强烈反弹，并决定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基本信念的内容。因此，在欧洲封建制全盛时期，对肉欲的诅咒被宣布为基督教信仰的原则，其目的在于拯救人类，建立新世界文明和秩序。基督教的教义将禁欲主义和一夫一妻制的性纯洁原则看成是联系人类精神的纽带，以及对群体的义务，在此基础上确立的性观念，在抑制社会腐化方面具有严格的约束作用。
然而，在西方的传统中，性意识又源于远古时代的两性关系及生殖繁衍的原始形态，并受到古希腊文明的某些生活准则的深刻影响，这样一种“母权中心”的文化观，尽管有崇尚人性自由的要求，但它设想的快乐原则不是为了统治利益，而是为了得到满足的男女之间的“力比多关系”，人们对它的依赖就像一个男孩那样，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权力完全掌握在母亲手中。所以，“母权文化观”象征了一种生活合理化的愿望，但基督教的圣洁观为了把这种爱欲转而用于凝视神性的天国之域，便要求人们牺牲性感快乐，将抑制爱欲当作一个神圣的精神目标。宗教因此找到一条对这种心理能量予以疏导的途径，即在操纵其能量的同时将它导入一种更大的聚集起来的激情，这种激情被虔敬的教徒们称为对基督的爱和对基督清贫生活的效法，圣子耶稣也被还原成道德的典范和道德的立法者。
按照西方人的解释，“原罪”本可以按照圣父的启示，在人世和平与爱的秩序中得到抵赎，但事实上并没有达成这个目标，它被另一种罪恶即对圣子耶稣的罪恶而取代了，随着圣子的变体，他的福音也变体了。当天主教会最终成为欧洲的黑暗城堡时，人们强烈地感到它的教义中扼杀人性、限制个性自由的强大压力，十二世纪由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为象征的“信仰时代”的出现，使信仰与秩序的痕迹深深印入了社会结构，并竭力消除希腊罗马文化对世俗生活的影响。性意识由快乐原则向操作原则的转变，不仅把“父亲”的专制垄断变成教育和控制领域的权威，而且与合理构成的神圣宗教权威融为一体，它同时改变了人类爱欲对“母亲”的依赖，性欲与爱欲因此被严格分离。但是，当统治远远超过人类需要的程度，即宗教力量试图替代世俗社会的所有规则时，只能促使人们共同分享的道德秩序趋于瓦解，并损害文明的基础。
在宗教禁欲主义对世俗的低位欲望进行长期压制时，限制情感与冲动并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外在目的，以求取合理化生活所许诺的利益，而是为了从人的信仰结构中排除性欲的单纯挑逗，防止生活秩序出现瓦解。阿奎那·托马斯曾明确说道，“只有在人之爱欲生命体验到其局限时，市民道德才会盛行”。这样，无论是骑士般爱情的胜利，抑或是市民式偷情的颂扬，都是作为对宗教的反叛，欧洲也随之出现一个世俗贵族与平民们在快乐原则下共同行动的时代。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意识
在经历了漫长的教会统治的黑暗之后，人们为了寻求世俗生活的某些合理性，表达和实现这种要求的文艺复兴运动便首先在意大利出现了。人文主义的先驱们借用古代希腊罗马的“原欲文化”来与天主教会对抗，以此来表达对宗教理性束缚人类本性的不满，他们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鼓励性意识的解放。可以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与世俗贵族、骑士、商人、市民们模仿罗马时代的享乐生活分不开，甚至民间流传的修道院长、教士、修女之间发生的风流韵事，也与他们向往古希腊文明有关。文艺复兴确实有一个从“本性”到“个性”再到“人性”的不断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打破禁欲主义的戒律、开放性关系为背景的。
性意识的自觉与萌醒，是人自身解放所必需的最重要的精神心理因素，它在传奇般的爱情纱幕下面，把男女追求幸福所象征的肉体精神的结合视为最高的道德，从而净化了性爱的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因为追求享乐的个体道德拒绝用超自然的神性来克服人世的邪恶和痛苦，这就出现了两种道德观：以神性为标准的公共道德观和以人性为标准的个体道德观。虽然这两种道德观的基础都是同样出于单纯的生存感觉，但宗教伦理的公共道德观并不承认这种作为人的潜能的基本需要。自然性的个体享乐的道德与社会性的外在控制的道德之间，因而便产生了内在的紧张，个体既然要以享乐的幸福来克服痛苦和压抑的生活感觉，那么个体道德也必然要求外在道德不要介入生存的感觉领域，而让生命处于自然循环的节律中。