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差异辨析与儿童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儿童文学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86(2006)07-0040-05
“后殖民主义”这个术语和“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其他若干带“后”的术语(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女性主义等)有着某些共通之处，这就是它们的意义都指涉到差异、多样性、它性、重新表述和变化。后殖民指殖民统治终结之后的。后殖民的内容不同于从前所发生的，它重新表述从前所发生的，它指出某种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后”与我上面所列的术语为标志的那种背景相关联。甚至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是“文化主义”之后的状况，也可以被看作“后”。正如斯图亚特·豪所述，“后”不止表示“晚于”，还表示“超过”。“晚于”和“超过”也许暗示了最后现代的状况和历史的终结。后殖民是继殖民之后的，但也是超越殖民的。也就是说，后殖民应对的是过去的不公正和横加干预终止之后的事情。“晚于”的矛盾之处在于，总有后来的。如果后来的源源不断，那我们就想知道——甚至需要知道——什么是先来的，有先才能有后。
当然，说殖民主义早已寿终正寝是完全不真实的。殖民主义继续存在，但也许不是按它原来的方式。我们现在常用的术语是“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应对的是殖民活动那些依然存在的作用方式。因此后殖民主义直接与政治、国家和种族相关联。国家自身是个有争议的概念，可这个概念又引出身份和主体性的问题。一个人如何在时空中定位他/她自己？个体是如何受制于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力量的？在后殖民主义的语汇里，时、空是运动的、冲突的、变动的。也许正是这种对变化的强调，把后殖民与其他后状况连接起来的。“后”既表明刻板和界定，也表明运动和流变。因为后殖民是指殖民之后的状况，许多国家也许会对此缄口不言，虽然有些人更提倡“后独立运动”的说法。只要拿出一个后殖民国家，就足以凸显后殖民的复杂性。就时间、空间、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意义来说，加拿大都例证了“‘后殖民’这个术语已经变得多么纠结和多侧面”。正如摩尔·吉尔伯特指出的，后殖民这个术语可以适用于“至少五个明显但常常重叠的语境”，分别是：从前的殖民地和中央皇权的关系(加拿大/英国)、和新贵美国的关系、它内部的冲突关系(法属魁北克和英属加拿大)、各级政府和原驻民的内部关系、国家内部老居民和新移民的关系。
当我们从国家或国际语境中的后殖民问题转到文学语境，我们遇到的是类似的复杂状况。首先，我们有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批判；前者关注的是概念和“后殖民”的能指；而后者关注的是文化生产的具体作品。其次，我们还有那些从后殖民主义角度重新解读的规范的文学作品，例如儿童文学领域对开普林和伯奈特的重新解读。我们还有那些来自遥远过去的作家，由于他们自觉面对殖民主义的压迫也可以被看作后殖民的，例如18世纪为儿童写作的托马斯·戴和为成人写作的奎格安诺(Quobna Ottobah Cugoano)。再次，我们还有来自外围的以后殖民为主题的作者创作的当代文学作品，像在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就有众多作者写的讲述本地历史和文化的书。最后，我们还有来自家族成员曾被殖民的作者写的大量后殖民文学作品，这一块很复杂，因为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南非甚至英国的作家，也许会要求认领后殖民的地位。把后殖民主义的这些表现联系在一起的，只是有些人的期望，这些人宣称自己拥有后殖民地位，是为了在文学的伦理道德中对文学进行定位。通过文学的伦理道德，我认为后殖民文学直接应对政治问题。这里的政治与身份、归属有关。我们可以把对后殖民的看法与20年前的“权力革命”联系起来。很显然，后殖民主义对各种族人民的申辩权、讲述权以及界定自己主体性的权力，都是很敏感的。
