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孝文化”在华侨群体中的现代价值及重构
——以中华世纪坛“家风展”中的华侨藏品为例
张晶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北京 100007）
摘要： 华侨群体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共融关系的重视，对传统“孝文化”的重视、理解、继承和发扬是由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孝文化”对支配该群体的行为起到了良好和积极的引导作用。该文旨在通过梳理华侨群体对“孝文化”的认识及在华侨群体中弘扬“孝文化”的现代价值，从华侨这个特殊群体着手，延伸至全社会，试论当下对“孝文化”重构可以借鉴的措施。
关键词： 华侨群体；华侨家信；孝文化；现代价值；孝文化重构
近几年在从事华侨藏品整理与研究工作过程中，充分感受到华侨群体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共融关系的重视，感受到“宗族”“血脉”在华侨群体认知中所占的分量之重，其对传统“孝文化”的重视、理解、继承和发扬是由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并对支配该群体的行为起到了良好和积极的引导作用。2018年，中华世纪坛联合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等十余家京内外文化机构共同推出了 “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其中“孝”的概念被“家”所表达，华侨的“孝文化”体现在封封侨批、家信中，它不仅是对子女的教导，对长辈的尊养，其背后更是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现代价值的肯定。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左传·文公二年》中对于“孝”的描述为“孝者，礼之始也”，《左传·文公二年》中讲“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在现代社会中，“孝”具有最普遍的实践意义。从古至今，“孝”都是社会伦理的精神支撑，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著名学者徐复观曾说：“若不牢牢记住孝道是中国人的家族、社会、宗教乃至政治生活的根据这一事实，即终究不能理解中国及中国人的真相”。[1]
1 华侨群体对“孝文化”的基本认识
华侨群体对“孝文化”的认识主要包括孝的思想、形式和教育三方面，具体来讲，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1 “根源”意识
中国人出国离乡的历史先秦时期就有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2]“羁旅侨士”[3]可佐证。秦汉时期，中国一统，国家强盛，向外发展的意识有所增强，至汉代，中外交通和中外交往有了进一步发展，两汉时代，中外交通已形成了四条通道，即路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中日中朝通道和西南陆上通道。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通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外交通十分发达，有不少人开始侨居朝鲜、阿拉伯和东南亚各地。宋元时期中外关系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中外贸易往来也更为频繁，此时海外移民开始大量出现，并形成一个小高潮，以商人出国占据主导地位。明朝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人出国以及在当地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近代中国人出国的动因和性质则较前时期不同，明朝移居海外的华侨，主要是海商和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两类人，而商人是最主要的，出洋后多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劳动，由于不断大规模的移民，明末清初南洋等地的华人社会不断扩充，在许多地区已形成了华侨社会活动中心，早期的华侨社会形成，在这一社会里，华人通过与当地妇女通婚，渐渐融入当地社会。清代虽然禁止华侨出国，但由于自然灾害、封建剥削、海外需求和相邻召唤，华侨移民还是没有减少的趋势，1840—1949年这百余年间是华侨出国规模最大的时期，“海水到处便有华侨”，而此时华工成了海外移民的主体[4]。虽然历史上海外移民不断增多，但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远离家乡使华侨有了浓厚的“根源”意识，无论怎么漂洋过海，跋山涉水，都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故里。
“家风展”中，华侨黄宝世（1898—1975）的一封华侨家信充分体现了这种意识。黄宝世十五六岁时受生计所迫开始赚钱养家，后到古巴谋生，他勤劳创业、辛苦打拼、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后被选为当地中华会馆主席，他旅居古巴50年，只在1937年回国一次，因日本侵略战火逼近而又匆匆离乡返回古巴。晚年时虽经多方努力，也没能如愿回乡，留下永远的乡愁。1973年3月，黄宝世寄给家人的书信中写道：“正月三号发来手札收妥了，得悉你合家返回广州市渡（度）假，适逢春节，尤其各种各样的游戏活动（很多），当然非常高兴。可惜我出生以来未曾到过广州市，如果我生命许可，我终有一天返回广州……”，信里充满了对祖国家乡的思念之情。他还在1937年回国时参与家乡建设，他捐钱建设的台山五十墟河南街仍旧存在。华侨黄宝世是许许多多身在海外的华侨的缩影，他们要在节日回故乡祭祀祖先，和宗亲团聚，并竭尽全力支援故乡建设，捐资修建祠堂，编修族谱，表现出强烈的“根源”意识。
1.2 “孝敬”意识
