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到文学——试论现代作家留学过程中的专业“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试论论文,作家论文,科学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的留学活动是被逼出来的，为枪炮所逼，为局势所逼进而为民族的生 存所逼。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焦点，首先是如何以实际 的物质力量方式“保国保种”。所以，留学的首要问题是学习“船坚炮利”，是“师夷长技 以制夷”，是“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1](P143)。这样，留学生出国学习 的重点，自然而然地是以当务之急的“制造”和由制造引出的“科学”为主，人们期盼着“ 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2](P143)。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批留美学 生，出国时年龄尚幼，故先入小学学习，当他们升入高年级后，清政府明确指示留学生监督 ，根据中国当时“所亟宜讲求”的煤铁开采、运输及五金制造等专业，令学生“各习一艺” 。 这批留学生尽管未能完成学业，便被中途撤回，但作为当时绝无仅有的首批出国学子，归国 后还是凭借着火热的爱国热情和多年的努力奋斗，成为政界、军界、商界的知名人士，或工 厂、企业、铁路、矿山的骨干，为祖国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失败 之后出现的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少见的大规模出国浪潮中，学习自然科学的更是占有相当 数量，对此清政府还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予以鼓励和指导。此外，还有许多留 学生是怀着“寻找救国之路”理想来到异国他乡的，他们关心国事，心忧天下，认为中国急 需实行的是社会政治的变革，因而十分重视法律和政治等实用性较强的学科。这样加在一起 ，当时留学生学习科技、法律、政治以及教育、军事各学科的占了绝大多数，而以文学为留 学目的、到国外专门学习外国文学的却极为少见。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生存压力的原因以及清朝政府政策导向之外，还有 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学的隔膜。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知识界还没有接 触到纯粹意义上的西方文学作品，此前虽然也有个别的传教士译出过《伊索寓言》的一些内 容，但这些基本上属于基督教义的注释和附属读物，很难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注意和广 泛兴趣。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船炮比中国先进；甲午战争后又进一步认 识到，不仅仅在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形式等方面，中国也不如西方。但 有一点中国士人却是坚定不移，并且引以自豪的，那就是文学惟中国独有，“经史外添无限 学，欧罗所作是何诗？”[2](P122)这种牢不可破的民族文学的优越感，不仅在大批僵化守旧 的顽固派人士那里不可动摇，就是在王韬、郭嵩焘等一些首先睁眼看世界，并且颇具新思想 的人物那里也是根深蒂固的。郭嵩焘在赴欧日记中写道：英国“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 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这话很有代表性，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文人 内心深处的妄自尊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其心目中祖国文学的崇高地位。可以说，文学几乎 成了清末士人心中“中体西用”的“中体”城堡——一个寄托着无限情感和希望的坚固城堡 。对侵略者的强烈反感和对祖国文学的由衷热爱使许多士人本能地排斥外国文学，而肤浅的 了 解又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这种排斥，“欧罗所作是何诗？”还用学吗？
其次，当时社会对留学行为的实用性约束以及对留学生学习方向的期望性导引，也使许多 人在专业选择时，倾向科学，首选理工。茅盾的父亲临死时，给儿子立下遗嘱，大意是：中 国大势，除非有第二次的变法维新，便要被列强瓜分。而这两者都要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 才 。如果不愿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这些话，既是对局势的一种 清醒判断，也是对孩子前途的一种殷切期望，这种思想和认识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胡适在谈 到留学美国为什么选择农学时，明确指出，这是依据中国当时流行的信念，就是：“中国学 生必须学实用之学，文学与哲学全不切实用。”[3](P035)那个时代的青年学子对科学的钟 爱，是极为深切和感人的。走出国门，他们惊异于科学文明带来的种种奇迹；潜心思考，他 们更深切感受到科学精神的力量所在。这样，社会流行的观念往往变成留学生内在的追求， 因而自然而然形成十分严重和普遍的“重理轻文”现象。
