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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7)03—0050—07
一、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
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在国际上经济学界已有众多创新的理论，其中，尤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判断成为最有影响的两种观点。主张工业化阶段分期的学者，把城市化作为工业化中的一个要素；反之，主张城市化进行发展阶段分期的学者，把工业化作为城市化的一个要素。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单纯用工业化阶段或城市化阶段都难以完整地概括，因此，在研究中国经济特征的基础上，在充分借鉴经济学界观点后，我们提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的结论。
(一)借鉴国际经济学界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
国际上在划分经济发展阶段上最有影响的理论有：克拉克(Colin Clack)的三次产业理论，钱纳里(H·B·Chenery)和霍夫曼(W·G·Hoffmann)的工业化阶段理论，罗斯托(Walt W·Rostow)三次产业升级的成长阶段理论；刘易斯(Willam Arthur Lewis)的城乡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等。我国学者也从城市化发展程度、科技进步程度、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过发展阶段的理论。
根据对比研究，我们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两种分类，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断，确实是重要的。由于我国在建国后走上了工业化，近几年又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工业化进程及其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判定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既重要，又实用。当然，工业化并不是说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越高就越好，或说工业作为二产并不是越高越好，在近代，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比重上升成为新的更为重要的指标。因此，工业化中工业比重的指标将会出现一个拐点，工业比重曲线及其优劣判断将呈现不连续的特点。为此，我们也曾考虑用“非农化”来反映发展阶段，因为这个指标是连续的，从农业经济高占比到现在低占比，明显反映着经济发展阶段。但是，“非农化”是一个用否定而不是肯定句反映的判断，作为阶段判断，最好的还是“是什么”而不是“非什么”，因此，我们在比较后，仍然认为工业化比重是最能反映经济发展阶段的核心指标，当然，需要设计出拐点指标来配套。
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发展中大国，13亿人口近8亿在农村，城乡收入差距日趋扩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明显突出，城市化问题不可忽视，越来越重要。就中国经济发展看，工业化并不能完全包容城市化，这一点，与西方国家只用一个核心指标来判断是不同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理论，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其观点在世界经济学界有广泛影响，对我们判断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确实有启发作用。把城市化从工业化中独立出来，或说把工业化与城市化并列提出，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本报告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用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指标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可能较之一个核心指标的判断，更全面、更准确。
我们也看到，有学者提出了其他一些指标如消费结构、科技实力等来判断发展阶段。比如，有罗斯托提出的“大众消费时代”，也有以轿车在家庭中使用率为标志的消费结构变化反映的经济发展阶段；或以美国学者E·Triyakian教授提出的信息化、智能化等反映的经济现代化，以科技成果的现代化阶段来反映经济的现代化程度等。本报告中，借鉴和吸收了多方面的意见，不仅运用了反映工业化、城市化的指标进行分析，而且还从收入、消费、科技等方面全面考察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规律，并对“双中期”进行了验证和充实。事实上，收入水平决定了国家(或地区)相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消费结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的阶段；而科技实力和水平，则与工业化、城市相互促进和影响。
(二)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
对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国内外成熟理论研究已有很多，这里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实践方面，我们选择了经济发达、同为大国的美国作为参照物，来对比判断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理论方面，我们参照钱纳里等著名学者的发展阶段理论，通过同类指标对比，来判断我国所处的阶段。
1.我国工业化程度与美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程度相当
经反复研究，我们确定选用以下四个指标反映工业化程度，并进而判断经济发展阶段。这4个指标：一是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二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三是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例，四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现将中国2004年这4个指标与美国同数值的时期进行对照(见表1)：
从表1数据和美国经济发展阶段① 的划分，可以看出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对应于美国1950—1960年代的水平即美国工业化后期阶段，而其就业比重对应于美国1900年的水平即其工业化初期阶段；因此，可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区间。同时借助于三产占比的对照，可以看到，我国第三产业就业相当于美国1900年即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但三产产值占GDP比重相当于美国1870年以前的水平，也就是说还达不到工业化初期水平。可见，我们讲中国现阶段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判断并不很精确，也有误差，是一个“区间”的概念。
2.我国工业化程度指标符合钱纳里多国模型工业化中期阶段判断
在现有的国内外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他和塞尔昆(M·Syrquin)在《发展的型式》(1975)一书中，分析比较了1950—1970年期间101个国家(地区)经济结构转变的全过程，揭示了收入差异与工业化、城镇化及就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勾画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转变的“标准型式”，请见表2：
从上表中得知工业化前、中、后期工业比重分布，我国2004年工业占GDP比重为46.2，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但我国2003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22.5％，处在工业化前期，如果考虑加入信息技术发展对就业比重的促降影响，即根据新情况修改只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的钱纳里模型，那判断工业化的就业比重就应该有所降低，我国就业指标也就接近工业化中期。综而言之，从钱纳里多国模型的工业化阶段分期理论看，我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区间”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三)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处于城市化中期