孝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影响巨大，从西汉统治者重视孝道、提倡孝道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美德中“孝敬”是重要的品质，华侨重祖先，孝父母，远在海外，自己尚不富裕，也要节衣缩食，集聚银两，寄回财物到家乡，一为光耀门楣，也为孝养父母。在长辈百年归天后，以建祠堂、修祖亭、建贤桥、修祖路等形式，寄托对长辈的思念之情。华侨的祠堂文化也是“孝”的很好的教育形式，华侨祠堂大都高大、宽敞、采光好、肃静，并且门厅和柱子上镌刻着许多文采飞扬的对联，这些对联大都是颂扬祖先功德，追溯家世渊源，叙述宗族杰出人物事迹或是劝诫后代子孙的箴言，祠堂也是举办婚礼、丧事、年节的场地，通常摆上贡品，祭祀、敬告祖先。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华侨继承和发扬了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孝悌传家、尊老爱幼、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成为华侨群体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支柱，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华侨对“孝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如过分重视血缘关系，华侨的“孝文化”是在农业社会形成的，家族的劳作以血缘关系为单位，所以会对血缘关系高度重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历史局限性的“愚孝”就应当被重新审视，应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现今社会，我国面临世界多极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多种文化交融等现代因素的冲击，华侨对“孝文化”的重构面临许多现实的挑战，在社会转型期，“侨二代、侨三代”孝文化情感的缺失，价值定位的转变，崇老文化的消失，使传统孝道在华侨群体发展中陷入危机。不仅如此，我国正在向人口老龄社会迈进，在对老归侨进行口述历史采访时不难发现，他们中大部分人独自在国内长期居住，子女大都在国外定居或因工作等原因不在身边照料，一些老人的衣食住行都存在困难，因此解决空巢老侨问题也是十分迫切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传统的孝文化思想，家庭能够团结和睦，社会能够持续繁衍与进步，尊敬、赡养老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尊养”的层面出发进而感恩他人，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强大支撑，我们应不断赋予“孝文化”新的含义，大力弘扬新的“孝文化”思想，使之更好地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美国，人们曾称赞斯各格兰德的作品超越其他一切图像艺术作品。斯科格兰德自己也认为，她的作品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不仅是她的努力，也需要观众的努力。她本人曾指出：“强迫症式的重复是我的创作中一个永恒不变的元素。”
1.3 “重教”意识
“家风展”中，华侨黄宝世1952年4月在写给儿子的书信中提道：“籍悉汝春季投考中学，名列廿六，经已入学读书，闻讯之余，无限快慰。我前信已经详细讲过，如进入每一间学校读书，是必须知道读书人的立场，求深造求上进，是为读书人的本色。”1974年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又提道：“接来十月廿七日的信函，经已收到，所讲各节，明白一切。同时知道你各人平安，与（以）及小孙雅凡写得优秀文章，并向我问候，我觉得无限快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孩子学业的殷殷嘱托和希望。黄宝世老人的儿子黄卓才先生将老人的家信整理出来，出版了《鸿雁飞越加勒比》一书，希望借此弘扬华侨爱国爱乡爱子女的精神，同时黄宝世老人的后人也深受老人影响，传承了“勤奋、自强、进取、友善”的淳朴家风，都有着较好的发展。
“孝”源于对血缘关系的依恋和对祖先的崇拜的，大力弘扬传统“孝文化”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儿女无论身处何地，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来自同一祖先，流的是同样的血液，传统孝意识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起作用。“中国人由孝敬父母而及祖宗，及于一切同宗之人，则此中已有一依理性而生之推恩，而超乎直接的感性的人与人之亲和感矣”[6]。据新闻报道，2018年4月22日，第三届世界华侨寻根之旅活动在集美老院子景区举行，来自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2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华侨和侨生参与此次活动，行盥洗礼、敬献鲜花、献五谷、献酒茶水、宣读祭文等，在钟鼓齐鸣中，拜谒先祖、传承德孝，共叙血脉亲情。参与活动的83岁的侨眷黄羡治跟记者说无论身处何方，“家”依然在东方。在温州地区，许多华侨企业家在家乡设立奖项弘扬孝文化，奖励在“孝老爱亲”等方面做出贡献的人。同样，弘扬孝文化还有利于现代人的健康成长。《孝经·开宗明义篇》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子女爱惜生命，保全自己的身体，是为了不让父母担忧，减少他们精神上的痛苦，也是为了更好地赡养父母，珍惜生命，对生命生生不息的肯定，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现如今，社会高速发展，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很多人一时处理不好其中的关系，思想得不到放松，患上了抑郁症，甚者选择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来逃避问题，自以为解决了问题，殊不知留给了家人无尽的伤痛，这不仅是软弱的一种表现，更是对自己和家人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解决。弘扬孝文化，加强现代人们关于“贵生”思想的教育和理解，增加“挫折”教育，能够让人们更好地应对压力，知道如何去化解，使大家确立珍视生命价值的观念，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客家华侨有个谚语：“养子要教，养老要孝”，“不识字，怨爹娘”。华侨恪守儒家“父慈子孝”的传统 ，不仅要求子女对父母孝顺，也强调父母对子女慈爱。在华侨家庭看来，教育子女是父母最基本的任务，也是父母慈爱的表现，他们通常会从子女读书、工作、结婚到生儿育女的整个成长过程，都给予关爱和指导，尤其女性会把培育子女作为自己终身的责任。
