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跋涉——上海社会科学院的40年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院论文,年历论文,上海论文,真理论文,道路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从她的成立之日起，我就和她有着“不解之缘”，40年来她所经历过的种种曲折变迁，几乎大多是我直接经历过或参与过的，因此今天回忆起来，记忆犹新，感慨无限。撰写此文，既是想提供若干历史资料，特别是表达我对一些容易被人遗忘的早期领导人的追忆和怀念；同时又想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发展历史，提出若干值得重视或深思的经验和教训。
一、“文革”前和“文革”中的20年
从1959年9月建院到1966年7月“文革”开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历了近8年的发展过程。这时期中，它从开始时的教学和科研并举逐渐转为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概经过5年时间。在全国是仅此一家。在北京虽有中国科学院建立了社会科学学部，但终究并非完全独立的研究单位。因此，上海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当时在全国有着突出地位和重要影响，也反映当时上海党政领导对发展上海社科事业的重视和关心。建院后又从开始建院时的3个所（经济、哲学、政法），到60年代时即扩大为5所2室，增加历史所、国际所及学习室、情报室。其中经济、历史两个所原来是中国科学院设在上海的研究机构。当时院、所共500人，是一支有相当规模的专业社会科学队伍，在全国各省市中也是仅有的。
今天回顾起来，这8年中由于总的政治气候曲折多变，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遭到“左”的路线、思潮的干扰，突出的是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思想理论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片面理解为政治服务，与工农兵结合的方针等，冲击了正常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秩序；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在不少时间中，还是执行了正确的方针，特别是在当时大多数科研人员的努力和有关领导的切实、辛勤的作风影响之下，仍然取得了很多的科研成果，培养了大批的科研人才，为其后的上海社会科学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我认为在今天40年回顾中，尤其不应忽视和低估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其初期发展中所取得的重大成绩。我对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工作有几点比较突出的记忆和印象。
一是制定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的55条意见。这是1961年在党中央提出重视理论工作，加强文化建设的总的要求下，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采取的重要措施。《55条》中强调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强调“双百方针”，强调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党的理论方针加以制度化、条例化，并提出比较具体的措施。我自己就曾参与过由市委书记和宣传部领导多次亲自主持的讨论。但在“文革”期间却多次遭到“批判”，诬为“修正主义”，直到70年代末复院后，由黄逸峰院长和当时院领导共同决定，恢复这55条作为全院加强科研工作、建立科研秩序的主要依据。
二是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上作出过重要成绩，产生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由经济所领导人黄逸峰同志直接主持的关于上海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包括行业史、企业史的资料整理研究，具有全国影响，受到中央重视，且受到当时《红旗》杂志的高度评价。张仲礼同志也是当年在参与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的。还有当时历史所主编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系列资料，包括太平天国、小刀会、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都有较高水平，受到全国的重视。
三是对基础理论研究下功夫，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到各学科建设方面，都有重要成果。在上海编写《辞海》以及编写哲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几本基础性的教科书中，上海社会科学院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而且通过这些方面的建设，对于科学研究、培养队伍都是有长期影响的。有个统计，当年曾参加《辞海》编写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有200余人，编写了1万多条条目，其意义和影响也是深远的。当时的党委书记李培南、老专家王惟中也都曾在《资本论》研究上花了功夫，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是在对学术动态和各种理论思潮、观点的研究分析上下功夫，这对提高科研质量，启动独立思考、贯彻双百方针都是必要的条件。为此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建立学术情报室和出版内部刊物《学术界动态》，市委宣传部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曾共同定期召开学术理论界的务虚座谈会，范围不大，几十人左右，分析研究思想动态及探讨重要理论观点，开拓思路，活跃自由讨论的风气。这对上海理论界曾经有过重要影响。
