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服务外包：新开放观下中国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包论文,中国论文,有效途径论文,地位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964[2007]11-070918-0725
近年来，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世界第三、连年利用FDI均居世界前列的情况下，外贸和外资的可持续发展遭到了质疑，一方面是外部的贸易摩擦与争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粗放型增长模式越来越受到国内资源要素的约束，贸易效益低下。如何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分享与中国贸易地位相适应的贸易利益，已经成为开放型经济持续发展的主题。新开放观的提出为我们在理论上提供了支撑，全球新一轮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为这一主题的破解提供了契机，中国应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为开放型经济的科学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一、服务外包理论综述
随着全球服务外包的发展，理论界对服务外包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国外，较早的服务外包理论集中在对外包利弊的探讨上：Clott(2004)分析了全球服务外包产生的影响，认为其优点在于可以帮助企业集中发展核心业务，降低成本，进入新的领域以及更好地应对消费者的需求，其弊端在于企业通过外包使用廉价的海外劳动力，从而导致像美国这样的发包国工作机会的丧失，同时外包对于企业组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有些学者尝试用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理论来解读外包：Camel和Nicholson(2005)运用交易成本的理论分析了美国和英国小型企业软件业务外包的动因，认为小企业可以通过外包业务来降低交易成本。Doh(2005)运用跨国经营和战略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检验，说明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的统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广将减轻外包的负面影响，但离岸外包确实会给社会、企业、股东带来诸多挑战*。近年来在美国关于服务外包的争论集中在离岸外包是否减少了美国的就业机会。Farrell(2005)认为外包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工资，同时有助于企业开发市场，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工作机会，对发达国家的就业和工资影响非常小，对企业和整个经济体是有益的。Levy(2005)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认为离岸外包打断了创造经济价值与地理位置之间的联系，必然导致国家、企业、劳动力之间的市场失衡。Duggle(2007)的研究支持了近年来美国一些议员的观点，认为离岸外包将使美国的中产阶层丧失工作机会，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的自由贸易需要被重新考虑。
国内关于服务外包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的评估及中国的因应战略和策略。李志强等(2004)分析了全球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特别研究了美国关于服务外包的争论及印度的反应，对于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徐建敏等(2006)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说明服务外包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洪晓东(2006)指出中国服务外包除了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发展外，还应该考虑利用多哈发展议程服务贸易的谈判推动服务外包自由化，以争取更大的利益。二是对服务外包模式的探讨，试图通过国家间的比较，为中国服务外包寻找合适的发展道路：詹晓宁等(2005)重点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的方式和领域，列举了服务外包对东道国的影响，认为中国应抓住机遇，制定承接服务外包的战略和策略。谭力文等(2006)比较了美国、日本和欧盟跨国公司离岸服务外包模式，认为这三种模式的形成基础、外包类型、管理方式和实施结果均不同，同时有针对性地给出了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对策。武阳(2007)探讨了印度服务外包发展的模式和成果，比较了中印两国在承接服务外包方面的优势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二、承接服务外包符合新开放观的战略定位
由理论综述可见，在国内关于服务外包的理论探讨中，多属于一般性的现状描述和模式总结，缺乏一个更宏观视角的理论支撑。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研究员等的论著《新开放观：对外开放理论与战略再探讨》一书，在肯定中国开放型经济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对外开放的现实模式与既定思维，系统解读了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针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提出了“新开放观”的理论：开放战略从单一的廉价劳动力战略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模式转变；外贸战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外资战略从规模型向效益型转变；在扩大开放条件下实现自主创新。这一开创性的对外开放理论，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持续发展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而将新开放观的理论运用于服务外包的解读，从开放型经济战略转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将帮助我们跳出对服务外包的一般描述和探讨，从理论层面更坚定我们大力发展服务外包的决心，从而进一步探索更符合现阶段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服务外包的道路。
1.承接服务外包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此轮发展中，国际分工的基础是生产要素的国际