主要包括对专业要求的管理、对班级日常运行的管理、对课程的设置管理、对系统数据进行备份和数据导入导出等。
“家风展”中，华侨黄宝世托水客带交给儿子黄卓才的家书中就充满了对“孝”的重视。家书原文：“接来手札，妥收一切，勿念……对于金钱的用途，还须时时谨慎。况汝母亲在家身体多病，倘得时间许可，不时回家照顾为要……据说汝外祖母年老壮健，可甚告慰。汝千祈交多少佢（她）（做）费用为要。我目前身体安好，请勿在念。”信中充满对孩子的嘱咐，嘱咐要照顾母亲，尊敬老人。1974年，他在写给儿子的家信中又提道：“关于你平姨，须知她老人家生活孤单，毛（毫）无乐趣可言……你前时提及过平姨想将财产许你接受，如法律许可，不妨接受他的意见”，字里行间嘱咐后辈要孝敬长辈，尊长意见。
2 弘扬“孝文化”对华侨群体所产生的现代价值
2.1 有助于协调华侨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健康向前发展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精神家园，是在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亲属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从社会设置来说，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设置之一，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和群体形式；从功能来说，家庭是儿童社会化，供养老人，是满足经济合作的人类亲密关系的基本单位；从关系来说，家庭是由具有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的人们长期居住的共同群体，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家庭的重要性，它的稳定与和睦关系着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可怜天下父母心”短短七字，便将父母之爱阐释得淋漓尽致，未成为父母之前，再多的道理也许很难理解，但在结婚尤其是得知即将为人父为人母后，对下一代源于血液的爱便蔓延开来，可以说是一生的牵挂。2016年12月上映的一部纪录片《生门》播出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反响，记录了4位遭遇极端情况的产妇及其家人在医院生产过程中经历的种种考验，面对孩子的出生，几乎所有人都翘首以盼，极尽可能确保孩子的平安降生，母亲这时候的生命仿佛已经被自己抛诸脑后，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也全然不顾。虽然这部短片引发我们对于人性的思考，但从另一面展现了父母对子女的爱，为了使孩子健康成长，父母尽其所能，付出了无数的心血。也正是因为如此，现在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感恩”教育，教育子女、晚辈，应知恩图报，在中国很多城市，学校会为学生举办“成人礼”，在高中即将结束开始新的大学生活之前，送给孩子们一份特殊的“礼物”。在活动现场都有跪拜父母的环节，感恩父母给予生命并将自己养大成人，在媒体的报道图片中，很多孩子在跪拜环节都泣不成声，和父母紧紧相拥，那种发自内心的感动和爱必将支撑他们更好地走向未来。由此推广开来，在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街坊邻里之间也都怀着感恩的心相处，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融洽，社会就会健康发展。大力提倡孝文化，将其作为一种社会伦理推广开来，将会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对老归侨进行口述历史采访过程中发现，华侨家庭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回国的华侨，上一代往往多留在了侨居国，他们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响应党和人民的号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他们生育子女数量不多，或有独生子女，受海外关系影响，子女长大成人后，大多外出工作或定居海外，在此情况下，华侨的家庭关系很难不受地域距离远、中西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出现家庭关系淡薄等情况，大力弘扬“孝文化”能从思想上引起华侨子女对家庭关系的重视，采取各种方式关爱国内的亲人，更积极主动地处理好华侨家庭关系，如定期回国看望父母、将父母带往住在国居住、尽可能多的将下一代子女送回国内与老人团聚、嘱托亲戚朋友照顾父母等，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和困难，有的家庭不可能完全做到陪伴，但也在尽最大努力去改善。
2.2 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华侨群体中的老年人数众多，许多50年代初回国的老华侨大都独自生活，由此放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我国21世纪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大陆有约1.37亿65岁及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10.1%，老龄人口数居世界首位，规模超过欧洲老年人口总和。养老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华侨群体的特殊性又决定了许多子女长期不在身边的事实，问题的解决，最终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就目前我国的现实而言，社会完全承担起养老的责任是不切实际的。在实际国情和传统“孝文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以居家模式的养老体系从经济及情感上来讲仍将是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成本低廉、操作简便的养老方式。“弘扬孝道的这种合理内核对解决我们当代社会的养老问题有积极意义”[5]。