既然权力、变化、身份是后殖民主义的主题，儿童阅读的文学就成了表达这些主题的适宜场所。儿童文学的作用一直是使其读者更社会化。从后殖民的视角来看，文学让读者对社会和政治进行了质疑，并继续质疑下去。换句话说，文学从事的是意识形态的事情。鉴于殖民叙事是由“象征性实践，包括欧洲在其殖民扩张过程中使用过的文本代号、习俗和暗示意义”构成的，后殖民的叙事则是由与它性以及种族、身份和权力问题的正面遭遇所构成的。殖民叙事通过暗示发挥作用，后殖民叙事倾向通过对峙发挥作用。
例如，托马斯·金为年轻读者写的图画书《一个山狗哥伦布的故事》(威廉姆·蒙克曼绘画)。这个标题暗示了殖民或后殖民的主题。据推测哥伦布1492年“发现”了北美洲，开始了半个世纪探索、征服和殖民。山狗是个魔术师般的形象，是北美人民的“魔术的创造、传授和维护者”。书名把这两个名字串联在一起：这是一个关于哥伦布和山狗的故事。但也许这是一个关于人物两面性的故事，山狗也是哥伦布。换句话说，书名提出了混合的可能性，虽然它标志着欧洲和其他本地的两种文化。这个故事讲了神话和历史、动物与人、人与自然、新旧世界这些双生关系。一旦开始读，还会意识到其他伴生关系，像游戏与工作、男性(哥伦布)与女性(山狗)。最后，还值得注意“故事”这个词。金在他的标题里用这个词，是要陈述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这里读的“故事”，是虚构的，是混合了文字和图像建构起来的叙事，是根植于书面和口头创造中的。这个标题使我们遭遇到了欧洲白人世界与当地北美世界的冲撞，而这种冲撞又采用了虚构的形式，所以从一开始，读者就面对一个把戏、一个笑话。山狗和哥伦布结成不可能的一对分担整个故事。
标明这本书是后殖民的，是它的自我意识。在故事的文字和画面中，读者都遇到了重写历史，或说“溯写”。简单说，故事讲的是哥伦布来到我们所知的美洲。他是在去印度的路上阴差阳错跑到那里的。哥伦布找得气急败坏，他认为他找到的就是印度、那里的人就是印第安人。而且，这些“印第安人”带到欧洲将是有用的商品，所以“哥伦布抓了一大群男女老少，把他们锁进他的船里”。这些船就开走了。故事结尾卡迪尔又来了，他也是找印度的。他一来，人们带着海獭、驼鹿和乌龟，“乘上第一班火车就逃往潘提顿去了”(潘提顿是英属哥伦比亚的一个山谷)。蒙克曼的插图加强了这种欧洲人到达北美后的不愉快的暗示。他画的卡迪尔的一个随行者戴着主教冠，这象征着主教制、等级制和天主教堂也登陆到了北美。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提示我们北美作为殖民地、以及这里随之滋生的非正义的开始。哥伦布和卡迪尔的出现提醒读者，殖民活动是通过“新世界”发生的。
但金的故事又是荒谬的，它讲的不仅是断裂和非正义的历史。如果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就会发现造物者山狗。金把造物描述为“搞定世界”。山狗搞定的有：“她造了彩虹和花和云与河。她造了梅汁和午睡和指甲油与电视广告。”这部分的插图里，原住民们开着卡车跑来跑去，乌龟正抹着“指数15”的防晒霜，乌龟和青蛙、鱼一起看电视。像这样误搞时代的细节很荒唐，但也许它们也暗示了我们现在栖身的世界与从前的世界并没有极大不同。其实，我们明白山狗虽然造了这些东西，但她真正只想玩棒球。整本书里，山狗都想找人和她玩球。正如书的结尾，她满怀希望地问卡迪尔和他的随同，想不想玩球。显然这里的玩笑在于，北美人现在愿意想的是美国人的消遣，这里的美洲指代的是欧洲殖民活动演变下的美洲，这些其实都是山狗的发明。最起码这个细节让读者思考了起源，本书指棒球的起源；它也让读者考虑差异和相同。哥伦布和卡迪尔也许是文化和土地的贪婪而麻木的掠夺者，但原住民们也有错。其实是山狗也有错。事情从一开始就错了，与造物随之而来的是失衡。
还要注意到山狗，造物者，是个女性。山狗的性别也是金开的玩笑。麻烦似乎总由女人而起，而这个女人还玩起了一般认为属于男人的游戏：造物或棒球。这个关于性别的笑话又和关于种族与文化的笑话交叠在一起。最后，山狗对别人的懒惰或贪婪也不负责任了。她只想玩球，我们开始明白她的愿望里拽着的这句口头禅了。山狗想让人们玩球，她也想让她遇见的人们玩球。“玩球”是另一种表达“共处”的方式：和法律玩球，和别人玩球。山狗代表了一种与哥伦布等男性们咄咄逼人、荷枪实弹截然相反的女性的处事方式。和平共处对女性也许比男性要容易。在山狗那里，男人女人驼鹿乌龟海獭所有的都相安无事。换句话说，这本书的教训就是男人，尤其是那些最初从欧洲来的男人们，不懂得怎样玩球。
