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生命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政治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5-0056-07 作为一项整体规划，现代性表现为建构起一整套的社会规范来实现自我理解和自我掌控，从而实现对社会存在的全面统摄。就现代性对社会存在的配置而言，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人的存在状况的变迁来理解，这一方面表现为现代性同步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由主义的财产观和市场原则下，人的存在完全被嵌入到商品生产体系中并且日益商品化，人的生命也被这种经济关系所建构的权力结构所支配；另一方面在于，作为现代性国家类型的民族国家，在社会治理的原则下，实现了权力的重新配置，核心环节就是在主权、民族和领土范围内对人的生命的重新定位。就此而言，生命成为权力的直接对象。随着现代性的展开，权力对生命的配置日益主题化，其标志就是生命政治的诞生。 生命政治的诞生过程，按照福柯和阿甘本的理解，基本上与现代性的规划同时展开。前者体现为生命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政治化”，后者体现为生命政治化的现实框架和历史逻辑。在此意义上，通过对人的生命的干预与规划，现代性与生命政治走在了同一个历史进程中。 一、现代性与生命政治诞生的同构性 现代性与生命政治的诞生，统一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按照福柯的理解，生命政治诞生于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它表现为一种治理技艺的创新，即一种“节度的治理”①。关于治理的节制性，福柯将其论域从传统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转向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市场”。福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和较少治理之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两件事”②，因为在自由主义的原则下，市场日益成为自行调节的场所，并且在一般的原则下只跟法律而不是直接的权力发生关系。因此，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就成为节制性治理的核心要素，而市场自由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就成为政治经济学关系的首要问题，对此，福柯指出，“人们不能思考政治经济学，即市场自由，除非同时提出公共法的问题，也就是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问题”③。这意味着在市场配置原则与国家组织原则之间的对抗，同时暗含着人的直接配置模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传统的君权对人的生命的直接处理，而是将人的生命嵌入到市场运行中。因而，人的生命的内容及其社会存在在市场中得到了具体的规定。这在福柯看来，就是社会治理技艺的创新，而生命政治就是围绕着这种创新而展开的。 在这种社会治理技艺中，权力不再是传统国家中的“生杀大权”，也不再通过否定的关系来标榜自身，而是转变为一种积极的权力关系，这种积极的权力，“我们可以说‘让’人死或‘让’人活的古老权力已经被‘让’人活或‘不让’人死的权力取代了”④。因为权力本身的范围就是生命本身的范围，生命的界限就是权力的界限。在此意义上，只有让人活或不让人死，才能保证权力具有现实的内容。当然，按照福柯的理解，这仍然是功利主义和市场原则的产物，它意味着一种利益最大化的运作模式。 可见，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得益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生命政治的诞生，意味着对生命权力的关注。福柯指出，“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⑤。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自由的”雇佣劳动，他们必须被有组织地纳入到生产之中，资本主义才能有效地展开。这意味着对这些劳动力的管理就是生产力的重要保障，从而印证了上层建筑领域对生命权力的治理转变。这种转变是服务于生命政治之于资本积累的必要性，它意味着大量的产业人口的出现。我们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无产阶级的描述中可见一斑，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的最后底线在于维持无产阶级的基本生存。这种“生存状态”体现为三个方面，工人自身的身体需求、家庭成员的需求以及接受教育的需求。归根到底，这种“生存”并不体现为自在生存，而是一种纯粹的“为他”的生存，即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存。这种让人活或不让人死的状况正是生命政治的直接表现。所以，福柯认为，“对资本主义而言，最重要的是生命政治，它是生物性质，是属于肉体的”⑥。无产阶级的状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视界中，就表现为这种“肉体性”，一方面被纳入生产之中，一方面维持基本的生理需求。