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情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智利论文,墨西哥论文,阿根廷论文,情况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几个突出特点
在拉美国家中，墨西哥、智利、阿根廷三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进行改革，其进程十分相似，有几个突出特点。
（一）在政治、经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政策急转弯。由于西方国家突然提高利率，世界贷款实际利率从1974年—1979年的平均0.97%上升到1980年的平均5.85%，以及石油和初级产品价格大跌，出口收入锐减，墨西哥1982年发生债务危机，国内生产总值从1981年增长8%下跌为-0.4%，通货膨胀率由70年代的20%上升到将近100%。智利军政府1973年发动政变上台后面临着巨额财政赤字，约占GDP的25%。1989年梅内姆出任总统时阿根廷政治局面失控，发生过4万多人抢商场的事件，经济环境也相当恶劣，通货膨胀率达24%。三国政府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不同程度改变了国家干预政策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向新自由主义问计。
（二）由小到大，逐步放开私有化的目标和范围。墨西哥在80年代上半期对国有小型企业采取关闭和兼并等措施，并出售了900多家国有中型企业的股权。从1989年开始，萨利纳斯政府加快了步伐，将私有化扩大到金融部门和基础产业，出卖大型企业股权，将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权也交给私人。智利在80年代中期采取股权分散的办法出售中小企业股权，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出售大型骨干企业股权。阿根廷梅内姆政府在对各个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之前，也曾拍卖过大批中小型企业。
这三个国家最初启动改革时，都有要维护本国经济独立、保留对关键的或“战略性”经济部门控制的说法，但对于哪些是政府应该拥有或干预的“战略性”部门和企业，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而是根据私有化的需要，将标准一再改变。1983年墨西哥修改宪法时规定“战略性”部门包括：造币，邮政服务，电报无线电和卫星通信，货币发行，石油开采，基础石油化工产品，放射性原料，核能和电能生产以及铁路。而目前除石油和少数基础设施部门以外，已放开到外资全都可以拥有100%的股权。智利1978年规定19家重要企业须由国家控制，但到80年代中期，原来划为“战略性”的企业也被出售，如国家电力股份公司和电话公司。阿根廷到梅内姆政府时则对所有的“战略性”企业都实行了私有化或出租。
（三）将部分国有资产或股份出售给工人，以争取对改革的支持。墨西哥在改革初期曾将纺织部门90%的工厂出售给工会和厂内的工人。智利实施私有化的方式之一是“劳工资本主义”，即把国有企业少量股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优惠价格出售给本企业职工，一般占企业总股份的5%-10%，让工人感到获得“实惠”。阿根廷政府1997年将国家邮政总公司改为股份制企业时，规定企业职工可占14%的股权。这对于争取职工支持起到一定作用，但职工持股在私有化企业中只占很小比重。
（四）一手搞私有化，一手搞贸易、金融自由化。三国在将国有企业出售、出租或归还原主的同时，还大幅度降低贸易壁垒，放开对外资的限制，完全开放市场，加入自由贸易区，放开金融等。墨西哥1985年6月平均税率为24%，1990年6月则降到13%。智利2000年7月的关税率仅为6.5%左右。阿根廷至今仍竭力支撑1991年起实行的本国货币对美元等值自由兑换的“经济美元化”政策。
（五）立法和行政手段并用，强力推行各种改革措施。墨西哥于1983年和1985年两次修改宪法的有关条款，规定了扩大私人经营的范围，1989年和1993年两次修改《外资法》，放松对外国资本的限制。智利军政府上台后便废除原来的法律规定，并颁布新法令，将阿连德时期国有化的企业归还原主，后又制定政策，要求大量国有企业“限期”出售。阿根廷于1989年通过《国家改革法》和《经济紧急状态法》，规定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造，加快私有化进程。
（六）外部屈从国际金融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压力，内部依靠少数在美国和欧洲学习过的“精英”进行决策。三国在面临经济难题时，都迫切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发达国家提供贷款。然而，这些机构和发达国家却乘人之危提出非常苛刻的前提条件，最主要的就是完全开放市场和实施私有化。墨西哥推行新自由主义最力的前总统萨利纳斯，曾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决策班子中的大多数人也在美国名牌大学学习过。从新自由主义的堡垒——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到智利的一些学生，在军政府时期担任着重要职务。阿根廷在梅内姆总统任上也重用了不少留学美国并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如经济部长多明哥·卡瓦洛等。
（七）考虑民族情绪或其他原因，仍保留极少量的国有企业。在墨西哥，国营石油公司迄今未被私有化。因为它既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更是石油工业1938年国有化以来墨西哥人视为民族尊严象征的“神牛”，是不可侵犯的。智利的铜矿、炼油业仍属国有，但只占经济总量的5%。现政府财政部顾问称，智利铜矿是从美国人手中收归国有的，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所以不搞私有化。阿根迁只剩下水电业的私有化活动尚未展开。
二、墨西哥、智利、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成败得失
