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徘徊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确立并经历了一个很快演变和发展的过程。相反，微观经济学则曾出现徘徊局面。从60年代后期起才逐渐有长足发展。众所周知，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规律，说明商品价格决定与变动为何导致资源的优化配置，其目的是论证“看不见的手”原理，其假定前提主要是：经济行为个体是分散决策的理性人，以及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本文把经济学家对微观经济思想变动与完善主要局限于上述传统微观经济学目标与假定范围内的贡献视为徘徊，而把突破上述局限的贡献视为发展。
一、微观经济学的徘徊
自从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论述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之后，主流经济学家们崇尚演绎推理的形式主义表达方式，构筑出“水晶球”般精致巧妙的理论结构。这些理论模型虽然拥有很严密的形式逻辑基础，但往往由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不够，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方面出现脱节。“为经济学而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对一些问题的纠缠使微观经济学思想出现徘徊，这种徘徊除了有上述形式主义倾向泛滥这一理论上的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市场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慑于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余威和记忆，纷纷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一味强调市场调节的传统微观经济学思想难以唤起人们的兴趣与重视，致使一些经济学家致力于将理性人最优化行为的理论加以扩充或将理性人的最优化行为原理扩散其分析的领域。具体来说，微观经济学的这种徘徊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一般均衡进行征明。微观经济学有一个核心命题，即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受到一只无形之手的引导而自动产生最有利于社会利益的结果。瓦尔拉斯第一个试图以数学形式表述这一经典命题，由此而形成一般均衡理论。瓦尔拉斯的学生帕累托还引入了一个检验这种均衡是否最优的标准。在他们那里，一般均衡还只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一种逻辑结果。直到20世纪30年代，帕累托最优的可能性，乃至于一般均衡的可能性，都没有得到形式逻辑上的论证。1939年，希克斯出版《价值与资本》一书，围绕“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在利用无差异曲线方法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重新表述的基础上，把瓦尔拉斯体系定义为使一切超额需求等于零的相对价格集合，并探讨了一般均衡是否稳定的问题。1947年，萨缪尔森又以此为主题，以更严密的数学形式讨论了均衡的稳定条件。1935-1936年间，亚伯拉罕·瓦尔德发表系列论文，试图在数学上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但其证明过程被后人指出了重大缺陷。20世纪50年代，阿罗、德布鲁等人旧话重提，试图复兴瓦尔德的“事业”。在被誉为“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中，这两位学者用集合论公理方法重新阐述最大化假设，并利用当时数学领域发展出的新的工具证明均衡的“存在性”、“惟一性”、“稳定性”以及这种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等问题。1959年，德布鲁出版《价值理论》，全面总结了这一成果。至此，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总算为“看不见的手”思想提供了“让人放心”的严格的数学证明。然而很多经济学家（包括该模型的构建者本身）都指出这一模型的基本假设缺乏现实性。因而，仍有一些经济学家矢志于改进、阐述和提供更为复杂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
2.关于社会福利与社会选择。与一般均衡问题有关，社会福利与社会选择问题也成为经济学家们反复回应的一个题目。学术界认为，庇古的《福利经济家》(1920)是福利经济学的开创之作。庇古在书中指出，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转并不一定会导致传统理论所设想的那种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完善”结果，因为收入分配中自由竞争模式的假设与实际情况之间有差异。他以人际间可比较的基数效用假设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基础，力图通过阐述一种理性的经济政策来最大化社会福利。罗宾斯在1935年发表文章，以效用不能以基数度量为根据，对此提出批判。随后，希克斯在1939年以序数效用为基础，引入帕累托1913年提出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再次论述福利命题。但是，经济现实中很难找到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政策，帕累托原则在指导经济政策方面有很大局限性。为了摆脱困境，经济学家以两种不同方式进行了努力。一种是由卡尔多、希克斯、西托夫斯基、利特尔等人引入“补偿准则”，通过引入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假设补偿来拓展帕累托原则的适用范围；另一种是由伯格森引入，后经萨缪尔森发展的社会福利函数，试图说明分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从而给经济政策提供一种量化的目标函数。
阿罗在1951年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提出批评。即是否存在一种以符合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方式从个人偏好中推导出社会偏好的完美机制。阿罗得出的是否定性结论。这一结论引起一批学者重新关注社会福利的基础这一问题。有些学者对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拓展以及“解决”方法。另外一些学者力图以新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来推倒社会福利函数，例如，以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为基础的“最大最小”社会福利函数、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哈萨尼，1977）。所有这些分析都是高度理论化的，但都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经济学只能分析不同的分配方案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因而只能以“既定的收入分配方案”为分析基础。
3.消费者选择。从检验消费者行为是否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开始，相继出现了显示偏好理论、时间偏好理论与跨时期选择理论。显示性偏好理论解决了效用或偏好无法直接观察的难题，使需求理论建立在可观察的消费者行为基础上，为检验消费者行为与最大化公理一致提供了可能。萨缪尔森等人在这方面无疑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面临的并非都是确定条件下的静态选择，更主要的倒是不确定环境下的跨时期选择。人们在当前消费要比未来消费强些的时间偏好观念支配下，有着消费和储蓄之间作选择的问题。拉姆齐的论文《储蓄的数学理论》第一次从动态最优化角度探讨了“时际福利”最大化问题。循此路线，阿莱、萨缪尔森、戴蒙德等人又提出与拉姆齐的“无限期界模型”有别的“交叠世代模型”，完成了动态的“跨时期选择”理论框架的构建。
