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的“诚信”思想及其特征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记论文,特征论文,诚信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礼记》成书于西汉，但它汇集了先秦时期大量的儒家著作，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它作为先秦“六经”之一的《仪礼》之传，对中国先秦社会伦理道德的“礼”作了丰富的阐述，包括儒家对政治制度的构想，修身做人的基本准则，社会生活的仪节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礼记》还对诚信道德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它不仅突出了诚信之德的重要性，探讨了信与礼、义、孝等道德范畴的关系，而且对“诚”的伦理意义作了比较独到的阐发。
一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礼记》赋予诚信之德非常高的道德评价，并把讲诚信视为以伦理为本位的大同社会的重要特征。《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如果说，这只是对原始社会理想状态的描述的话，那么，《礼记》紧接着在对“小康”社会的陈述中，便突出了诚信之德的重要性。在被称为“小康”的阶级社会中，“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但是，为了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规范是不能不有的，正如《礼记·文王世子》所言：“邦国有伦，而众向方矣”。也就是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国家有了伦常，人们才会循规蹈矩，于是，礼义制度才产生。“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这些伦理秩序都是礼的一种规定，它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什么是礼？《礼记·曲礼》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坊记》中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1]（《礼记·坊记》）礼还有一层政治伦理意义，“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左传·隐公十一年》）即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序，使后代有利的工具。因此，礼不仅是调整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而且是维系社会关系和谐的重要环节。这正是中国古代儒家重视礼的原因所在。《礼记》还指出：能否遵循礼的规定，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1]（《礼记·曲礼》）“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1]（《礼记·礼器》）。为什么能否知礼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呢？因为，有些禽兽虽能说话，但不会信守诺言，做到言行一致。而人却不一样，《说文》指出：“人者，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就是说，人具有动物所不具有的高贵品质，这种品质便是讲礼，守信。如果人不能做到言行一致，言而有信，那么与动物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曲礼》说：“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礼运》也说：“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就是说，礼是人类的重要特征，人们因为有礼而守信用，讲和睦，如同“肌肤”和“筋骸”对人的作用一样重要。“礼，不妄说人，不辞费。……修身践言，谓之善行。修行善道，礼之质也”。[1]（《礼记·曲礼》）即礼就是不可随便说人，不说无用的话，修身养性，实践诺言，品行修整，说话合道，这是礼的本质。可见，这里的礼便包括言而有信，言行一致，说到底就是人需要讲诚信。因此，诚信之德是人不可或缺的。《礼记》给予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者以极高的道德评价。说他们“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1]（《礼记·礼运》）其中“以考其信”便是他们的道德品质。为了强调诚信之德在“小康”社会中的重要意义，《礼记》认为，讲信用是儒者应该具备的品质，做到“言必先信，行必中正”，并提倡“儒有不宝金玉，而以忠信为宝”。[1]（《礼记·儒记》）《礼记》还认为，讲信用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礼运》篇说：“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即士人们用讲信用来检验人们是否诚实，百姓和睦相处，这是社会健康的标志，这叫做大顺”。《礼运》接着说：“则是无故，先王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就是说，出现大顺并无别的缘故，这是先王依照诚信之道而通达和顺之故，这是顺应天理人情的结果，从而说明，讲诚信则顺，讲诚信则是顺应天理人情，体现了诚信之德的天人合一性。