间流动。在产业链上，生产的各个环节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的集聚，各国以一种或几种特定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不同国家的不同生产要素在某些国家集聚，形成产业并向世界市场提供产品。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程度决定了要素收益的多少，在“要素分工”的格局中，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相对稀缺的高级要素获取较高的收益，而发展中国家大多以劳动力等初级要素参与分工，要素收益较少。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过度强调以廉价低级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结果是强化了一般加工型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使国内的产业发展被锁定在产业链的末端。以低层次的几乎无限供给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其结果必然是与低层次要素相适应的低效益的回报，这就导致中国的贸易总量与效益不成比例。
“新开放观”指出，中国应改变要素结构，通过培育、购买等方式获得稀缺要素，形成更高级的要素优势，进而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改变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利益分配地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服务外包、服务贸易以及高端制造和技术研发环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转移正席卷全球，作为高端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服务外包产业正急速膨胀，这为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供了新的机遇。服务外包简而言之，就是指跨国公司将软件开发、IT技术支持、财务结算、人力资源服务等非核心业务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国际服务外包是国际分工向服务业的延伸与深化，与制造业加工贸易相比，承接服务外包是参与产业链上的更高层次的环节，创造的附加值更高。中国的要素优势不仅在于廉价的一般劳动力，还在于可以培育知识型、技术型高级劳动力，通过提供这种相对稀缺的高层次生产要素，参与服务外包这类服务业国际分工的高附加值环节，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而分享更多的要素收益。
2.服务外包有利于外贸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提升
在追求外贸出口数量的背景下，中国的外贸出口是以外资主导下的加工贸易为主，在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位居全球第三的情况下，多年来外贸出口在快速增长的繁荣景象下隐藏了不少危机。在国际市场上，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和摩擦急剧增加，中国在WTO中所涉案件的比例远大于贸易额的占比，近年来针对“中国制造”质量的质疑影响了国际贸易环境的稳定，贸易顺差的存在也成为美国等国家敦促人民币升值的最好借口。在国内，面临国内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的背景下，中国原有的追求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国家相继出台了有关政策措施，开始控制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性产品的出口。
“新开放观”提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应从数量型向质量型提升，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提高加工贸易发展水平，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发展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需要指出的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以服务出口替代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制成品出口，正契合了“新开放观”外贸转型的新思路。一般来说，服务外包出口附加值高，对能源、土地等稀缺资源占用较少，基本不产生污染，可突破中国外贸发展的资源约束瓶颈，降低外贸发展的负面效应。同时在中国服务贸易仍处于逆差的情况下，扩大服务贸易出口遭遇的贸易壁垒较少，对于中国贸易收支的平衡和贸易结构的改善是有效的。
3.外资投资服务外包产业有利于利用外资从规模型向效益型转变
多年以来，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规模巨大的市场、优惠的财政让利政策吸引外资，过度追求外资数量导致大量外资污染项目向中国转移，各地竞相出台的外资优惠激励政策导致了税收的流失，跨国公司牢牢掌控核心技术使得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微弱，对本地企业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市场换技术”的设想基本落空，外资的强势技术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
“新开放观”认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利用外资重心应转移到效益上来，在引进外资的同时考虑外资对环境的影响，外资对财政的贡献，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与本地企业的关联作用、外资对优化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等。引导外资投向服务外包产业是对“新开放观”外资战略的最好的诠释，服务外包企业不仅占用土地少，更重要的是，外资无论投向ITO(信息技术外包)还是BPO(业务流程外包)，都包含了相当的技术转移，对于本土企业来说，承接跨国公司的国际订单，可以直接参与国际分工中的服务环节，学习规范的服务流程与先进的管理经验，缩小与国际领先企业的差距。通过承接服务外包，本土企业可以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二次创新，在整合全球资源的基础上进行集成创新，最终实现真正自主创新的原始创新，从而在软件研发、商务服务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使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中国建成开放型的国家创新体系。
三、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策略
“新开放观”给了服务外包理论方面的指导，在实践中中国也已开始走上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道路，但在此轮全球服务业对外转移的浪潮中，中国要超越印度、爱尔兰等先行的弄潮儿，必然面临激烈的竞争。中国要真正成为承接服务外包的强国，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服务”，就必须培育更高层次的要素，创造要素集聚的条件，消除阻碍要素收益实现的体制因素。