正是无产阶级集体身体的这种存在状态，成就了这个阶级本身所具有的“生产性”。它是贫穷与力量的结合体，它意味着一种对抗与撕裂，意味着对现存经济关系及其权力结构的超越，因此，“只有身体的视角及其力量才能够去挑战财产共和国所编织的规训和管控”⑦。在此，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对身体生产性的关注，这一方面体现了无产阶级的身体如何被私有财产及其建构起来的法律与权力结构所配置，另一方面体现在无产阶级的身体通过其生产性而实现对“规训与管控”的突破，二者共同规定了无产阶级的基本存在状况，也成为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性的核心内容。在哈特、奈格里看来，这就是生命政治在马克思理论中所具有的“事件性”功能，它是“新的主体性的创生，这既是反抗，同时也是去主体化”⑧，它意味着一种革命、创造和自由的行动。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这些“肉体”的存在，体现为整个无产阶级的现状，而在生命政治理论视域中，这些“肉体”最后体现为作为群体的“人口”形象。人口概念是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在福柯看来，人口是权力关系谱系中的新因素，它超越了传统的法律话语及其惩戒体系，“这是新的实体：复杂的实体、按人头数算的实体，如果不是无限的，至少也不一定是可数的。这就是‘人口’概念”⑨。福柯认为，早期的人口概念是与大灾难联系在一起，还并不是一种肯定的意义，而现代以来，人口概念成为一种肯定的标志，它体现为统治权力的一个因素，是统治权力得以维持和自我更新的主要来源。因为人口是国家统治的基础要素，它决定了其他一切要素能否发挥作用，“重要的不是人口的绝对数字，而是人口数字和一整套力量之间的关系：领土面积、自然资源财富、商业活动等”⑩，它是一个基础性的载体。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柯称，人口是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力。因为人口是劳动力的载体，而且是关乎整体与可持续性的载体，它是人的整体形象。所以，当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对于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时，也提到大量人口的出现。自现代经济学家开始将财富归于劳动本身伊始，人口便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人口虽然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但又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流变的部分。国家必须首先对人口现象做出可理解性的图解，必须将人口放置于社会存在的本质和联系中，从而有效地掌握人口现象。在福柯看来，国家对人口问题的可理解性图解催生了两种典型的知识类型，一种是统计学，一种是公共管理，二者都是资本主义组织生产的必要手段，成为国家掌握经济信息的重要抓手，并成为调控资本运行的机制。资本主义对作为整体的人口形象的调整，更是资本积累的有效调控手段，“根据资本的积累来调整人口的增长，以及根据生产力扩展和利润的不同分配来确定人类组织的增长，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些都是由于生命权力按照多种形式和多种步骤的运作才得以可能。对肉体的塑造及其价值规定和对肉体力量的分配管理在那时是必不可少的”(11)。而对人口的调整，对人类组织的调整，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性化的重要体现，将生命权力的配置与理性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按照福柯的理解，这种生命、人口现象与理性化的结合，催生了一种新的知识类型，这就是经济学。福柯认为，经济学典型地将现代国家治理、理性化和人口现象融于一体，“为了以一种理性的或反思性的方式进行有效的治理，政府必须把所有人口的观察资料和知识都考虑进来。有一种知识的建构与治理知识的建构密不可分，这种知识的对象是所有与人口(广义上)相关的过程，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学’”(12)。在此意义上，经济学可以说是现代性与生命政治融合的完成形式，这也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治理工具，意味着知识与权力的高度统一。 所以，现代性在现代资本主义起源及其组织方式上，无疑都与生命政治的内涵紧密相连，它体现为对人的存在的再配置。在此，这种配置还是建构意义上的框架配置，而具体的配置则体现在国家治理的日常行为中，其典型形式就是民族国家的治理。 二、现代性国家治理与生命政治的权力转换 民族国家是现代性国家类型的主要形式，意味着由传统的君权国家走向现代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诞生，意味着国家主权的普遍化，而人也从古代的臣民转变为现代的公民身份。按照阿甘本的理解，在现代民族国家中，人的生命直接与权利发生关系，他认为，“简单地考察一下1789年的宣言的文本就会发现，恰恰是纯粹的自然生命——纯粹的出生事实——在这里似乎是权利的根源和载体”(13)。因为，《人权宣言》第一条就规定，人“生”而自由和平等。正是这种纯粹的自然生命直接成为公民，成为权利的自然基础，“出生-权利”模式是民族国家的主权表达形式，也是理解现代民族国家“民族”意蕴的重要环节。