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危机管理与上海挑战--上海世博会风险分析_世博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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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从国土环境看,中国是亚洲大陆国家,与15个国家直接接壤。而且当前国际冲突热点都分布在中国周边。漫长的大陆国境线很难管理。中国许多陆路和海路边境段处在自由开放状态。外国入境可有陆路、空路、海路,入境方式和渠道远比日本复杂、多样。

从园区地理看,上海世博会选在浦东新区和卢湾区,中间是黄浦江,形成了立体复杂的安保任务:低空、超低空、陆地、浦江和白莲泾河水面、水下这5个空间层面,分别需要海、陆、空三军给予安保支持与配合。

从园区规模看,爱知世博会面积仅为1.7平方公里。而上海世博会规划红线面积5.28平方公里(浦西1.35平方公里,浦东3.93平方公里),比爱知大3倍。而上海世博会规划控制面积6.68平方公里,几乎是爱知的4倍。

从参展国数量看,爱知世博会实际参展国为121国+4个国际组织。而上海世博会设定的目标是创纪录的:参展国180国(含22个国际组织)。

从参观者数量看,爱知参观人数为2200万余人。上海世博会设定参观者7000万人。

从到访VIP数量区别,爱知世博会期间,只有12个国家的15位政要到访,其中总

统、总理仅8位。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好感度日益上升,加之中国外交不断努力,估计上海世博会期间到访的外国政要人数肯定远远超过日本。

从投资规模看,爱知总投资是2万6千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60亿元),其中包括安保费在内的运营费601亿日元(约39亿元)。上海世博会总投资仅为300亿元。我们必须注意:上海世博会面积比爱知大3~4倍,参观人数比爱知多3倍余,上海风险要素远比爱知多而复杂,但上海世博会总投资仅为爱知的五分之一。

(二)空间风险

爱知世博会园区周边是森林,风险要素简单,易于控制管理。

而上海世博会园区是市区,对如下基础设施实行绝对的安全管理,是上海世博会最重大安保任务:

重要大桥4座:杨浦大桥、南浦大桥、卢浦大桥、徐浦大桥。

重要隧道6条:打浦路隧道、复兴路隧道、延安路隧道、大连路隧道、中环隧道(在建)、外环宝钢隧道。

重要高架立交10个:鲁班立交、龙阳立交、内环万体馆立交、南北延中立交、南北内环立交、南北中环立交、南北外环立交、虹桥机场立交、莘庄立交、大柏树立交等。

巨型煤气储罐塔6处共15个以上:杨高路3个塔、浦东五号沟2个塔[10]、金沙江路3个塔、水电路4个塔、漕宝路3个塔[11]、吴泾化工基地内若干个。其中杨高路3个巨型煤气塔离上海世博会园区仅2公里。

地下危险管道:主要有两类,其一是煤气管道网络;其二是地下污水管道,其沼气是易爆易燃有毒气体,浦东已经发生多起污水管道井口爆炸事件。

市内加油站90余座(笔者所在的本研究所为上海特奥会提供的安保管理方案中有一个专项就是“加油站风险管理”)。在上海世博园区2公里范围内有3个加油站:浦东南路加油站(就在世博园区墙边)、成山路加油站和浦三路加油站离世博园区仅1公里,两加油站之间正是杨高路3个巨型煤炭塔,其链环风险极高。2007年1]月24日浦三路加油站发生严重爆炸事件,致4人死亡、39人受伤[12]。

大型化工基地2个:其一是吴泾化工基地,在世博园区黄浦江上游、南偏西方向10公里处,上海世博会跨春夏秋三个季节,经常有西南风,吴泾化工基地一旦出事,会对世博会造成大气灾难、水灾难。其二是金山化工,是亚洲最大的化工基地,也处在世博园区西南方向。

分散各处的化学品、毒品物质。上海市内各大学、研究机构、工厂、商店存有危险化学品、毒品。

高楼安全管理:上海24米以上的高层建筑估计已超过5千栋,而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早已超过300幢[13]。

(三)物质风险

日本对危险物品管理相对比较容易,而且管理非常严格。此外,日本国内已经停止了矿业,民间更无爆竹习俗,因此,民间很少有炸药。但上海危险物质较多:

固体炸药。中国煤炭业、采石业等矿业非常发达、普遍,民间更盛行爆竹习俗。因此,固体炸药在中国民间分布广、存量大,而且管理松散,事故频发。据中国公安部近期公布的正式统计:“2007年6月2日至9月10日,全国共收缴炸药2445吨、雷管481万枚、导火索262万米,收缴枪支11.7万支、子弹337万发、管制刀具127万把,以及一大批黑火药、烟火药等爆炸危险物品。依法取缔非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厂点365个摧毁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窝点113个。”[14]

危险化学毒品。上海是重化工业基地,危险化学物质在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有出事可能。

恐怖袭击。国际恐怖组织可能未必是针对中国袭击,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频繁举行各类国际大型活动,经常会有许多欧美首脑人物来访,他们非常容易被国际恐怖组织瞄准。恐怖组织主要有5类攻击手段:即核物质、炸弹;炸药(固体炸药、液体炸药);生物攻击手段;化学攻击手段(固体、液体、气体);劫持大型交通工具。对上述5类恐怖袭击手段,上海缺乏专业人才、专业队伍和设备。