性意识的逐渐觉醒，以及思想的启迪作用，使生命本身的性欲目标与爱欲目标之间被抹平了道德的鸿沟。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的全面展开，人们对共同本性的认知促进了观念的趋同，基督教也日趋世俗化。而酒神精神和异教徒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习俗和取向，他们从生活世界的审美中，发现自身所需要的，是充满活力的酒神巴克斯，是赤身裸体的爱神维纳斯，还有那歌唱优美曲调的嘴唇，以及使人销骨溶肌的肉躯。而天使、圣徒、妖妇、精灵也都被世俗的享乐精神所浸染，像是患了一种爱情的忧郁症，这种时代精神的体现，正是宗教伦理与世俗价值既冲突又融合的结果。文艺复兴使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再次走进了社会，享乐主义在欧洲再度掀起高潮。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爱拉斯谟提出，“人生目的就是感官享乐，就是毫无顾忌地寻欢作乐”；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也说，“情欲实在是使精神世界活跃鲜明的天火”。那一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如《神曲》、《十日谈》、《失乐园》等等，还有后来莎士比亚的爱情剧作，都无一例外地宣称追求享乐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享乐主义之所以成为文艺复兴的主流化思潮，是由于享乐道德引申出的对生活合理化的渴望，终于恢复了深受宗教神秘主义摧残的肉体和精神的本质认识，对人性的提升和人格的塑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文化上，提倡性自由和性享乐的市民观念，又与后来的启蒙主义运动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因为这样一个以辩证方式破坏腐朽事物为内容的文化过程，是在宗教迫害和君主专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宣告情感与爱欲的自由，使性爱本身变成了无神论的砥柱，甚至成为权利论的基础。事实上，文艺复兴的过激，后来又被加尔文教派所压制，直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出现时，人们才意识到，任何一种单一的道德模式都不能作为人类生命的全面反映，也不是促进人类发展的最合理的生存选择。然而，由性意识觉醒引发的社会、经济、道德、习俗的深刻变革，以及涉及美学、文学、哲学的深刻思考，毕竟战胜了禁欲主义的学说，也抵御了强权主义的影响。
文艺复兴不仅促进了后来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也使那些相信国家利益和服从君主政治的人的理性在新的文化价值中开始发挥主要作用，这就是贵族艺术和宫廷礼仪时代的出现，它代表了帝国文明对人性和情感自由进行重新压制的新秩序。文艺复兴并没有全面带来罗马式的重视肉欲的生活，但在艺术方面，展露裸体的雕塑和绘画弥补了这一不足，而文学对性爱的大胆描述则转移了性满足的心理能量，虽然改革后的清教教条仍然贬低性的重要性，甚至否认肉欲的存在，但宗教已无法剥夺个体爱欲的神圣权利了。
三、人文主义文学的前驱精神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几百年时间里，文学一直担负着唤醒人们思想的作用，特别是那些以性爱为题材的作品，借助对人欲和本性的深刻解剖，不时地震颤人们的心灵，并动摇人们的信仰。像但丁的《神曲》就是通过神性与人性的纠缠，来揭示灵与肉、情与欲、美与丑的激烈冲突。他提出，人生只有两种目的，一种是享受现世的快乐，一种是享受来世在天堂的幸福，因此，他让不同的人物角色进入不同的环境，如贪食、贪财、贪色的人在地狱中飘荡受苦，而节欲者、隐士、苦行僧在天堂中安居快乐。但丁生活在中世纪黑暗时代，信仰、习惯和传统就是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既强调生存的自然性和合理性，又主张要以身体的痛苦感来作为依据，设定道德的合理性。
