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与康德认识过程学说异同探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异同论文,学说论文,过程论文,王船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对中西两位哲学家的学说进行了比照探讨，认为，王船山与康德的认识过程学说的共同点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理性认识源于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的观点。不同点是，王船山认为人的理性可以更深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康德认为人的感知无法认识独立存在的客观本质——物自体，陷入唯心的不可知论。
王船山与康德是十七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与德国的著名哲学家。他们的认识论思想均在人类认识史中居于重要地位。对中西文化的讨论应把认识过程学说问题摆到重新研讨的位置，从比较研究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试就王船山与康德认识过程学说的异同作以概要的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一、关于感性阶段学说之比较
王船山的感性阶段学说主要体现在朴素的唯物辩证感觉论上。形、神、物三个范畴是他的认识论和认识阶段学说中三个基本的范畴.
王船山的第一个结合就是“形”与“物”即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界对象相结合。“色、声、味之在天下，天下之故也。色、声、味之显于天下，耳、目、口之所察也。”（《尚书引义·顾命》）感觉器官在认识中的作用就是“摄物”，即直接反映客观事物的能力，这正是认识产生的决定条件，这个结合构成了他的感觉论的唯物论。
康德关于认识的感性阶段的学说中也有两个结合，第一个结合是感官与“物自体”的现象的结合。他认为，认识开始于感性，感性是“通过我们被对象（“物自体”）所刺激的方式来接受表象的能力。”（《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44页）由这种能力所产生的知识，是“直接和对象发生关系的知识”，即感性知识。思维也只有通过感性直观才能得到所需要的材料。这是康德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这一结合就唯物主义倾向这一点而言，与王船山是一致的。
王船山感觉论中的再一个结合是“神”与“形”、“物”相结合，即思维活动与感官作用、客观对象结合，才能产生感觉。强调了感觉主体对于作为感觉对象的客体的主动性。把辩证法引进了他的感觉论。
康德的第二个结合是现象的质料与形式的结合，与王船山就大大不同了，康德通过这个结合把他的感觉论引向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康德认为感性直观的对象即现象可分为现象的质料（即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现象的质料，如色、声、香、味等等，来自“物自体”对感观的作用，是后天给予的；现象的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则是先天地存在于人心中的“纯粹形式”，它不是从经验中来的。现象的质料本来是杂乱无章的，主体用时间、空间这种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来整理安排现象的质料，才使现象的质料具有一定的空间关系和时间秩序，从而成为感性直观的对象。因此，在康德那里，现象是来自客观方面的质料和来自主观方面的形式构成的，而主观的形式又起了决定作用。
康德强调了主观的东西对感性形成的作用、夸大了这种作用，以至颠倒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他不是象王船山那样认为人们从外部世界获得的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能发挥指导作用，而是把时间、空间的概念作为先天的感性形式赋予客观的质料，从而就把感性认识的对象——现象变成了主观的东西。同时也就把现象与“物自体”割裂开来，并认为感性直观的认识只能达到现象，不能达到“物自体”。这样一来，他就抛弃了他的感性阶级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使感性认识变成了纯粹主观的东西，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先验论，并为他的不可知论奠定了基础。这种先验主义认识论同他的“物自体”不可知论有着内在的联系。
二、关于知性阶段学说之比较
王船山把思维领域的知性认识阶段称作“以心循理”阶段，康德则把它称作知性（即理智）认识阶段。
1.王船山与康德对思维对象的客观性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王船山认为思维对象——“理”是客观的。他说：“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显著于天下，循而得之。”（《张子正蒙注》卷五）就是说，“理”作为事物固有的法则，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又是可以认识、可以遵循的。王船山正是由此出发批判了程朱理学“心外无理”、“心包万理”的“唯心之说”，坚持了“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的唯物主义路线。与王船山相反，康德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论断，否认普遍性、必然性的客观性。
2.王船山与康德都对知性的本质作了规定，都看到了知性是在感性的基础上形成的，认为知性是以抽象思维的形式反映对象。但是，他们对知性性质的看法有原则差别。王船山认为知性即“以心循理”，就是从事物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和探索事物固有的规律，并且遵循它；而不能主观臆测，无中生有。康德则不同，他所谓的“知性”，是一种对感性对象进行思维，把特殊的没有联系的感性对象加以综合，使之成为有规律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先天思维能力。知性思考和联结观念要运用纯概念或范畴这种先验的形式。这种纯概念或范畴不可能包含在感性直观的纯形式里，而只能是“主体的自我能动性的活动”，是一种“原始的统觉”，即“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性”。
3.王船山与康德都对知性认识的特点和方法进行了研究。他们都看到了知性认识能够运用范畴（方法）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只能把握事物及其关系的部分、方面、特征和特性，而不能把握事物的全体。
对于知性认识的方法，王船山认为是“纯”和“约”（分析、归纳、抽象、概括），即通过“识其品式、辨其条理”（《周易外传》卷五）的分析和归纳推理，从感性具体到知性抽象，从个别、特殊到普遍，把知觉中的多样化的内容加以分解，变成简单的概念，从而掌握客观事物低一级的本质。可见，王船山所采用的方法是分析与综合兼备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康德认为“知性本身只是先天地联结的能力，和把所与的观念的杂多置于统觉的统一性之下的能力。”他提出了四类十二个范畴的范畴表，作为运用统觉整理杂多的感性材料的思维形式。“把理智的一切可能的环节都包罗在内，而其它一切概念都分属在这些环节之下。”（《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00页）他认为这些纯粹的知性范畴还不能构成知识，要构成知识，还要进行演绎和联结。康德这样用先验的僵化的范畴去整理、综合感性经验，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
