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三国演义》的整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对论文,演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余年来，《三国演义》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我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若干成果。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以来接连出版的四种《三国》整理本，它们是：
1.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2.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4.《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 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第1版。
对这四种《三国》整理本，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沈本《三国演义》”，“迄今为止最好的《三国演义》版本”，“《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三国演义》研究的重大成果”。著名学者陈辽研究员认为：“沈本《三国演义》是迄今为止《三国演义》版本中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最强的一个本子。”著名专家朱一玄教授指出：“版本研究，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几种《三国》整理本陆续问世，无疑是把《三国演义》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阶段。”日本著名学者、《三国演义》日文版翻译者立间祥介教授也表示：沈本《三国》的“注释也很周到，远远超过了迄今为止的诸种注释。今后我也打算参考您的注释，重新修改一下日文版《三国演义》。”如此充分的肯定，既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深受感动。对于一个艰苦跋涉的学者来说，这实在是最大的安慰！
为什么要对《三国演义》进行整理？许多人还不太了解。十几年来，我自己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自1981年开始研究《三国》后，在反复研读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书中的一些错误。例如：历史上袁绍曾封邟乡侯，《演义》却误为“祁乡侯”，刘晔本来字“子扬”，《演义》却误为“子阳”；诸葛瞻官至行都护、卫将军，《演义》却误为“行军护卫将军”。象这类对情节发展、人物塑造毫无益处的错误，有没有必要沿袭不改？我感到怀疑。到1985年1月，我和任昭坤同志合写《试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从渭南之战说起》一文（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将《演义》中的地理错误初步归纳为五种情况：(1)地名移位；(2)地名混位；(3)自相矛盾；(4)距离误差太大；(5)古今地名杂用。在此基础上，我们明确提出：“应该对《三国演义》加以认真的校理，整理出一种新的本子。”1986年与谭良啸同志合作编著《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一版，1993年11月增订版）时，对《演义》中的人物、情节作了大量考证，仅《人物》辞条就加了623条按语，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指出《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例如：《演义》说曹德是曹嵩之弟（第10回），我的按语是：“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语》，曹德为曹操之弟。”《演义》说曹宇是魏文帝曹丕之子（第106回），我的按语是：“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曹宇系曹操之子，为曹操环夫人所生。”我还用按语说明，东汉末年有两个刘岱：一个是东莱牟平人，曾任兖州刺史，初平三年(192)被青州黄巾军杀死；一个是沛国人，系曹操部将，曾任司空长史，建安四年(199)奉命与王忠去徐州攻刘备。《演义》因二人名、字皆同，便将他们混为一谈，造成错误……通过这样一番扎实的工作，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我对《三国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的认识更加全面，越来越觉得重新校理《三国演义》是时代的需要，于是，我毅然开始了这一浩繁的工程。
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片面重专著，轻整理的倾向。其实，整理一个好的版本，其价值决不亚于写一部专著，甚至可能远远超过某些专著。我自己曾有几部专著的写作计划，然而，把《三国》版本整理好，比之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对广大读者、对研究事业的实际作用可能更大，其生命力也可能长久得多。对此，我义无反顾。
1990年2月，在南京参加有海峡两岸学者出席的“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期间，江苏古籍出版社盛情邀约我整理校理本《三国演义》。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促使我大大加快了工作进程。