1.培育服务外包高级要素，打造参与国际分工的载体
在“要素分工”的全球化格局下，要素的稀缺程度决定了要素的收益。中国要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就必须培育自己所稀缺的高级要素。中国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就必须具备拥有相应技术、管理经验的高层次劳动力。从数量上看，目前中国的大学生已经居于世界其他国家之首，低成本优势以及源源不断的优质人才供应，将使中国成为未来20年承接全球服务外包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但也应看到，我国产业需求与教育机构人才培养之间的错位，导致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能力不相称；外包企业拥有大批低成本的软件和服务专业技术人才，但人才结构不合理，软件开发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短缺，软件开发人员英语水平低，缺乏与客户的必要沟通能力。关键人才的缺乏必然影响到企业承接外包业务，阻碍服务外包向高端的业务流程外包(BPO)延伸。中国要发展服务外包，必须紧扣要素培育，突破制约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瓶颈。当前应在商务部“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人才培训计划的引导下，一方面推动行业应用与教育机构间的有效互动，鼓励院校、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支持高校建立“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基地”，以市场为导向，为服务外包企业培养懂理论、会操作的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实现教育、产业之间的科学融合与互相促进。另一方面，在现有的从业人员中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如IOEM国际外包管理师培训等，通过持续的培训学习，紧跟国际服务外包发展趋势。此外，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也可以直接提升服务外包业的人才国际化水平。
2.推进服务外包商务环境建设，创造要素集聚条件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要完全依靠中国自身的产业基础吸引服务外包，仍缺乏竞争力。在过去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低级要素吸引了全球的资本、技术等高级要素，使得要素在中国集聚，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当前，中国要实现“中国服务”，成为“世界的办公室”，也必须吸引要素向中国集聚，利用跨国公司成熟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集聚成“中国服务”的竞争力，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创造吸引要素集聚的条件，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跨国公司的青睐。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完善服务外包政策体系。商务部已经推出建立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确定了大连等11个发展服务外包的基地城市，给予了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优惠税收政策。目前对于这些已经实施的优惠政策，政府应简化审批手续，切实落实推广。此外，政府可参考吸引外资的政策，结合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特点，制定鼓励服务外包行业目录，引导服务外包的外资流向。
二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服务外包大多涉及软件技术、业务流程等内容，跨国公司在离岸外包的过程中，非常关注代表其竞争力的这些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中国应在完善知识产权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的执法工作，加大打击盗版的力度，打消发包企业服务外包的安全顾虑。企业则应学习国际外包业务的通用流程，规范承接外包的诸多环节，以优质安全的服务赢得客户订单。
三是建设良好的商务环境。良好的商务环境是发展服务外包的重要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便捷的信息交通服务、廉洁高效的服务政府、较低的商务运行成本，这些因素对于始终关注成本的外包企业来说，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地方政府应在注重推出税收等优惠政策的同时，注重通讯服务、金融服务等一系列的商务环境建设，形成有利于承接服务外包的硬件和软件环境。
3.引导产业集聚，形成承接服务外包的品牌优势
产业集聚有利于扩大“中国服务”的影响力，也有利于技术的转移和溢出。首先从宏观层面看，要进行合理的区域布局。如目前认定的11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应各有侧重，确定各自的主攻领域，在明确的战略规划下有计划地引导企业聚集，形成产业集聚。其次在微观层面，应扩大外包企业总体规模，打造服务外包旗舰企业。可以鼓励服务企业的并购活动，以形成一批主业突出、规模较大、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发挥龙头作用的服务企业。外包企业应积极通过国际认证，加大营销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自主品牌的发展，通过打造有影响、有发展潜力的外包品牌来承接国际大单。
从行业管理来看，需要建立服务外包行业协会，通过协会搭建的对外交流平台将中国的外包企业“集聚”起来，在国际上打造“中国服务”的整体品牌。印度在承接服务外包的过程中，成立了印度国家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它是一个以公司形式注册的非盈利协会，印度外包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组织。中国服务外包刚刚起步，企业规模较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有限，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经常给人以开发能力不强、团队协作性差的印象，企业的信息也较难查找。因此，中国应借鉴印度的成功经验，成立类似印度NASSCOM的专门机构，帮助中国供应商建立国际信誉度，塑造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整体形象，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协会可以建立外包企业数据库，搭建服务外包电子平台，为服务外包双方提供充分的信息。同时可以由协会组织召开服务外包的交易会，组织重大国际活动，为会员提供达成交易的便利场所，降低外包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