4.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倾向。20世纪50年代，加里·贝克尔提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其核心是由“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假设组合而成的”，并认为这种经济学方法适用于人类行为更广阔的领域。正是这种认识使经济学越过自己的领域，向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生物学等学科扩展，从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显示了微观经济学在思维上的徘徊。
人力资本理论是这种扩张的最重要产物之一。在这一领域里，雅各布·明瑟建立了一个把个人收入分配与个人的教育投资联系起来的模型，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的形式；西奥多·舒尔茨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培训和保健在现代经济中的关键性作用；加里·贝克尔则提供了这一领域的概念系统。按照这种分析框架，家庭是一个象企业一样进行生产的基本单位，一方面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如劳动潜能、生育子女、子女教育、保健等；另一方面则为其成员生产“消费”，如衣、食、住、娱乐、个人价值等。为此目的，家庭要利用两种基本资源，即家庭成员的货币收入和时间，并且根据对有关相对价格、成本、收益、生产率等因素的比较来作出资源配置决策。按照这种分析模式，在长期中，所有这些人力资本的形成都会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这些活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就是说，在均衡点上，所有的投资活动（包括人力的和非人力的）的收益率都相等。从这一点出发，明瑟、舒尔茨、贝克尔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推演出一系列命题，用以解释一些经济活动，包括收入分配模型、年龄与收入关系曲线、失业持续时间、男女教育不平等的存在，等等。
公共选择理论是这种扩张的又一表现。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些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探讨这样的问题：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国家或政府作出的决策确实最符合集体偏好结构？假设这些决策最符合公共利益，又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政府行为的结果确实符合社会利益？他们力图构建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秩序。当安东尼·唐斯(1957)指出人们求官的目的在于收入、地位和权利，并且都会遵循以最少的稀缺资源来实现其目的的原则进行活动时，理性经济人假设便开始在政治学领域登堂入室。紧接着，詹姆斯·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成立公共选择学会，一时风起云涌。他们以严格的“自利”措词来塑造所有的公共选择者——选民、政治家、官僚等等，并以此来分析市场过程和政治制度。公共选择理论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治制度与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关系；官僚主义对社会财富结构和社会财富使用效率的影响；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行逻辑，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他们解释说，政府并非神造。其结论是，政府干预永远都是次优选择。
二、微观经济学的发展
微观经济学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徘徊和纠缠的时候，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也获得了发展。
1.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传统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确定的世界，但不确定性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和发展的。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深切地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于是，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就为微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早在1921年，奈特就在其著作中阐述了不确定性的思想，为不确定性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奈特认为不确定性并非风险，它是指经济行为人面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活动而又无法准确观察、分析和预见的外生或内生因素。正是不确定性的存在，一部分行为人才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机会。凯恩斯吸收了奈特的思想，认为大多数经济决策都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作出的。他批评新古典主义赋予不确定性一个确定的和可计算的简化形式，把不确定性转化成了风险。在凯恩斯的理论框架里，不确定性具有核心地位，其理论是以不确定性思想加以建构的。继凯恩斯之后，不确定性分析逐渐向微观经济学各部分渗透。
其一，不确定性分析与信息经济学的成长相结合。阿罗分析了不完全市场与经济行为人信息不对称问题，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确定性，就会有通过获取信息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
其二，在契约理论中，不确定性决定了经济契约的不完备性。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在交易中需要一些惯性和制度来处理这种不确定性，也可能在契约中规定一些条款来规避风险。
其三，新制度经济学也吸纳了不确定性假设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础。诺思指出，由于人们对环境的认识能力与计算能力是有限的，这就使得个人对环境作出的反应不一，而制度就是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弥补人们的有限理性给有效选择带来的困难。
其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确定性分析大量融入博弈论。博弈论两个核心假设分别为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假设。豪尔绍尼最初分析了不完全信息博弈，并把不确定性分析引入了博弈论，其后，克雷普斯发展了他的思想，把信息不确定性引入了动态博弈论中，推导出动态对策均衡解，即序贯均衡，这是子博弈完备均衡与贝叶斯均衡的结合，其特征在于信息与博弈的动态交互作用。
