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生活
主讲人：刘梦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水稻育秧与大田摘种。选用文稻11号优质水稻种，育秧采取人工旱育秧和机插秧育秧两种方式进行，人工旱育秧于3月20日完成；机插秧育秧于4月14日完成；大田移栽按水稻双行栽培技术进行栽插和管理，水稻种植采取人工栽插和机械栽插相结合，田块较为平整的全部采用机械插秧，水稻大田移栽于6月4日全部结束。
综上，本研究结果显示CIPN与糖尿病之间关系密切，糖尿病可以增加CIPN的发生风险，提示在临床上为患有糖尿病的肿瘤患者选择化疗方案时应仔细权衡利弊，调整最佳的治疗方案，并积极预防CIPN，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鉴于目前缺乏针对CIPN发生风险与糖尿病相关性的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今后仍需要进行更多的前瞻性、大样本临床研究，以进一步论证CIPN发生风险与糖尿病的相关性。
时 间：2019年5月
地震释放的能量以波的形式向各个方向传播，引起地面晃动。地面的强烈震动使设备产生加速度，故设备所受到的地震影响程度可用地面加速度来表示。地震的响应谱是根据一次地震中强震仪记录的加速度时程曲线计算得到的谱，也就是具有不同周期和一定阻尼的单质点结构在地震地面运动影响下的最大反应与结构自振周期的关系曲线。在工程上，通常可分为位移、速度、加速度三种响应谱，一般而言，响应谱分析的激励采用的是加速度谱。
问：请您进一步谈谈中华文化。
“六经”中的这些价值理念，都是永恒的价值理念，永远不会过时。正如熊十力所说，它们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依据。关键是需要让这些价值论理跟现代人建立有效的联系，使之成为每个人精神血脉的一部分。所谓传统文化进入教育环节，国学和教育结合，其精要之点，即在于此。价值教育是国学教育的核心，施行得体，可以补充百年以来施行的单纯知识教育的不足。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得明白：“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此段话的意思，一是说仁、义、礼、知、信“五常”之德，俱在“六经”；二是说《易》的地位最不同寻常，“与天地为终始”，是其他五“艺”之“原”；三是说由《乐》《诗》《礼》《书》《春秋》形成的五种专门学问，如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更替一样，在不同的世代会有不同的呈现。至于如何学习和研读“六经”，班氏给出了“玩经文”的三字诀窍。“玩经文”的“玩”，是欣赏、玩味的意思。就是反复阅读、反复欣赏、反复研习“六经”的文本，其结果必然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易·系辞上》所说的“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也是这个意思。并不需要逐词逐句的背诵，能够理解“六经”文本的义理精神、“存其大体”就可以了。而“六经”对于玩味诵习者所能够发生的影响，也不在于日常的有用还是无用，主要是通过对“六经”文本的玩味、赏析、研习，受其熏陶，可以收到“蓄德”的效果。“六经”是德教之书，于此可以得到证明。
分析可知：在不同节点数量和不同噪声水平下,EKL相比传统MDS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节点的定位误差,但与传统MDS和EKL相比,本文提出的MDS结合KL法的传感器网络定位方法显著降低了定位误差.不同噪声水平及不同传感器网络节点数量下,基于MDS法的传感器网络节点定位误差最高接近20%,基于EKL法的定位误差在7.46%～13.13%范围内变化,而本文提出的MDS和KL联合定位方法误差始终控制在8%以内,表明此方法可有效应用于传感器网络下机器人的定位.