在校理过程中，我将自己的认识加以提炼深化，接连发表了两篇比较有份量的论文：《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载《海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和《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前一篇论文，进一步分析了《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指出：“除了作者有意虚构的地名之外，对于书中几百个历史上实有的地名，由于作者的历史地理知识不足和传抄、刊刻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大量的地理错误。”这些错误大致可以归纳为八种：
1.政区概念错误。如“沛国谯郡人”（第1回），应为“沛国谯（县）人（东汉时王国与郡地位相当，不相统辖），“九郡四十二州”（第34回），应为“九郡四十二县”（东汉三国基本的地方行政区划为州——郡——县三级，郡下辖县），等等。
2.大小地名混淆。如“兖州、濮阳已失”（第11回），应为“濮阳已失”（兖州共辖80县，濮阳仅为其中之一，二者不能并列），等等。
3.误用后代地名。如“河东解良人”（第1回），应为“河东解（县）人”（“解良”即“解梁”，系金代地名）；“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第2回），应为“往代郡”（“代州”系隋代地名），等等。
4.古今地名混用。如“定州中山府安喜县”（第2回），应为“冀州中山国安喜县”（“定州”系北魏地名，“中山府”系北宋地名，二者实为一地，“安喜”则系汉代县名），等等。
5.方位错乱。如“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耒阳县”（第57回），应为“此去东南九百里”（此时刘备驻江陵，耒阳在其东南约九百里，原文大误），等等。
6.地名误植。指作品本应用甲地名，却误用了乙地名。如“（曹操往徐州攻吕布，）路近萧关”（第19回），应为“路近萧县”（萧县在今安徽萧县西北，曹操由许都往徐州需要路过，萧关则在今宁夏固原东南，距徐州极远），等等。
7.地名混位。指甲、乙两地本不相干，却被硬拉在一起。如“有一个山阳巨鹿人，姓李，名典”（第5回），应为“山阳巨野人”（“山阳”系郡名，属兖州；“巨鹿”亦系郡名，属冀州，不应拉在一起），等等。
8.地名文字错讹。如“高堂尉”；（第2回），应为“高唐尉”；“西阆中巴”（第60回），应为“巴西阆中”，等等。
我的后一篇论文，则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从更广阔的视野观察问题，将《演义》中的各种“技术性错误”加以综合考察，概括为五个大类：
（一）人物错误。主要有：
1.人名错讹。如第65回写刘备任用刘璋旧部庞义，据《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庞义”应为“庞羲”，第81回写刘备命傅彤为中军护尉，据《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傅彤”应为“傅肜”，等等。
2.人物字号错讹。如张飞本字“益德”，毛本《演义》却误为“翼德”（第1回，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版本不误）；孟达本字“子度”，《演义》却误为“子庆”（第60回），等等。
3.人物身份错误。如丁原曾任并州刺史，后入京为执金吾，《演义》却误为“荆州刺史”（第3回），杨阜在魏明帝时任少府，《演义》却误为“少傅”（第105），等等。
4.人物关系错讹。如董贵人本系董承之女，《演义》却误为董承之妹（第24回），刘馥之子本为刘靖，《演义》却误为刘熙（第48回，刘熙乃刘靖之子，刘馥之孙），等等。
（二）地理错误。与前一篇论文所论一致，这里不再论列。
（三）职官错误。主要指：
1.职官混称。如第1回写刘焉为“幽州太守”，应为“幽州刺史”（州长官为刺史或牧，郡长官才是太守）等等。
2.随意杜撰。如第10回曹操以荀攸为“行军教授”，当时无此官职，据《三国志·魏书·荀攸传》，应为“军师”等等。
3.官爵文字错讹。如第16回有“奉军都尉王则”，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应为“奉车都尉”；等等。
（四）历法错误。包括：
1.引用史实而错写日期。如第1回写“建宁二年四月望日”，大蛇蟠于帝座；查《后汉书·灵帝纪》，应为“建宁二年四月癸巳”（即四月甘二），等等。
2.干支错误。如第45回写诸葛亮与刘备相约：“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后为期”，而据《二十史朔闰表》，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并非甲子日，而系壬申日。
3.杜撰历史上没有的日期。如第40回写曹操“选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而据《二十史朔闰表》，建安十三年七月并无丙午日，只有丙辰、丙寅、丙子日。
（五）其他错误。这里略举两种：
1.人物年龄误差。如第1回写刘备“年已二十八岁，而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推算，应为“年已二十四岁”。第59回写韩遂自称“四十岁矣”，而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典略》推算，韩遂此时已年近七十，作者因误解史书而随意写错（韩遂之父与曹操同时举孝廉，作者便误以为韩遂年龄小于曹操）。
2.名物描写前后矛盾。如第32回写徐晃“一切斩汪昭于马下”，而在《演义》中，徐晃一直是用大斧的。
上述种种错误，总数至少在700处以上。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两篇论文发表以后，在学术界和出版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我终于推出了四种《三国》整理本。
回顾整理这四种《三国》版本的过程，以下四个方面值得一提：
（一）明确的校理原则
1.明确工作的目标和范围。所谓“重新校理”，是说在传统的标点、分段、校勘异文等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础上，着重在“理”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说，针对《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特殊性质，充分吸收《三国演义》研究的成果，尽可能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其目的，是要为国内外广大读者提供较好的版本，并为专业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而所谓“技术性错误”，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知识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这样，目标和任务都清楚了。
