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新三农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三农问题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84X(2006)02-0005-04
从写《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到写《现代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们都认为“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超越“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它使世界各国处于“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等不同的交换位置。全球化和中国的快速转型，使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态处在中国同一个发展时空中。如经济方面，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发展区域同在；社会方面，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现象并存；文化艺术方面，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杂陈。全球化不同于现代化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影响也在改变一些既有的规则，使后发展国家不是走过去的老路，而是处于同一个发展时空。这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内陆，也形成了由“核心”、“半边缘”和“边缘”构成的经济体系。
“核心”的大都市、“半边缘”的城郊和小城镇、“边缘”的乡村，构成了中国内部的“经济交换体系”，它们之间在重复着类似中国用数以万计的服装鞋帽集交换美国的波音飞机的过程。上亿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所遇到的问题，很多情况下就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问题和德国的土耳其人问题。当我们过去谈论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时，还是在一个现代化的框架里，总的来说是一个涉及农村的问题。现在，当我们谈论“新三农问题”(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问题)时，已经无法排除全球化的影响。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农业经济学家呼吁要跳出农村寻求解决农村问题的途径的原因。
农村问题之所以再次引起中央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是因为近年来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增长依然相对缓慢，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而且近两年农民收入出现较大幅度的恢复性增长，都还不能说是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再这样下去，务农农民将被抛在中国现代化的列车之外。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可能有很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衡量指标。最为人们所关切的指标，大概就是人均GDP。这个指标包含着很多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信息，也比较容易进行国际比较；但人均GDP的指标也会掩盖很多信息，比如它不能反映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贫富悬殊等方面付出的成本。
社会发展的测度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社会技术，不过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现代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也是比较容易把握的指标，就是要让农民不再是穷人，使普通的农民能够达到中等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中国如果集中财力让中国大城市的现代高楼大厦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可能并不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看看中国城市里到处的吊车和脚手架，不会有人对此有太大的怀疑。但是要能使中国的普通农民也过上现代社会普通市民的生活，则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奋斗，在政策、制度、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都要做出调整，而那将是一个充满艰难、曲折和坎坷的历程。但只有中国的普通农民也不再是穷人时，中国才是真正富裕起来、真正实现了社会现代化，这对于中国和对于世界，都是功在千秋的伟业。
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都不再能够脱离开这个大的背景孤立地发展。中国的耕地资源紧缺，人地关系紧张，平均每个农户只有约半公顷的耕地，绝大多数都是“小农”经营。尽管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但与国外很多国家户均几十公顷、甚至上百公顷的“农场”经营相比，竞争上还是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劳动力、农户兼业、政府扶持农业等，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
这种大的背景和必然的趋势，衍生出“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业村落终结”的“新三农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成为现在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问题。据不完全的统计和学者的估算，目前全国有上亿进城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替代乡镇企业职工成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主渠道，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关于进城农民工的户籍身份、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待遇、子女就学等方面的立法。
近几年来，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出让金”成为城市建设最重要的非财政“可使用资金”的来源，因而各种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学园区不断扩张、大规模圈地，但与此同时失地农民也突然激增到数千万。地权的重组、变更、利益分配以及其中很多农民从失地走向失业，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另外，由于征地撤村、村庄合并、村落并入都市等原因，现在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约几十个年代久远的农业村落消失，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络被打碎，使很多农民进入城市但难以融入城市，产生生活和心理上的各种困难。
“新三农问题”涉及的“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业村落终结”，是城乡关系的“连接点”，是改变农村面貌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前线”，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热带”。
在“新三农问题”中，当前最值得关注的是失地失业的农民。中国正处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成为最大的收益，而这块收益能否公正、公平地分配，也成为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往往受到侵害，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村民集体和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村民个人所应当获得的土地收益，往往被开发商转移和侵占，得不到合理的利益补偿。土地是务农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摆脱贫困地位和抵御生活风险的最后依托，要高度警惕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大量外流而造成大量城市新贫民的现象。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危险，是增长收益得不到普遍分享，特别是广大的农民被排除在获益之外。上亿的农民工在支撑着中国梯度推进的工业化，但近10多年来，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数千万农民在城市化的圈地中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但他们中很多人在失地的同时也沦为失业的境地。失地后的农民怎样融入与他们生存过的村落完全不同的城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总体上实现的小康社会，还是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目前农村人口仍占近60％，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和“新三农问题”(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业村落终结)都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难点。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农村转变的困难，面对现实，攻克难点，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在一个农民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要解决“新三农问题”，首先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而使农民合理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255元，是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的31％。在1978～2002年改革开放的24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2％。但分阶段看，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979～1985年7年间增长最快，年均递增15.2％；而1985年以后的17年，年均递增降为4.0％，特别是1998年以后的3年，增长速度降低更为明显。如果我们要把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限制在20年以内，也就是说，使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0元的水平，那么就要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20年以前达到约6％的年均增长水平。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也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2004～2005年，中国采取了包括全部取消实行了数千年的农业税这样的坚决措施，估计减少农业税费近90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004年增长6.8％，2005年增长6.2％，但仍远低于城市人均收入和GDP的9％以上的增长率。因此，还需要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作出一些重大的选择。但目前急须解决的，是防止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对农民的剥夺。
要解决“新三农问题”，就要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多地少，农村人地关系紧张，是农民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把约2.5亿农村劳动力转变成非农产业从业人员，这可以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中，乡村工业和其他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吸纳了约1.5亿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农民工约有1亿多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和技术增密，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农民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目前的3.6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2亿多人，即便按2020年非农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也还需要转移约1.5亿农村劳动力。现在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中，约40％是外出务工收入，一些省份(如四川省和安徽省)农民外出打工的总收入超过和接近了本省的地方财政收入。所以用法律来保护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农民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防止农民因失地而失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地从农业转移出来，是至关重要的。
要解决“新三农问题”，还要加快把农民转变成市民的速度。城市具有经济聚集效益和福利设施共享效用，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就必须把解决“老三农问题”与解决“新三农问题”结合起来，把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拓展到农村之外，逐步减少农民，把更多的农民转变成市民；要注重利用传统的社区和社会网络资源，帮助农民融入他们陌生的城市。城市的各级管理者，应当做出把农民工转变成新市民的具体规划，在户籍、住宅、就业、劳动保护、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制度设计和保障。
要解决“新三农问题”，最终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将带来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现在一些地方担心，在乡村住户分散的情况下进行农村通水、通电、通柏油路的投入，效益太低，所以又开始普遍地撤乡并村、集中居住。如何使农村生活繁荣，不仅仅是投入问题。城市和连接城市的交通已经比十几年前有了飞跃性的变化，但村落建设的规划变化不大，而且由于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多，很多村落的住宅大量空闲无人，乡村生活比较冷落。因此怎样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搞好村落规划，怎样走好下一步的逆城市化(乡村生活城市化)道路，使相关的投入能够得到更好的效益，是需要探索的一个紧迫问题。从国际上看，在城市化初期，会出现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向城市大量集中，而城市人口的超负荷运行，会产生一系列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如房价虚高、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垃圾难以处理、缺水、社会犯罪，等等。因此，发达国家在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