五是在培养青年理论队伍，特别对于抓学风方面采取切实措施。有两个突出方面，(1)重视老专家作用，通过“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以老带新，通过老专家不仅传授专门知识，而且也带好“治学”的基础功。我记得曾多次参加过由当时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主持的会议，具体落实“师徒”搭配的对象和方法，如对周予同（历史）、王惟中（经济）等老专家的具体安排措施。(2)十分强调向老专家学习严谨、刻苦的治学风气，反浮夸，除名利，才能出真正的人才。我认为至今在学术理论领域中已有不少成就的中青年专家，正是当年经过这样扎实的培养途径而成长起来的。
不可避免的是，由于当时各种错误倾向主要来自“左”的干扰，特别是到了60年代初，以“阶级斗争为纲”刮得愈来愈凶，对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工作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片面化、简单化的“为政治服务”、“联系实际”，把科研工作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对立起来；政治运动一来，就把科研工作完全打乱以至全部停顿，不加区别地把全部研究人员推向农村、工厂，以后又片面地提倡所谓“工农兵学哲学”、“学理论”，搞“革命大批判”，否定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等等。在理论领域中的这一极“左”的灾难，对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工作造成极大破坏。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前8年，反复多，曲折多，但从整个社会科学院的发展史来说，是不能割断这一段历史的。特别是当年许多领导人为上海社会科学事业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怀念。我觉得应该特别提到当年上海市委分管思想、文教战线的书记石西民，曾对发展上海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呕心沥血的贡献，在“左”的路线下，他还经常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历次政治运动中，保护过一批老专家和党内同志，他和陈其五、杨永直等当时市委宣传部分管理论工作的领导，都曾为开拓上海马列主义理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亲自看到石西民曾为修订“辞海”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从大的方针，到亲自审查重要条目，在《辞海》问世后，既不见在书内留下过他的名字，也未发表他的什么序言、题词之类，他的心血留在《辞海》的每一页上。
在当年早期社会科学院的一批领导人中，有好多位由于过世较早，已不大为人谈起或记起了，在纪念40周年时，我不可能一一提到，许多老同志都深深记得。在这里只想着重提一提第一任领导中的三位。第一位是院长雷经天，他在我党历史上是有过贡献的。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8年后参加创建广西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抗战期间担任过两广纵队政委，建国后也担任过广西省政府副主席等许多重要职务，可惜在院时间不长，任院长只1年左右，于1959年8月因癌症而逝世。另一位副院长庞季云，他在解放战争初期从延安经过长途跋涉去东北地区工作，60年代初调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后分管毛泽东思想学习室工作，待人热情诚恳。有次他来我家闲谈后，却在不到10天时间里，就传来了他的噩耗，非常突然。开始说他得了感冒，实际也是因癌症而致。再一位是党委副书记申玉洁，也是位老同志，“文革”时还在社会科学院，我和他一起受过批斗，他为社会科学院的政工建设作出的成绩，也值得我们纪念。至于第一任党委书记李培南和副院长姚耐都是社会科学界熟悉的老领导，有很高的威望，熟悉他们的同志多，就不需要我在这里多写了。至于当时各所领导中，更有一批是全国闻名的专家，如国际所所长金仲华，历史所所长李亚农、周予同，经济所所长沈志远等等，反映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具有的雄厚实力。
1966年文革开始。十年动乱，使上海社会科学事业遭受到极大破坏，到后来上海社会科学机构被撤销，人员下放五七干校，这段经历，许多老同志都记忆犹新，不说也罢。
二、从复院到大发展的新时期
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恢复工作，又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果。我从恢复工作开始，到80年代末，一直是直接参与了社会科学院的领导，离开领导岗位后，又专门从事一些科研项目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到90年代初才正式办了离休手续。