只就传统文化来说，其内涵也是浩如烟海，宽博无垠。大量的文本典籍是传统文化中非常突显的部分。按传统的典籍分类，经、史、子、集四部类，每一部的书籍都多到不知凡几，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而地上地下的文化遗存，更是多得无法计数。何况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列。不过所谓传统文化，其实就是传统社会的文化，它们是能够看得见、摸得到的那一部分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是同一个概念，传统文化背后的那个精神连接链，才是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看不见的，它充溢流淌在不同民族的从古到今的人们的精神血液中。经过学者的研究辨析，用学术理念加以透视概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传统文化得以构成和传衍的规则、理念、价值和信仰。中国由于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民间社会发达，不仅有儒家思想在汉以后成为文化的大传统的代表，同时由于地域和族群的不同生活状态，又形成了根脉深厚的文化的小传统。文化的小传统主要指民间文化、民间艺术、民间礼俗和民间信仰。如果说儒家是在朝的思想形态，道家和道教、佛教思想，则是在野的思想形态。儒释道三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们化合而成的思想新质，成为传统社会精神网络恒久不懈的支撑力量。
传统不是凝固的沉淀物，而是松散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承载着历史的惰性力而又不随顺时俗俯仰，是它天然生就的品格。但当异质文化之水悄然进入这条河流的时候，日积月累的结果，经过相遇相熟到彼此吸收溶解的过程，固有的传统会因之增加或减少，直至发生变异。此时，传统更新的历史时刻就来到了。但更新不是废弃自我主体，而是在旧传统中增加了新养分和新资源。所以大文化史家陈寅恪先生说，即使吸收西方的思想，也不应忘记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儒家学说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由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以来的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思想的融入，产生了宋明理学，这是不同于先秦两汉儒学的新形态，思想史家称之为新儒学。陈寅恪高度评价这一文化融会和思想合流的现象，认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事因缘”。而儒家思想吸收道教的思想，以及道教吸收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在唐以后更日趋明显，终于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史奇观。追其原由，主要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具有包容性，同时这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礼记·中庸》提出，治理国家有需要遵行的“九经”，其中的一“经”即为“柔远人”，施行此一政策，能够收获“四方归之”的效果。东汉的佛法东传和明代的耶教来华，同为中华文化这一品格的见证；而汉唐两世的繁荣昌盛，则为中华文化这一精神品格提供了历史范例。所以王国维的《咏史》遥忆唐代的开放繁荣，写下这样两句诗：“远人都有如归乐，此是唐家全盛时。”清朝的道光、咸丰以后的历史，所提供的则是这种精神旨趣反向的历史见证。传统是充满活力而又充满张力的文化综合体，传统不割断，世界不脱离，应成为我们恒久遵循的法理轨辙。
“和同”指“与人和同”。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所以不同的人，可以互相交流沟通；不同的文化，可以对话互阐，可以跨文化沟通。《易经》“系辞”的两句话：“天下同归人殊途，一致而百虑。”把“与人和同”的思想概括无遗。《易经》的“同人”一卦，则是“与人和同”思想的全方位演绎。说到底，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生活，最主要的是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价值。《周易》的“文言”有两句话：“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试想，人生在世，何欲何求？无非是让自己修为得更好些，并希望事业有成，使成就感给自己带来快乐与荣誉。那么“进德修业”四个字可以说将人生志业的全部要义概括无遗。而“进德”靠的是“忠信”，事业有成靠的是“立诚”。与人相处，则靠的是“和同”，即“君子和而不同”，即使不同，也可以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所以我认为，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是“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大智慧，事实上给出了人类麻烦的解决之道。
这里还须辨析传统文化和国学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不应该加以混淆。传统文化如前所说，是一个涵蕴多重的极为宽博的范畴。所以章太炎称之为“国故”，胡适解释为所有历史文化。而国学所涉及的，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学术研究。20年代，胡适曾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但胡适的国学定义，并没有被学术界所采纳，甚至连“国故”一词，也遗落到一旁无人问津了。当时学术界的共识，是认为国学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所谓固有学术，指的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南北朝至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中期的朴学（以考据为中心的学问）等。这样一来，国学便跟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等同起来了。显然，经过如此定义国学，只是一部分专业人士致力的领域，跟一般民众没有关系，甚至跟此专业领域以外的其他专业人士也没有多大关系。而且传统学术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如果认为国学是固有学术，那么是指哪个历史时间段的学术？传统学术就其主脉来说，既有儒家的学术，也有道家和道教的学术，还有佛学的学术，那么是指哪一家的学术？以固有学术等同于国学，内涵和外延未免太过于宽泛了。而当一个概念的内涵过于宽泛时，概念本身的既定内涵就会流失。
