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铜贝币面文字新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字论文,楚铜贝币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6年在安徽肥西新仓镇丰乐河畔发现数种有铭文的楚国铜贝币,字形铭文是其中的一种。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有以下几种:蔡运章先生认为:“蚁鼻钱,春秋晚期至战国末年,青铜铸币,铸行于楚国。面文一字‘’待考,旧释为匋、安等,皆与字形不合。背平素,一般通长1.6-1.8厘米,身高1-1.2厘米。极罕见。”[1]35何琳仪先生也认为肥西出土的形铜贝面文待考,[2]240他主编的《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一书中没有收录此字。黄锡全先生认为此种楚贝主要见于安徽肥西与河南固始,但他没有释读字形,认为是出土于战国晚期。黄先生说:“、、三种写法可能是一字的异体与变体,过去或释匋或释安,或隶,此字与楚国‘安’字写法有别,与他国‘安’有些近似,释匋、释安均难定。比较而言,以释为‘安’为长。安有安定,平安等义。铜贝名安,当与铜贝作用有关。”[3]370黄锡全先生同意释为安,可是此字与战国安字字形不相符合。安字字形可见何琳仪先生主编的《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该书中收录的安字字形较多,这里仅撮要如下:
以上字形均据何琳仪先生主编的《战国古文字典》。[4]961因此将字释为安也是不甚妥当的。
传统的说法释为匋,清人李佐贤在《古钱汇》,高焕文在《癖泉臆说》以及罗振玉在《俑庐日札》中根据不同字体分别释为匋字,指出其与方足布匋阳的匋字同。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商承祚、王贵忱、谭棣华诸先生合编《先秦货币文字编》的匋字条下,就是将此字各形体作为匋字而列入所谓“匋阳”的匋字,而匋大多是安字的变体,所以目前一般的古文字学著作都将所谓的“匋阳”改释为“安阳”。因此,朱活先生在《古钱新典》一书中将其释为安。[5]95最近有的学者认为此字释为“安”、“匋”、“”,都不正确,应该隶定作,读如玺。[6]8
我认为以上诸说都有不太确切之处。在这里有一关键的问题被忽略,无论古代钱币,还是现在其他工艺品,镌刻穿孔都应该是为携带方便,只有穿孔位于钱身的最上部才能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之效。钱穿于钱身正下方的古代货币似乎并不多见,因为这会带来使用上的不便。蚁鼻钱具有体形较小,一端粗、一端细的币形特征,即便是楚国蚁鼻钱的穿孔位于钱身的正下方,那么钱穿成一串后,钱本身的轻重作用也会使其自然易位,而绝大多数的蚁鼻钱的穿孔都应镌于钱身较窄的一面,只有如此穿钱,重心才能向下使携带方便。以此推之,楚贝币在使用时应是钱身较粗宽的一方在下,较细狭的一方在上,这样对于面文的释读就会有一个正确读法,不至于上下颠倒。若按以上字形来探求,此字的释读也就迎刃而解了,故原来铭文字形应按字形来释读,此字应释为“匡”字,应为先秦时期的古地名。
徐中舒先生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卷十二,“匡”字有以下诸形:
其中字形见于《禹鼎》。[7]488
著名书法家徐无闻(永年)先生主编的《甲金篆隶大字典》中“匡”字有如下诸形,[8]887其中《禹鼎》字与肥西出土的楚铜贝字形毫无二致,几乎是完全相同。
高明先生《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收录有(尹氏)字,对此字的释读我认为应释读为匡字,而高明先生认为是“”字的异形。[9]395
黄锡全先生的《汗简注释》中也收有此字,“匡,尹氏、匡作,陈公子仲庆作,禹鼎作,古玺变作、或。”[10]437
有些器物中也常见此字,《攈古录金文》卷二第一分册有一器铭曰:匡簠。吴式芬据铭文谓匡甫。
以上诸家将字形释读为匡,完全是正确的。作为楚铜贝面文的匡地名其地望应在何处?我认为此“匡”地名应在安徽肥西一带,现举以下证据。
作为地名的匡,古籍中有数处。春秋卫地有匡,在今河南长垣县。《论语·子罕》曰:“子畏于匡。”[11]88《后汉书·郡国志》记载“长垣县有匡城”。[12]3448《辞海》认为,春秋郑邑在今河南省扶沟县有匡邑。《左传》定公六年“公侵郑取匡”。[13]155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在今河南长垣县有匡城。《风俗通义》认为鲁也有匡邑,故“匡,鲁邑;句须为之宰”。[14]58现在看来,从这类蚁鼻钱的出土地点来看,应在安徽肥西一带,而不应在以上山东、河南境内。
