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模式与宏观配套：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两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市场论文,两个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劳动力配置模式是经济运行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要求相应转换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模式，即以市场取代指令性计划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此，必须在我国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并同时变革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的宏观环境。
注意劳动力现状与过渡模式选择
劳动力商品化和市场化，无疑是我国劳动力配置模式转换的基本前提。那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什么呢？应该怎样有步骤地建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呢？
劳动力即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劳动能力因人而异，千差万别。所以，同其他任何商品比较，劳动力商品更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决定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目标模式，必然是一个多层次的极其复杂的体系。概括起来，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高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管理人员的A 类劳动力市场；一般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的B类劳动力市场； 包括非熟练工和辅助工在内的C类普通劳动力市场。
就劳动力的供求现状而言，我国A类劳动力十分短缺，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将属于劳动力资源的“瓶颈”；B 类劳动力总体上虽然存在供求缺口，但缺口不是很大；C类劳动力在我国极其丰富， 通常所说劳动力过剩，主要指此类劳动力。根据这一基本状况，各类劳动力市场，只能选择不同的过渡模式。
A类劳动力市场在工资（即劳动力市场价格）关系未理顺以前， 如果完全放开，很容易引起劳动力不合理的逆向流动，直至流向层次较低的B类和C类劳动力市场，使本来短缺的高科技人才更加短缺，这是劳动力配置模式转换的一大难点。近年来出现的高科技人员谋求所谓“第二职业”，应聘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或弃职经商等，均属不合理的逆向流动。因此，在A类劳动力市场建立的初期和中期， 逐步引入市场手段的同时，必须辅之以政府政策手段的积极干预，如引导高科技人员尽可能在同一领域内横向流动；由国家、地区、部门或企业根据需要和实绩，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实行高薪津贴或重奖，以弥补劳动力比价的扭曲等。
B类劳动力尽管总体上供求缺口不大， 但由于长期以来指令性统包统配的劳动力价格的严重扭曲，使得这个层次的人力资源配置极不合理。概言之，即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学非所用与用非所学并存；人才奇缺与积压消费并存。因此，短期内建立和放开B类劳动力市场，不仅有可能，而且非常必要，应该成为劳动力配置模式转换的近期重点目标。目前最大的阻碍仍然是观念上对劳动力商品性质的误解，对劳动者人身自由的否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劳动力部门、地区和企业所有制。例如，目前许多地方和用人单位，对人员的流动增关设卡，阻滞人员的迁出和迁入，致使人才流动比指令性计划经济时期更困难。所以，当务之急，是通过立法，撤除各地的重重关卡和层层封锁，恢复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允许和鼓励人才自由流动，才有可能率先建立B 类劳动力市场。
C类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是又一更大的难点。目前，我国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按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亿以上； 城镇失业人员表面上仅几百万人，而实际上隐性失业至少超过2000人。即使不考虑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可能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冲击，C 类劳动力如果完全由市场来调节，隐性失业显性化，城镇失业率也将超过16%。更为严重的是，我国正值劳动就业的峰值期，至2015年前后，每年均有数千万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这一供大于求的突出矛盾未根本解决之前， 急于全面放开C类劳动力市场，势必造成重大社会问题。
因此，在逐步放开C类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 特别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农村收入比重，以增强农村劳动力就地消化的能力。同时，还应考虑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推动劳动力的区域均衡。另外，就是强化劳动力培训体系，加速C类劳动力向B类的转化。
注意劳动力配置的宏观环境变革
首先，要有能确保劳动力市场有秩运行的法律体系。
随着劳动力市场范围的逐步扩展，客观上需要一个能保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益、界定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义务、规范劳动力市场行为、协调各方面关系的法律体系。
当前，劳动力市场运行规范化、法制化的关键除了立法本身之外，更在于政府劳动人事部门职能的根本转变。在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变以前，就难以落实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自主权，也难以阻止各级政府权力对劳动力市场行为的直接干预。劳动立法很可能成为一纸空文，从而随时有可能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扰乱劳动力市场秩序。
其次，要有能实现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平衡的经济调控体系。
在我国目前劳动力资源几乎接近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意味着劳动力总供给将远远超过总需求，从而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同时，在供求失衡的状况下，也难以单靠市场维持劳动力商品供求方的良性利益。当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单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不可能避免高失业率引发的社会经济剧烈振荡。因此，发达国家早已开始运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其中包括将“适度失业率”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调控目标。
失业是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结果。要降低失业水平，有三种可供选择的途径：一是劳动力总供给不变，扩大劳动力总需求；二是劳动力总需求不变，缩小劳动力总供给；三是劳动力总需求增长的幅度超过总供给。
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国家通过财政、金融、税收和投资等宏观经济政策，扩大劳动力总需求的立足点。此外，调整产业政策，开辟更多的就业岗位；缩短劳动者的法定工作时间，也可相对扩大劳动力的总需求。
劳动力供给源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在相当长时期内，缩小我国劳动力总供给的根本途径，自然是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在劳动力资源即定的情况下，延长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的时间，普遍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升学率，推迟适龄劳动人口的实际就业年龄也可以相对缩小劳动力总供给。不过，要推迟劳动人口实际就业年龄，除了增加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教育投资外，个人收入分配政策上必须也适当拉开劳动报酬的差距，充分体现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实际差别，切实增加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预期收益。否则，在脑体收入严重倒挂的情况下，人们一般宁愿选择提前就业，而不会愿意继续升学。
再次，要有能促使失业者再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
宏观经济调控最多只能实现劳动力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不可能实现绝对平衡。也就是说，失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按照我国1993年的劳动力供给量，即使可以将失业率控制在所谓“临界水平”（如4%），城镇失业人口也将达到673万，农村将达2146万，合计超过2800万，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仍然是一个沉重的社会负担。
改革以来，最大的二律背反是，一方面，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自负盈亏和优化劳动组合；另一方面，又强调企业的大量富余人员只允许“内部消化”，不能溢向社会。究其根源，概因受制于我国较低的社会失业保障水平，劳动者个人、企业、国家和社会都存有后顾之忧。因此，一个健全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模式，客观上要求有发达的社会失业保障体系相配套。
标签：失业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