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制度变迁与技能人才培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才培养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技能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4年以来，随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技工荒”的出现，技能人才供给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7年7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2008年后逐渐显现，面临的就业形势也比往年更为严峻。但是在此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存在着技能人才短缺的现象。从2009年第一季度，劳动力总体的求人倍率(岗位数与求职者之比)为0.86，为近三年来的最低点，说明供大于求的情况比较严重；但是各等级技术人才的求人倍率却都大于1，其中职业资格五级(初级技能)、职业资格四级(中级技能)、职业资格三级(高级技能)、职业资格二级(技师)和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27、1.28、1.44、1.76和1.6，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更为明显[1]。鉴于此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外需恢复的不确定性，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经济的趋稳回升，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将成为必然，由于技能不足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将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失业形式，而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将可能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
以往的相关研究更多的是从企业培训投资缺乏、学历教育过度、技能人才报酬低等方面来分析技能人才短缺的原因，所提出的对策也主要侧重于加大企业培训投资、重视职业教育和提高技能人才报酬等。尽管这些研究对于解决技能人才短缺问题有所启发，但是更需要我们进一步回答的是，上述这些成因作为一种不尽合理的经济现象为什么会得以存在，这就需要首先在理论上对于技能人才的人力资本投资特点及其与教育制度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本文将从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制度变迁的视角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一、技能人才的人力资本属性
《现代汉语小词典》对于“技能”的一般性解释是：“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但是，与知识相比，技能不是存储在头脑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生产活动中，并具有抽象、无形的特征，因此对于技能进行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多种定义与解释也就是自然之事。英国学者认为，技能是完成一项工作的能力，这种能力预先已有能力标准，它可以通过正规、非正规的学习，或通过实践获得；技能有不同等级，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人可能处于技能等级的不同层次中[2]。澳大利亚学者玛尼亚(Mournier)认为，“技能是在社会实践中建构和确立起来的”，他设想了技能的三个“逻辑”，包括技术技能(设备和生产方式中所需要的)、行为技能(一个称职的工人所必备的)、认知技能(由教育和培训水平决定)[3]。我国学者黄景容从技能教育角度给出的定义是：“技能是技能学习者以明确的意图，利用必要的条件，根据公认的标准，经过反复操作和有效展示，达到技术行为恰当、技术成效稳定要求的一种行为模式。”[4]综合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技能是劳动者通过运用某种技术和技巧，通过劳动行为来参与生产过程，并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和效果的生产性能力。
关于人的能力是如何形成的不仅是教育学所关注的，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对其关注也由来已久。但真正将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联系到一起，主要还是以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为标志的。最先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他对于人力资本有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即“人力资本体现在劳动者身上，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而之所以称之为“人力资本”，舒尔茨的解释是，“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人的一部分，又因为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满足或者收入，所以将其称为资本”[5]。而另外一个人力资本研究的先驱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而人力资本投资是“通过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的货币与心理收入的活动”[6]。贝克尔的定义把人力资本与投资联系起来，进而强调人力资本是投资而形成的“资本”，突出了人力资本的资本性。
但是以往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中，更多关注到企业家与技术人才这两种人力资本类型，似乎工作于生产一线的技能人才不应具有人力资本的属性。但是，无论是从人力资本概念本身来说还是从劳动实践的角度来看，技能人才都应是一种人力资本。因为技能不仅是技能人才安身立命、获得和提高经济收入的主要源泉，而且技能的获得也是通过后天的教育、培训、“干中学”等有偿方式获得的；而企业只拥有企业家、技术人才是远远不够的，很多创造性劳动像工艺创新的主体就是技能人才，即便是在知识含量较高的研发活动中，缺乏技能人才的配合也很难从实验室走向商品化。因此，技能人才这种人力资本形式，是其他类型人力资本所无法替代的，相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也是稀缺的。
此外，根据技能的转移性，技能可划分为通用性技能和专用性技能。通用性技能包括听、说、读、写类能力以及现代生产条件下的计算机一般使用技能；专业性技能则包括企业相关的技能、行业相关的技能和职业相关的技能。由于技能人才主要面向生产、服务一线，其操作技能更主要针对于某一领域或某一生产环节，甚至有的技能人才通过多年学习实践所形成的技能只能应用于少数企业的少数环节，这也决定了技能人才应属于专用性很强的人力资本类型。
二、技能人才的人力资本投资特点
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技能人才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与通用性人力资本相同的几个特点：需要放弃眼前的利益；非货币让渡性，即无法像物质资本自由让渡并收回投资；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回收期较长；不可撤回性；收益具有递增性等。