对外国文学的认识在清末民初有了相当的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其 一是随着翻译文学的蓬勃兴起，外国文学作品大量涌入，使人们对西方文学有了一种真实的 、感性的了解。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翻译 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因为翻译文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翻译文学的出现及 其大受欢迎，首先动摇了中国士人长期形成的在文学方面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感悟到 西方文学中也有不少如《红楼梦》一样出色的杰作，从而对其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在这方 面，梁启超等人功不可没。他们对小说重要性的高度强调，对“新小说”的大声呼唤，以及 身体力行的翻译实践均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胡适曾这样描述梁启超的译介对他的影响：“ 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新民说》诸篇给我们 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4](P1 04)能够认识到“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对长期以来深受“我族中 心”影响的中国人而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认识才能了解，只有正确的认识才 能正确的对待，所以，走出这一步的确难能可贵。
其次，翻译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对民主、自由、科学的向往和礼赞，对人格独立、个性解 放 、精神自由的追求，对封建观念和旧礼教的批判，对尚武精神、复仇精神的倡导，给中国人 的精神世界带来一种崭新的东西，同时也为西方文学平添了许多神秘的光彩，吸引着、鼓舞 着人们进一步靠近它，并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看，真正对中国士人 产生强烈影响的第一部西方小说，当推林纾和王子仁合译《茶花女》。这部小说的意义不仅 仅在于开创了一代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风气，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广泛流传在相当意义上使 清末士人的文学认识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百 闻不如一见，事实胜于雄辩，强烈的阅读感受告诉人们，在中国这个文物之邦、文学大国之 外，真的还有不亚于我们的优秀文学存在，而且这种文学在某些方面还有中国文学所不具备 的独到之处，“人情好奇，见异思迁，中国小说大半叙述才子佳人，千篇一律，不足以餍其 好奇之欲望；由是西洋小说便有乘勃兴之机会。自林琴南译法人小仲马所著哀情小说《茶花 女遗事》以后，辟小说未有之蹊径，打破才子佳人团圆式之结局。”[2](P124)这样，使中 国知识分子在认识到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先进之后，进一步认识到西方还有像中国古典 小说一样，甚至更优秀的意识文化，认识到西方文学的优长与可贵。
导致人们对外国文学认识变化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大量引进。这方面 的代表人物是王国维，他是最早系统介绍西方文学观念，认识文学本体，因而提出中国传统 文学观念必须变革的理论家，他的文学观点也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最高水平。从1904 年到1907年，王国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广泛介绍、引进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崭新的源于 西方的文学观念，它在文学的本体、功能、价值、范围等各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理论进入近 代奠定了基础。他明确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之竞争而有余， 于是，发而为游戏”、“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5](P078)“游戏说”的重要之处在于 ，对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文学“原道”说进行了有力挑战和冲击，它使文学从抽象的“天道” ，实际是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载体、工具，变为“人”的需要。它不仅为中国人 建立自己新的文学观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极大地扩展了对文学现象的认知范围和认知 深度，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西方文学的总体认识，连同上面提到的翻译文学蓬勃发 展，所带来的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感性影响，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及其文学理论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产生了了解、学习、吸收、转化的愿望和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在留学生的 队伍中终于出现了一批纯粹以文学为专业的留学人员，并且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尽管这一 现象可能是局部的或有限的，但它表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外国文学已经开始被认识被重 视；到国外去学习文学已逐渐被接受；在留学人员的心目中，文学已经成为可供选择的重要 专业之一；而且，有一批学子已经率先奔赴海外，走上了研究、学习之路。这一切对古老的 中国而言，无疑也是难能可贵的。