但这个山狗和她想玩球的故事怎么就是后殖民的呢？首先，金把山狗这个原住民们的魔术师置于前景，取代了随探路者们一同来到美洲的基督徒们的视角。金暗示了错位和试图同化的整个历史，同时，他重新利用了欧洲历史和神话。当他让哥伦布抓住当地人带到欧洲贩卖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奴隶制、不公正和那些宣称占有这块大陆的欧洲人的冷酷无情。通过在这段历史里调入当代消费文化，如提到电视和购物等，金暗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是多么盛行。蒙克曼在哥伦布和卡迪尔的随行人中画了猫王、朝圣者和主教。金和蒙克曼一起，展示了一个玩球已经变成玩钱的世界。对于那些欧洲中心主义的男性来说，赚钱才是最高指示。正如山狗的子民说的：“你们最好小心，否则这个世界会腐烂。”已经迟了，这个世界已经腐烂了。9·11之后，腐烂可能达到的程度比1992年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山狗保持着乐观，她最后说的，也是这本书的结尾，是：“也许你想玩球。”金和蒙克曼提出的借助文化和市场行为进行开发、征服、殖民的问题，他们肯定有自己的政治动机。当地人“牵着海獭、驼鹿和乌龟”逃往潘提顿，令人想起所谓少数民族的边缘化。
后殖民主义直接应对边缘化的问题和其历史，但它这样做的背景是基于前被殖民者对自己身份的日益明晰和自信。像《关于山狗哥伦布的故事》这样的书，在殖民地人民感到独立和强盛、并进而从这种文化背景下诞生身份政治学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托马斯·金作为一位在非本土环境中工作的本土作家，依然能安心地对身边环境的强势群体作出叙事的批判。书里把哥伦布、卡迪尔以及他们各自的随同形容为“衣服怪怪的怪人”。在这个故事里，“它性”是这些欧洲人的特点。蒙克曼的插图强调了这点，他让当地人穿着我们今天穿的衣服，而让那些欧洲人穿着半老式戏装半今日演出服的奇异服装。而且，欧洲人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看上去很旧。我们可以推测欧洲的服装样式和做法已经多么过时。这些人也许有钱环球旅行和把别人关起来，但他们破破烂烂的衣服暗示了他们实际多么贫困。
《关于山狗哥伦布的故事》从原住民角度展开叙事，这样的角度并不是称一本书为后殖民的绝对因素。有些后殖民的书关注的是海外移民的经历，或者第一代或者他们的后代。被迫者的活动(如奴隶)和虽然自愿但迫于无奈者的活动(如雇佣工、难民等)，是殖民主义的形式。思考海外移民意味着什么，则表示了后殖民对种族和身份的关注。比如，艾柔·劳埃德的《河流漫漫》(1995年)讲的就是一个离开牙买加到英国的女孩，她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这片陌生土地的经历。马林·菲利普的《哈瑞特的女儿》(1988年)涉及的则是加拿大的加勒比移民。其他作品应对的则是其他种族人的海外经历，但所有这些描述的共通之处都是抗争，错位或移位的人们对变迁、排斥、种族主义和文化共生等方面的抗争。这些书倾力描写的抗争，并不是为了维持一种文化身份。正如雷·周说的，书写海外移民意味着作家开始“不是保存、而是探讨他们的文化身份”。通常这种探讨意味着作家必须找回消散的历史，所以我们有强调北美的非洲人、加勒比人和亚洲人的后殖民叙事。在加拿大，华裔加拿大作家波尔·叶一再光顾文化交叉背景下身份的主题。
海外移民者的经历不同于另一种后殖民的经历：新独立国家的人民抗争。菲斯伟恩·艾姆普的小说《欢迎来我们的眉山》(2001年)，从书名就点出了所有权。这本书里的南非人民与种族隔离后的仇外斗、与艾滋病斗、与暴力斗。
维柯托·阮姆雷曾谴责过后殖民主义不介入当地和个人。他宣称：“后殖民主义没有令人信服地包括进，比如，亚洲和非洲原英属殖民地的成千上万人，他们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对英帝国的更迭有很强免疫力。”在阮姆雷看来，后殖民主义范围很有限，因为它只聚焦“帝国和殖民地日渐衰微的碰撞”。没错，许多后殖民批判很感兴趣光顾西方的文学传统，以便纠正其欧洲中心视野下的失衡。在聚焦帝国和殖民地的冲突方面，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很相像，后者很感兴趣光复那些湮没的女性作家并梳理出若干世纪前文学中的性别冲突。那么女性和后殖民批判都对具体的现实很感兴趣；他们希望强调压迫和不公正的主题。摩尔·吉尔伯特说得比我清楚：后殖民主义“要专注于各种文化形式，这些文化形式协调、挑战或者反映了国家、民族及文化之间的控制与从属的关系——经济的，文化的或政治的各个方面；它们的特点是，根植于现代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另一个特点是，在当今新殖民主义时代继续显在。”