如果说，但丁的文学思想中还保留了宗教禁欲主义的浓重色彩，并以道德的痛苦感来适应人生的话，那么，稍后的卜伽丘则是以享乐来适应性爱的动机，他的《十日谈》主要表现新生的市民阶层的享乐主义，追求现世的幸福几乎同时伴随性意识的解放。在他的笔下，对性的描述开始变得不受约束，呈现了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被提升的趋势，性爱也被看成一种纯粹生物美所具有情感力量与生命魅力的完美整体。
天主教会把性爱看成邪恶的肉欲，而人文主义者的卜伽丘一再表示，纯洁的爱情是人生中的积极因素，是幸福的源泉，只有性意识被唤醒，人性才能从禁欲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提出，人性无所不在，不可窒灭，也无从躲避。在他的故事中，哪怕你一心刻苦修行也无济于事，一旦“人性”借着一个少女的丰满的肉体呈现在那些可怜的修道士面前时，他们便抵挡不住，最后只有放弃自己的“神性”标准，被性爱所征服。在《十日谈》中，许多赤裸裸的支持纵欲和享乐的故事和观念，代表了人文主义文学所主张的自由欢悦的性爱道德观。显然，这样一种带有颠覆意识的文学精神，对封建秩序的破坏力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是通过描述贵族骑士与商人市民之间在性关系上混杂，以及在性意识方面的合致，来反映社会进一步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趋势，这是市民化过程所必需的社会心理条件。具有前驱精神的人文主义文学，一方面着重表现纯粹情欲的力量，以一种破坏传统秩序的性爱观来表现时代的冲突，另一方面又意在揭示受心灵支配的自由向善的精神，从而鼓励一种追求身分平等、道德平等的婚恋观。所以，不论是贵族妇人勾引下层社会的青年，还是贵族男人爱上下层社会的姑娘，这种性秩序的紊乱自然象征着对旧制度的叛逆，权势精神和宗教信条因此也将其视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并伴随着嫉妒、憎恨、报复等种种邪恶的心理，最终成为一场文化的真正较量。人文主义者在强调返回自然人性的同时，又试图说服人们接受现实原则，但是，要求摆脱痛苦、追求快乐的心态结构已经分化出不同的体验方式，人们对骑士精神的迷茫和失望，又导致了启蒙主义的批判理念。
四、寻找人性的启蒙运动
人性到底是什么？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一切文学、历史、哲学所努力追寻的东西。人们终于发觉，人之所以有一个历史过程，有一个生活范畴，就是因为人人都有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来自人的感性生活和工作欲望的生命力的基础，它使人们能够随时返回一种原初的状态。所以，人被归结为一定数量的原始本能与生命动机的集合体，综合起来，人性就是自爱，人性就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人性就是贪婪、恐惧和荣誉感，甚至有人提出，人性就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心理要素——性欲的变种和伪装。
其实，人的突出特征，人与动物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人单一的社会本质，也不是人固有的生物本性，而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同一性，它规约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圈，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等都是围绕人性而构成的人类外在部分，它能使我们洞见人类活动的动机结构，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那些从神性暴虐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渴望实现平等而牢固的人际关系，因而具有实现自由的、道德和精神上的不受压制的人性升华的可能性，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而是被共同的纽带连结着。