(四)人口状况

人口数量。2005年,爱知世博会举办的当年,爱知县人口仅为725万人。世博会所在的名古屋市人口仅为220万人。爱知世博会园区分在两地:长久手町为44,835人;濑户市129,000人(15)。上海除2000万常住人口外,还有流动人口达500万人,每天流动人口量达20万以上。上海世博会园区所在的两个区,浦东新区180万人,卢湾区32万人。无论从何种角度比较,上海的人口规模远超过爱知。

机场客流量。按照爱知经验,2004年中部国际机场日均境外来访者为1627人,而2005年则为5668人,即世博会举办年比平年扩大3.5倍[16]。上海两大机场2006年日均境外来访者达16,594人。如以爱知经验扩大5.6倍,则2010年上海浦东机场日均境外来访将达9.6万人。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年客流量将达到2.5亿人次!这对中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数字,其管理难度可想而知。

中国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都与国民不遵守基本规范相关:闯红灯导致城市交通混乱、乱扔垃圾导致环境污染等。世博会最大的课题是避免踩踏。由于中国自然危机较少,国民更缺乏危机管理教育,因此,国民对危机的承受力反而很低。一旦有事,国民很难听从指挥,结果踩踏风险大大增加。

国民素质。中国每年在各地流动的人口达数亿之多,其中有不少人是用假身份证、并用假身份证购买手机、办理银行账号和住店。一旦犯罪,公安很难追查。社会安全管理难度大。中国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都与国民不遵守基本规范相关:闯红灯导致城市交通混乱、乱扔垃圾导致环境污染等。世博会最大的课题是避免踩踏。由于中国自然危机较少,国民更缺乏危机管理教育,因此,国民对危机的承受力反而很低。一旦有事,国民很难听从指挥,结果踩踏风险大大增加。

(五)危险人群风险

危险人群可分为国际和国内两类。

从外部看,中国面临的外部危险源比较多:

1、意识形态因素,有欧美日反共势力;

2、人种因素,有各国反华势力;

3、利益因素,中国迅速发展,长期大量贸易顺差、各国产业纷纷转向中国,导致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相关利用者反感中国、仇视中国;

4、心理因素,中国迅速发展招致许多国家嫉妒、反华;

5、地缘因素,中国周边有些国家对中国乐见危机而非发展。

这些反对势力会利用各种手段打压中国、破坏中国安全形势。

同时,作为主办国,中国还必须保护各国来访者的安全,尤其是美国、英国、以色列、俄罗斯来访者的安全,而这些国际的危险源就更复杂了。中国缺乏必要的情报支持。

从内部看,还有如下风险源:

1、分裂势力。中国面临4股破坏势力风险:东突疆独、藏独、台独、法轮功。而且他们分布在中国内地四周,形成包围之势,又散居于世界各国进行反华造势。

2、刑满释放者再犯罪。全日本以及爱知县、名古屋,该指标是很低的。但上海以及周边地区该指标较高,上海调查证明,近年刑满释放者重新犯罪几率在提高。

3、流动人口犯罪。日本流动人口很少,爱知县、名古屋就更少了。但2006年外省市来沪旅游者就达7327万人,此外来沪工作的流动人口达300万~400万人。中国各大城市刑事犯罪调查都证明:城市刑事犯罪的70%以上是由流动人口所为。

4、群体事件。群体事件在日本是非常少见的。据权威数据表明,中国每年群体事件上万件。主要包括:群体上访、群体冲突、借外国势力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5、精神病患者。中国有严重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18],由于监管率低、就医率低,导致精神病患者杀人事件在各地频发。上海各类重型精神病患者16万人,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正是精神病高发期。

6、心理障碍者。上海有心理障碍者50~75万人[19]。

7、各种传染疾病风险。到2007年底,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55万~85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8.5万(8万~9万)人。2007年因艾滋病死亡2万(1.5万~2.5万)人[20]。而上海至2007年11月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2895例[21]。

(六)经济风险

中国经济已持续10余年高增长,但经济风险也在增加:

1、高油价:世界油价开创了人类史上最高值;

2、高物价:世界各类资源价格猛涨;

3、高股市:中国股市开创了人类史上最疯狂的涨幅;

4、高楼市:楼市开创了中国史上最高值;

5、高汇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不断开创新纪录;

6、高储备:中国外汇储备量开创了战后世界经济史上最高值;

7、高顺差:中国贸易顺差量和持续年数开创中国经济史上新纪录;

8、高地价:中国土地价格开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值;

9、高增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史一大奇观。

上述9大风险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七)自然风险

(八)社会转型风险

中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最激烈时期,如生产方式转型、生活方式转型、社会管理模式转型、价值观念转型、人流模式转型、物流模式转型等,因此,社会风险要素剧增,各种风险要素不可确定、不可预测程度高,加之社会管理尚不成熟、不稳定,中国社会转型风险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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