无独有偶，也是在清末民初这段时间，已经置身海外，正在学习各种专业的留学生中，有 一部分似乎是不约而同地转向文学。在日本，学医的鲁迅、郭沫若，学海军的周作人，学矿 物的张资平，学造兵器的成仿吾，学经济的郁达夫，学教育的田汉，学电机的夏衍等等，都 转向了文学。在欧美也是如此，胡适从康乃尔大学的农学院转入文学院，而徐志摩则从哥伦 比 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变成了英伦三岛上一位热情奔放的现代诗人。究竟是什么东西呼唤着这 些海外学子们纷纷转向，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携手并肩地投入文学的怀抱呢？下面，我们仅以 鲁迅、郭沫若、胡适，三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留学生为例，探讨一下 这个问题。
郭沫若后来在回答他“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也就是，为什么“放弃医学，委身文艺”的 问题时，举出了三个“重要的因素”，对我们分析、研究海外学子的专业转向很有启发，值 得重视。其一，他提出的是生理上的限制：“本来对医学还是很感兴趣的，但学到后来两年 临床课程的时候，由于听觉不灵，不能掌握听诊的微妙的医术，学医的兴趣便逐渐淡薄起来 ，对学医的前途感到暗淡茫然。另一方面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先生在台上讲课，我便在台 下看小说。有时灵感一来，我便动手写诗。”[6](P091)
郭沫若这里讲的是个人的身体原因，似乎不具有普遍性，但对具体个人而言，身体原因往 往又是决定性的，更为突出的例子是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其。如果说身体原因具有某种特殊 性，郭沫若上面提到的个人兴趣的转移，却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因素。同样是怀着“ 实 业救国”的理想，胡适初到美国学的是农科，但是不久他便发现，这门“简直便是一门专门 培育苹果树的课程”的“果树学”让他大为头疼，他搞不明白苦苦学来的四百多种苹果的分 类究竟会有什么作用，况且他的祖国远远没有这么多种苹果。于是，他认为学农实在是违背 其个人的兴趣，勉强去学，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明白了这些以后，胡适便毅然决然地 转入了文学院，他要在自己喜欢的专业、喜欢的领域中有所作为。这种专业方向的调整很快 便见成效，胡适自己也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有人评论说：“如此一变，他在学问上立刻 有了显著的成就。”[3](P35)
郭沫若所说的“重要因素”的另外一点是：从小时候开始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书籍的影响 。这是指历史的原因。这一点对所有后来成为作家的留学生而言具有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有 一个“书香氛围颇浓”的家庭背景，都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早期教育，都是从小喜欢文学，而 且，在留学期间，特别是在对外语的学习过程中，大都接受了外国文学作品的集中熏陶和浓 郁影响。
郭沫若说：“自己在国内所涉猎的，主要就是文学。到了日本虽然把文学抛弃了，但日本 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在此，在高等学校的期间， 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 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了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 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 [6](P116)
鲁迅的情况与郭沫若大同小异，相同的地方也是在求学期间大量阅读了各种各样的能够寻 找到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当然包括大量的外国文学书籍。所不同的是，鲁迅从仙台医专 退学后，虽然把学籍列在东京的一所德语学校，并间或去听听课，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 和精力用到了读书和自学上面，用到了他的文学事业的准备上面。另外，除了读书之外，他 还开始了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的工作，1909年，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 和第二册先后出版。其中大多数是反侵略、反奴役、反压迫的作品。这种选择，可以看出周 氏兄弟战略上的一致性追求，也可以体会到鲁迅对文学的某种理解和期望：他相信，通过文 艺，尤其是域外的有反抗意味的文艺作品，是可以唤醒国人的。“立人”之路，关键在于新 文化的培植，而这新文化，惟有引进才能出现。
郭沫若说导致他“弃医从文”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时代的觉醒”，究竟什么是时代的觉 醒呢？他这样解释：“时代是前进着的，特别是自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使在暗中摸索的人类 达到了开眼期，开始明确地认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中国的将来，各种文化部门的本质 和它的机能。……这个时代觉醒促进了我自己的觉醒，而同时也把我从苦闷中解救了。从前 我看不起文艺的，经这一觉醒，我认为文艺正是摧毁封建思想，抗拒帝国主义的犀利的武器 ，它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等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 功能，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我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委身于文艺活动了。”[6](P117)