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man)在总结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经验基础上，建立了反映城市化进程的“S”型曲线规律模型。他根据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城市化率来判断，以25％、59％、75％为分界线形成四个阶段，而在25％和75％之间又可称为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因而可划分为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中期中又有前后期的差别。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经济内涵和表现。一般来说，在城市化率尚未达到25％以前，城市化的物质基础薄弱，规模小，发展缓慢，是大发展的准备阶段和打基础阶段；在25％—75％阶段是城市化飞跃发展时期，第三产业进行性增长阶段；75％以后的阶段，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渐趋成熟，速度明显下降，进入城市化的晚期。在50％前后两个阶段也有不同特点，在此以前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具有递增趋势，而呈指数曲线攀升；在此后增长速度具有递减趋势，而呈对数曲线扩展，同时城市分布和城市规模也开始发生扩散和缩小的变化(参见饶会林，1999)，参见图1。
图1 城市发展阶段性的理论曲线
资料来源：饶会林：《城市经济学》(上卷)，第63页，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由于我国城市化更准确讲是城镇化，因此，城镇化数据更有代表性。我国2003年、2004年城镇化率分别为40.53％、41.76％，处于图1中城市化中前期框内。
综上，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是有理论根据的，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这一判断，对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进而对选择经济发展战略，是非常重要的。
二、“‘双中期’区间”最新时点(2003)关键特征归纳及国际比较
本课题组在半年多时间里，经过多次讨论，在综合比较各种理论观点基础上，提出了五个可进行指标化的关键特征：国民收入水平、产业发展结构、城市化程度、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实力。下面，我们把国民收入水平、产业发展结构、城市化程度、消费水平和科技实力等五个关键特征进行指数化处理，分别得到收入指数、产业发展指数、城市化指数、消费指数和科研发展指数等五个特征指数，并对每一特征指数的测度选取两个核心指标：“收入指数”选取“按汇率法折算的人均GDP”和“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DP”；“产业发展指数”选取“农业占GDP比重”(逆指标②)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城市化指数”选取“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二、三产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消费指数”选取“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和“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科技发展指数”选取“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和“每百万人中从事R&D研究和技术人员比例”。利用这些指标，我们把中国的数据与高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③ 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得出一组数值。见表3：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国民收入方面，中国的收入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说明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与下中等国家收入指数为0.93，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水平。在产业发展方面，中国的产业发展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37％；中国与下中等收入国家产业发展指数为0.84，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在城市化发展方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50％；中国与下中等收入国家城市化指数为0.68，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在消费水平方面，中国的消费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50％，也就是其中等水平；中国与下中等收入国家消费指数为0.69，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在科技发展指数方面，中国的科技投入和产出的综合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34％；中国与中等收入国家科技发展指数为0.82，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水平。这里，指数反映出一种有前有后的情况，与高收入国家比，各指标均有差距。这些比较告诉我们，我国处于高收入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双中期区间，但具体在收入、消费、科技、产业结构和人口非农化等方面，差距有大有小，情况各有不同，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针对性地缩小差距。
在分类比较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一个综合性比较，即从这5大关键特征的综合角度，看我们2003年与高收入国家、中下收入国家相比有多大差距。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数为0.34，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为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34％，是一个相对低下的水平；中国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综合指数为0.82，相当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水平。结合表3与表4分析，还可以看到，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的城市化指数和消费指数高于综合指数；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收入指数和产业发展指数高于综合指数。
三、作为一个大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双重性规律
(一)收入现象的双重性
我们从总量和人均量两方面入手，对我国在世界上的排位进行比较分析。在总量方面，我们选择“按汇率法折算的GDP”和“按PPP计算的GDP”两个指标；在人均方面，我们选择“按汇率法折算的人均GNI”和“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NI”两个指标。见表5：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3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5％，居第6名；而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占世界总量的14％，居第2名。从人均来看，中国按汇率法折算的人均GNI居世界第134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NI居世界第119名。综合比较，中国收入现象呈现双重性：按总量收入居第4，居世界前列；按人均收入居第126，仍然落后。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由1979年的4038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136515亿元，增长了32.8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3％，增长速度为世界之最，位于世界第6位。我国人均GDP1978年为379元，2004年达到了10561元，年均增长8.1％。但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严重。综上，有喜也有忧。
