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陷蕃年代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吐蕃攻陷沙州（敦煌）的时间问题，不仅在敦煌学、藏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是丝路文化和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长期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但由于直接资料较少，大部分学者都是根据间接资料和其他有关文献进行研究的，推测成份较大，故一直未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为了给学术界提供有关研究信息，我们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沙州陷蕃的时间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大致有大历十二年、建中二年、贞元元年、贞元二年、贞元三年及贞元四年六说。各家主张的依据不同，推订的方法不同，结论也就不同。
一、大历十二年说
最早提出大历十二年说的是吴廷燮，他在《唐方镇年表补正》中根据颜真卿《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神道碑侧记》（以下简称《侧记》），提出了大历十二年(777)说。此后，马德在《沙州陷蕃年代再探》（《敦煌研究》第3期）一文中，对此说又进行了论证。
大历元年(766)五月，因甘、肃二州又相继陷落，杨休明遂以沙州为河西节镇，积极组织和领导抗击吐蕃的战备工作。另据《大唐都督杨公记德颂》，杨休明还兼有伊西镇节度使。同时为适应战事需要，朝廷还给他一个“河以西副元帅”的头衔，实际上成为黄河以西一带抗蕃战争的总指挥。766年5月，新任河西节度使兼伊西庭节度观察使杨休明徙河西节镇至沙州，在周鼎和宋衡的协助下，处理了许多重大军政事务，包括与周围兄弟民族的关系。后杨休明在去伊西庭巡视和征兵途中遭到伊西庭留后周逸的暗害。在这种形势下，留守沙州的河西观察使周鼎与河西节度行军司马宋衡一方面将此通告诸州郡并录奏朝廷，一方面继续遣使西去四镇索救兵。由于救兵“逾年不至”，吐蕃进攻沙州，周鼎被杀当为大历二年之事。从大历二年到大历十二年(777)，首尾刚好11年，与《侧记》所记沙州“兵尽矢穷，为贼所陷”时间相契合。
二、建中二年说
此说最早出于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向达在《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中，引伦敦所藏敦煌经卷S.788号“建中初陷吐蕃”语，以证《元和郡县志》所载“沙州以建中二年陷”不误。
之后，史苇湘在《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敦煌研究》创刊号）一文中，依据S.1438号《书仪》残卷“敦煌归化，向历八年，歃血寻盟，前后三度。频招猜忌，屡发兵戈”的记载，认为敦煌首次陷落在建中二年(781)，以后敦煌民众多次起义与吐蕃统治者屡战屡和，经历了收复——陷落——再收复——再陷落的过程。他还通过对《元和郡县志》成书社会背景的探讨，认为《元和郡县志》所载沙州于建中二年陷于吐蕃应是最为可靠的记载。从而得出结论：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后敦煌民众的抗蕃斗争此起彼伏，多次失败，如此出现的“陷落”、“降下”、“蕃和”决不只一次，而唐蕃之间在沙州管辖权上的易手，则只能是建中二年。
与史氏有相似看法的是李永宁先生，他在《也谈敦煌陷蕃年代》（《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1984年10月）一文中，也主张敦煌经历了陷蕃——再收复——再陷蕃的过程。即敦煌首次陷蕃在建中二年，再次陷蕃在贞元三年。
三、贞元元年说
此说最初由劳贞一在《唐五代沙州张曹两姓政权交替之史料附记》（《大陆杂志》27）一文中提出。其后苏莹辉在《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和《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敦煌论集》，台湾学生书局）两文中坚持贞元元年(785)说。苏先生据《侧记》有“第八子衡，因谪居沙州，参佐戎幕，河陇失守，介于吐蕃……而吐蕃围城”之语，指出敦煌周围在大历十二年十一月以前即曾陷入吐蕃。又据《寿昌县地境》和S.788号卷子《沙州地志》所载寿昌县“建中初陷吐蕃”的记载，推测建中二年陷者为寿昌县，而贞元元年陷蕃者为敦煌县。
同时，苏莹辉在《瓜沙史事系年》和《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中，又从另一个角度坚持贞元元年说。即蕃兵的进军路线是由南山出发，先攻占了敦煌西南的据点，进而略取敦煌西南的寿昌城。在这个时期，假如紫亭还没设镇，那末保卫敦煌的第二道防线，应该在破羌亭（距沙州65里）附近。如果紫亭已经设镇置守，则紫亭应是沙州外围的第一道防线，紫亭失守，则寿昌是保卫沙州的第二道防线。故建中二年(781)寿昌虽陷蕃，但因敦煌的重兵都驻扎在第二道防线的破羌亭，蕃方耗费了很大的兵力和三年多的时间，都不能突破此据点，加上还有一道天然的防线——党河，所以沙州的守军，一直到贞元元年才放弃了敦煌城。