近年我从以《易经》为代表的“六经”里面，也包括后来作为十三经组成部分的《论语》《孟子》《孝经》里面，梳理抽绎出五组价值理念：一是诚信，二是爱敬，三是忠恕，四是知耻，五是和同。最后的一组“和同”，就是孔子说的“和而不同”。“敬”是人的自性的庄严，即自尊、自重、志不可夺。孔子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志”，就是“敬”，就是不可易、不可被夺的人的自我精神的庄严。我认为“敬”是一个终极价值，已经进入了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亦即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事情不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已成为世界公认的道德金律。“知耻”是《礼记·中庸》里的话，原文是“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并说知道这三者，就知道什么是“修身”了。耻感是做人的不可或缺的从心理到生理的一种感受。所以做错了事，说了不合适的话，有了失礼行为，会感到不好意思。孟子讲的“四端”中的“羞恶之心”，就是“知耻”。按孟子的说法，如果没有“羞恶之心”，人就是非人了。同样，其他三“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缺了哪一“端”，在孟子看来，也都不具备人的资格。所以我提出，“修身”应该从“知耻”开始。
所以1938年5月，当20世纪的一位第一流的大儒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学举办国学讲座的时候，他给国学下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定义。他说：“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泰和会语》）马一浮还说，“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形态。“六经”里面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学问系统，一个是价值系统。学问系统是很烦难的，所以治经学历来不易，只有少数专家才毕生沉潜其中。不仅是文本本身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有小学的基础。由小学入经学，是古代治经的不二法门。所以清儒的口头禅是“读书必先识字”。但“六经”的价值系统则是面对所有的人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核心价值，可以说都在“六经”。特别是诞生最早的《易经》，固然是无可否认的占卜之书，但它同时更是中国文化论理价值的渊薮。
Zhang等[47]研究发现了一种新型的界面润湿剂，通过在固态电池的正极一侧滴加，可以有效提高NASICON型固体电解质利用率，极大地提高了电池的倍率和循环稳定性，在室温下循环10 000周后几乎无明显变化，在目前中的固态电池中性能是比较好的。基于目前NASICON型固体电解质材料的研究发现：其本身具有较高的离子电导率和优异的电化学性能，所具有的较低的热膨胀性进而表示可以在中高温环境下使用[47]，增加了钠电池使用的安全性。
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互为影响的，大传统须通过和小传统结合，来增加自己的辐射力；小传统则有赖大传统的思想凝聚与品质提升。传统是从过去流淌到现今的精神河流，每个人都不自觉地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可是历史的一定时期，社会的精英人物一起站出来反传统，并且形成社会的潮流，传统也会因之发生断层。但时过境迁，人们又会自我反思，由反传统转变为自觉地接续传统。近一百年以来的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又到了需要自觉地接续传统和如何让传统成为当代文化与社会建构的有益养分的历史时期。传统是通过各个历史时期创造出来的文化典范来承载和传承的。文本经典和典范性的文化遗存，里面集中藏有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密码，文本经典的诵习和文物遗存的熏陶，不失为现代人接受和连接传统的有效方式。和传统的因子连接紧密的大文化人，包括大艺术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学者，他们所具有的德范与风义，和他们才华卓具的独创性的艺文杰作，能够起到为青年人提供精神模楷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艺文人物和他们的创造物都能达致这一境界，那些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只靠猎奇和追求时尚的作者不足语此。
马一浮（1883-1967）
中国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生活，是我们研究历史文化的人一直以来的期待。但传统文化是个庞杂的范畴，以前并不这样笼统的标称，而是研究哪一部分就用这一部分的内涵加以标称。如经济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等，都是研究历史文化的一个个具体领域，或一个方面。把传统文化单标出来，是对传统和现代作了一个区隔。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曾经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模式的“五种生产方式论”，学术界现在不再使用了。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而且被称为“封建社会”的阶段，延伸有两千多年，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那么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就社会形态而言，应该作怎样的描述和区分呢？在一时找不到划分的准确概念标识的情况下，先以传统和现代作一个二分，是有道理的，尽管认真说来，对社会形态作这样的大分隔，在学理上会有很多遗漏，不是学术研究的最可取的方法。