《礼记》还从政治的角度阐述了诚信之德在平治天下中的重要作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礼记·大学》）按照其先后顺序排列，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步骤当中，“修身”是根本，而“诚意”乃是桥梁，《礼记·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这里的“诚意”，便是“毋自欺”，即不欺骗自己，做一个诚实的人，说到底是讲诚信。因此，讲诚信成为连接“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桥梁。就是说，从对天道的了解到实现人道的和谐，必须要靠诚实不欺连接起来。这里的“诚意”，不仅突出了它的道德和伦理意义，而且成为实现天人合一的中间环节。
二
作为一部对先秦社会礼仪文化集大成之作《仪礼》的传记，《礼记》中的“礼”不仅涉及到包括诚信之德在内的道德领域的每一个方面，而且详细阐发了信与礼、义、孝、乐等道德范畴的关系。
（一）信与礼的关系
信与礼都是强调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是人之为人应该普遍遵循的社会生活准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3]（《论语·学而》）《诗经》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4]（《鄘风·相鼠》）说明了信与礼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它们反映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伦理规定性。礼与信互为前提条件。首先，礼是信的条件。语言作为沟通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是以遵循一定规则为前提的。一个人说话信口开河，不可能取信于人。所以，《礼记·礼器》说：“出言不以礼，弗之信矣”。其次，信是礼的道德基础。《礼器》篇说：“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即忠信是礼的道德基础，义理是礼的外在形式。没有道德基础，那么礼就不能成立；没有外在形式，那么礼也就不能实行。再次，信也是礼的一种表现形式，礼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个人做到了礼，那么他对父母亲来说必定会尽到孝道，对兄弟来说他也必定会做到慈善和恭让，对朋友来说他必定会做到信守诺言。最后，礼是做到诚信的保证。《经解》篇说：“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是故隆礼由礼”。就是说，用礼来治理国家，就象用秤称重量，用绳墨来确定曲直，用规矩来画方圆。所以，用秤称重量，是轻是重则无法欺骗；用绳墨弹出墨线，是曲是直也就无法蒙混；用规矩来画方圆，是方是圆也就不能哄骗，君子清楚礼仪，是不能用虚伪诡诈来诓骗的。因此，礼作为制度上的硬性规定，是实现诚信的保证。
（二）信与义的关系
义，即道义或义理，也是一种道德范畴。关于义与礼的关系，《礼记》说：“礼也者，义之实也。”[1]（《礼记·礼器》）“礼之所尊，尊其义也”[1]（《礼记·郊特牲》）。就是说，礼是义的内容。《礼运》篇又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就是说，讲信用是“人利”，其实也是“人义”之体现。按照信与礼的关系，“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十者中，便包含了诚信的因素在内。因为，一个不讲诚信的人，是不可能做到“慈、孝、良、弟、义、听、惠、顺、仁、忠”这十个方面的。
（三）信与孝的关系
先秦宗法制社会的首要原则是孝亲。“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2]（《左传·文公二年》）而信是孝的内心情感。《礼记》说：“孝子之祭也，尽其悫而悫焉，尽其信而信焉，尽其敬而敬焉，尽其礼而不过失焉，进退必敬，如亲听命，则或使之也。”[1]（《礼记·祭义》）“悫”，乃是诚信的意思。意思是说，孝子祭祀，要竭尽诚心而表现出诚心的行为，竭尽信念而表现出确信神灵的样子，竭尽敬意而表现出敬事鬼神的举动，竭尽礼节而没有过失。进退时恭恭敬敬，仿佛在倾听双亲的吩咐，有什么要使唤似的。可见，诚信是孝亲所体现出的一种感情。基于此，《礼记》在解释“孝”的含义时说：“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1]（《礼记·祭统》）从“孝”的含义来看，孝不仅包括了“养、丧、祭”等行为过程，而且这种行为过程必须内含一种诚信意思在内，否则无法体现出“顺、哀、敬”等感情。所以，《礼记》说：“致爱则存，致悫则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1]（《礼记·祭义》）同时，信是孝的内容之一。《礼记》认为，无信则不孝，“朋友不信，非孝也”。[1]（《礼记·祭义》）为什么呢？曾子对此解释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因此，孝敬父母要诚敬，要有诚信之心。正如《礼记》所说：“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仁者，仁此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1]（《礼记·祭义》）其中，“信者，信此者也”就是说如果连孝敬父母都作不到诚心诚意，那么要想对人讲诚信只能是自欺欺人了。
