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容闳对美国经验的宣传与推广——以戊戌维新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经验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1—0091—09
容闳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是开辟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先驱者，也是香山人民的骄傲。国人知道容闳，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钟叔河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系统地推出一套《走向世界》丛书，他对容闳曾有精辟的概括，其文曰：
在美国康州哈德福特城西带山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的绿荫深处，一块方座圆顶、正面刻有一个中文‘容’字图案的墓碑后面，长眠着一个中国人。他虽然死葬在异邦绝域，他的心中却一直眷恋着祖国，眷恋着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他从赴美留学，到学成归国，到向太平天国提政治建议，到筹办江南制造局，到组织中国留学生出洋，到参加维新变法运动被清政府通缉，到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整整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为了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断地‘上下而求索’的一生。①
钟先生的论说，简明扼要，很有代表性。它说明人们尊敬容闳，首先是因为他爱中国。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容闳不但热爱他生长的祖国，他同样也热爱他所居住的美国。他以毕生精力所从事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伟大事业，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也对美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所强调只是容闳的爱国主义，而忽视了容闳对美国的无比热爱与巨大贡献，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资料的缺乏。尤其是容闳在戊戌变法过程中为康有为等维新派出谋划策，大张旗鼓地推广美国经验，按照美国的蓝图来改变旧中国的面貌。此中情形在容氏自传《西学东渐记》中记述太少，只有寥寥数句，而笔者近年在研究戊戌变法史过程中，颇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新史料。尤其是在美国NewHampshire的莱溪居主人那里，发现了大量容闳呈递给翁同镉的档案文献资料，更能清晰地看出容闳在甲午战后，宣扬与推广美国经验，真可谓千方百计，不遗余力。
一、以美国为蓝图的银行方案
梁启超于《戊戌政变记·康有为向用始末》中说的头一句话即是：“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信哉言乎，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②。中国变法运动的兴起是自甲午战败之后开始的。而容闳大张旗鼓的宣传美国经验，亦是甲午战后开始的。
众所周知，容氏自耶鲁大学毕业后，即返回中国。他为了实现以美国经验改变古老中国的抱负，亲自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接触，又曾协助曾国藩诸人创办江南制造局等洋务企业，风尘仆仆地往来中美之间，购买美国机器，翻译美国的新技术资料，尔后，又倡导实施幼童留美计划，他的这些努力，由于守旧派势力的阻挠都收效甚微，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容闳才有了一种紧迫感。他决定再次返回中国，实现自己的理想。容氏在《西学东渐记》中自称：“余此次之回国，因恨中国之败，慨然作积极进行之想。”容氏所谓积极进行之想，就是全面地把美国的治国经验，介绍到中国来，这种经验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又包括改革旧的封建的政治体制。