《欢迎来我们的眉山》是后殖民的，不只因为它的政治化的后殖民背景，还因为它指出了“种族、国家、帝国、移民等问题的相互关系。”(摩尔·吉尔伯特)艾姆普的小说带我们走入了有时被称为“英语写成的世界文学”，许多后殖民书写也确实是从曾与大英帝国有联系的国家衍生出来的。P·O·费欧斯的《英语写就的尼日利亚儿童文学》(1995年)和埃尔温·简金斯的《太阳的孩童：南非儿童文学作家与主题精选》就是有趣的对照。二者都记载了他们各自国家的民间故事，但他们对儿童文学作家的描述有着极大不同：简金斯给人的印象是南非的作家主要是白人，虽然他确实抓住了种族主义的难题；费欧斯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只聚焦黑人作家，虽然她明显表现出正统英国虚构文学的影响，这是尼日利亚的儿童多少年来一直在读的。我们对这两个地方的殖民主义史与童书的关系还需要更全面的描述。我们需要这类历史性的记载，因为殖民话语并不就是过去时了，后殖民话语并没有完全清除有些人内心的近视。
例如最近由维克托·沃森编纂的《英语童书剑桥导读》(2001年)，其中“童书中的美洲原住民”词条断言，美国和加拿大的原住民性质相同；在“出版与出版商”的长篇文章里，澳大利亚与加拿大本土的出版社均未提及。另一本2002年的《儿童文学导读》也表现出这种“帝国”思维的顽强。它的视角不只是“以盎格鲁为中心的”，而且似乎在辩白伯纳特的《秘密花园》是“反帝国主义的”。作者忽视了伯纳特并没有直接接触过印度，但她把那里描写为病疫和贫瘠之地，与英国的健康富饶相对照。这里需要英国的好药，不适宜抚养孩子，因此《秘密花园》里的小主人公玛丽才很痛苦。
后殖民主义让我们第一次重新审视儿童文学早期的许多作品。米茨·迈尔斯在玛丽亚·艾之华斯的儿童故事中发现了殖民主义的精神特质。开普林和哈格达也在接受后殖民审查。我们可以把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思考追溯到18世纪中期。在约翰·纽百利的《漂亮的袖珍书》(1744年)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关英国殖民和奴隶贸易的诗篇了。儿童文学作家威廉姆·布莱克、托马斯·戴、安·巴宝德的作品里都反映出对殖民做法不公正的意识。
无疑儿童读物的历史将揭示出其对殖民活动的一再强调。揭示儿童文学中殖民和新殖民的意味对那些关心文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效果的人来说，将是很有益处的。我们全被卷入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或与之共谋，我们不需要读后殖民作品也知道，意识形态即使在那些“呼应或唤醒人类共通性的思绪与情感”的文学作品里也在发挥作用。那么，后殖民的问题就不是出自它对生命问题的忽视，或者它对不同文化间人类经历的忽视，而是在于它假设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后殖民评论都享有同等的文学权利。在后殖民研究中理论统治着评论，而又没有单独的后殖民理论存在。但后殖民主义得益于一系列理论话语，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新历史主义。
那些在殖民范式和童年之间看到联系的人，也许会发现，拉康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模式。他的真实域、想象域和象征域的三和弦，提供给我们一种解释人类何以顽固不化的坚持殖民活动的方式。真实域是我们由之而来的“至上的家”，如果我们相信华兹华绥的“暗示颂”；真实域只是幽暗的并一直在黯淡下去的记忆的残片，但它足以强大到为其魅力和曾经的存在留下线索。因此，我们怀着希望想返回这个真实域，在时间空间上我们虔诚怀念这个“大他”者。当我们进入想象域这个镜像阶段，我们的希望得到回应，我们看见自己的欲求被折射出来。这个“小他”变成得到“大他”召唤的保证。