在思想启蒙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对人性的认识都突出地表现在对男女爱欲的激励上，他们把这种满足天然的生理要求的爱欲解放，看成是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人伦。每个人都会奋力打破他的短暂生存的限制，将爱欲视为一种专属的友爱精神，一种自由选择的权利，以保持本能的旺盛。这种本能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满足：在身体和行为方面，爱欲是以子女、配偶、家庭、社会作为倾注的目标，以使自己得到身体的不朽，以及后世无穷的福份；在心态和本性方面，爱欲则孕育思维和感性所特别适宜孕育的东西，如激情、美感、欣慰、荣誉、工作动机等等，并赋予一种个人生活的色彩。行为结构和心态结构所具有的同一性，不管是公共的，还是隐私的，都有其确切的伦理价值，并带有鲜明的人格特征。它表明，生存秩序不能脱离人性的共同标准，也不能离开道德的操作原则。
然而，人格的无限差异又是人类生命所特有的，因为人格的生成及其发展，一直到最深层的本能结构，都是被预先决定的，同时又是文明制度的产物。所谓人格的自主性就是指它的创造的独占性及其生存的完整性，但这从来就是少数人的特权，权势精神和宗教信条都假借神圣的名义，谴责人们心中的欲念，以使驯顺地让人们将人世当做苦海，安于牛马般的生活，而少数权贵就可以为所欲为，维持贵族人格的霸权。在某种意义上，启蒙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就是使人格生成趋向一种标准化的反抗模型，这是由等级制的权力和功能，以及相应的技术、观念、文化结构决定的，而人性中的爱欲、品德、责任和安全感等等，由于包涵了可以比照的质疑性，才有可能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确认的“价值标准”。
在神学把人类生存秩序看成是上帝的恩赐的时代，传统和习俗通过纯粹的精神惰性或族类本能而被盲目地执行着，这对于等级制的文明和一体化的信仰是极为有利的，但在科学和人文精神的新光芒下，权威性和神性将不得不渐渐消隐。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们认为巫术思维、宗教禁忌都与特权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人类唯一有效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人际关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这种特殊联合来调节和管理的，像政治生活、家庭生活、性生活等等，无不带有神圣的契约性，由于神学具有控制人的本能的动机，并将一种虔诚的宗教感情转化成被动的服从精神，所以，对神学蒙昧的揭露，必然依赖于人性的启蒙，这是人类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走向民主与科学的必由之路。
从客观的行为动机和心理因素去寻求专制制度下人性差异的原因以及权利保障的机制，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把科学与神学分开，进而把人与上帝分开，人性的理论便负有把欧洲从神学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伟大使命。斯宾诺莎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只要追求一种适应人性合理存在的政制就可以缓解社会的张力；孟德斯鸠则认为历史演变的力量有时是人的意志所不能控制的，所以人性的精神心理因素的改变也会引起社会机构的变化。
五、文明的质疑
文明来自人们对历史过程的理解，它包含了作为历史的生命客体的心态结构的全部体验，即人类得以发展的历史条件。它解放并组织了那些作为精神心理因素出现的原动力，推动了爱欲本能与死亡本能的抗争，推动了对文化的建设与破坏。然而，文明和技术不断制造的每一次解放，都不过是企图用某些持久的替代物来取代它日益背离的原始目标，对“主人”、“父亲”、“权威”的敌意，反抗和更新的观念也因此植根于人类本能之中，它们常常被转换成决定人类生存的控制力量或攻击力量。
在所谓的动物社会中，在蜜蜂或蚂蚁中间，我们都可以看到明确的劳动分工和极为复杂的社会组织，但人类并不仅仅是像动物那样靠本能行动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有各种思想和情感的社会，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技术就是这种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的组成部分和构成条件。人类社会又具有两极性，即在坚持不变的生活形式和打破这种僵化格式之间存在张力，人因此被分裂成两种倾向：一种力图保存旧形式，而另一种则努力要产生新形式，在传统与改革、复制力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