初期的恢复工作确实是比较艰苦的。要把被“四人帮”彻底“砸烂”了的组织以及完全打乱了的人员重新集合起来，白手起家，从头开始。当时有陆志仁、蔡北华、徐盼秋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参与筹备。他们年龄比我大，也是日夜辛劳，到处奔波，亲自做了各种琐细工作。记得我们一开始和市委宣传部挤在一起，并无单独办公室，几个人合用办公桌。但工作的进展却很快。不到两个月已经聚集了几十名人员，我们得到市委宣传部支持，把陕西北路原经济所、哲学所的房子拔给我们，工作条件大为改善。当时的恢复工作，先是集中恢复社联的活动，组织了一系列学术会议，曾和全国合办过经济问题、世界经济问题等讨论会，以后又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座谈讨论等等，因此，照顾到社联活动的需要，我们决定把陕西北路的房子归社联专用，社会科学院筹备小组办公用房则迁到淮海中路，即现在的院址。
调集社会科学院原来的人员，更是一件十分细致和复杂的工作。我们的原则是要对原来科研人员负责，尽量做到不漏。自己愿意而无特殊情况的，也一律欢迎。但人员四处分散，要作具体调查，与各单位协商调回。经办这方面工作的同志花了大量精力，四出访问联系，尽管如此，工作进展的速度都超出我们的预料。
在调集人员的同时，于1978年8月即以筹备小组名义，由我执笔起草写成专门报告，提出复院后，对科研方向、重点及院所建设规模的基本设想。主要内容是根据全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特别从上海特点出发，突出加强经济学科建设，将原来的一个经济所扩大为三个（包括经济理论、部门经济及世界经济），保留原来的哲学、历史二所，建议经调查研究后，恢复法学所和新建文学所，又新建情报研究所，强调以研究国外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潮和学报为主要对象，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原来在文革期间一直保留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已划归市府领导。今天来看，这些设想基本上适应了其后改革开放中新发展的要求。以后随着形势发展，又陆续新建了一批所，使上海社会科学院在规模上、人员上都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是个很大的成绩。这时期在扩大编制人员的同时，又采取了聘请一大批特约研究员的制度，这是当时上海的创造，当时上海在社会上还流散有大批学有专长、以至有重要影响的专家学者，采取这种措施，不仅对充实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人才有重要作用，而且也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展国内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大政治影响。
在复院之初，科研工作也已经逐步展开，特别要提到，当时正处于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的新高潮中。在理论学术界出现一片生气勃勃的气象。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座谈讨论，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从政治上、组织上到理论上的“拔乱反正”，树起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是在以后长期推动学术理论界取得各方面成就的根本基础。这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理论文化建设。1979年起正式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全国形成了对社会科学事业和研究项目的统一领导管理，全国各省市纷纷建立起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这期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又正式出版了《社会科学》和《学术季刊》以及成立研究生部，开始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回想起来，这些工作是做得及时而又有深远意义的。
在纪念上海社会科学院40周年之际，我特别回想起复院后建立起的第一任领导班子。当时市委是在1978年10月11日正式宣布的，巧得很，又恰好是整整20年了。但又是令人十分难受，这个班子中的成员，除了我一人之外，全部都已过世了。我只能是默默地向他们致哀了。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成就也超过我，和他们共处的日子里，让我受到种种教育，实在难忘，也实在是深深的留恋。李培南、黄逸峰、陆志仁、察北华都是老同志，对革命贡献大，不少同志是熟悉的。我特别提一提院长黄逸峰。在战争年代，他在苏中地区当过分区司令员，我是他部下，是我比较熟悉的老首长。他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参与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抗日战争初，他作为国民党第三战区特派员（少将），主动提出到敌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创建游击根据地，以后担任重要领导工作；在新中国初期曾受到打击，来到科研岗位，他虽受很大委屈，仍是充满热情，从事大量很有成就的科研工作。经常到工厂去向基层领导和工人同志作实际调查。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在院内第一次讨论评职称时，是他首先提出考虑到当时已经长期停顿了这方面工作，需要优先照顾专业科研人员和党外专家，院、所领导干部一律不参加这次评选。副院长孙怀仁和冯契（兼）是著名专家，这时期我和孙老同在一个办公室，前后桌子，相处也有多年，他给我的印象不仅是学识丰富，而且待人之谦逊，治学之刻苦，使我深深感动。他年龄比我大多了，眼睛很不好。每天从早到晚，认真阅读文稿，连续数小时而不休息，看他眼睛里淌不完的泪水，我真感到心痛。这样一位党外专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钻研之深，学识之专，远在我们这些老党员之上，也使我感到惭愧。在纪念上海社会科学院的40周年之际，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一定要说一说自己的这种深深怀念之情。