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容闳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夏抵达上海，他通过曾任驻美公使馆参赞与翻译的蔡锡勇之介绍，见到了当时还在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陈述了他的改革建议：即聘请美国等西方人士为中国之外交、海陆军及财政的顾问；再派有才学有能力的中国青年学生在外国顾问之下，学习其治理国家的经验，结果遭到张之洞的冷遇。在张之洞离开南京，返任湖广总督后，容闳又成了刘坤一手下的交涉委员，依然无所作为。三个月之后，容闳决定另谋途径。
容闳觉得地方大员权力有限，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他实现改革中国的计划，于是，他亲自来到北京。通过关系，与当时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镉取得直接联系。而他向翁同镉提出的第一重要建议，即按照美国的蓝图，设立中国的银行。
银行是国家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机构，虽然中国很早就出现了票号钱庄，但直到甲午战争之前，还没有一家自己的银行，以至向外洋购买机械船只，都要受外国银行的盘剥，有感于此，容闳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1896年3月27日）上书翁同镉。容闳写道：
敬禀者：职道伏念创设银行，为今日急务，泰西各国，已有成效。职道拟先招商股，照章试办，延聘外洋银行生意人经理，职道从中调度，自能实收利益。不数年间，所有还洋债，练军实，办理善后各事，胥资于此，裕国利民，不无两便。谨将仿遵西例，变通办理国家银行大致章程开陈，仰求训诲。另有仿办细章，因过繁琐，未遽呈，合并声明。敬请钧安。职道容闳谨禀。③
容闳所谓的外洋银行生意人，即指美国商人而言。在这次上书的同时，容氏还附上开办国家银行大致章程10条，以供翁同镉参酌。
容闳的建议，受到翁氏的赞赏与重视。翁氏于是年四月初三日召见容闳，商谈银行问题。翁同镉于日记中写道：“江苏候补道容闳，纯甫，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然谈银行颇得要”。
翁氏档案中保存的容闳第二次设立银行建议，是丙申（1896年）四月呈递的，很可能是被翁氏召见时面呈的。容氏自称为“二品顶戴江苏特用道”，与翁氏日记中的“候补道”稍有不同。容氏于“银行总纲开办事权”中谓：
查银行仿自泰西，英法诸国屡经改章，愈变愈精，要以美国为最善，日本银行亦多采仿其例。④
容氏的第二次建议，所拟章程达40条，比初次章程详细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容氏条陈每页上方，有许多眉批，翁氏特别注明曰：“上方系徐观察寿朋所批”。徐寿朋，字进斋，直隶清苑人，通西学，习洋务，曾于光绪七年（1881年）充驻美使馆二等参赞，故与容闳熟悉。容氏的银行建议，显然先由徐寿朋过目，然后送呈翁氏。徐氏眉批颇有点睛之妙。他于容氏第二次所拟银行章程一开头即批注道：
此节为设立银行第一紧要关键，须与各国在华著名银行联络。凡中国购买军火机器等，皆可自行汇划，不仰在华洋商鼻息，应详议办法，叙入章程，一眼观定，尽力办理。然事实非易。⑤
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于《时务报》发表文章，称赞容氏银行章程“妥密精当，最无流弊”。而且，容闳的上书要比盛宣怀奏陈自强大计，请设银行的建议早半年多。然而，清政府最终否决了容氏设立国家银行的方案，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1896年11月12日）颁布谕旨，命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银行。盛宣怀的银行章程与容闳的建议有很大的区别：盛氏要总行设在上海，京师只设分行。容氏则建议于京都设立总银行，发行纸币，由户部负责。等到清政府明白，国家银行至关重要，而且非在京师设立不可的时候，已比容闳的建议晚了很多时间。
二、引进美资兴建全国铁路