对老归侨进行口述历史采访时，面对长期独居的老人，尝试提及社会养老的模式，但截至目前接受度并不高，有的甚至是国家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养老模式的选择仍保留传统观念，让人感觉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采访时老人普遍讲到对于他们的年龄来说，物质的生活要求已经非常简单，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慰藉，居住在家，即便儿女不经常回来，回来小聚短暂的时光都是很容易满足的，这种心理上带来的精神愉悦感甚至能抵御很多疾病侵袭，可见子女对老人的关爱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中国传统孝文化要求子女对父母不仅要能“养”更要能“敬”，强调爱自亲始、由己及人，提倡由爱亲进而尊长，最后普施于天下的仁爱之道。弘扬这种孝文化，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尊老爱老风尚。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将“亲其亲”进一步提升，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孝敬关爱的态度去对待老人，尊重他们，理解他们，帮助他们，使每一个劳顿一生的老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尊，那么我们社会的公德建设必然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整个社会也将更加趋于和谐。在华侨群体中，有许多个人和组织，如热心人士、各级侨联组织、归侨侨眷联谊会、同乡会等，将照顾老归侨、侨眷作为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中有的人长期定点服务片区的老归侨，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起居；联谊会等组织十分关心归侨侨眷的生活状况，经常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活跃老归侨的晚年生活，同时照顾困难华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2.3 有利于维护新形势下华侨群体的代际公正
2015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礼中，授予黑龙江绥芬河市民朱晓晖“最孝女儿奖”。朱晓晖原本是一位颇有才气的诗人，全国获得过很多奖，但在父亲2002年患弥漫性脑梗塞瘫痪在床，失去生活能力的时候，她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毅然决然辞掉了报社的工作，专门照顾和护理父亲。为了给父亲治病，朱晓晖不但卖掉了住房还欠下一身债务，因不堪重负，她的丈夫带着孩子离开了她，而朱氏父女在社区的车库里安了家，一住就是12年。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朱晓晖的颁奖词中这样描述：“十三年相守，有多少日子就有多少道沟坎。命运百般挤对，你总咬紧牙关，寒风带着雪花围攻着最北方的一角，这小小的车库是冬天里最温暖的宫殿，你病重的老父亲是那幸福的王。”为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和推动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家庭美德，倡树文明家风，促进社会和谐，2019年1月中旬，“感动威海”首届孝老爱亲典范人物颁奖典礼在威海市群众艺术馆盛大举行。活动按照孝敬父母老人，关爱子女后辈，夫妻和睦，家庭和谐，在困境中对家人依然真诚扶持、相亲相爱、不离不弃，事迹感人，受到当地群众一致好评的评选标准，选举产生了30名候选人，最终通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选出了10名孝老爱亲典范人物。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省市地区或媒体通过多重手段广泛传播“孝”意识，在此笔者认为，党和国家应从加强舆论宣传方面入手，从每个小单位如家庭、社区做起，从基层抓起，多树立敬老爱老的典型并加以宣扬，切实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影响，培养人们内心深处自觉的养老敬老意识。同时，应加快推进老年法的改革，以与时俱进的态度，从法律层面真正做到保护老年人权益不受侵害。
总之，“共享经济”实质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它是人们既担任“消费者”又充当“拥有者”，它把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并实现二者的相互转化，赢得更高的规模效益。它通过对消费者需求的分析进行资源配置和需求匹配，以最高的精度满足客户的需求，同时发挥资源自身的价值。“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行是一个取代了传统中介机构，基于自身庞大的供给资源和需求客户实现再中介化的过程，它持续健康发展的成本收益性也是它利润的最主要来源。“共享经济”的运行机制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
3 由华侨群体延伸至全社会对“孝文化”重构可以借鉴的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对一个国家发展进程的影响，比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如果说，经济发展改变的是一个国家的面貌，那么文化繁荣则可以化育一个民族的风骨。
大多数成功的国际工程承包商的实践表明，其核心竞争力往往并非来自某个领域相对垄断的核心技术，而是源于多年的国际工程承包经验形成的在业务整合、兼并扩张和跨国经营方面的能力。目前施工企业传统的“传帮带”的人才培养模式效率较低、不能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人才成长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历史的角度回顾以往，总结经验，以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不断深入认识，来更好地指导现实活动，开辟未来。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敬老崇文、存史资政”的优良传统。如上所述，由华侨群体延伸开来，小到一个个家庭的和谐、代际的公正，大到老龄化问题的逐步解决、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都离不开“孝文化”的渗透和指引。因此，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而且也要在实践上对这种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 加强舆论宣传与法制建设