值得注意的是庐山又称匡山。《辞海》曰:“匡山即庐山”,庐山在江西省九江县南,古有匡俗者,结庐此山,亦名匡山,又称庐阜,总名匡庐。朱子以为即禹贡之敷浅原。此山三面临水,西临陆地,万壑千岩,烟云弥漫。[15]495在今安徽肥西南有庐江县,此庐江地是与古匡地有关系的。现在应该强调说明的是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中有一条重要的史料,可以证明匡作为地名的事实。唐兰先生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也是同意释“于匡”二字中的“匡”为地名的。这条珍贵的史料就见于西周铜器《禹鼎》之中,从《禹鼎》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匡”作为地名应在安徽肥西一带,而这正与“匡”字面文的楚铜贝的出土发现地点完全相吻合。
《禹鼎》共20行208字,现节录如下:
禹曰:“不(丕)显皇且(祖)穆公,克夹召(绍)先王……乌(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四国!亦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王乃命西六(师)、殷八曰:‘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以弥怵,弗克伐噩。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曰:‘于匡,肃慕,惠西六师、殷八师,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徒驭至于噩。敦伐噩,休获厥君驭方。”[16]487
《禹鼎》铭文中的噩同鄂,西周有青铜器噩侯驭方鼎,铭文中有“噩侯驭方纳醴于王,乃禋之”句,记述周厉王南征还师时噩侯驭方曾酬酒以报周王,噩侯驭方得到厉王赏赐后还铸鼎纪念,感谢王恩,此时噩侯还听命于周王。后来,噩侯又起来与周王作对,构成了对周朝的极大威胁,周王便派禹将噩侯叛乱镇压下去。噩即现在湖北的鄂州,这应是一个古老的地名。噩侯驭方很可能就是南方的头面人物,故周厉王很注重笼络噩侯并依靠他控制南淮夷和东夷诸国,可后来噩侯驭方却率领南淮夷东夷诸国进攻周之疆域,广伐周之南国与东国。《禹鼎》中所说的南国、东国即指中原的南部、东部地区,历寒虽不详其具体方位,但大约应是周之边境地区的一处重要城邑。所以铭文惊呼“天降大丧”,于是周厉王全倾西六师、殷八师抗击,但这次周军主力受命之后却惊恐不安,不能作战。这样厉王才派禹带领武公的亲军百乘徒人督战,在匡这个地方整肃军纪,并施惠于西六师、殷八师,最后才打破了敌军并反攻至噩,喜获驭方并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战役威震了南夷。
在《禹鼎》铭文中明确地说:于匡朕肃慕,惠西六师,殷八师,伐噩侯驭方。在这里有些学者将“于匡”的“于”误释成“往”,又把“匡”字误释为“将”。[17]67这似乎不太恰当,此处的“于”字是不能解释成“往”的。金文中常见“于”字,“于”在金文中有两种用法——其一可释为到、往。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曰:“于当训往。”[18]89另一可训为在。《经传释词》曰:“《尔雅》曰:于,於也,常语也”。《辞海》曰:“于”,“於也,在也。《诗·召南·采繁》:于沼于沚。”[19]102《盂爵》曰:“佳(唯)王初(祓)于成周。”唐兰先生释为那是王初次在成周举行祓除礼的时候。[20]131从《盂爵》的铭文中可以看出此处的于字是不能解释成“往”的,只能解释为在成周才恰当。而其中的“匡”字也应被视为地名,不应释为“将”,唐兰先生也同意释为“匡”。这是说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人的精锐部队进行冲锋。武公又曰在匡这个地方“朕肃慕,惠西六师,殷八师”。肃,读作速,急速之意。慕读作谟。《尔雅·释诂》曰谟,“谋也”,奉王之谋急速并施惠于西六师,殷八师,说明这时成周西六师、殷八师伐南淮夷的时候已进军到达匡地,此匡地就是肥西之匡地。只有成周西六师、殷八师占领匡地,然后包围敌军攻伐噩侯驭方,喜获其君,噩侯驭方兵败被擒,老幼皆被杀戮无遗。所以徐中舒先生认为:禹带领武公的亲军百乘督战,整肃军纪,率先冲锋,终于打退敌军并反攻击至噩,喜获驭方,取得了重大胜利。[21]175因此我们从《禹鼎》铭文中可以看出作为地名的“匡”就在今肥西一带,唯其如此才能符合禹的进军路线和作战形势。
很显然,匡字作为铜贝面文说明此种贝币是地方性货币,匡代表了此种货币的流通区域。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使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地区性的货币各有其币文和重量,成为各经济区域间经济交往的障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要求币制的统一。这种币制统一的趋势在战国以后出现并不断发展,所以楚国迁纪南城后实行了改革,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后来楚国的铜贝流通中是以鄂字币所占比重最大(笔者对此有专文讨论),楚国铜贝的流通范围也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