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博政治传播的几个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2009年8月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之后，国内微博呈现爆炸式增长，微博由此进入主流人群的视野。关注微博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由此也会发现微博在中国社会中呈现的不同价值。微博起始于西方，迅疾扎根于中国并让国人瞩目，此并非单纯的资本推动或者消费冲动使然，而是其凸显的政治意义。本文关注中国微博传播的“政治”层面，这一维度不仅契合了微博自身的发展逻辑，也契合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逻辑，同时它又是中国国家(及其执政党)当下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微博作为传播的政治并非国家的制度性安排或主动推进的结果，而是社会自身发展和强力推进使然。因此，微博政治表现为非国家预设性的社会推进型政治生态特征，并不时地表现为个体性、群集性、非预谋性、非常规性、权宜性、动员性、围观性、游戏性、挑战性等民间性社会特质的杂糅。为此，廓清基于社会特质的微博发展所凸显的一些问题，有利于我们更理性地对待微博政治传播的未来。
一、微博政治人格：公众性还是个人性
有人已经注意到，“随着家庭整体技术的推出，与知识和与娱乐的新关系将被普及：这种关系说到底是个人主义的甚至是分裂成极小单位的，它介乎游戏和学习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1]。他特别地指出了作为新技术使用者身份的非确定性和个人主义的书写方式。这种明显的个人主义书写倾向，使得个人表达可能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社会公共表达，也不能在具体的情境中顺利实现身份的合理转移。如果以游戏心态对待知识，以消费心态对待生产，以不屑对待崇高，以滑稽对待严肃，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1998年，威廉(Wilhelm)对政治问题新闻组的考察就发现，通过成员组回复彼此的文章，大多数新闻组创造了一种讨论的感觉，然而多数是在表达观点而不是解决问题或达成共识。换言之，多数参与者的谈话仅仅是消遣性的[2]。不仅如此，网络(包括微博)已从个人主义不断地发展为与个体主义并举。二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尽一致，但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会侵蚀社群的基础[3]。换言之，个人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书写(包括表达)的泛滥，并不会带来社会政治的进步，甚至很大程度上可能成为自恋人格的滥觞。进而有人从桑内特的“自恋才是当今时代的新教伦理”观念进一步延伸——“我们写博客、玩个性，努力向别人展示我感觉到了什么，这种自恋情感的逻辑结构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如出一辙，都是畏惧清晰地审视和面对自身的情感和欲望”[4。由于类似个体的增加，并因“人数众多”而获得某种所谓的正当性，自然也就被认同为社会人格的集体表征。
微博政治人格应表现为怎样的主体性？鉴于“公众不是自然存在的主体，其主体性只能是具体的历史动态。这是个交往的动态，由如下相关联的元素构成：(1)在自由、开放的场景下个体得以充分地表达其意愿或利益；(2)经此形成利益群体；(3)并将这利益理性地表达为政治意愿”[5]。从而人们必须在聚众(crowd)或大众(mass)以及公众(public)之间有所觉悟，那种游戏、自恋等微博政治传播人格表现，与作为目标的公众性还相距甚远。
二、微博政治态度：政治感还是感觉政治
与个人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书写相关，微博的政治态度表现也不尽如人意。施密特的《政治浪漫派》认为，政治决断代表了个体对政治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但浪漫的个体绝不是通过审慎合理的思考而做出政治判断的，他对某种政治的推崇完全是因为这种政治突然符合了他一时的心情与趣味。“在个体解放的名义下，一切外在的现实政治都是枷锁和樊笼。随心所欲地谈论政治、不加思考地愤世嫉俗，在此意义上，他们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感觉，他们津津乐道的仅仅是感觉的政治”[6]。面对这种“感觉的政治”表达，潜在的后果是助长在全球范围内越演越烈的政治过程表演术。对政治家来说，“政治已经不仅仅成为一门劝服的艺术，参与者在政治生活中需要考虑风格、出场方式以及市场营销手段；其重要程度不亚于政治内容与问题实质”[7]。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针对新闻发言人的新媒体技能培训项目比比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顺应了微博传播形态下的主动性政治营销特征。
不仅如此，“政府在互联网上的象征形象，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很重要，但源源不断的技术创先，意味更为复杂的关系，它将建立在联系的直接性、对生活方式的关注以及娱乐价值等方面”[8]。微博显然也满足了这样的变迁需求。特别是针对当下不少政府网站形同虚设，抑或缺乏互动的事实，微博政治互动的“直接性，对生活方式的关注以及娱乐价值等方面”，已然成为传播政治的重要构成部分，并超越了一般性的政府互联网站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亲(和)则至亲(近)”的政治传播目标。
但“会说问题”比“会解决问题”似乎更为重要，对社会情绪的刻意迎合，以及对政治表演术的过分倚重，可能使得政治沟通的“亲民化”简化为“政治生活秀”。尽管有人宣称一定的“秀”实为必要，但“秀”的内在归依是解决问题，绝非形象构建。因此，“感觉的政治”虽然表现为“你情我愿”，但它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政治感”，否则将与解决社会政治真问题的旨趣相悖离。
三、微博政治文化：平等性还是卑微性