这些话说得坦率、朴实，却也明白、透彻，它真实地反映了郭沫若思想的变化过程。它明 确地告诉人们是时代的觉醒促进了自己的觉醒，使他彻底改变了过去对文艺的狭隘的看法， 认识到文艺与科学技术一样，对国家和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由此下定决心献身文学 事业。其实，改变对文学看法的远不止郭沫若一人，当时许多留学生都在反思科学与文学的 关系问题。曾有人专门以《论小说与科学不可偏废》为题，发表文章，呼吁“科学与文学， 固互相为用”。并说：“仅借区区科学，亦未足言也。政教之衰颓，公德之扫地，人权之放 失，通科学者或熟视而无睹，甚至深入其中而不觉者，此固可太息而流涕者也。”[7](P212 )看到这一步，痛惜之余，便努力寻找解决的办法，从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到文学上。有 意味的是，当年许多留学生投身科学是为了救国，现在其中一部分人转向文学，根子里依然 是为了救国，其实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事件和现象都可以从这儿找到更深层次的线索和原 因。当时，有的留学生公开发表文章宣称：“祖国之前途，其安危悉系于留学生”；“是留 学 界者，对乎外为全体国民之代表；对乎内是全体国民之师资，责任之重，无有过于是者”[8 ](P4)。正是这种“全体国民之师资”的责任感，使许多留学生想到启蒙、想到文学、想到 自己未来的道路，许多改换专业的留学生大都经历与其大致相同的心路历程，鲁迅也是其中 的一位。
鲁迅立志学医是具有强烈的目的性的，他自己后来回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 ，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 信 仰。”这其中既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又有启人心扉的信念，而其核心则是寄希望于人民的觉 醒。然而，在日本留学的屈辱经历，特别是课堂上幻灯片的刺激，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 震动，鲁迅的思想由此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深刻认识到：要拯救中华民族摆脱危难的绝境 ，政治斗争是必须的，发展科学也不可忽视，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要靠头脑清醒的人去做的 ，因此首要的问题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塑。幻灯片使他痛苦地明白：“凡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 的。所以，我们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相比之下，鲁迅感到“看病救人”似乎 并不是一件十分紧要的事，单纯的医学或科学，实际上并不能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中国社会 和民众思想的改革，所谓“医学救国”或“科学救国”的想法或许只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 ，最起码不像原来想象那样立竿见影。重要的是去改造人们的奴隶根性，必须找到一条比科 学 启蒙更有效、更可行的途径，为此，他选择了文学，他觉得在改造国民精神方面，没有什么 比文学更有力量了，“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9 ](P417)，他要以文学来惊醒人、教育人、改造人，至此，鲁迅完成人生选择的一大转变， 并且终生对这一根本性的转变矢志不渝。
郭沫若以上提出的三个方面的因素，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代表性。正是这些因素的交互作 用，使潜伏在许多留学生内心深处的文学激情得到充分发展，并终于使他们下定决心从各自 所学的专业转向文学，就像百川归海一样，一同涌入文学的海洋。从此，他们的生活、学习 内容和志趣、爱好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留学生们从科学到文学的心路历程中，除了郭沫若所提出几项因素外，还有一点也值得 高度重视，那就是一种强烈的开创意识，这也是促使留学生们投身文学的重要原因。清末民 初，当大批留学生在国外求学的时候，正是中国文学从古代向近代乃至现代过渡的特殊时期 。留学生身居海外的特殊条件，使他们容易得风气之先，容易接受国外较先进的近现代文学 思想和文学观念，容易较快地接触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更为重要的是，使他们容易具有较为 宽广的胸怀，较为开阔的目光和某种全局的观念。经过留学生活的熏陶、充实和提升之后， 再返观祖国的文坛现状，便常常会产生一种满目荒凉、百废待兴的感觉，感慨便会不由自主
地由此而发。在日本留学时，郭沫若和朋友们一再讨论国内文化情形，并发出这样的感叹：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6](P120)这句话颇有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的目光开始笼 罩整个中国，境界为之一阔；另一方面当他们以新的标准衡量杂志时，竟然无一可读。于是 ，他们就要有所行动，就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努力填补这一空白。细读历史，我们发现，这种 “开天辟地”的理想和抱负在留学生心中是普遍存在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强烈的。