2.博弈论的引入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经济学家中，最早清楚而全面地认识到必须考虑经济行为人决策的互动性质的是奥斯卡·摩根斯坦。在《经济论著》(1928)一书中，他描述了少数权势人物的行为能够影响均衡结果的情形。然而，对经济学开始产生深远影响的，则是他与数学家、控制论专家冯·诺伊曼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一书。他们的目的是为理性人之间的策略互动过程提供一种形式化的一般理论。他们虽然未能实现这一宏愿，但其方式成为后人依归的原则：把一个经济问题描述为一个博弈，找出博弈解，然后对这一解的经济学意义作出说明。在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成果的基础上，约翰·纳什(1951)引入了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的区分，并为非合作博弈定义了被后人命名为“纳什均衡”的一般性解的概念，为现代博弈论奠定了基础。哈萨尼(1967-1968)把博弈分析拓展到不完全信息博弈，从而为理性行为的分析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博弈论只是少数学者关切的问题，此后，才开始渐渐为经济学家们所熟悉。确切地说，博弈论真正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重视并视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只是近20年的事。博弈论的运用包括不完全竞争、市场均衡、谈判、产品质量、保险、委托—代理关系、歧视、公共产品等微观领域，并已扩展到宏观经济学。有些经济学家还试图以博弈论语言重建整个微观经济学。
应该说，这一切标志着微观经济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传统微观经济学研究个人行为总是假设价格给定，人们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价格变动来间接完成的。引入博弈论方法以后，微观经济学已经可以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直接的研究，从而使理论更贴近现实。特别地，博弈论表示，如果人们要达到某种目的，最重要的是要设计出一种“激励相容的机制”，这样才能实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一致，从而能重建阿罗和斯蒂格勒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引入微观经济学的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的分析基础，引发了一场“新信息经济学”的革命。其中，“机制设计”、“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道德风险”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已深入到新古典企业、消费者、市场和“制度”的“黑匣子”里，并努力结束这些经济机制的内在功能。
3.对分工思想的重新发掘。几乎与马歇尔同时，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了一个发展古典经济学思想的方向，这个方向与新古典主义完全不同。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它为人们长期所忽视，整个经济学界几乎完全为系统化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垄断。新古典主义从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假定导出供给函数，从效用最大化导出需求函数，从供求相等条件导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用生产函数描述企业的技术条件，而斯密—马克思—杨格体系的生产理论的中心则是生产率与社会经济组织的关系。所以有人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在生产理论方面完全丢掉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
舒尔茨(1986)推进了杨格的理论。他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基本上是误入歧途。他强调劳动分工从而规模递增与竞争的市场可以通过企业家的组织活动而相容，而对这一点的否认是新古典经济学误入歧途的重要原因。舒尔茨指出，以往文献对分工的理解过于狭窄，他强调分工的好处主要在于加速了知识积累，而不只是与物资、设备使用的规模经济有关，他并且指出，规模报酬递增是普遍存在的，而不只是特例。
斯蒂格利茨(1986)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生产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为何能促进经济增长。他指出，在实践中学习和专业化的学习都需要付出时间，而且这种时间在人与人之间不可替代，所以对专业化分工的经济而言学习时间的规模是有限的。之所以需要劳动分工，就是因为存在学习时间规模的有限性。这一思想将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相区别，成为解决规模报酬递增与分权市场之间冲突的重要思路。
卢卡斯(1986)也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被用来概括人们解释不了的因素。他指出，人力资本与专业化能够加速积累知识和技能的作用有关，所以人力资本问题实际上属于用经济组织结构演进解释增长的问题，经济组织结构演进是决定技术进步的因素。
杨小凯(1987)建立了一个动态微观模型，用分工的演进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个模型说明，当知识积累不多时，由于生产率不高，分工产生的交易成本会高于分工产生的经济性。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分工的经济性就会大于分工的成本，因而使分工演进，这种演进会加速知识的积累，特别是使交易部门的分工得以发展，使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效率提高会反过来促进生产的分工。在这个演进过程中，贸易依存度、人均收入、市场规模水平都会提高，人均资本、生产集中度、产品多样化程度、经济一体化程度都会上升。
4.企业理论与产权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研究的是一种原子式厂商，即把厂商当作一黑箱，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把企业当成行为方式与消费者完全一样的消费者来研究。在这里，没有交易成本，没有外部效应，人人具有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和完全合同，谁也不会违背参与市场的条件，谁都处在不损害他人就无法再获益的帕累托有效状态。科斯首先对这种理论提出责难，开启了对企业基本问题研究的新阶段。科斯正确指出了企业实质上是一个小的统制经济，是对价格机制的代替，其所以出现是因为有些经济活动在企业内进行比在市场上进行其交易成本更低，低的原因似乎与企业内部合同的性质有关。但是，他未能揭示这些合同的性质。后来，作为对现实的逼近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博弈理论引入了市场力量、不确定性和对策行为。外部性理论和信息理论引入了外部效应、科斯定理、搭便车、公共选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诸概念。交易费用经济学引入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契约人、交易特性和交易治理等概念。这种不完全市场会产生多个均衡，而且，并非所有的均衡点都是最优的，因此，市场被证明是有毛病的，是会失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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