但作为一种专用性人力资本，技能人才的人力资本投资与通用型人力资本也有本质上的差异，即它的投入不仅发生在职前阶段，也有可能发生于在职阶段；其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仅用于较狭窄的领域，人力资本一旦形成具有难以转移性，或转移后价值大跌导致其投资成本难以收回。早在1964年贝克尔就从人力资本的可转移性角度对企业专用人力资本进行了相关论述，指出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是指能提高当前雇主的生产率，不能提高潜在雇主生产率的无法转移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技能人才只有配置于合适的专业岗位上才能发挥其作用，如果配置不当则会造成人力资本在使用中的浪费闲置现象。
由于专用性的投资一旦作出，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被事后的垄断所替代，从而发生要挟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契约不能如约履行或提前终止，极有可能导致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沉没，而专用性人力资本主动退出企业也会给企业带来损失。从理论上说，投资主体的确定应由未来预期收益的主体即企业和私人所承担，具体的投资比例应取决于预期收益的占比。但考虑到人力资本赋存于技能人才个体身上，其流动和转移相对于企业转变生产方向更为容易，而人力资本效能的发挥也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因此一般认为私人应是最重要的投资主体，企业对于组织专属性较强的人力资本也应分担投资责任。
但是，私人进行投资的积极性也不一定高。主要原因在于，专用性人力资本必须与专用性物质资本相匹配方能完成劳动价值创造的过程，技能人才人力资本价值的发挥不仅依赖于对口的专用性物质资本所提供的舞台，也取决于企业团队的存在和其他团队成员的行为，失去了与其人力资本专用性方向一致的组织和环境，专用性人力资本价值的毁损也是可能的，因此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特征在客观上加大了技能人才退出企业的障碍。职业选择机会的减弱以及相应职业预期风险的加大，都将削弱私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有另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形，即如果为了侵占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企业声称尚未达到它支付高额报酬的水平而拒绝向技能人才支付允诺的报酬，如果技能人才不接受则面临解雇或被动离职风险，这也意味着前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丧失，会进一步降低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上述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由于技能人才属于专用性人力资本，除了与通用型人力资本一样均需面对市场风险，即人力资本形成后产品的需求已削减乃至消失或者人力资本的供给已远远大于需求之外，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还将面临由于资本专一性所导致的“套牢”风险，因此其投资风险会更大，这也是导致现实中对技能人才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从而经常发生技能人才短缺现象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技能人才短缺问题，政府加大公共性投入是非常必要的。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合理的制度来降低技能人才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从而激发私人与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与技能人才人力资本投资关系最为密切的制度无疑是教育制度。
三、教育制度变迁与技能人才投资成本的降低
如果能够有效降低技能人才的投资成本，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降低了技能人才的投资风险。从历史角度来看，技能人才的培养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民间工艺匠人的技艺家传、师徒传授、设官教民等形式。但由于涉及的职业范围较小，缺乏正式严格的制度规范和完整统一的知识体系，因而没有形成规模，且随意性较强、不正规，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是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真正意义上的技能人才培养，是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细化、越来越多的稳定职业出现之后，伴随着学校教育的兴起而萌芽并逐渐发展起来[7]。
为什么会出现从师徒制教育向学校性教育的转变？借鉴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Coase)对企业性质的分析，可以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对学校的源起与发展进行解释。由于人才的培养与能力开发，实际上也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围绕着知识与技能而展开的系列交易活动，在这一系列交易中涉及的主体除了教师与学生及其家庭之外，还包括教学设施等的投资者、捐助者(私人或政府)等。由于现代教育是一种复杂的分工系统，既包括多科目的系统化学习，也包括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各种教学设施，因此如果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教育目的，将面临交易量巨大、交易成本过高的困难。而以学校这种组织形式提供教育服务，可以使很多市场性交易变为内部性交易，无疑能够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学校无论是在购买教学设施还是建立自身声誉方面相较于教师个人而言更为经济，能够从总体上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因此，节约交易成本是学校能够作为现代教育提供者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学校组织本质上也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
对于专门培养技能人才的学校和社会机构而言，由于更为强调面向生产一线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因而技能人才培养与能力开发具有与社会需求联系紧密的特点，教学体系必须能够对市场与企业的需求反应灵敏、及时响应，而在教学过程中也不仅涉及到专业知识的传授，更涉及到实验实习与生产操作等具体环节，所以必须实行开放式办学并融合于社会之中。这也导致了其内部分工与外部合作的关系更为复杂，如何节约交易成本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另一个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相关的教育制度变迁，就是学校教育在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私人化方式之后，在近代被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的国民教育体系所替代，在技能人才培养领域大多数国家公立院校也占主要地位。之所以发生这种方向性的变迁，除了教育权利意识的普及等社会因素外，更重要的在于工业化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大大提高，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也在提高，教育对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贡献日益凸显，为了解决工业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应对国家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政府越来越重视教育投资，教育也由原来被动的教化民众、维持社会安宁和选拔人才的社会功能为主，变成培养人才、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经济功能为主。