阿甘本指出，“如果我们忘了奠定现代国家之基础的并不是作为自由自觉的政治主体的人，而首先是人的纯粹生命，即本身在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中被授予主权原则的纯粹的出生，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在19和20世纪现代国家的‘民族的’和生命政治的发展和使命”(14)。因为，民族国家的基本规定性和治理规范都是围绕着民族与生命的权力而展开的。 因此，民族国家的出现，意味着对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再配置，它意味着一个治理机制的创新。哈特、奈格里在《帝国》中指出，“就我们关于现代主权的讨论，韦伯的第一个贡献是他将现代性之开端界定为一种断裂——一种个体与民众反抗国家的巧取豪夺的创造性境况。接着，国家主权被界定为对这种力量关系所作的规范”(15)。这种关系的“规范”不再体现为传统权力关系的“统治型”，而是体现为国家对个体与民众的再配置，它意味着一种积极和建设性的操作。而这种操作相较于传统统治型的关系，体现为调整生命的权力，体现为将生命吸纳到整个国家的运行之中，并以此来保障国家的内在同一性，从而实现从对抗与冲突的关系转向和解与共同体。在此意义上，“现代主权之实现也就意味着生命权力的诞生”(16)。生命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获得了新的位置。 作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调适器，权力对生命的管理经历了不同的时期，但都体现了生命权力的某些独享特征。按照福柯的说法，自17世纪以来，管理生命的权力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极是以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17)，在此阶段，权力体现为对身体肉体的规训和矫正，是一种被动的、单向的操作过程，表现为单个肉体的状况；“第二极是在较晚之后才形成，大约在18世纪中叶，它是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比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18)在此阶段，权力由单个肉体走向作为一种物种或者群体的肉体，其不再是对某个生命的细节处理，而是转变为对整体的调控，而且这种调控体现为积极的操作过程。在福柯看来，前者可称之为肉体人的解剖政治学，后者可称之为生命政治。虽然前者也是对生命的控制，但其关注点在于被分解的个体，其目的在于监视和规训，而后者代表着一种新的治理技艺，它代表着一种整体性，它“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的影响”(19)。可见，权力对待生命的态度有了本质的转变，从原先的规训惩戒型走向了整体的正面建构型，使得生命及其整体过程成为权力建构自身的积极场域。 生命政治不再关注单个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是转向作为整体的生命与社会的关系，“在18世纪下半叶，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联系，构成了知识的首要对象和生命政治学控制的首要目标”(20)。而所有这些与生命相关的因素，在生命政治看来，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实体，即人口。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人口只有在权力框架的治理下，才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人口是国家的财富和力量的基础，当然，这一切的实现需要一个强制工具，它阻止向外移民、召唤移民进入，它鼓励生育，这个强制工具……它还要制止游手好闲和无所事事。总之，这个载体的工具要把人口变成国家的力量和财富的源泉，它要保证这些按照规定工作，在规定的地方并按照规定的目标工作。”(21)说到底，民族国家必须在领土范围内对人口进行有目标的治理。至此，生命进入国家化的历史，进入政治建构与权力展布的总体战略中，同时也意味着权力开始负担起生命的责任，这表现为公共卫生、医疗事业等在国家层面的推广。而生命政治就是建立在对这些战略的干预之上，针对这一切，“生命政治学抽取其知识并确定干预和权力的领域”(22)。生命政治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使得国家理性进入社会存在的日常运作之中。“人口概念将通过一种打算让国家理性运作而安排的机器，被建立起来。”(23)这意味着人口概念使国家理性由一整套简单的理论话语走向了具体的政治治理实践，这是民族国家与生命政治发生关系的具体领域。 以人口为中介的民族国家与生命政治的关系，在此表现为一种内部治理，主权的一种内在形式，而其外在形式，则要依托人权概念来实现。在阿伦特看来，上述二者都与生命权力息息相关，其结合点在于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阿伦特的关注点在于那些丧失民族国家主权保护的人的存在状况，她视此为一种生命政治的重要形态。这种形态能够反衬民族国家与生命政治的重要关联。阿伦特认为，虽然人权是被假设为脱离于主权，“但是结果在人缺乏自己的政府而不得不回到最基本的权利时，没有一种权威能保护它，没有一种机构愿意保障它”。(24)这种“权利”的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赤裸生命的状态，人权被剥夺殆尽，而“他们一旦被剥夺了人权，就毫无权利，成了大地上的浮渣”(25)。阿伦特认为，生命政治就应该关注这种赤裸生命的状态。 