近些年，从高级官员的讲话到中层干部的新媒体培训，表明中国政治主导力量对新媒体可能带来的社会政治变化已经严阵以待。虽然一些政府官员与其微博粉丝建立了较为亲密的互动，但实际的复杂性远甚于此。对于新媒体的社会政治意义，不同层级的政府也并未在某种层面上达成共识，以至于一些社会事件在微博上进行得如火如荼，有关基层政府对此竟一无所知。即使在现有的一些官民微博互动中，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某种政治传播的文化张力：卑微性与平等性。
在线下现实中，限于原有的社会政治制度设置赋予普通人群抗争空间的不充分性，一旦后者在遭遇到权力资本和资本权力双重夹击，其所耗成本(包括时间成本、物质成本以及精神成本)是多数人无法承受的，以至于他们在基层政治中往往采用“大闹快解决”的惯性策略，甚至是本能的报复举动。对和谐社会而言，二者都是致命的。特别是后者，因为它此时遵从的行动逻辑是毁灭抗争，并有内在的个人正义作为支撑(尽管它并非完全符合社会正义)。从个体心态来说，它是一种以小换大的报偿心理。正因如此，他选择的报复对象也非仅限于当事人，而是包括与该当事人有关甚至是无关的人。
因此，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主动开设微博具有潜在的政治机会资本意义。对普通人群而言，这至少是一条解决自我问题、连接政治和一定程度上探讨社会及政治议题的捷径。在彻底根除人治色彩的社会管理残余之前，以“人(大官)治治人(小官)”是特殊的有效手段，并往往会推动特定事件迅速解决，而借助微博更能加快解决具体问题的进程。虽然这种方式在西方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对正在推进制度化改革的中国而言，体现的正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其传统性特征的一面。
与“人(大官)治治人(小官)”的有效性相一致，中国微博的一些官民互动及推动事件的解决，还不时呈现的是威权主义式的沟通和执政特征。在从上至下的威权影响下，微博政治互动中的人们不时保留了对“告状”和“诉苦”的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它延续的是传统的社会政治中弱者的“卑微”心态，某些官员甚至某些政府机构也乐于享受这样的政治文化。但在这种典型的关系特征及其角色规制下，所共享的也是卑微性和施舍与被施舍的文化，其并不符合现代中国公民社会主张的社会政治平等理念及公众社会政治能力的发展需要。
有研究者指出，“许多成功的电子民主认同是基于特定地理位置的。……纯粹的虚拟社区——那些不是植根于地理上的——可能缺乏某些对创建和维持真正社区的承诺”[9]。这一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关注某一地方官员微博的多是所辖区市民的原因。同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对一些政治权力滥用的担心，有时人们并不愿在官员微博中的互动中披露自我真实身份，特别是在涉及到相对敏感的议题时。同时，在没有真正变革为平等性和服务性政治传播文化之前，微博政治传播的良性互动还存在障碍。而对于理想的官员微博政治沟通来说，重要的是采用协商模式而非频频的拯救模式。
“传媒时代的政治或许带有一个复杂游戏的特征，然而媒体评论家和民众已经越来越善于玩这个游戏。信息传递的速度，以及政治家面对这种传播，无能力让很多人乐观地看待未来民主政治的发展”[10]。但这是预言式的，而非论证式的结论。
现代政治制度本身在面对国家、政府及成员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的时候，难免存在一定的冲突。虽然全民皆政治家并不现实，也不符合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的现代性阐释。但这并不否定民众的参与条件和参与能力，以及参与感的民粹特质。这在防止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和身份进行寻租是有效的。所以，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珍视的是民众参与条件、参与能力以及参与感，至于参不参与则是如职业的选择差异，是被允许的。简短地说，它保证政治的开放性，任何人只需付出正常的努力即可具有其行动力。从而势必形成这样的情势：个人(特别是底层人)不再觉得自己太无力，公务员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职业而已。
西方学者阿特腾(Arterton，1987)的研究还发现，“最初的新奇感一过，参与者就逐渐减少，越是没有实际影响力的参与者，其兴趣减退得越快”[11]。中国在新世纪提出社会管理问题，近期更是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制度、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从中央主张来说，这无疑是好的施政和管理理念。但在面对党、国家与社会利益的时候，更考验其贯彻能力。中国官方不断褒扬微博，甚至开设微博进行互动，但不能仅仅是为了达成一个高效的管理政府而不是参与的政治的形成。否则，届时这种应激性的参与政治还有可能助长基层政治的冲突，加剧社会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感，导致这样的政治文化本身具有其幼稚性。而西方国家基于对社区政治的重视，恰恰重视民众与基层的紧密联系、深层互动和热情参与。对此，值得我们从战略政治的视野对微博政治传播进行思考。
在未来，政府与社会的网络互动政治将向两个方面分化：一则是服务的提供及与之相关的消费，这种类型“模仿私营部门，它宣告了庞大而又笨重的国家运行模式的终结。它表现为从最初的信息发布走向双向业务、公共服务的集中，以至于进行完全的整合和企业改造”[12]。二则是质询的互动，表现为政治监视、讨论与问责。有必要区分这样的类别，其意义在于强调应当秉持不同的评价标准：前者是效率标准，后者则是正义及权利的标准，由此寄予微博政治的期望也应当有所不同。但在中国，在从上至下的官僚制度的效率化改革并不完全顺畅的情况下，更把正义的问题凸显了出来，甚至于用正义的问题统摄效率问题或正好相反。事实上，恰当地区分二者并在不同的互动领域有选择地同时推进至关重要，而不能想当然地以某类问题遮蔽、甚至是压制和取代另外的问题。
总之，在形塑公众性政治人格、培养具有政治感的政治态度和共享平等性的政治文化前提下，微博政治传播前景可待：微博将成为社会发展和革新的场域，并以实验特区的形式辐射中国，更快地促进互动政治的分化和发展。同时，这也对中国政府合理制度化微博政治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