正因为如 此，随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突破和创立，比如文学范围的突破、个性解放的倡导、审 美意识的改变、文学语言的变革、文学体裁的革命，以及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现代戏剧、 现代报告文学乃至现代电影的创始，都与留学生的这种抱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希望开 风气之先，希望把先进的文化潮流引入中国，希望成为某项文学事业的中华第一人，这种理 想乃至准备在留学生中屡见不鲜。鲁迅、郁达夫对于现代小说，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对 于新诗，田汉、欧阳予倩对于戏剧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当然，在留学期间，这种开创意识 或 使命感在有些人那里还处在潜伏、准备阶段，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却是十 分清晰、强烈，并且是旗帜鲜明的。当获悉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由农学院转入文学院后，正在 美国 西北大学读书的梅光迪立即致信表示支持，并且谈了自己的看法：“足下之材本非老农，实 稼轩、同甫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淹贯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 局面，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足下之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 赞成。”[10](P87)
把学习农学比做老农似乎有欠公允，但梅光迪对文学的推重、对胡适的期望却是显而易见 的。在这封热情洋溢的信中，他以极具感染力的语言给胡适以巨大的支持和力量，不仅把胡 适 比作南宋辛弃疾、陈亮一流“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开一代风气的豪放派词人，而且， 将胡适的改科当做中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认定将来在中国文学史上打开一个崭新局面的也 必是胡适无疑。这种期望，这种激励，这种自信，这种气势，自然会给胡适极大的鼓舞，一 种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不仅坚定了自己改换学科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下定决 心在祖国掀起一场文学革命的狂潮，为大中华创造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新文学。1915年夏，他 写了这样一首诗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情怀：
神州文学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3](P70)
目标明确，激情澎湃，胡适诗词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开天辟地、妙手回春的“人物”感 。总之，在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时刻，一批志向远大的海外学子迈出了共同的一步。从科 学到文学，这是艰难困苦然而却意义非凡的一步，这是让人感慨又令人鼓舞的选择，“为大 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胡适豪迈的宣言则成为这一选择最重要的目标和旗帜 。
梁启超晚年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曾经精辟地概括说，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 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意识”的过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部分海外留学生专业 方向从科学到文学的转变过程，也是这种认识深入的一种体现。历史的发展常常是耐人寻味 而又意味深长的。戊戌变法前，维新派人士王照曾经多次规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 然后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局势严重，来不及了。1905年，严复在伦敦遇到孙中山， 两人谈话的中心点同样围绕着教育问题，严复语重心长地告诉孙中山：“中国民品之劣，民 智 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 手，庶几逐渐更新也。”孙中山的回答也是来不及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 ，鄙人为实行家也。”[11](P019)然而，留学生在海外的种种体会、种种思考、种种探索， 最后竟然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还是要回到教育、回到启蒙乃至回到文学上来。要有耐 心，要有毅力，要高度重视基础，要勇于从头做起。这是某种层次的轮回，或某种形式的补 课，还是某种形式的提升呢？此中意味值得三思。诚然，在数以万计的留学生中变更专业方 向的毕竟只是较少的一部分，在这部分人中能够明确意识到其意义和价值的更是少之又少， 而且 这种转变及其认识今天看来也有其明显的不足和局限，至少在对文学功用、局限以及重要性 等方面的认识上，也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少数人的行动毕竟 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知识界思考的深入、认识的深入以及目标的深入。从实业 救国到思想启蒙，从急功近利到从长计宜，从科学到文学，表面上看是留学个体一种角色和 追求的转换，实质上则是文化群体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和境界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