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基本问题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5-0081-07
自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正式设立以来，在其所属的六个二级学科中，理论界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的讨论最为热烈，内容涉及学科建设的众多方面。本文通过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详细考察、梳理和评析，提出了作者的一些见解和看法，目的在于总结成绩，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属性
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已经开始；作为一个理论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兴起于延安时期；作为一门独立设置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只是最近四五年的事。虽然是名副其实的新学科，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地位十分重要和特殊。田克勤指出，该学科的设立，有助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正确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引导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1]丁俊萍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处于中心地位，这一地位与当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要求、与国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定位和主要研究内容的规定是一致的。[2]陈占安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标志性学科，实际上处在“双关”位置：它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和继承；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来说，又处在基本原理的位置上。[3]宋连胜还特别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关键性作用，认为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础和保障。[4]
学科地位是由学科属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地位的重要性表明，它与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有着不同的学科属性和特点。王先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属性概括为：科学性、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5]杨凤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基本特点表现在三方面：整体性、实践性、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适度弹性。[6]周中之、李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在研究内容、意识形态、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研究内容上注重对中国国情和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并从中概括出规律；意识形态性指该学科与党和国家现实的方针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性；研究人员构成上拥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多样化的学术风格。[7]综合这些观点，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属性首先表现在它的理论性，当然对这种理论性的把握不能片面化、绝对化，应当辩证、客观地加以理解。
一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8](P374)以上两方面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特征。我们既不能撇开马克思主义侈谈中国实际，也不能脱离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否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误解和曲解。
二是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科学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和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研究者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阐述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没有科学性的所谓理论研究，只会窒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而没有政治性的所谓“纯粹”理论研究，只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引入歧途。因此，那种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学术层面和政治层面截然两分、通过规避政治和现实来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性的观点和主张，是十分有害的。[9]
三是反思性与前瞻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但不意味着该学科是政府政策和文件的简单注脚。为从根本上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性，最有效方法是不断提高学科的反思能力。为此，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政治立场的同时，需要把一些新思想、新问题、新方法、新挑战从学科外部引入学科内部，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反思，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解释力和判断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只有做到反思性与前瞻性的统一，人们才会主动地而非被动地、理智地而非强迫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规律和理论成果，甚至把社会的政治要求内化为个人的需要和愿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对象和学科内容
独立的研究对象是学科设立的首要条件。理论界迄今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象的专门阐述，个别成果偶有提及，也是一笔带过。例如：孙堂厚、李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进程、成果、趋势为研究对象”；[10]丁俊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也有研究者认为，要把中国现当代国情作为该学科的研究对象。[11]应该说，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象的表述有其合理之处，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主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主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点。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学科研究对象的概括仍然不够简洁和深刻，需要进一步加以提炼。实际上，它们均或多或少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对象与学科内容混淆在一起。
首先必须明确，学科对象与学科内容是两个并不具有同一性的范畴。学科对象是对学科内容的概括和集中反映，学科内容包含在学科对象之中。学科对象一经正确界定后，一般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学科内容则会随着学科发展、研究深入和实践需要不断拓展和充实，具有时代性、变化性特点。当然这种变动性不是随意的，而是与学科对象始终保持着根本上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断演化和派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渊源、背景条件、发展进程、历史特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运行机制、路径选择、理论成果、未来趋势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些问题自然不会发生。因此，在笔者看来，正是上述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内容；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构成了学科研究对象。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象的界定过程中，任何撇开或偏离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或是将该过程与过程中的伴生物（如发展条件、基本经验、理论成果等）混为一谈的做法，表面上似乎对学科研究对象的界定无伤大碍，某种程度上甚至认为这种概括提升了学科对象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地位，实际上恰恰表明，这些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象的表述还缺乏足够的准确性和概括力。
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虽然没有明确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象、学科内容的具体所指，但在介绍学科概况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12]笔者认为，以上概括恰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对象和学科内容最简洁、最明确的表述。具体言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对象；而学科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两方面内容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前者重历史的启示，后者重理论的收获。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对象和学科内容之后，有人不禁会问：在学科对象中不直接写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会不会影响、削弱对该部分内容的研究呢？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对象，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确立为学科研究内容，甚至将其确立为学科研究内容的重点，两者不仅不矛盾，反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在不同时期体现出来的鲜明特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是指一门学科的范围和分科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作为新兴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许多规范和制度尚在探讨和建设之中，但形势的发展已经迫切需要对其支撑科目和子学科展开研究。只有通过对承担某方面和领域研究任务的分支科目的深入探究，才能全方位、多角度、多领域地建构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体系，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不过，目前理论界对该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张静如提出一些宏观性的想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体系至少包括十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国情研究、世界文明遗产与现当代国际形势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史、国内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13]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和完整，自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而且随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可能还会解析出新的子科目，但是就目前来看，这种划分大体涵盖了主要分支科目。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分支科目进一步考察后发现，理论界的探讨并不平衡。较之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传统文化等科目的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史等方面的研究要薄弱得多，成果参差不齐，有些迄今尚未见到有分量的成果。例如：笔者通过检索中国期刊网后发现，专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的文章只有2篇，另有2篇也仅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特定范畴的阐释①。