4.王船山与康德都论述了知性的限度问题。王船山认为知性是认识主体的思维对事物本质的一种反映。他通过论述事物的“文”（事物的外在形态）与“质”（事物的本质）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敦实崇质”的唯物主义命题，肯定“质”是第一性的前提性的东西，事物的规定主要决定于质，认为“文”与“质”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王船山在这里遵循着一条朴素唯物主义的可知论路线。而康德则相反，知性只能认识“现象”，这个“现象”不是客观的“物自体”自身的表现，而是主观化了的，认识所使用的知性范畴又是“先验的”，至于现象之外的“物自体”，知性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样，他就为知性限定了范围，这是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
三、关于理性阶段学说之比较
1.王船山与康德对理性的规定有同也有异。同，在于认为理性直接与知性有关，而不直接与感性经验有关；理性是认识发展的最高形式；它克服了知性的片面性，要追求一种完满的东西。异，在于王船山的理性是事物自身的本质和规律的全面、系统、完整的反映，而康德则认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是理性追求但又达不到的。王船山的理性学说是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康德的理性学说是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
2.王船山与康德对理性阶段的认识方法都作了论述。王船山思维论中的“尽器——贯道——人德”的公式，就是朴素的辩证逻辑的思维规律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个公式所表现的认识过程就是由感性具体，经过知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上升过程，也是一个由“器”到“道”的分析与由“道”到、“德”的综合的无穷深化的过程。康德也对理性阶段的认识方法作了论述。他认为，理性给自己提出了追求无条件的、绝对的知识的任务，可是却完不成这个任务。因为，理性要追求无条件的绝对的对象，就要离开“现象世界”去把握“自在之物”。其工具就是知性范畴。而知性范畴是只能应用于“现象世界”的，理性一旦把它用于“自在之物”，便立刻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这正是辩证理性的特点。因为，他认为理性可以对世界做出两种根本对立的规定，都同样站得住脚。这表明“理性本身一分为二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23页）这是理性运用具有有限性的知性范畴去规定无限的世界时所必然产生的“二律背反”。
王船山与康德关于理性认识方法的见解有同也有异。同，在于都看到了理性要对知性成果进行加工，完整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都必须运用辩证的方法；都看到了理性要认识对象必须揭示对象内部的矛盾。王船山提出了要分析对象内部的“两端而一致”的对立统一关系，康德则提出了“二律背反”的学说，揭示了理性认识中的矛盾、对立。异，在于王船山不仅揭示理性认识中的矛盾对立，而且看到了二者的同一；而康德的着眼点在于揭露矛盾双方的对立，看不到二者的联系与转化。在解决矛盾的方法上，王船山认为矛盾的解决，推动认识的发展；康德则采用分别承认矛盾双方合理的办法，使二者调合起来。
3.对于理性认识阶段的结果，王船山认为运用“两端一致”的矛盾分析方法，即可达到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全面具体的认识，达到全面的具体的真理。康德对于理性认识结果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表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世界本身是理性无法认识的，是不可能认识的。康德看到了从感性具体到知性抽象的发展，但是，从知性抽象到理性具体则是他所无法达到的。这是由于康德把感性、知性、理性作了形而上学的割裂，认为感性、知性只能认识现象世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在理性认识对象时，只能揭示矛盾双方的对立，而看不到其同一。这就论证了他的物自体不可知论。
四、关于认识三阶段关系看法之比较
王船山与康德都看到了认识发展的三个阶段，并考察了它们的相互关系。王船山在他的认识体系中研究的“心”、“事”关系是主观与客观事物的现象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到感性认识；“心”、“理”关系是主观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之间的关系，他把这个认识阶段又划分为“以心循理”的知性认识阶段和“以理御心”的理性认识阶段。由此得到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他看到了人的认识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康德同样认为人的认识有三个不同阶段即感性、知性和理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感性、知性和理性之间的联系，看到了三者有高低之分。但是，对于认识三阶段关系的认识，王船山与康德又有原则的区别。王船山认为主体的认识是对客体的反映，这种反映有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由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的逐步深入的发展过程，它表现为感性、知性，再到理性的必然发展。康德把感性、知性和理性看作主体所具有的先天的认识能力，虽然看到了它们有高低之分，但是必然把它们看作是并列的，而不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
对于感性与知性的关系，王船山认为，感性认识是人类认识的起点，感觉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则可以突破这个界限。他说：“声色之丽耳目，一见闻之而然，虽进求之而亦但然。为物所蔽而蔽尽于物。岂如人之愈思而愈得，物所已有者，无不表里之具悉（耳目但得其表）：物所未有者，可使之形著而明动哉？”（《读四书大全说》卷十）感官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抽象思维由事物的具体形象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样就由感性阶段达到了知性阶段。
康德也看到了认识开始于感性，认为感性直观是人类认识的第一阶段和全部认识的基础，只有通过感性直观才能得到材料。这与王船山是共同的。康德也注意到了感性直观要进到知性思维，形成认识的第二阶段。但是，康德与王船山又有原则不同。康德认为，这个阶段是借助于先天知性范畴，“综合”整理感性提供的分散而无联系的材料，才产生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康德这个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这与王船山是相反的。
对于知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王船山认为“以心循理”的知性阶段是由感性到理性的必经的一步。它是达到“以理御心”的理性阶段的前提，“以理御心”的理性阶段是“以心循理”的知性阶段发展的结果，并且高于“以心循理”阶段。
康德则认为，知性的任务是运用先天范畴对感性材料进行整理加工，知性只给“可能的经验”以统一和联系，只能在有限的关系中思维，结果是形成判断，而不能形成理论体系。知性不能思维无条件的、无限的东西。这与王船山的通过理性阶段达到对事物的整体的认识的完成之理论是根本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