几乎与兴办银行计划同时，容闳还有一项兴修全国铁路的宏伟规划。容闳认为：与英法德俄诸列强相比，美国较易相处，因为容闳久居美邦，自信对其了解深透，故请求清政府允诺，通过美国商人筹款数亿两白银，帮助中国建成全境铁道，别国不得与争利益。他在向户部尚书翁同镉呈递的《兴筑铁路以维全局酌拟办法呈》中，请求变通招股章程，大规模引进美资，其文曰：
查津芦早已兴工，芦汉亦经集议，分招华股，严屏洋商，杜渐防微，诚非无见。职道所以踌躇四顾，而窃欲变通办理，借力于美也。盖美与我素无嫌隙，今借其商人之财力，而权自我操，无庸照会政府，他国断不过问，从前美国筑路亦听欧商集股，并无域外之分，嫌疑之见，通力合作，实为权变办法。如蒙俯准，职道当于美国纠集公司，订定章程。如有华商愿出资本，并归公司合办。不出五年，一律筑成，似此光明简易，较之他项办法，利弊迟速，相去远甚矣。
容闳的这一奏章大约是光绪二十二年初春递上的，由于反对势力的阻挠，翁同镉虽有意支持，但亦孤掌难鸣。而容闳本人则来往于京、沪之间，广泛结交维新派人士，试图以美国的经验来影响这些改革者。容闳也通过这些活跃京沪的维新派人士来了解朝廷的动向。我以前在李盛铎未刊档案中，曾摘抄了容闳致李氏之信函，与容氏这个时间的活动颇有关系。今移录如下：
容闳之第一函曰：
木斋仁兄大人阁下：本拟走谒，因俗事碌碌，近想诸事安吉为颂。现弟寓在三条胡同金鼎关帝庙，附呈伦顿电音一纸，即希雅鉴。迟日再行往领教言，面磬一切。手此寸言，顺请道安，并希涵照不一。
愚弟容闳顿首⑥
容闳之第二函曰：
木斋仁兄大人阁下：顷承枉顾，快领雅教，欣慰莫名。承旨电音一节，心感之至，现因琐事未了，未能起行，一俟部署清理，即行回沪。并请一面招商办理，无庸久侯，特此寸言，即请婉言覆之。承情之处，迟日走谢。顺请台安，诸希涵照不一。
愚弟容闳顿首⑦
容闳之第三函曰：
木斋仁兄大人阁下：阔别瞬已逾月。惟纂履筹祺，与时俱进，至以为念。弟抗尘走俗，无善可告。银行章程脱稿后，南海甚以为然，十二日禀呈译署、户部、军务处三份，嗣又拟铁路六条，亦蒙南海称赏，属即迳禀军务处，不过尽所欲言，成否听之于天，当轴诸公，惟仲老最为明晰，谈次意兴勃发，毫无疑义。如果邸堂联为一气，无稍推诿，天下事何不可为？无如每议一事，动辄累月，积习使然，至今不变，殊令人闷损耳。闻南皮招杏荪将任以芦汉，都中亦颇有此语，未审确乎？以通国铁路，枝节为之，恐旷日持久，终归无补。时事日亟，良用杞忧。
愚弟容闳顿首⑧
容闳之第四函曰：
木斋仁兄大人阁下：昨领大教，不胜欣悦。方君奉胡中丞批办晋省车路，自太原至正定，系借俄款，俄有法项在内，大局已吃此两国亏匪浅。此又擅至将晋送俄，岂非令人长叹。陈君哲甫已奉旨承办贵州全省水银矿，闻已借成法款，全归法人办理，此举将来又变成与四川煤油矿无异，且法人藉端，由广西龙州铁道推广至贵州，大局更不得了。现今谋事人，只顾己，不顾众，有血性见此情形，岂不愤结乎？公有何方，堵此等弊端，请祈示知。手此，敬请大安。
愚弟容闳顿首⑨
此四通函札均是给木斋的。李盛铎（1859～1934），字椒微，号木斋，别号师子庵旧主人，师庵居士等。江西德化县（今九江市）人。时任翰林院编修，号称通达西学，与京师维新人士多有往还。容闳的这些未刊函札非常重要，它向人们提供了他这一时期活动的真实记录。信中的“南海”，系指康有为；“仲老”，系指廖寿恒，字仲山；“南皮”系指张之洞；“杏荪”系指盛宣怀；“方君”系指方孝杰；“胡中丞”系指胡聘之，时为山西巡抚。
在列强纷纷登堂入室，在华掠夺利益之时，容氏认为，依靠美国的财政实力，远比其他列强可靠，他力排众议，阐述厉害，希望清廷能采纳他的建议。由于容闳的不懈的努力，他所拟定的引进美国资本兴修全国铁路的计划，在维新人士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在一些有头脑的封疆大吏中也得到支持。这在《汪康年师友信札》中，可得到证实。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1896年7月19日）京师强学会的骨干成员汪大燮致书其兄，时务报主持人汪康年曰：
铁路，实以容闳条陈为最善，大致招美人统办通国铁路，并责令开设无数学堂，与以若干年限，限满中国收回，不贴钱，限内一切由官稽核，如有兵事，先尽兵用。开办时华人有股多寡，均得附入。章程周密而妥善。人情竟不相属，奇哉！⑩
同年七月二十五日（1896年9月2日）邹代钧亦致书汪康年，痛斥俄英法诸国攘夺铁路利权，并大声疾呼：
国不亡于炮火，而亡于铁路，是又一古今创格矣！容纯甫之策最有识，右帅已电告荣相，恳行容说，久不报，未知偕否？时局如此，奈何！(11)