但是由于产权不清、责任不明、考核困难等原因，公立学校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暴露出办学效率低下、教育质量不高、学生不良行为较多等问题，促使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公共性最强的义务教育领域也进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包括学校与政府部门签订合同，订立招生、课程、办学质量和财物等方面标准来换取政府的办学经费，减少直接投资、实行教育券、教育资助或贷款方式将选择权交给学生或家长等等。因此，政府提供并不一定代表亲自举办，政府兴办公学也不可能完全替代私人以及行业协会等其他组织的办学形式。尤其是在技能人才培养领域。由于其人才培养与市场联系的紧密性，更需要学校能够建立市场需求导向型的教学体系，对于很多新兴产业领域的技能人才，可能行业协会或民间培训机构在信息获取与教学体系调整方面更具有优势。因此，形成多元化的办学竞争格局，将更有利于提高整体办学效率和技能人才的有效供给能力。
四、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与技能人才培养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出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的需要，各国政府对于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程度与干预力度逐渐加大。一方面，各国都增加了经费投入，积极开办各种正规的职业院校；另一方面，美国、德国、俄国、英国、日本、法国都先后在19世纪将职业技术教育纳入了正规学制，通过立法或制度变革进一步鼓励和规范职业教育的发展。二战以后，起初是为了安置复员军人等社会稳定的需要，以美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府对于职业技术教育更为重视，后来随着经济复苏和技能人才真实需求的大量涌现进一步推动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快速发展，并探索出现了德国的双元制模式、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等各具特色的培养模式。
在发展过程中，职业技术教育也出现了与普教体系的融合、结构高移、学习终身化、师资优质化、合作与交流国际化等趋势。尤其值得关注的，一是能力取向趋势，即在专业设置与课程设计上以能力为本位、以素质为核心，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岗位，而是着眼于某个职业群或职业面，出现了“模块式技能培训法”(MES模式)和“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CEB模式)等提高技能人才人力资本更广泛使用领域的教学模式；二是技术、教育与就业协同趋势，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由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的转变、由为就业而培训向提高就业能力的转变、由教育与培训的分离向连贯化乃至持续终身学习体系的转变，这也为降低技能人才人力资本投资的市场风险与套牢风险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趋势对于解决我国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价值。
首先，政府加大公共投资，优先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将有助于改善由于资本专用性导致的技能人才投资不足现象。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协同并进的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对于技能人才的需求将大大超出普通劳动力和学术性人才的需求，因此通过加大公共投资等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的资金缺口，可以起到降低个人学习成本、激发学习动机的作用。同时结合国情，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鼓励企业与社会力量投资职业技术教育，也将有助于解决技能人才短缺问题。
其次，学校得以存在的重要经济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省，而技能人才的培养特点决定了其在培养过程中所要涉及的交易主体更多、契约关系更为复杂，如何节约交易成本也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既取决于对于学校适度规模的考量，更取决于相关职能的安排。从欧美等国的经验看，学校与对应专业的行业内企业建立比较稳固的合作交流关系，共享生产实验设施与师资资源、联合进行技术技艺攻关，是一种节省交易成本和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双赢性组织安排。对于我国而言，除了像后勤服务等一些非教学功能的适度分离、采用更为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组建行业性职业教育集团外，对于一些公共性实训基地的建设，实行由政府投资为主，或鼓励采取多校联合、校企联合来投资的形式，可能是更为符合国情的选择。
第三，“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决定投入140亿元加强职业教育的发展，其支持力度是空前的，而如何用好这笔钱使其真正有助于解决技能人才的短缺问题才是最为关键的。职业技术教育近年来出现的国际发展趋势，其着眼点主要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技能人才的灵活性、可延展性与可雇佣性，从本质上说还是为了降低由于人力资本专用性所导致的较高的投资风险和交易成本，其中以能力为本位、以素质为核心的教育思想非常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但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是在经济转型期与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如何结合中国国情更好地处理政府、市场与学校的关系，通过提高公共投资与办学效率来降低技能人才的投资成本与风险。为此，公共性投入应主要投入于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力量培养、课程研究与开发等公共性更强的领域，并力足于解决我国职业教育的“短板”，从公平角度出发加大对农村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投入的倾斜。同时，在合理分离举办权、管理权和办学权，使学校成为真正办学责任主体的基础上，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宏观规划与管理监督的职能，更多地采用培训购买、私人技能投资补贴等市场化方式，来激发职业技术院校主动变革，探索更符合市场需求并有利于技能形成、提高与拓展的教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