代际关系是指两代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通常一代指20年，代际关系的两代，泛指老年人与年轻人，如家庭中的父母辈或祖父母辈与儿女、孙子女辈的关系。老年人与年轻人因为生理的、心理的、角色和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经历的不同，在行为和认识上会产生差异，代际关系既可能是整合的、融洽的；也可能是分离的、隔阂的。一个开放的社会或当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经历不同，会使各自组群中心观（或称群体中心观）较为悬殊，不同代的人各自具有以自身群体为中心的价值观，他们对同一现象或一系列社会现象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思想上，上一代比较实际并趋于保守，下一代则比较开朗、奔放；在道德观念上，上一代更为重视传统的道德标准，下一代则很少受此束缚。以传统“孝文化”为例：父辈或祖父辈因受传统文化影响，不仅要求对上尽孝，更要养育后人，往往对下一代倾入的情感更为丰富，在很多小区不难看到，照顾子孙辈的多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大都长期替代父母的角色，至少到子孙辈入幼儿园为止，但子女常常因为工作时间繁忙或是工作压力大而忽视对老年人的关爱，缺乏体贴照顾，索求付出的多，给予回报的少；同时面对多彩娱乐活动的诱惑，往往将空闲时间给了同事或朋友，反而忽略了长期为自己默默付出的老人，很多人认为父母为其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很少意识到自己也有反哺父母的义务。这样的父代义务畸重是一种很不公正的代际关系，是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斥的杂音。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使子女意识到自己应对父母承担的义务，有利于矫正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代际关系，维护代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华侨家庭中因地域原因，代际关系相对薄弱，有些家庭因为距离等因素的影响，亲人间交流沟通较少，关系较为疏远，侨二代、侨三代对于年长者的代际关系就更为削弱，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不会说中国话，沟通起来较为困难，更提不上达到思想上的交流，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传统“孝文化”从中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以家庭为单位加强孝文化的渗透，从小就渗入孝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子女做到对父母孝顺、尊敬、爱护和陪伴，下一代长期耳濡目染，势必会受到感染，这对解决代际问题会有相对积极地影响。
3.2 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总体部署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当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上升到14%，就标志着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了“老龄社会”。完成这一过程，法国用了100多年，而巴西、中国、日本、智利等国只用25年左右。中国预计将在2026年至2027年进入“老龄社会”。到2050年，中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占65及以上老年人口的三成，劳动力人口与老年人口比将由2000年的10:1下降到2.8:1。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
对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严重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联合国提出“健康老龄化”，包含“健康”“参与”“发展”之义。为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划指出：要抓紧完善涉及老年人的养老、医疗、护理、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逐步缩小城乡、区域、人群之间的保障差距，加大困难老年人社会救助力度，切实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进一步完善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和养老产业，继续推动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推动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养老服务业和产业人才培养。抓紧制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配套法规和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老龄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加大涉老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健全执法机制，严肃查处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广泛开展老龄法制宣传和培训，营造依法维护老年人权益的氛围。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勇于奉献的老龄工作队伍。结合中国老龄事业布局，强化区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以东部区域为龙头，中部区域为支撑，西部区域为后备，充分协调区域之间的资源，统筹发展区域老龄事业。积极倡导尊老助老的良好风尚，营造促进老龄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同时在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倾斜，为养老领域的社会力量创造更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见表1）。