邹代钧信中提到的“右帅”，指湖南巡抚陈宝箴。邹代钧，字甄伯，又字沅帆。清咸丰四年（1854年）生于湖南新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卒于湖北武昌。邹代钧是中国近代地图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早年，经两江总督曾国荃推荐，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归国后张之洞开设湖北译书局，留他任地理编辑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革新，大办新政。邹代钧由武汉返湘，建议开办矿务，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对主要矿藏实行重点经营。二十三年，担任《湘学报》舆地编撰，湖南时务学堂舆地教习。次年在南学会主讲舆地。变法之议初起，邹代钧曾拥护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为强学会上海分会发起人之一。尔后又曾出访过日本。他眼界开阔，熟悉外情，故对容闳新政建议，由衷钦佩，对清廷的怠慢做法尤为愤慨。邹氏还劝汪康年将容闳的条陈刊登于《时务报》，以扩大其影响。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容闳的银行、铁路计划均告搁浅，原因何在？对于此中奥秘，汪大燮曾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1897年3月23日）致汪康年信中有所揭示。其文略谓：
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此古之明训也。容纯甫尚在申否？徐晋斋来信言，彼闻盛杏荪得铁路、银行两事，颇以为奇，真不识时务矣！渠在京时，荣大金吾颇亲之，彼则畅所欲言，而荣亦称之。彼以为果亲己也。其实，则见其上此条陈，必非无资之人，亲之或有以俾我也。杨艺芳在京候简非一日矣，忽报荣，即见明效。天下事尚可为哉？(12)
上文中涉及人物颇多，其中，“渠”、“彼”，均指容闳；徐晋斋，即徐寿朋；盛杏荪，即晚清之财神爷盛宣怀；杨艺芳，即杨宗濂，字艺芳，号潜斋，金匮人。咸丰未年以户部员外郎在籍治团练，后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捻军，擢道员。同治十一年（1872），权湖北荆宜施道，被劾罢。后为李鸿章筹建北洋武备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与吴懋鼎合办天津自来火公司。十四年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尔后改总办，十九年织布局起火，被免职。二十一年与弟宗瀚等筹设无锡业勤纱厂。同年，简授山西河东道。从此之后，他官运亨通，担任过布政使、按察使、迁长芦盐运使。二十七年秋，以办纱厂获赏三品京堂，督办顺直机器局。此人神通广大，常常以金钱开路。
荣大金吾，指的是荣禄。荣禄（1834～1903），字仲华，正白旗满洲人，瓜尔佳氏。任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等要职。因为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成为满人亲贵中执掌大权的人物。据日本档案中一份机密报告称：
军机大臣荣禄和慈禧太后立场一致且志气相投。慈禧太后内心实际上并不主张变法，但此意一旦表露，有恐在外引起各外国的非难，在内引起新派汉人的沸腾。所谓新政，即是用来探听外国人鼻息的东西，所以表面上准许新政实施，而暗地里厌恶新论，怀疑汉人，持着扼杀新派声息的态度。但荣禄此人善于分析他人之议论，有时而赞成，时而一言以毙之，令新派变法论者常无言对驳的辩论才能。能辨别软硬，又能体得慈禧之意转而实施者，非荣禄莫属。所以其深得慈禧宠用，以至慈禧一天无荣禄不可。而荣禄依仗慈禧之宠用，保持着如今的势力。荣禄在军机处，名义上有三个同事。其实，他们不过是荣禄的部下。此三人以荣禄为顾问，其意见不参与商议，而只是荣根据其能力，分派一些尽其所能的工作而已。(13)
这份报告的来源，是京师大学堂的沈兆祉与日本驻京公使馆的高洲翻译官谈话记录。谈话时间是庚子事变之后。然而，他对荣禄在清廷之地位及其与慈禧的关系揭示，却恰如其分。非但如此，荣禄还是一个非常贪财之人，其存世信札表明，凡是被他看中之人，大多会依据行贿之多寡，而满足其愿望。晚清官场之腐败，荣禄应负很大责任。