这里，笔者不打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所有分支科目逐一评述，只就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一大致描述，尽管该分支科目的研究同样并不丰富。陈金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借鉴和融合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从更具综合性的广阔视野、多维度地加以审视。[14]郭建宁从文化背景、进化论、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日本中介”、苏联教科书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等七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生长点和方法论。[15]刘诚、袁江华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文献研究的基础依据、基本原则、价值取向、成果表述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展开研讨，突出了文献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16]还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可以通过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个案（如马克思主义俄国化、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等）的比较研究，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11]在方法论运用方面，这里还要特别提到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晓明、杨建新认为，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常用的研究法有：比较研究法、数量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实地考察法、结构研究法等，由于多方法的运用，使得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日益呈现出多元化格局。[17]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中，理论界还有一种观点不容忽视。汪信砚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学术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在内的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应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地位。[9]这一观点显然已经逾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界限，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和方法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重要意义。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
课程设置如何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重点问题之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在《通知》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课程设置为8门，该设置在促进学生建立起合理知识结构的同时，凸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特色。顾海良等人根据《通知》精神，将课程分为硕士生课程和博士生课程，硕士生课程分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博士生课程分为专业课和学科前沿课，每一类别相应设置几门课程。[18]杨凤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课程设置要坚持几个原则：一是专业课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设；二是学科基础课应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党史等课程；三是适当选修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等领域的课程。[19]
除研究生课程外，一些研究者还特别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的关系。王先俊认为，虽然“概论”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全部内容，不能以这门课程建设取代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但是如果不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概论”课就会失去强有力的学科支撑。[5]靳辉明也指出，确立了“概论”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对应关系，有利于把学科建设同课程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使学科建设更好地服务于课程建设。[20]
综合以上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课程设置问题，既要认真思考该学科的基本特色，又要正确区分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和任务，根本的还是要充分考虑到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因为课程设置只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外化。《通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作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等。[12]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研究生而言的。宋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在人才培养视野上不能囿于二级学科，应在二级学科招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培养上，避免专业本位定势，拓宽人才培养口径。[21]梅荣政认为，除研究生层次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还有本科生层次的人才培养问题，目标是培养政治素质好、思想品德优良、具有较好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大学生。[22]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要遵循《通知》中的有关原则性规定，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科学指南；另一方面，各学科点要充分考虑到本地区、本单位、本学科的实际状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毕竟，各学科点的研究基础、学术积淀、师资队伍、学科平台等情况各不相同，由此带来的问题角度、专门领域、理论成果自然千差万别；按照统一模式进行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合理的。只有把《通知》精神和各学科点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把培养目标和因材施教联系起来，把理论教育和素质教育统一起来，这样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才能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和专业要求，又不失自身的发展个性和培养特色。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相关学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相关学科，首先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属的其他五个二级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与其他学科之间既因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各自有着明确的学科分工，又因研究内容的交叉性使得学科之间关系紧密、功能互补。（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其他学科均具有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内容并非固定不变，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有些内容毫无疑问地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中。[23]两者的差异性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强调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内容，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重理论成果的“共色”部分。（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提供更丰富的养分和资源。两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点是理论的发展史，侧重反映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点是理论的中国化，侧重反映理论发展的伟大成果。[24]（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通过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的深入探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诸多有益的学科视野；另一方面，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比较鉴别中充分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科学性，为认识、评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提供重要的参照标准。（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重要的实践基础和价值导向，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功能的一种外化。[25]（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关系。两者的相关性可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设立前后理论界的争论中清晰地分辨出来。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可以同时为高校两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供直接的学科和学术支撑，因而不赞成设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新学科；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两学科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但它们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均存在着比较大的距离。[26]
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属的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相关学科还包括：政治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级学科。当初，理论界在讨论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的二级学科过程中，有人提出，在已经设定的五个二级学科之外，应将现行学科目录中政治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级学科移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内。反对者认为，如果将这些二级学科从相关一级学科中剥离出来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削弱马克思主义在该一级学科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27]虽然讨论的结果是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学科归属问题基本上维持原状，暂不变动，但它们之间的交叉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之间，被认为是最具关联性和交融性的学科。正因为如此，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增设，客观上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党史研究队伍的分流和部分中共党史研究者研究重心的转移。[28]
总之，通过对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方面科研成果的细致考察和梳理后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问题已经日益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和思考，并在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主要内容、业务范围、相关学科等若干重要方面初步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正逐步成长为一门新兴“显学”。但是应该看到，从总体上而言，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问题的研讨还是初步的，不仅已经提出的问题不少尚在探讨和争议之中，如学科对象、课程设置、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有些问题虽有研究但不够深入，仅仅限于原则性的层面，如学科体系问题、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关系问题、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改革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转化问题等；还有一些学科建设问题至今尚未引起理论界的足够注意，如学科组织与管理、学科评价等。以上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表明现有的理论研究还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自身迅速发展的要求，需要理论界同仁不断加大对学科建设问题研究的力度。因为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只有学科建设理论本身的研究获得长足的进展，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规范和健康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收稿日期］2009-12-10
注释：
① 这4篇文章分别是：朱小玲、管新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研究的若干问题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谷正的《论作为范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求索》2009年第1期），杨谦、牛得青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研究》（《南开学报》2009年第5期），代金平、闵绪国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