经过10至20年的时间，三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是尘埃落定，成败分明。墨西哥和阿根廷属于拉美的大国，改革之前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墨西哥1984加入关贸总协定，民族工业遭到很大冲击。1994年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墨西哥凭借邻近美国的优势，发展起了庞大的客户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但其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很明显。阿根廷的形势比墨西哥严峻，原有的工业体系被破坏了，新的替代产业还没有建立起来，只能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和南方共同市场内部的贸易顺差勉强维持局面。智利与这两个大国不同，它的经济总量比较小，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因此在开放经济的过程中所受冲击较小，而且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扩大了农矿产品的出口，在近十几年里增长较快，经济、社会的发展比较均衡。从主要经济指标看，这三国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取得的经济成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货膨胀率降低。2000年，墨西哥由1987年的159%降到8.9%，智利由1973年的609%降到4.7%，阿根廷已低于国际标准。
（二）财政赤字减少。拉美主要国家的年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73年—1982年间是3.5%，1983年—1990年间为4.4%，在1991年—1998年间则下降到1.4%。墨西哥1982年财政赤字曾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1992年一度出现财政盈余，盈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
（三）外资流入增加。80年代是资本出逃，外资流入量为负值。90年代，外资流入量大大增加，基本上恢复到70年代的水平，直接投资比例到90年代末已达60%左右，外资稳定性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
（四）出口上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98年墨西哥和智利都达到33%，阿根廷约占11%。在出口构成方面，工业制成品的比例有所增加。
（五）经济有所增长。拉美国家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在1%以下，90年代则上升到3.5%。2000年墨西哥经济增长7%，智利增长5.4%。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并未能解决这三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而且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并使一些老问题尖锐化了。
（一）增长速度低而且不稳定。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的增长过程都曾经中断，分别在1995年、1999年出现了负增长。墨西哥受金融危机影响，损失达700亿美元，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7%，消费品价格上涨30%以上。智利1999年国民生产总值下跌了1.1%。阿根廷已经连续32个月经济衰退，2000年负增长0.1%左右，外债总额近1500亿美元，目前财政危险指数788点，已接近最危险的800点。
（二）经济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增强。除智利外，墨西哥、阿根廷在整个90年代都为贸易赤字所困扰。阿根廷的年均贸易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墨西哥为2.4%。2000年墨西哥贸易赤字达190亿美元，比1999年增加了35%。常年的贸易逆差，再加上低储蓄率，不得不更加依赖外资的流入，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债务支付和国内投资的缺口。拉美出口产品占有发达国家市场的份额从1985年的6.2%降到了5.3%，而同期东亚国家占有的份额从6.3%提高到9%，说明国际竞争力在相对弱化。
墨西哥的客户工业，即“来料加工、产品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其投资也来自国外，因此与其他产业的前后联系很少，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不强，而且受国外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很大。南美的初级产品出口一方面受到美国等国家非关税壁垒的阻碍，另一方面又难以避免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困扰。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萎缩就使智利的出口减少，失业率升高到10%。
外资的产业流向不合理，多集中在自然资源出口、资源加工业、汽车和客户工业。为些产业的技术多已定型，产品的市场前景并不光明，预期利润率也在逐步降低。大量外资流向通讯、银行、商业、电力等服务行业，未能有效提高所在国的国际竞争力，与经合组织成员国、东亚新兴工业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对外资的依赖、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出口导向模式固有的不稳定性都使得经济难以保持持续的增长。
（三）政府卸下了“国有”的包袱，又背上了“私营”的重负。私有化加强了一些部门的生产集中趋势，形成了新的私人垄断，如墨西哥卡尔索集团就控制了全国铜产量的90%以上。私人垄断部门运营不好，给国家整体经济造成险恶的局势，最终还要仰赖政府支持。1991年墨西哥政府出售18家州立银行，获得135亿美元。但数年后这些银行至少一半行将倒闭，政府不得不在资金上予以扶持，到1995年，“援助”已达170亿美元，大大超过当年的私有化收入。智利也是投入了GDP的40%资金调整金融系统，才使其恢复正常运转。
（四）失业率上升。私有化使大批国有企业的职工被解雇，跨国公司和国内大私人企业都倾向于使用高新技术来代替劳工，能够吸收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由于缺乏信贷而难以发展，这些都导致了社会失业的增加。智利60年代年均失业率6%左右，1981年曾攀升到26.3%，2000年年底仍为8.3%。阿根廷1990年失业率为6.3%，1996年上升到17.3%，2000年在15%左右。90年代末拉美各国的平均失业率为10%。不少被私有化的企业为减少成本，采取了降低工人工资、压缩职工福利开支等措施，使工人的实际工资低于改革前，生活水平下降。在就业者中，高达60%的人属于非正式就业或半失业。他们工资很低，工作环境恶劣，也无法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措施，同失业者一样属于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
（五）腐败丛生，国有资产大量转移和流失。由于一哄而起和缺乏监督机制，私有化的过程伴随着大量的腐败行为。国有企业被廉价转让给权势集团的成员和其亲友或贿赂政府官员的有钱人。墨西哥的一家私人公司为购买国营电讯公司，曾向萨利纳斯总统之弟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业务费”。根据智利生产开发公司的一项统计，21家国有企业的实有资产总计为6.13亿美元，但是只以3.1亿美元作价出售。