2.充分尊重作者的艺术构思，凡作者有意虚构之外，一律不作改动。这包括：
(1)人物。书中虚构的人物，如貂蝉、吴国太等，各有其艺术作用，不存在校正的问题。对某些人物的身份，作者有意作了调整，如甘夫人原系刘备之妾，位在糜夫人之下，而书中径称其为“夫人”，且列于糜夫人之前。凡此，均仍其旧。
(2)情节。书中多含虚构成分，有的纯系虚构，不论其思想倾向和艺术得失如何，均尊重作者意愿，不作改动。
(3)职官。书中某些职官，虽不准确甚至错误，但已深入人心。如曹操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都许后，初为大将军，旋以大将军让袁绍，拜司空，行车骑将军，建安十三年(208)始为丞相，而书中却一直称之为“丞相”，诸葛亮出山后，始为军师中郎将，刘备定益州后升为军师将军，刘备称帝后任丞相，而书中在他任丞相之前一直称之为“军师”。为便读者，姑不改动。对于书中创置的一些官名，如“五虎大将”、“水军大都督”等，因习称已久，也只加注说明，不予改动。
(4)名物。书中所写兵器、服饰等，多有与史不合者，亦仍其旧。
3.《三国》的不同版本应当分别整理。作为第一步，可以首先重新整理流传最广、艺术质量最高的“毛本”。
（二）科学的整理方法
1.如何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这是整个校理工作的重心，也是最为繁难之处。我认为可以采取如下三种方法：
(1)对原文错讹之处不作改动，而在书末列出正误对照表，系统地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这种方法，丝毫不改变正文的面貌，同时又把书中的错误集中加以校正，使人一目了然，堪称最谨慎的一种方法，专家学者也最容易接受。但对一般读者来说，非得查看正误对照表，才能弄清那些“技术性错误”，显得不太方便。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理本《三国演义》，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对此，学者们评价很高。
(2)对原文错讹之处不作改动，而加脚注指出其错误所在，提出校正的意见。这种方法，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面貌，同时又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学术上自然不存在问题，专家学者也很容易接受。但对一般读者来说，读到的作品正文仍然包含着种种错误，必须一一对照脚注方可明白，也比较麻烦。
(3)直接改动原文，并加脚注列出原文，说明其错误所在和改动的依据。这种方法，直接校正了原文中的“技术性错误”，使读者看到的是正确的正文，对读者最为方便。同时，以脚注的形式保留了原文，在学术上也是十分严谨的。读者若有兴趣，可以逐条覆按，专家学者也完全可以放心。我后来整理毛本《三国演义》、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2.在加注释时，注意针对读者的需要，着重注释那些读者不知道或似是而非的地方，给读者提供新知。如校理本《三国演义》第6回注“荥阳”云：“荥阳：县名。属司隶州河南尹。治所在今河南荥阳东北。按：荥阳在洛阳以东，董卓西迁长安，不应经过荥阳。历史上曹操曾与徐荣战于荥阳，但未追击董卓。《演义》将二事揉合。”又如第120回写到西晋灭吴，君臣皆贺，骠骑将军孙秀却“向南而哭”，读者可能会不理解，我就在此处注云：“孙秀：孙策幼弟孙匡之孙。曾任吴国前将军、夏口督。建衡二年(270)投奔晋国。”这样读者就明白了：原来孙秀尚有故国之思。对此，丘振声先生十分赞许，评道：“沈本的注释，深入浅出，释中有辨，为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意蕴，更好地进行艺术欣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沈注是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多情况下，两者互为表里，互相补充……糅注释、考证、校理于一体……具有创造性。”
（三）严谨的学风和过细的精神
重新校理《三国演义》，首先要以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泛泛的阅读、表层的接触，是不可能发现问题的。同时，还必须一丝不苟，细心检照，如果粗枝大叶，也会放过许多问题。例如，《演义》第15回写袁术的长史名叫“杨大将”，这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场人物，但信细翻检史料，却发现这个名字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错误”。《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云：“（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演义》作者漏看“弘”字，加之古书无标点，遂将“杨弘”误为“杨大将”。从嘉靖本、“李卓吾评本”到毛本，竟错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让它继续错下去。
（四）勤奋刻苦、勇于拼搏
几年来，为了校理这四种《三国》版本，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奋斗，平时，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连除夕之夜、大年初一也未遑休息。正是凭着这点苦干精神，才能战胜种种困难，有所前进。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的《后记》里，我满怀激情地写道：“朝迎启明，夜伴孤灯，寒宵独坐，其累何如；青丝渐消，华发暗生，病痛袭人，其苦何如；然而，看到工作一步步前进，其乐又何如！此中滋味，可解道分享者，惟有知音！”
当然，我清醒地知道，我的《三国》校理本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我愿继续努力，不断完善这些整理本，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