(二)产业发展的双重性
我们从总量和比率指标两方面入手，对我国在世界上的排位进行比较分析。在总量方面，我们选择“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和“非农业增加值”三个指标；在比率指标方面，我们选择“农业占GDP比重”和“服务业占GDP比重”两个指标。见表6：
资料来源：1、“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和“非农业增加值”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5》数据计算而来，均为2003年数据。2、“农业占GDP比重”、“服务业占GDP比重”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2005》，为2003年数据。注：比率指标中的排位表格含义：“中国在世界中的排位/参与排位的国家数”，以下表格同。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3年，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均居世界第4位；非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3％，居世界第7位。从比率来看，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37个国家中居第75位(由于该指标为逆指标，所以按照倒数排序)；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37个国家中居第125位。综合比较，中国产业发展呈现双重性：中国产业总量水平居世界的第5位，名列前茅；但农业比重偏高与服务业比重偏低，因而，产业比率指标居第100位，还是很落后的。
回顾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到2004年底，第一产业比重降低了15％，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基本稳定，第三产业比重增长了17％，三次产业结构比例达到13.1∶46.2∶40.7，表明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但比较美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达到了7％和55％，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事实上，也不及下中等国家的平均水平。
(三)城市人口的双重性
在总量方面，我们选择“城市人口总量”；在比率方面，我们选择“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两个指标。见表7：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3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为世界的17％，居世界第1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51个国家中居第107位；中国第二、三产业就业量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2个国家中居最后一位。综合比较，中国城市人口呈现双重性：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居第1位，城市人口比率指标居第70位。
更进一步分析可知，中国城市人口在2003年达到了4.98亿人，在世界各国中高居榜首，占高收入国家城市人口的66％，占下中等收入国家城市人口的38％。因此，从绝对量上看，中国是一个城市人口的大国。从相对量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世界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指数是0.50，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指数是0.69。这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仅是高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的一半，是下中等收入国家的69％，在世界上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
(四)消费水平的双重性
我们从消费的总量和比率指标两方面入手进行比较分析。在总量方面，我们选择“最终消费支出”；在比率方面，我们选择“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和“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两个指标。见表8：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为世界的3％，居世界第7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7个国家中居倒数第2位；中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41个国家中居第36位。综合比较，中国消费水平呈现双重性：中国消费总量水平居第7位，消费比率居第36位。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得知：我国最终消费量从1990年的11365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75439亿元，但最终消费率2004年为53.6％，低于2003年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77％；按可比口径，2003年我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仅485美元，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3278美元，仅占高收入国家的2.85％。因此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没很好发挥。
(五)科技实力的双重性
我们继续从总量和比率指标两方面入手，对我国科技实力在世界上的排位进行比较分析。在总量方面，我们选择“研发经费总量”和“R&D研究人员总量”两个指标；在比率方面，我们选择“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和“每百万人中从事R&D的研究人员数”两个指标。见表9：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研发经费总量居世界第6位，R&D研究和技术人员总量居世界第2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6个国家中居第13位；中国每百万人中从事R&D研究人员比例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42个国家中居第26位。综合比较，中国科技实力呈现双重性：中国科技实力总量水平居第4位，比率指标居20位，属中等水平。
综上，我们看到，2003年中国经济按国民收入、城市人口、产业发展、消费以及科技五个方面总量指标在世界上的排序分别为第4、第5、第1、第7和第4，综合排序达到新的高度，位居世界第4名，高于现在中国GDP总量指标的排位，表明中国确实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大国。但若按人均量排序，这五大指标分别排在第20、第36、第70、第100、第126位，综合排序为第70位，还是比较落后的。
注释：
①美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1987年以前：农业社会；1870—1910：工业化初期阶段；1910—1940年：工业化中期，其中，1910—1920年属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转换的时期；1940—1970年，工业化后期阶段；1970—1992年：后工业社会；1992年进入现代社会。
②“逆指标”是数值越小越好，越小反映相应的发展水平越高的指标。
③根据世界银行按照收入划分经济体的方法，将世界208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高收入经济体、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和低收入经济体四类。其中，高收入经济体主要以美、英、法、日等国为代表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9386美元的54个国家和地区，中下等收入经济体主要以中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古巴等国为代表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765美元—3035美元之间的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因此将中国各项指标值分别与高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算术平均值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