容闳天真地以为，他的银行、铁路计划非常周全，对国家有利，且已广泛获得维新派和有识之士的赞同，当局一定会采纳。但是，荣禄却以为容闳自海外归来，必有厚金报效。结果容闳却书生气十足，对国内官场的游戏规则一窍不通。他根本不懂得，或者不屑于习惯这一套卑鄙污浊的做法，没有贿赂当政者荣禄。因此，他的改革计划只能束之高阁。一直等到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德国强占了山东利权，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容闳再度奏请自行设立公司，办理津镇铁路，维新派亦频频为容闳之计划呐喊出力，清廷遂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核准办理，但因该铁路须经由山东，却遭到德国的阻挠，此计划亦不了了之。容闳此项计划，原只限六个月内招齐路股，而到时却无法完成。为此，康有为还特地代御史杨深秀草拟奏片，建议清廷另外招商再办铁路，该奏片称：
再：筑造铁路，遄行轮车，实为今日富强之要图。现在自芦汉、津榆、粤鄂、东三省等处，均已次第开办，惟津镇一路，关系东南半壁利权，办理尤宜迅速。昨闻容闳承办此条铁路，计时已及半载，而所筹备款项，至今尚无把握，若再迟延数月，无人承办，诚恐为洋商所夺，而大利转归外人。拟请饬下该管大臣，另行招商办理，务期妥速有成，以杜绝外人觊俞之心。臣为收回利权起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鉴训施行。谨奏。(14)
康有为代拟的这件奏片动机是什么？是帮助容闳下这个台阶，抑或还有别的企图，无疑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为康有为设计的依靠美国大举新政的蓝图
丁酉戊戌之交，随着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日益严峻，维新派的奔走呼号，吁请变法。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强对中国的利益“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面对这种瓜分豆剖，旦夕可至的危局，康有为诸人在京师四处活动，想方设法寻求救亡的途径。而从美国归来的容闳则成了他们亲密的朋友。他们日夕聚议，探讨改革中国的可行方案。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亦称：“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维新派在京师成立保国会时，容闳亦亲自到场表示支持。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容闳为改革派设计了一个以美国为依托进行全面改革的方案。这件事在容闳自己的回忆录中几乎是语焉不详的，而康有为却把容闳的计划草拟成了奏章，并且由与维新派关系密切的御史向清廷正式呈递。这些奏章今天还分别保存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的总理衙门档案中。我们通过这些御史的奏章大体上可以看出容闳所勾画的这幅依靠美国，全面变法的蓝图。
根据清档的记载，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1898年3月9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呈递《为蹙地侵权，国势危急，请统筹全局，派员往美集大公司折》，该折声称：胶州湾事变后，国势既弱，日处窘乡，危机万分，只有统筹全局，开办一大公司，集款数万万，准其开办各省铁路矿务，而责令该大公司报效七事：一、购大钢板铁甲船，约三十号；二、沿海天津、燕台、上海、宁波、福建、广东，设水师学堂六所，照英之武翼、美之安那保理师规制；内地、直省各设武备学堂一所，照美之威士班规制；三、各省府县皆设工艺学堂；四、各省设立铁政局、枪炮厂、火药局；五、延请洋将，练兵百万，皆令出给俸饷；六、筑沿边紧要炮台；七、直省各设银行。统计需款约五万万两为度，皆限一年之内，一律举办。其铁路矿务利益，酌分成数，归于国家。似此不假借贷，不事搜括，坐获巨款，以举大事，救急之策，图存之计，未有过此者也(15)。
那么，这样的大公司由谁来开办呢？该折又称：
臣查中国民穷商匮，不能举此。于万国之中，美国最富，又不利人土地，若召集美商办此，彼必乐从。惟须得该国敬信之人，方能召集。臣闻江苏候补道容闳，少年游学美国，壮岁又奉使差，久于美地，前后二十余年。其为人朴诚忠信，行谊不苟，深为美人所敬信。若容闳往美召集，必有可成。惟兹事体大，恐俄、德、法因而生忌，尤非慎密不为功。如蒙垂采，请发秘旨，速派容闳往美，集此公司，不必声明，以免各国生心。至责令报效七事，乞召见容闳，垂问详细情况，届时并派大臣，与容闳妥定章程，务期详慎，有此大举，庶几外侮可弭，内政可兴，疆土可保，国祚可存。此不可失之事机，亦不可得之时会。过此数月，危机日甚，恐更难为功矣。