三
《礼记》对诚信之德的“诚”字作了系统化的阐述。《礼记》论“诚”，是由“信”字为起点的。《礼记》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1]（《礼记·中庸》）就是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交往这五者是天下所通行之道。关于这五者的伦理规定性，孟子作了高度归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孟子·滕文公上》）《礼记》把“朋友之交，言而有信”上升到“天下之大道”之一的高度，体现了先秦儒家对诚信之德的高度肯定。然而，如何才能做到“朋友有信”呢？《礼记》提出了“诚”的概念：“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1]（《礼记·中庸》）就是说，只有崇尚善道，内心诚实，才能孝顺双亲，最后才能获得朋友的信任。在这里，《礼记》自然地从“信”过渡到“诚”，从而在“诚”与“信”之间顺利地架起了一座桥梁。实现“诚”、“信”二者的有机统一。“诚”最早起于人际交往，特指人言之实在不欺。《左传》说：“明允笃诚”。[2]（《左传·文公十八年》）孔颖达疏：“诚者，实也”。《周易·文言》说：“修辞立其诚”。孔颖达疏：“诚，谓诚信也。”以信释诚，以伪对诚。所以《说文》说：“诚，信也。从言成声。”《礼记》把“诚”上升到本体论高度：“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之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1]（《礼记·中庸》）为何“诚者”堪称“天之道”，“诚之”又为“人之道”呢？孔颖达解释说：若天之性有生杀，信著四时，是天之道。人能勉力学此至诚，是人之道。不学则不得，故云人之道。[3](P1446-1447)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5]这里，“诚”和“诚之”的本来含义是真实无妄和欲求得真实无妄。但是，把“内心之诚”的这种道德意义上升到“天之道”的本体论高度，将这种本来属于主观意识形态的东西纳入客观世界的本源，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然而，撇开“诚”的这种本体论意义不说，仅就《礼记》对“诚”的伦理意义的系统阐述而言，其理论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诚者，天之道”，说明“诚”是天道所要求的，是天道精神的一种体现；“诚之者，人之道”，说明“诚之”或“求诚”是人的本分所在。天之道和人之道都是客观存在的道，天之道是上天存在的根本原则，人之道是人的根本原则。“诚之”之人道是要与“诚者”之天道精神相合一，这正是“求诚”和“诚之”的根本目的。人道本取之于天道，苟不明于天道，将何以言人道？因此，实现诚信之道，体现了天人合一性。
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践履人道呢？《礼记》认为，践履人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践行善道，《礼记》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礼记·大学》）“明明德”，孔颖达疏：“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明德”里面则包含了“诚信”，朱贻庭说：“明德”乃是对仁、敬、孝、慈、信等德性的总括。[6](P170)至于“亲民”，朱熹认为：“去其（民）旧染之污而日新”[5]，所以，“亲民”乃是教化百姓。“止于至善”，即在于达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1]（《礼记·大学》）的最高境界，其具体要求则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1]（《礼记·大学》）可见，“至善”的要求之一，便是讲诚信。