近10年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取得了许多新的发展和科研成果，历年来都有具体总结和评价，在院内外多次群众性评奖中也得到各方面的肯定和赞扬。10多年来不仅是在科研成果方面，包括加强科研管理、培养科研队伍和一批批的研究生，出版院刊、各种刊物、加强图书资料及行政后勤建设等等各个方面，都是全面的大发展、大建设，还听到不少同志反映，院里的环境美化、绿化取得的成绩，也是为全院同志高兴的一件大事。所有这些我所知不多不详，就留待其他同志总结了。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40年历史已经过去了，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每次来院，我看到现在院里的同志，大概至少有80%左右是我不认识的。时光过得这么快令人感慨，但也应该高兴。社会科学院面临新世纪，前景会更加美好，前途会更加远大。同志们要挑起建设未来的重任，要研究新事物、新发展，在科研上创造更大的成绩，但同时不能忘记历史，要了解上海社会科学院40年来走过的道路，牢记基本经验和教训。从我自己的体会，有这样的几条：
第一，我们作为党所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必须是以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作为根本，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决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上下苦功夫，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作为一项基本功。离开这一根本，谈不上对邓小平理论的真正理解和钻研深化。适应当前时代的发展，我们同样还应该十分重视研究当代的包括西方的各种新思潮、新学派、但是也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才能作出科学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仍然是要为理论的现代化、中国化作出贡献，而这一点对我们科研队伍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紧迫性。
第二，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两方面要做到合理安排有机结合。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必须重视应用研究，但也只有加强基础研究，才有可能提高应用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两者应该是有机结合，互为推进的。现在讲提高科研水平，我认为对于科研机构来说，更需要从加强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不要把应用研究的含义，理解得狭窄化或肤浅化。基础研究包括两方面，首先是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心，从现实到历史，从中国到国外，对一系列社会主义根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其次，在各个学科建设中，也需要安排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还有对学科设置和发展，既要重视直接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又不能忽视一些专门性学科（文史哲之类）以及有学术价值的缺门的、薄弱的以至是“冷僻”的学科，都需要作合理安排。
第三，支持和奖励科学研究中的独立思考和独创性的研究。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以“探索未知”为主要目标。提高科研质量和水平的问题是需要扎扎实实的下功夫的，一是要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针贯彻好，科研人员要在对现实生活、也包括对各种有关资料的调查研究中打好扎实的基础，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如果只是凭主观想象，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是谈不上真正的独立思考、发挥独创性的。二是要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自由探索的风气，也要经常注意分析研究国内外各种学术理论动态，各种新思想、新观点，认真贯彻好双百方针，鼓励不同意见的探索。
第四，对于青年一代理论队伍的建设，要特别重视学风建设。我认为在培养青年科研队伍中，应该有三个主要要求。一是要强调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作为根本；二是要强调对各门学科中的新发展、新知识、新思潮的了解，吸取和钻研；三是要树立刻苦、严谨的治学态度，提倡老老实实的优良学风。在这三者中，从当前情况来看，尤其要突出学风建设。而且要提出向许多老专家学习，把他们的好传统、好思想继承下来。我完全肯定在目前青年研究人员中同样有许多好作风、好思想，在科研方面作出重大成果。但也不能忽视目前在科研队伍中存在的以至还在蔓延的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以至追逐名利等等现象。不重视对科研队伍的学风建设，对于我国科研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是应该敲敲警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