（六）两极分化和社会不满都在加剧。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缓解两极分化，而且如火上浇油，加剧了这一现象。墨西哥的基尼系数接近0.6，穷人占总人口的40%以上，而国内37位大富豪控制着70家大财团，资产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巨富由1987年的2人增至1994年的24人。政府社会发展部官员说，在墨西哥，有的人生活在未来时代；有的人生活在西班牙统治时代，倒退了二三百年。智利目前占人口20%的富人拥有国民收入的57%，占人口20%的穷人只占有国民收入的3.9%。阿根廷政府统计材料表明，1980年至1997年，国内占人口10%的富人拥有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6.6%上升到37%，占人口30%的穷人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2.4%下降到8.2%。两级分化必然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以至出现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改革过程中，反对政府经济政策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时有发生。墨西哥城每天有12到15次抗议示威活动，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每年达26亿美元；恰巴斯州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那一天宣布起义，困扰几届政府，至今未能平息。阿根廷在1997年3至5月间，就有14个省先后发生失业工人示威和封锁公路的事件，甚至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1999年7月还发生过5千名政府雇员、1万名农民到总统府示威，27万名货车司机罢工事件。此外，三国犯罪率急剧上升，已是世界上犯罪率较高的东南亚国家的40倍。
目前，墨西哥、智利、阿根廷不同政治力量对本国经济社会现状的评价不尽相同。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高层人士承认自由化政策严重损害了党的社会基础（工会、农会、公务员队伍）；新上台的总统福克斯表示不实行新自由主义；社会发展部的官员认为，经济发展了，但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就不能说政策是成功的。在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的支持者承认，智利社会为自由化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政府官员则把智利经济形势的相对稳定，归功于国家后来采取了谨慎的控制政策。在阿根廷，执政不久的激进党高层人士说，国家已经失去了方向，如果再按自由化路子走下去，前面一片黑暗。曾经担任梅内姆总统战略计划国务秘书的豪尔赫.卡斯特罗，在检讨本党执政10年的教训时，提出了将从事解决失业、贫困和社会边缘化问题的“第三次革命”的展望。三国的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带来了市场的一时繁荣，但始终未能给本国经济注入稳定的强大的动力，却带来了国计民生方面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这种改革的好处，大头落在了跨国公司和外国资本腰包，中头被本国私人资本据有，国家只得了小头，而且是以牺牲社会中下层群众的利益为代价的。在虚假的繁荣和发展下面，是大量失业、贫富悬殊加剧和社会分裂。拉美一批中左翼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已提出要用“第四条道路”，即建立民主化的市场经济，建立财力不断增加的联邦政府，来取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
大量外资涌入，控制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控制了市场，也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墨西哥逐渐形成了对外资的依赖，好像吸毒成瘾，再也摆脱不掉。这三国的私有化已基本完成，已没有什么国有资产可继续出售，以获得新资金。一方面必须偿还债务，一方面必须继续推动经济发展，进退两难，最终还得求助外国资本，哪怕条件更苛刻。从追求“自由”到失去自由，从打破“国有垄断”到培植出私人垄断，从经济较为自主到依赖和听命于跨国公司和外国资本，是拉美一些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基本历程。事实说明，靠出卖国有资产和借债来支撑的发展，终究是不能长久的。
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当权者纷纷落马，说明失道寡助。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智利的皮诺切特集团、阿根廷正义党执政的最后10年，正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最红火的10年。本想通过改革，巩固执政地位，结果却是一厢情愿，先后被别的政治力量所取代。最深刻的原因是，这种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少数人利益不顾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不但不能治本，而且使现实中的老问题更加棘手，新问题层出不穷，搞得当权者民心丧失，威信扫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执政时就出现分裂，而且这次选举中党内竟有一半人不投本党总统竞选人的票，萨利纳斯任总统时被誉为改革的先锋，下台后却因受到一系列指控而流落他乡。
三国的经验还说明，一批亲美的知识分子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食洋不化，既不懂得本国国情，也不了解绝大多数民众的实际状况和需要，只知道照搬欧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套用到自己国家。一些能够体察民众疾苦而又具有多方面知识和注意维护本民族利益的人士，却受到排斥和打击。在决策中倚重向往美国的少数“精英”以及仅仅为少数人的利益着想，是导致三国经济、政治、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念宁 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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