这是与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形态相关的，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类型，民族国家对人实行了新的权力配置，这些配置规定了生命政治的基本内容，尤其体现为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主权与人权。在阿伦特看来，当丧失人权时，同时表现为丧失人的“家园”与“政府”的保护。“丧失人权者失去的第一种权利是家园，这意味着失去他出生的和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确立一个独特地方的整个社会环境。”(26)同时，“丧失人权者失去的第二种权利是政府的保护，这并非单纯地指失去他们在自己国家里的合法身份，而是失去在所有的国家里的合法身份”(27)。这意味着一种双重排除，而在现代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中，这意味着所有合法身份的丧失。由此可见，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生命权力是息息相关的，生命权力本身寄寓于民族国家之内，在阿伦特看来，一种脱离主权的人权是无法保障的。“人们紧紧抓住他们的国籍，当他们失去了这样的国籍曾经给予他们的权利和保护时，他们于是濒危挣扎。”(28)所以，无论是在内还是在外，民族国家都是生命政治的重要背景框架，是生命权力的有效领域。 在此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内涵与治理通过生命政治而得以展开，它表现为一种正面的积极建构功能，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整体化进程，“它必须一刻不停地在广泛范围内完成把个体纳入总体，把所有人的意志凝结成一种普遍意志的奇迹”(29)。这种整体化的过程或普遍意志的形成，一方面为国家同一性的建立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却为民族国家自身的逻辑不自洽提供了便利，为民族国家与种族主义提供了结合的土壤。这种结合恰恰也是以生命权力为中介的，它直指对某一种族、某一群体生命价值的剥夺。而此剥夺，已显示出其极权主义的端倪。极权主义在民族国家中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性政治规划的失败与终结。哈特、奈格里认为，民族国家并没有消弭现代性的危机，他们指出，“19世纪至20世纪主权概念在欧洲的发展谱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的国家形式首先衰落为民族国家的形式，接下去民族国家又堕落为一系列野蛮统治”(30)。这些野蛮统治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权力的剩余，意味着权力与技术的结合，暗示着现代性政治规划的危机。 民族国家堕落为野蛮统治的典型案例就是极权主义，而这与生命权力紧密相关，其核心环节就是种族主义的介入，在此，民族因素成为一个核心环节。福柯认为，“种族主义进入国家机制的正是生命权力的出现。正是在这时，种族主义作为权力的根本机制在现代国家中发挥作用……”(31)生命权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谓的对生命承担的责任，即生命的国家化。国家履行对生命的配置，这为种族主义的侵入提供了契机，它能够在这种“负责任”的配置中，制造出人群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体现为“活”与“死”之间的区分。在此意义上，“种族主义的第一个功能，即在生命权力针对的生物学连续中进行分裂，造成区分”(32)。而生命权力对“生物性”的青睐，意味着对传统的权力治理模式所借助的意识形态策略的摒弃，而直接与权力的技术相关，它意味着一种纯粹的治理技术。“生物性”的突显，意味着法律与道德的隐退，这在极权主义模式中屡见不鲜，阿伦特认为，“通往极权主义之路上重大的第一步是取消法律人格。这一步的完成是通过将某几类民众驱赶到法律的保护之外，同时用剥削公民国籍的办法，迫使非极权主义国家任何无法律的现状”(33)。在这种“权利”的真空中，这些人成为了无家可归者，没有国家公民的身份，没有人性的内涵，因此，他们成为“多余者”。“极权主义国家常常努力确定人的多余性质，其方法是任意选择各种群体送进集中营……大规模消灭人。”(34)由此可见，当人成为一种纯粹的赤裸生命之时，生命权力便荡然无存。 民族国家向极权主义国家的跌落，意味着由治理向控制的转换，其中介都是对生命的操作，都体现了对生物性和自然性的回返，前者表现为对人口现象的关注，后者表现为对纯粹生物生命的处理，二者都是生命政治的基本内涵。 三、现代性的双重逻辑与生命政治的自然性 就现代性的内涵而言，理论家们各执一词，并没有形成普遍认可的共识。但不容置疑的是，无论内涵及其载体形式如何变化，现代性都意味着对人自身的再认识。不同时代所信奉的对人的不同自我理解，建构起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存在与社会结构关系。黑格尔说，精神的自我理解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都昭示着人的自我理解的本质内涵及其建构功能。现代性作为一种形塑人类存在样态的形式，仍然可以通过其对人的认识来判明其整体的建构模型与价值取向。就对人的认识而言，现代性的基本内核就是理性，对个人而言，表现为人的理性的基础地位，对人的情感、欲望、生命、死亡等自然性持否定态度，对于社会而言，表现为韦伯式的理性化过程，这个过程仍然是要摒弃人的自然性在社会中的“负面”影响。因此，现代性表现在国家治理层面仍然是肯定人的理性而否定人的自然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但福柯认为，生命政治的诞生，意味着某种“自然性”的介入，因为它关系到人的出生、死亡、生理机能等。