如何践履诚信之德？《礼记》又提出了“慎独”的概念。“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1]（《礼记·大学》）朱熹解释说：“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谦，快也，足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独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5]就是说，就象对于恶能够自然而然地厌恶它，使恶不能沾染自己，由此即可产生驱除邪恶而自保善德的自得自足的愉快感；对于善能够自然而然地喜欢它，并追求而获得之，由此即可产生获得善德而自增善德的愉快感。这就是“自谦”，这也是“诚其意”的所得之处。”[7](P286)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呢？《礼记》又回到了“慎独”的问题上。“慎独”是“诚意”和“毋自欺”的体现，也是“诚意”和“毋自欺”的内在部分。它是指在一个人独处时，在没有其他人监督的情况下，有做坏事的机会而不去做坏事，而一味地遵守善道。因此，一个人能够做到慎独的时候，也正是其做到诚意和毋自欺的时候。对此，《礼记》又用小人不能慎独修善的情况来反衬君子必须慎独的重要性。“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1]（《礼记·大学》）小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就会做不善之事，但他在见到君子的时候，却觉得公开做不善之事是不便于自身的，于是他就要弄虚作假，掩盖他的不善，而用虚假的伪装来粉饰自己。然而这种伪善与实恶，却被人们看得一清二楚，反而更加表现了其人的不善。这样的做法对小人没有一点好处。只有内心真诚地向善，才会有真实的善良的外表。否则，只会更加暴露自己的不善，即所谓“诚于中，行于外”。因此，一个人的善与不善，都不能用外表的虚伪来掩盖或修饰，他只有用真诚的向善之心去修普去恶，才能真正做到“诚其意”、“毋自欺”、“慎其独”，从而真正地践履诚信之德。
四
《礼记》中的诚信思想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礼记》中的诚信思想呈现出浓郁的宗教色彩。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中，尊亲与孝亲的“亲亲”原则成为人伦关系的首要原则。《礼记·大传》说：“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就是说，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首先是亲其所亲，而亲亲是爱百姓的前提条件，也是做到信的重要前提。而这种“亲亲”原则最先表现在对祖先的祭祀之中。“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1]（《礼记·祭统》）祭在诸礼当中是处于首要地位的。何为祭？《礼记》说：“祭者，所以迫孝尊养也”。[1]（《礼记·祭统》）祭祀，就是报答父母亲的养育之恩并对已故父母亲延续养育之情。《礼记》又说：“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贤者能尽祭之义”。[1]（《礼记·祭统》）就是说，不是那种从外面产生的事情，而是发自内心的情感，只有内心产生思念的念头并表现出来，才称得上是祭礼。而只有那种贤德的人才能了解祭礼的意义。而祭礼的根本要求，从外物上讲要竭尽物品，从内心上讲要竭尽心意。“外则尽物，内则尽志，此祭之心也”。[1]（《礼记·祭统》）而这里的“内则尽志”，就是要在内心产生一种诚敬之心。诚信是原始宗教活动对人提出的要求，即所谓“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1]（《礼记·祭统》）必有诚信与忠敬而后可以为祭，否则，单纯的祭品与仪式是没有意义的。所谓“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在祭祀活动中，诚信之心甚至比祭品和仪式更为重要。对此，《礼记·檀弓》记子路之言：“丧礼，与其哀而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而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因为，没有一种诚信之心，祭祀活动也便丧失其本来意义。祭祀者的诚意才是祭祀活动的实际。
关于诚信的宗教性特征，勾承益先生有一段比较精彩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人与神之间能否沟通取决于人单方面的主观态度，即所谓诚信。于民族精神的历程而言，早期宗教实涵养了国人的诚信之心。诚亦信，自信也，人必先自诚其意、自明其情而后可以自信；信亦诚，又为伸，其字从人言而会意，心诚之言、信而行之则可以伸”、“诚信之内在精义与其伸张之外在表现之间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即所谓‘精义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细分之，则诚者为自我情感之反思，信者为沟通人际之桥梁，明我心之好恶而信人心皆同然。如是，则如同公众契约可以使个人生活进入到社会生活一样，诚信之心亦使得人的社会化顺理成章。”[8](P4-5)
第二，《礼记》中的诚信思想又表现出一定的等级观念。《礼记》说：“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1]（《礼记·中庸》）孔颖达正义：下，谓臣也，言臣所行之事，虽有善行而不尊，不尊敬于君，则善不信著于下，既不信著，则民不从。[3](P1458)就是说，虽有善道，但没有尊贵的地位，也是不能取得民众信任的，它说明取得民众信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取得尊贵的地位，体现了先秦诚信之德的宗法等级性特点。同时，《礼记·礼器》说：“信，事人也；信，妇德也”。认为礼是侍奉人的本分，是妇德的表现，从而体现了信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