“十三五”期间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主要指标
3.3 大力提倡“从我做起，从娃娃抓起”来弘扬孝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张之锋老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童蒙养正”教育，他提起提倡这种教育的初衷是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中国近世以来的社会问题，其思想根源就是一方面抛弃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拒斥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一思想的迷误，反应在教育领域就是当代中国学校将传统文化教育逐渐弱化。他选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声律启蒙》《弟子规》《小学》等经典篇章，系统全面、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地为青少年做人文通识教育，希望孩子们通过学经典，诵经典，理解传统文化的内在含意，从内心外化于日常生活的行为习惯中。百善孝为先，童蒙养正，孝心培养是扎根教育，是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原点，在儿童天性最为纯净的时候，对其进行良好的孝行培养，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校通过和当地敬老院合作，将敬老院当作学生孝老意识培养的课外活动基地，通过组织学生去敬老院参观，给老人送温暖，和老人聊天谈心等活动环节，真切培青少年“尊老、敬老、爱老”意识，通过切身体验，践行“孝文化”精神。
对大学生而言，其走向社会的关键一步就是择业，而择业的核心能力包括沟通协调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学习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在内的多项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都需要学生们在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去获取和提升。[6]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帮助大学生深刻意识到自己所学知识的价值，是学生了解社会、锻炼自身择业能力的有效途径，其对学生良好择业观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校方和相关教育部门可以结合毕业生实际情况联合起来多为学生举办一些社会实践类活动，通过社会实践，使其能够充分恰当地认识自我和评价自我，从而做出正确的职业选择。
由华侨群体的缩影放眼全社会，传统孝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经济发展、社会认知、时代背景等方面限制，无疑有着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的糟粕性，但它一直以来却又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辨其真伪，学会扬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待它[7]。要充分认识“孝文化”在当今社会在促进家庭和谐、维护代际公正、缓解老年问题、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的优势，大力提倡新时期、新形势下适应社会发展的孝文化，这样才能够有效促进当代中国社会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才能够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稳定、兼容并蓄与和谐发展。
（注：文章中“家风展”部分华侨家信由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收藏）
基尔特社会主义又译作行会社会主义，“行会”是一种行业互助自治组织，最早流行于中世纪时期欧洲的手工业作坊中，基尔特社会主义最初兴起于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工人运动中，代表人物是潘蒂、霍布逊、罗素等，随着罗素到中国讲学，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因此传播开来。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通过劳资合作的方式，使工人参与企业管理，逐步实现企业自治和公有，进而使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平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基尔特社会主义倡导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的方式推翻既存社会制度，也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基尔特社会主义虽然也标榜社会主义，但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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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10（2019）05（a）-0054-05
作者简介： 张晶（1986-），女，山西太原人，硕士，助理馆员，研究方向：华侨藏品管理与资料研究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