福柯认为，这是现代国家治理技艺的一次重大转变，它不再仅仅停留于对人的思维、观念的宣教，而是对人本身的操控，对作为人的整体形象的“人口”的操控。生命政治对人的自然性的回归，并不是一种简单地回归于传统权力所依赖的“生杀大权”的生命自然性，而是对作为群体的人而存在的人口的回归，意味着对人口本身的自然的认识和干预。 当然，生命政治所关注的人口的自然性，并“不是自然世界意义上的自然本身的程序，而是关乎人的特殊自然性……社会自然性”(35)。这种“社会自然性”表现在，人口作为人的整体形象，显然是由社会人构成的，但是，作为人口整体，它具有自身的自然性，它表现为人的出生率、生病率、死亡率等自然过程。福柯指出，这种社会自然性受重农主义者对“价格”机制论述的启发，即如果放任价格的自由上涨或下跌，其结果就是价格会自己停止上涨或下跌，这就是“社会自然性”的表现。作为整体形象的人口亦是如此，生命政治对生命自然性的凸显，意味着权力观念及其治理技艺的转变。它不再针对某个人的算计，而是考虑整体的平衡，“简单来说就是对生命、对作为类别的人的生理过程承担责任，并在他们身上保证一种调节，而不是纪律”(36)。对人的“生理过程承担责任”就是在一个总体框架中实现“某种生理常数的稳定”，在福柯看来，这关乎国家的安全。在此意义上，对人口自然性的强调，并不是某一政权的历史任务，而是国家安全的恒常任务。因为人口现象的自然性意味着“偶然事件”的潜在风险，而生命政治学所倚重的治理机制就以此为转移，“在由生命政治学建立的机制中，首先当然是预测、统计评估、总体测量；同样它也不是改变某个特殊的现象，也不是改变某个作为个体的个人，而是主要在具有总体意义的普遍现象的决定因素的层面上进行干预”(37)。当“干预”取代“控制”时，这意味着生命政治所关注的人口现象具有某种自身的自然性，而这靠强制的行政命令控制是不能实现的。那么，人口现象所具有的“自然性”究竟体现在什么方面? 福柯认为，自18世纪的经济学理论诞生以来，人们将人口视为一个整体过程，而“对这些过程的治理应当置于它们所具有的自然性之中，并从它们所具有的自然性出发”(38)。在福柯看来，“自然性”有三种表现方式，第一种方式体现为人口是诸多变量相互制约的结果，这些制约因素是可变的，比如天气、物质环境、习惯、宗教、道德等，人口的变化就依赖于这些变量。在此意义上，“人口不是原始的给定条件，不是统治者的对立面，也不是统治者可以施加影响而改变的材料”(39)。这意味着人口跳出了传统权力的统治模式，它并不是完全社会化或规范化为政治治理的内在结构中，它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存在，而这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所无法掌控的。因为，“人口所依赖的变量使得人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受统治者以法律的形式采取的专制的和直接行动的控制”(40)。这样一种“不可操控性”，体现了人口所具有的自然性，它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不透明的。积极面对这种“自然性”意味着需要新的治理技艺以便涵盖或吸纳。而新的治理技艺必须直面人口的自然性，“通过转化的因子和技术对它施加影响，只要这些转化的因子和技术得到揭示、思考、分析和计算”(41)。这里面包括一些外围的与人口相关的因子，而不是直接对人口本身进行干预，比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从而使得臣民对统治者直接的那种服从状态消失，那种直接亲身性的权力关系消失，同时意味着新的治理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对那些看上去与人口没有直接关联性的因子和变量进行分析和干预，但实际情况是，人口的整体形态与这些“调控”有着内在的关系。这些都是因为人口的“自然性”使然，治理技艺通过“自然性”的关联作用而成功地避免了直接人为的权力干预，正是在此意义上，“自然性”成就了现代治理技术的隐秘逻辑，完成了治理技术的转换。福柯认为，“人口的这个可以渗透的自然性，使得权力的合理性组织的方法上发生了重大转变”(42)。权力的合法性组织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在原初的意义上，它要求一种纯粹的自我掌控与自我理解，诉诸一整套合理性制度与规范，大体上是排除“自然性”因子，因为它缺乏规范性的内容。现代性对自然性的回归，意味着对生命的整体吸纳。 人口现象自然性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就是欲望。人的求利欲望取向是根深蒂固的，但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共通性。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正是人的私利欲望促使了社会交换的出现、社会合作的出现。从契约论中，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出于保障自我生命与财产的私利，建构起了社会权力。这些都意味着人的欲望能够产生出额外的集体利益。福柯认为，欲望的自然性契合了人口的基本特征，“欲望是这样的：如果人们任其发挥作用，或者说，只要在一定的限制中任其发挥作用，由于一些关系和联系，它将从整体上生产出人口的全体利益”(43)。就单个人而言，其欲望可能导致重大错误，但就整体而言，欲望，或者说有一定限制的欲望，能够产生出积极的正面功能。就欲望的正面功能而言，德勒兹有过详细论述，他将欲望与整体的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福柯在人口现象中重提作为自然性的欲望，使得欲望再度成为权力的对象，它就是一种欲望的整体形式，这意味着现代性社会权力对人的自然性的再认识。因此，对作为整体形式的欲望进行生产和调控，意味着自然性重新回归到权力的内部，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再度内在化过程。