“六经”文本读起来不无烦难，但《论语》事实上可以作为“六经”的简要读本，如同马一浮所说，《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可以直接通“六艺”。孔子讲的道理，其实就是“六经”的基本道理，只不过通过夫子的言传身教，化作了日用常行，变得更为亲切、近人、易入。这是“四书”中另外的《中庸》《大学》《孟子》，犹不能与之相比并者。《论语》是中国文化宝藏的宏明正学的第一代表，绝对堪称“思无邪”的传世圣典。传统文化进入现代教育，首先应该让《论语》成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先选读，后全读，分级分层，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而且应该以诵读白文（不加注释的文本）为主，祈以几十年、上百年之后，使之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同样，学习国学，我认为正途也应该从诵读《论语》开始。当然，传统进入现代生活，是为了建立现代人跟传统的血缘联系，而不是冀图用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代替今天的社会生活。现代文化的建设，需要我们自己来创造，只不过一切创造和出新都离不开传统资源的转化和继承。
现场问答
地 点：中国艺术研究院
答：什么是文化？概括地讲，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我们每天都跟文化打交道，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成分共生的，呈现多种文化成分相融合的状态。中华文化更是如此。谈论中华文化，应认识到它其实是个大包容的概念。
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华文化是“黄河文化”“黄土地文化”，具有内陆文化的特征。但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学术界对中华文化起源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华文化并非只有黄河文化一源，长江文化同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但二者具有不同特征。如果说黄河文化具有内陆文化的特征，那么，由于长江自古以来航运便利，出海口通畅，长江文化已多少带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或者至少可以认为，用内陆文化去描述长江文化是不全面的。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反映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呈现不同风格。《诗经》作为写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产生在黄河流域；而浪漫主义文学的鼻祖《楚辞》，则产生在长江流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诞生在黄河下游；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则诞生在长江中游和下游。自古以来，黄河和长江这两河、两源文化相互交融而又各自发展，哺育着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除了起源是多元的，学术思想也是多元的。儒、释、道三家并存，就是学术思想多元的体现。儒家在汉代地位隆起，此后一直是社会思想的主流，成为中华文化的大传统。但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同样对中华文化有着重要影响。他们后退一步，以“弱”态制衡“强”态，出发点和归宿都本诸自然，这与孔子、孟子思想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所要面对和解决的则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为一体，以自然而然为指归。除了儒、道两家的思想，佛教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不能轻忽。有一种说法叫“三教合一”，隋唐以后就有了，说的是儒、释、道三家不是互相排斥、水火不容的，而是相互吸收、合作互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因为自汉以后，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流思想的位置，如果不是儒家的包容性，释、道两家不可能获得发展的空间。
中华文化的又一个特点是不排外，这也体现了它的包容性。儒学对佛学的态度，说明中华文化的大传统是不排外的，对来自远方的思想能够雍容接纳。在民间，即使是偏远地区、比较闭塞的地区，那里的民众也不排外。他们对异风异俗能够取一种尊重和欣赏的态度。与此相关联的是，中华文化不具有侵略性。中国历史上的汉朝，国力强盛，把王昭君送到北方塞外的边族，以结永好。唐朝是多元繁荣的盛世，又把一位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在最强大的时候，用和亲的方式建立敦睦友好关系，彰显中华文化与邻相处遵循的是以“和”为大道的思路。
偏远的小镇是为了避人耳目，是地利；吃野鱼不过是寻找一个新鲜的在一起的机会，是天时，那么，人和最好的场所就是酒店了。
不仅中华文化，其实“中华”本身也是个大包容的概念。只要了解中国历史，就能体会到这种包容性的伟力，就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实际上，今天的世界同样是多元并存的世界，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拥有一统全世界的能力。人类应该承认差别，保护与尊重多样性。在这方面，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显得弥足珍贵。人类的发展总归是存异求同的。《易经》说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道路、途径、方法、手段不必相同，终极目标常常不无共指。文化发展如此，其他方面也是如此，都应提倡包容共进。比如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方式，同为现代化早发国家，美国的方式就与欧洲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亚洲国家的现代化方式又与欧美国家不尽相同。像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显然需要探索自己的方式。
责任编辑：韩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