与此内容大体相同的奏折，亦由掌京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向皇上呈递。该折认为，解除中国所面临危机的良策，唯有向美国多借款，才能对列强有牵制作用，该折称：
美富埒于法，从不肯占据他人土地，专重商务，所养之兵，为数不多，但竞竞以护商为心，各国皆交相畏之。若酌拔长江省分及法德屯兵附近各处之厘金作为抵押，美必允从，将来各国俱不能进步，无不受其牵制。但必须得美商信服之人，方易集事。查江苏候补道容闳在美读书多年，官商推重，如遣与美商速行订借二三万万两，一月之内，必可有成。事关保国大计，用敢迫切上陈，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16)
无论是宋伯鲁，还是陈其璋，他们都是同情新政，力主变法的御史，与康有为的关系至为密切，百日维新期间，几乎成了康氏代言人，而且在康有为之《自编年谱》中亦清楚指出，此二折由康氏捉刀代拟，康氏云：
今统筹大局，非大筹五、六万万之款，以二万万筑全国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编立各省、各府县、各等各种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行纸币，如此全力并举，庶几或可补救。以全国矿作抵，英美必乐任之，其有不能，则鬻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以立全局。既与常熟言，荐容纯甫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款。又草折二份，交御史宋伯鲁、陈其璋上之。枢垣疑其不能行，留中，真可惜也。(17)
由康有为代拟奏折的内容可以判断，维新派所谓利用美资，成立大公司，全面变法的宏伟方案，完全由容闳帮助制订的。否则，康氏亦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清廷推荐容闳本人，可任此艰巨。
四、余论
容闳为康有为设计的变法方案规模宏大，包罗甚广。他们希望光绪皇帝能洞烛事几，乾坤独断，采纳实行。但是，此折递上后，光绪帝并没有采取任何特殊举措，只是循例将其交给军机处。据清档记载，军机大臣只是将此奏折，“交总署，陈其璋奏，再向美国借款，面奉谕旨‘该衙门知道’”(18)。随后便无下文。显然，清王朝的执政者们，认为陈其璋和宋伯鲁的奏折，大多是纸上谈兵，很难付诸实行。退一步说，就是他们奏章讲得头头是道，对国家有益，但是，如果没有给掌权大僚有什么“好处”，他们同样会把这些建议束之高阁。
然而，康有为当时并没有多少行政经验，他认为容闳的建议是救亡图存的良药。如能按照此法，统筹全局，则中国便可以转危为安，化弱为强。因此，他对执政者的做法很不以为然，颇为容闳鸣不平。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今天看来容氏之宏大计划，派人到美国办大公司，兴办全国新政，倘能实行，中国的维新历史将会另有篇章。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容闳统筹全局计划过于庞大，有不少空想的成分，即使光绪皇帝同意了容闳的规划，数亿两白银他也很难筹集到手，其他所谓责令大公司报效的项目，几乎囊括一切新政措施，亦很难付诸实行。
至于容闳所提出的借资办银行，修铁路，在当时还是很有可能被采纳实行的。而他却不懂得像杨艺芳在京候简一样，“报荣”办事；或者像盛宣怀那样，金钱开路，于是，其银行、铁路计划被大员们置诸脑后，无限拖延，最终不了了之。在封建官场中，不懂得游戏规则者，往往会吃亏。维新派人士陈炽也像容闳一样给文廷式写信抱怨官场之腐败。其文曰：
云阁仁弟同年左右：
未如之局，未及奉陪。次日归来倦极，亦未走送，至歉。我辈交知，亦不在形迹也。是日黄沙茫茫，日在云中，黯淡昏黑，无光无色。
弟去岁入都之日，狂风猛雨，天黑如磐。安徽馆之局，与长素等三人，促膝深谈，几以长歌当哭。我曹进退，断关家国安危。夫未欲平治天下也则已，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海内人豪，于今有几？惟吾弟与木斋等数人，可以莫逆于心，相视而笑耳。
兄生平颇解测量，而酷信占验，于同治十三年金星过日，毅皇帝宾天，而益信立竿见景，悉数难终。西人谓无关休咎者，虑自不能应天象哉耳。太和门、祈年殿、户部三灾，而中国之民穷财尽也决矣。蚕桑二事，总署议准，恭邸未画稿，以致迟延。三月初间，当可出奏，奉旨后即飞电各处，告木斋弟转达同人。向所谈棉花、樟脑两层，各拟一说，乞弟与木斋弟鉴之。造糖、造纸两条，俟陆续拟就，再寄呈教。