我们期望我们看见的就是外物，但我们看见的作为外物的只是我们自身的某一方面，也即我们的想象域，难以捉摸、想象而来、没有实体。我们想控制这个“小他”，所以没有实体的附身于现实的“他者”。控制就是现在的问题所在，为了给我们控制的必要资本，我们进入第三象征域这第三阶段。语言由此介入。我们试图通过使用语言控制事物。儿童用秘密语言构造他们自己的词语和乐趣，难道不是奇迹？语言对后殖民作家如此重要，难道不是奇迹？例如赛恩苟(Nguri wa Thiongo)在他的作品里致力于“语言学的非殖民化”，艾姆普的文章《南非的语言政策和非洲语言出版业》，对他国家出版业的语言压制非常警惕。语言构成象征域，这个论争与控制之地。通过语言人类试图获得他们所渴望的，这样通过想象域又回归到了真实域。正如拉康透彻地指出，欲望的满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停努力让外物尽量符合我们想象的满足感。因此儿童既是欲念的客体，又是我们理想之物的喻体，还是变形为我们自认之物的客体。换句话说，我们既理想化儿童又抛弃他们。我们想成为他们，想让他们成为我们。这不也是殖民的状况？殖民者统治和疏离殖民地，同时感到被他的统治对象所吸引。
布拉福德(Bradford)在两个方面反对把儿童和殖民地人民进行类比：第一，她指出“儿童文学的作者自己也曾是儿童，所以他们为其写作的儿童并不完全是‘他者’”；第二，把儿童和殖民地人民进行的类比，“在文本是由殖民地作家为殖民者儿童所创作的时候，就彻底崩溃了，因为这些文本中的小殖民者们代表的是‘我们’而非殖民地人民的‘他们’。”按拉康的看法，第一，不管我们把谁想象成“大他”，都不会完全等同于“小他”。也就是说，不管何时我们假定了一个“大他”，我们都会假定外在于我们的那个“小他”是我们想象的折射，而我们的想象绝不会完全外在于我们自己或完全成为“小他”。第二，文本是由一系列作家为一系列读者创作的。当殖民地作家(如伯纳特和开普林)为他们的孩子写作时，他们正在质询这些孩子。换句话说，通过向读者进行灌输以使其认可殖民活动，他们已经参与了殖民活动。当作家们鼓励那些殖民对象接受其在殖民体系中的位置和既有殖民体系，这些殖民者们的作用绝不可小视。区别只在于，当读者是殖民者们的儿童时，他们是要长大成为殖民者的；而加勒比、非洲或其他殖民地人民的儿童，是应该长不大的。然而，后殖民国家的历史说明了，这些国家可能不会成长到反过来也进行殖民，但它们确实发展为独立国家。
但拉康的范式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它性与自我紧密相连。对于拉康的主体来说，欲念不懈地追求满足。必要的不完满的欲念常常导致对人生的悲观叙述，个体或国族将其作为持久的抗争手段，以掌握他们的想象域，也就是掌握他们认为想要的，而他们想要的就是他们视为“小他”的自我投射。然而，如果我们能正视“大他”是综合体，如果我们的想象域是集体性的而非单个的，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条道路摆脱只见自我的悲观的陷阱。由特立尼达-加拿大作家艾斯皮涅特(Ramabai Espinet)创作的图画书《斯巴迪纳公主：多伦多的故事》，讲了三个全叫克劳迪亚的女孩，她们的想象域是彼此的综合体。这三个克劳迪亚代表三个移民群体：意大利人、中国人(来自香港)、印地安黑人，她们一起组成了巨人一般的斯巴迪纳公主，就可以阻止抢劫、干其他神奇的事。每个女孩都想这个公主，他们想象出来的公主就能让每个人都变强大。以警察和店主为代表的法律之父，也得靠三个女孩的帮助。这个故事暗示了想象出的“大他”也许能实现。故事结尾，公主“抖落镣铐，穿着大鞋大步向前走去”。这双鞋让我们想起灰姑娘，但她现在已经变成自己的仙女教母，充满信心地向前走去。拉康的主体总是复合体，总是不完整的，但总是前进着的。
后殖民主义是继往但更是开来的。后殖民的研究很重要，完全是因为我们明白过去会顽固地重复自身，而后殖民则是不停向前的。儿童文学教给我们，成长并不终止于某一阶段，那儿童也绝不会停止在父亲的法律之下寻找自我。我们对儿童和贱民等主体的隐喻理应得到不断投射，因为为了寻找一种相对自由宽松的状态，后殖民的姿态从不会停止其精神抗争。
(本文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张浩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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