正是就此而言，福柯认为，“集体利益的生产通过欲望的运作来完成：正是在这里，它标明了人口的自然性和人们用来对它进行人为治理的可能的方法”(44)。在这个意义上，欲望是一项巨大的生产力，但前提是人为治理。福柯认为，功利主义哲学全部内容就是建立在对这种“人为治理”研究的基础之上。这种治理紧扣整体欲望与集体利益的内在关系，并且刺激和鼓励这种内在关系。 人口现象自然性的第三种表现形式在于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稳定性”，这主要集中体现为人口的整体的出生率与死亡率的相对稳定比例。这为认识人口现象的自然性提供了一定范围内有效计算的可能。同时，这种稳定性为权力的介入提供了相应的标尺，从而再次印证了福柯将此自然性定义为“社会自然性”。 生命政治对人口现象自然性的关注，意味着权力结构变化。福柯指出，“人为的权力关系的政治中突然出现人类的自然性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45)。这种“根本性”体现为某种基本生物特征的介入，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自然性成为了权力与知识的对象。因为自然性进入权力与技术的领域，它不同于传统的法律的运作方式。当然，这种自然性并不是原始给予的自然性，它带有某些社会因素，但又不完全能够社会化。这种自然性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自身所体现出来的，它表现为作为整体的人的内在倾向。权力与知识对自然性的回归，意味着一种更加全面的治理，更加精致的权力运作模式。现代性原初于对自然性的改造，试图建构一个完全自主性的人类社会，并通过社会规范达到自我理解，以达致自由状态。在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自然性一度排除在外，或者说以一种负面的形象出现。马克思在批评现代性进程时，也聚焦于现代化大生产对传统自然性的破坏、对自然的质的规定性的消除，最后都统一于高度社会化的商品、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理性。殊不知，还有人的现实生活过程，而这与人们的肉体存在息息相关。当生命政治重新关注人口现象的自然性时，生命自然性再度内化为现代性的理论内涵，体现为权力治理技艺的创新。这就是现代性在今天所体现出来的双重逻辑。 生命政治对自然性的回归，意味着关于现代性逻辑的单一化叙事的式微，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终结，那种习惯于控制与规训的模式将被调控与干预所取代，国家将成为一种调控机制，一种对社会存在的可理解性图解。而生命政治对生命自然性的回归，恰恰是当代社会重新达到自我理解的有益路径。当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口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现象频显之时，更能迫切地体验到生命自然性与人类社会命运之间的关系，它使人的存在再度实体化，它意味着人对自身存在的真诚。 注释： ①②③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25、32页。 ④⑤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9-100、101页。 ⑥转引自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⑦⑧哈特、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47页。 ⑨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⑩福柯：《安全、领土和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8页。 (11)(17)(18)福柯：《性经验史》，第102、100、100页。 (12)福柯：《安全、领土和人口》，第89页。 (13)(14)阿甘本：《生命的政治化》，严泽胜译，转引自《生产》(第二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4、225页。 (15)(16)哈特、奈格里：《帝国》，第107页。 (19)(20)(22)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229、229-230、231页。 (21)(23)福柯：《安全、领土和人口》，第55-56、244页。 (24)(25)(26)(27)(28)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83、356、385、386、393页。 (29)哈特、奈格里：《帝国》，第106页。 (30)哈特、奈格里：《帝国》，第130页。 (31)(32)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239、240页。 (33)(34)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559、570页。 (35)福柯：《安全、领土和人口》，第312页。 (36)(37)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232页。 (38)(39)(40)(41)(42)(43)福柯：《安全、领土和人口》，第56、57、57、58、58、59页。 (44)(45)福柯：《安全、领土和人口》，第59、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