四、贞元二年说
陈国灿在《唐朝吐蕃陷落沙州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1）一文中力主沙州城陷于贞元二年。他认为《元和郡县志》所记粗略，《旧唐书》、《唐会要》关于此事的记载也是大概估计之说，不足为据。文章引用了《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又据大历十一年(776)八月十五日建的《大历碑》记载沙州刺史周鼎到莫高窟庆贺李太宾功德窟建成的事实，《侧记》中记载宋璟第八子宋衡与周鼎保守敦煌、于大历十二年(777)十一月带领家眷回到长安的事实，推断出吐蕃攻沙州城的时间是大历十一年八月以后不久的九十月间。阎朝杀周鼎而自代的具体时间，可能是大历十二年的九十月间。此后，阎朝保城抵抗，还坚持了10年，因此，沙州城陷蕃时间，应是贞元二年(786)。
唐代宗大历年间，唐蕃之间的战争在河陇进行，河西诸州相继失陷。建中元年(780)德宗即位，采取和平外交，派太常少卿韦伦护送500俘虏归蕃。此后双方转敌对为友好，建中年间还曾三次会盟。在这种形势下，吐蕃对沙州城的进攻也停止下来。唐蕃关系再度恶化，吐蕃大举攻战始于贞元二年八月，沙州城就是在这一形势下重新受到攻击而陷落的。作者认为，这就是沙州所以能孤守10年而陷落的历史背景。
此外陈先生还引用了敦煌遗书《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子年汜履倩等户手实》和《丑年八日沙州女妇令狐大娘牒》等文献。这些史料中有“蕃和之日”，“蕃和以来”，“去丙寅年”，“丙寅年十一月”等记载。“蕃和”一词，即沙州居民对阎朝谈判出降、吐蕃和平占领沙州这一历史事件的简称。这一时期的“丙寅年”，按推算，正是贞元二年。经过上述论证，作者认为沙州城的陷蕃时间是贞元二年。
五、贞元三年说
此说最早由法国戴密微提出。他基本遵循罗振玉认为是在周鼎死(777)再加十年，因此将公元787年（贞元三年）定为敦煌陷蕃的年代。饶宗颐在《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东方文化》1971·1）一文引用《新唐书·吐蕃传》记周鼎守沙州事，在“阎朝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后，特别指出尚有“又二岁”一句，并引戴密微说，以证敦煌陷蕃之岁为贞元三年(787)。
随后苏莹辉连续发表《跋饶宗颐先生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与《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蕃最晚的原因》两篇文章，进一步论证了贞元三年说。苏氏认为唐代的河西州郡，州境虽狭，而军界甚广，沙州因河西节度使之移置，及凉、甘、肃三州军队和人民的移驻，其军队和户口较平时反有增加，守卫力量自亦增强。故在沙州未陷蕃以前，敦煌县实为河西人民保聚之地，这是和其他州县的不同之点。也就因为这个缘故，敦煌的陷蕃后于凉州、甘州、肃州20余年，亦后于瓜州10余年。
苏氏又强调地理形势，寿昌在敦煌的西南方，敦煌县西南与寿昌分界处为破羌亭。而破羌亭又是兵家要津，如寿昌陷落，而蕃人不能攻取破羌亭，则敦煌尚可据河固守。盖破羌亭为敦煌西南要塞，而寿昌县更为破羌亭的外围防线，此所以寿昌先陷而敦煌犹能抗战6年之久。
六、贞元四年说
安忠义在《吐蕃攻陷沙州城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2，1—2）一文中，主张贞元四年吐蕃攻陷沙州。
作者依据《侧记》中有关宋璟第八子衡的一段记载和《大历碑》推知，大历十二年吐蕃所围之城决非沙州。作者又以宋衡逃归，指出宋衡为周鼎重要助手，被委之以某方面重任，是在负责防守沙州外围的某个重要城堡时被俘，并被送回，表明吐蕃在沙州外围局部的胜利并未打破敦煌的严密防守。另一方面，吐蕃在大历十一年(776)才攻陷瓜州，沙州东面的大门方被打开。瓜沙之间尚有悬泉、雍归、新乡等军镇及其它许多戍驿烽障拱卫沙州，沙州才得以长期坚守。
作者又据《新唐书·吐蕃传》认为，在赞普到达沙州之前，吐蕃已开始攻打沙州外围了。攻打将近一年之久，没有什么进展，吐蕃赞普大怒，才亲临沙州督战。这时已是大历十二年底或更晚。大历十三年，回纥援兵不至，周鼎东奔被杀，阎朝自领州事，又守了10年，城才陷落，这时已是贞元四年了。这样推算，吐蕃攻打沙州将近12年，《新唐书·吐蕃传》以赞普亲临沙州的大历十二年算起至攻陷的贞元四年为11年。
作者还认为，吐蕃赞普徙帐南山指挥作战，与周鼎派人向回鹘求救应在同时，具体时间应在大历十一年年底或次年年底，也即是说，应晚于宋衡逃归的时间。一年以后，阎潮杀周鼎自代。从大历十三年(778)往下累计10年，是德宗贞元四年(788)。
作者还认为，敦煌被困12年之久，战争时断时续，还与当时整个唐蕃关系的演变有关。建中二年到贞元四年，唐蕃屡战屡和，共三次结盟，正合S.1438号《书仪》残卷中有“自敦煌归化，向历八年，歃血寻盟”的记载。
从上述可知，关于沙州陷蕃的时间，真是众说纷纭，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史学界进一步发现新材料，来澄清这段模糊的历史。
审稿 刘进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