中国之事，一涉官场，即不阻挠，亦多迟误，决意与民为仇，与天为仇。衮衮诸公，吾不知葬身何地矣。所云四事，皆可不必经官，并可无须出奏。苦心孤诣，教我丞民。兄发其端，弟等竞其绪，拳拳此志，上合天心，弟与木斋当能默证此意也。未尽之言，统俟续陈。手泐，顺颂，旅安。
木斋弟均此。
兄炽顿首。廿七灯下。(19)
观陈氏此信，可知强学会成员一个个都热血奋发，立志救国，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但是，当权者却“决意与民为仇”，故维新派们只能仰天长叹。他们痛恨官场腐败，立志更张，然而，现实却是冷酷无情的。仅仅依靠为数不多的维新志士，是难以改变官场的腐败现象的。这也是容闳不能实现其改革抱负的深层社会原因。
容闳乃一真诚的爱国者。综观其改革方案，可知其对美国社会的结构及其经济运行规律的变化，了解的并不深入。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财团都缺乏有力的支持者，故其规划是很难付诸实施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容闳的爱国之心是真诚的，他希望中国摆脱列强蹂躏的命运，走上富强之路的愿望是强烈的。而且，他对美国也是至为热爱的，忠实的，对美国的发展前景更是充满了信心。正因为如此，在戊戌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他千方百计地陈明厉害，尽力推广美国经验，希望中国能像美国一样，走向富强之路。
中国与美国是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经济基础相差甚远，而且，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容闳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以自己的毕生精力苦苦探索，架设沟通中美之间，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孜孜以求，奋斗不息。这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正是由于容闳大张旗鼓地宣扬美国经验，才能更多地使京师乃至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美国，认识美国，加强与美国的交往和沟通。容闳所起的这种作用，是一般美国人很难做到的。
注释：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第1页。
③ 容闳：《请仿泰西设立银行条陈》，翁万戈先生家藏原件。
④⑤ 容闳：《创办银行参仿西例酌拟章程四十条清折》，翁万戈先生提供。
⑥⑦⑧⑨ 容闳：《致木斋仁兄函》，未刊稿，见《李盛铎未刊函札》。
⑩(12)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45、758页。
(11)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678页。
(13)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关于军机大臣及其他二三官吏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清人所见报告一件》，译者陈凌虹。
(14) 杨深秀：《津镇铁路请招商再办片》，见拙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丛书，1998年，第189页。
(15) 宋伯鲁：《请统筹全局派员往美集大公司》， 见拙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35页。
(16) 陈其璋：《统筹全局请再向美借款以相牵制而策富强折》，见拙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31页。
(17)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4册，第142页。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随手登记挡》，春季档。
(19) 陈炽：《致云阁仁弟》（未刊稿）。信笺印有“甲午孟夏月瑶华仙馆制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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