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有哲学”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唐力权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文化论文,访谈录论文,哲学论文,教授论文,唐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力权为美国美田大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研究会执行长，去年8至11月在广州、北京、黑龙江、云南等地作学术访问，11月1-3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作了题为“存在主义与儒家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外哲学的人性论”的讲演。我们在他离华前采访了他。
记者：唐教授，您是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与哲学的高层学者，对美国目前研究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状况一定很了解，能否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
唐：可以的。美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主要设在一些大学的东方学系和中文系。哲学系里研究中国哲学的向来比较少，因为在美国哲学研究界向来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缺乏西方古代哲学形态意义上的哲学。西方有逻辑学、三段论，印度有因明学，而中国没有相当的逻辑理论，因而，他们不大承认中国有哲学。近年，由于中国的开放和发展，作为大国，中国的民族文化包括文学、艺术、语言、哲学与民间文化，开始受到美国知识界的注意。为了与中国这个大国交往，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是鼓励研究中国文化的，希望能够培养出美国的“中国通”。目前，主要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基本上都有了英语译本，为美国和欧洲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现在美国的哲学系哲学概论课程，有一部分是介绍东方哲学的，包括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日本哲学和韩国哲学，也出了个别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但基本上是介绍性的，还谈不上中西哲学比较，夏威夷大学出的"Philophy:East and West"（《中西方哲学》）也不是哲学比较。在中国文化中，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对道家、佛家（特别是禅宗以及密宗）比较感兴趣，而对儒家反而不那么感兴趣。另外，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美国知识界研究中国文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如波士顿的新儒家就带有某种美国文化色彩和目的性。
记者：您这次来华讲学，曾对中西文化作了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的视角比较特别，与新儒家要借儒学救治西方文化精神衰微的宗旨及其研究方法似乎也不大一样。您研究中西文化的立足点是什么？
唐：新儒家的宗旨也许是好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比较粗疏，不够精细，不成系统。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静态的、异同的区别和比较这个平面上。我对中西文化以及中东文化的研究，是从哲学层面进行探讨和概括的，基本上是沿着梁漱溟的《中西文化比较》的路子走下来的。我把这些不同文化的研究纳入了我近年研究形成的“场有哲学”或称“场有论”的格局之中。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格局的辩证的自觉。每个哲学家，都有其对人类文明发展格局的根源性、历史性和理想性的自觉，通过对他们的分析研究，可以达到对文化的概括的认识。“场有论”既是我研究中西文化与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我研究中西文化与哲学的“终极关怀”。
记者：“场有哲学”这个出发点和“终极关怀”，对于比较研究中西文化与哲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唐：中国的传统哲学是非实体哲学，20世纪的西方哲学也是非实体哲学，有着内在的共同性。实体主义与非实体主义是相反相承的，犹如“镜像”一般，即所谓"mirrorimage"。“场有哲学”是对实体的解构，我把这种哲学称之为“超切中道”。“切”就是实体分析；“道”即“道可道，非常道”之“道”；义为超越实体分析而达到非实体主义之道。“场有哲学”又是从大量中西文化与哲学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反过来，用于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在哲学层面得到更为概括的认识。所以，“场有论”本身对于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任何活动都有理性，不同的传统有不同的理性，西方的传统是逻辑理性、支解理性、分析理性，西方的自由来自“爱罗”(eros)，是自体性的；中国的儒家道德主体则从良知而来，是互体性的。为了避免理性分析比较的偏颇，应该用曼陀罗理性、根本理性。“场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理性追求。
记者：从“场有哲学”的理论格局看来，中西文化呈现什么样的形态呢。
唐：“场有哲学”，探究万事万物之间的活动作用。它与以往的西方实体主义哲学的概念根本不同之处就是，以“活动”代替了“实体”，“作用”代替了“属性”。“场有哲学”认为，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活动状态之中，活动者即活动本身，无活动之外的活动者。事物之间存有某种体性，即相对相关性的总和；相对性的总和表现为自体性，相关性的总和表现为互体性。“场有”就是所有相对相关性的总和以及相对相关性关系网的存有、蓄积与权能。“权能”为力量的绵延，信息的传递。我从人性论角度，把人类文化活动的体性高度抽象地概括为“爱罗”(eros)与“良知”，它们是相对相关性的某种特例，它们通过“尊重”(respect)协调两者的关系。“爱罗”属于自体性，是性爱、好奇心、控制欲等；“良知”属于互体性，是仁性、责任感等。中国哲学植根于互体性、良知、责任感；西方古代哲学根源于自体性、“爱罗”、好奇好。中西方文化与哲学的差异就在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体性是互体性压倒了自体性，西方古代文化与哲学的体性则是自体性压倒了互体性。
记者：在“场有哲学”的理论格局中，“自体性”与“互体性”、“爱罗”与“良知”这些两两相对的概念之间，都只存在相对相关关系，不讲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关系。而实体主义是属于“自体性”的，非实体主义属于“互体性”，这样的话，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20世纪西方哲学从实体主义向非实体主义的转化？
唐：这种转变有一定的历史发展背景。本世纪初，先是出现了迪卡尔的二元论，然后是西方哲学界对他的二元论的否定。迪卡尔的二元论只有相对而无相关。对二元论的否定，便引发了西方世界非实体主义哲学的产生。然而，近年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似乎又预示着西方文化与哲学向实体主义的复归。
记者：在您自己看来，“场有哲学”属于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场有哲学”的形成，受到哪些哲学思想的影响？
唐：“场有哲学”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因为，“场有哲学”的原生方式，就是从大量中西文化与哲学的历史材料的分析和概括中产生的，又可以反过来应用于中西文化与哲学的研究。“场有哲学”的产生，在哲学思想上，主要受到中国的《易经》、西方的海德格尔、现象学、解构主义等哲学思想以及量子物理学的影响，你可以从“场有哲学”理论中看到它们的影子，但它绝不是这些哲学思想简单的重新组合，它是从大量的文化事实中抽象形成的。
记者：您这次来华访问，去了好几个省市的大学哲学系讲学，对中国哲学界已有大体的了解。您对目前中国哲学界的研究状况有何印象和看法？
唐：哲学研究可以大体上划分为三个层面，由低层到高层依次为：思想研究的层面，哲学史研究的层面，哲学研究的层面。目前国内的研究基本上是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哲学史的研究，而以思想研究为主，还谈不上有哲学研究。近年开展的哲学范畴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是属于思想史研究范围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不仅要比较基本的概念范畴，更重要的是应该进行哲学体系的比较。
记者：您对中国的文化与哲学研究有何建议？
唐：我想，首先应该促进交流，要加强中国哲学界内部学者之间的交流，中国哲学界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中国哲学界与印度哲学界的交流，哲学界与非哲学界之间的交流。没有交流，便是实体主义。中国现在的哲学构架者(institutional tamer)是实体主义的，有相对而无相关。开族和交流，则是非实体主义的。我认为，下一世纪的哲学主潮，应该是非实体主义的。其次，我觉得应该增加教育预算，以促进研究和交流。最后，还应该提倡学术的真诚。目前的研究似乎缺乏对真理追求的真诚，太现实了。搞哲学不能过多考虑功利的，应有执著的追求，对真理的真诚，为学术而学术的真诚。这种真城一定也会转为对人的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