经验的多样化，是将历史的轨迹慢慢地抹去，而传统的概念是以连续性为依据，并在宗教和权势的影响下造成一种单一的文化倾向。中世纪文明是使感性屈服于传统，而权威的暴虐又使感性变得枯竭和杂芜，象征感性的本能结构为了伸张自己的权利，只能以破坏性的残酷形式来加以表现。
当一种文明面临被颠覆的危险时，总会出现一批新的文化结构来挽救文明，这些文化结构为道德和宗教生活开启了一个新的前景，从献祭与禁忌的狭窄圈子中走出来，以打破僵硬的传统主义的符咒。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结果，使人们对中世纪文明感到厌倦，并渴望一种清新的生活环境，他们用来动摇和异化自身信念的东西，就是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观念，这些观念是以爱情理想和人身权利作为标志，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以及对未来正义的憧憬。这个过程表明，被压制的市民欲望所产生的心理能量在社会关系中将会逐渐形成抗议和不满的根源，人们对教会势力和世俗贵族的怨恨，也都集中在生存本能的冲动上，这些生存本能的内在力量将导致个人对自由的要求，并危及封建文明的基础。
负责组织个体生活的是文明的整体，是决定满足和控制人们生命需要的文化模式，任何人，即使身在高位的人，而对这种文化的运动和规律，都显得软弱无力。而人类面临的烦恼和苦难，主要来自以下因素：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肉体具有的腐烂倾向，用以调整家庭、群体和国家中人际关系的方法失当等。由于基督教反映的是一个普遍的文明过程，即人的堕落与拯救的过程，所以在终极目标上，基督教理想的未来指向对经验世界的否定，即“世界的末日”的理性，而宗教的改革者们会接过这条论据，沿着这个目标去憧憬新的天堂和新的尘世。人自身的符号力量和本能力量也被寄予了希望的信条，大胆地超越他的有限存在，开始一个新的一体化过程，它标志着人的生活伦理和宗教伦理将发生重大转变。
当宗教伦理受到质疑的时候，对人性和爱欲的体认，要么根据现存文明制度中的可塑性，要么根据人们被否定了的生存之外的潜能，这样，人们要求得到权利满足的途径，就可能超出既定的文明模式，寄希望于一种新的乌托邦精神。在理论上，性意识的觉醒是人类自身解放的基础，因为无论是人们对性的茫然无知，还是对性的刻意追求，都有抑制思想的作用，也有利于统治利益的保持。性自由的文化内涵是使人们重新审视个体的爱与被爱的权利，从而提升人的爱欲。爱欲除了性爱之外，还包括对父母、子女、亲朋，甚至包括对某一抽象观念的爱。这里，尤其对一种抽象观念的爱，是一个群体中把众多个人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是爱欲本能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联系和美学倾向，它的背后乃是美感与被压制理性的和谐，是对统治逻辑刻板地控制感觉的抗议，是对伦理操作原则的批判。
社会劳动的等级制的发展，不仅使统治变得合理化，而且遏制了对统治的反抗，这种遏制是在正常的“奥狄帕斯情结”的框界进行的，象征快乐的太阳、鲜花、情人、子女、安逸、祥和等生命所需的一切，也消失在异化生存的痛苦中。但是，人的主体性常常体现了反叛精神的尊严，它拒绝按照某种假设的无意识行事，就像被操纵了意识的玩偶那样，而人们对青春、美感、幸福的绝望，将会提升爱欲的强度，痛苦感的解脱也成了增加满足、扩大快乐的唯一途径。
与爱欲所具有的破坏性不同，在由宗教和权势精神控制的群体内部，性意识的蒙昧是有利于这个制度本身的，由于行为结构与心态结构趋向同一种欲望的满足，即生存的原始状态的满足，所以只是生殖与劳作之间的简单重复，人的心理能量也总是充溢的和自足的，因而没有摆脱痛苦感的愿望。从这个意义出发，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一种由心理能量的压抑性冲动带来的创造力量，心态结构通过性意识的解放，转换成一种新的生存感觉和生命要求，如果行为结构与心态结构的均衡需要获得重建的话，便可能演变成一种对生命内驱力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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